《老子注》又称《老子道德经注》《道德真经注》，是由魏晋三国时期魏国的王弼所撰写的阐述玄学理论的书籍。该书分上下两篇，"道"篇在前，"德"篇在后，共八十一章。

《老子注》是魏晋时期玄学重要的代表作，阐述了“以无为本”“崇本息末”的玄学“贵无”论思想，同时在书中对老子的“有生于无”思想和教育思想也有发展改造。《老子注》一书中多虚词，拥有魏晋玄谈之风，后人多认为苏辙、陆希声等属此一脉。《老子注》也是诸多《老子》古注中最著名的一个，既是老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玄学理论的奠基之作。《老子注》的流传版本有很多，但较为完整且流传广的为孙矿本、道藏本与张之象本，其余各本均是以这三个本为底本。

中原地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余敦康曾评价王弼《老子注》：“既同于《老子》，又不同于《老子》。就其同者言之，是一种继承，就其不同者言之，则是一种发展。王弼在《老子注》中把这二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提高了蕴含于《老子》原文中的整体观的层次，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值得仿效的解释学的典范。”

王弼（226年-249年）字辅嗣，山阳郡（今河南省焦作市）人。古代著名玄学家，魏晋时期玄学代表人物之一。王弼少年时即享有盛名，喜好老庄，曾于正始年间任尚书郎，正始十年（249年），曹爽被杀，其受到牵连被免，同年秋秋天遭疾而亡，年仅24岁。

王弼认为，“道者天之称”（道是天的称谓），天地虽大，“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指无心而为，万物自生自化）。认识上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当人们得到概念的时候，就已经忘记了作为概念的象。当人们记住作为概念的象的时候，就已经忘记作为概念的象的具体的物化了的概念形式）的思想。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等。

王弼综合儒道，借用、吸收了老庄思想，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以新的玄学代替当时逐渐失势的汉儒学经学。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将中国思想史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毅先生曾评价王弼说：“王弼在哲学上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虽然他像流星一样匆匆闪过，只生活了23个春秋，却以其不可思议的天才智慧之光，照亮了整个时代，指明了魏晋玄学的理论航向。”

汉代自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士族势力逐渐壮大，对内削平诸侯王的割据，对外发动战争，扩大疆土，以及封禅泰山、祭黄河等，但由于道家受到过分排斥，社会矛盾得不到有效的调解，阶级矛盾加剧。至东汉末年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围绕皇权展开的外戚、宦官、士族官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中央政权因此衰落不堪，社会危机深化。人民群众苦难深重，无法照旧生活下去，受着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还有许多的农民流离失所。并且在当时还还经常发生各种自然灾害，以及疫病，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其中黄巾农民起义军挥起原始道教的旗帜，利用道书的理论来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以上的各种因素酿成了西汉中期以后直到魏晋时代的社会动乱与割据战争。人们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重新审视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政策，重新思考儒道关系，企图找一个新的指导思想。

王弼《老子注》形成于汉魏之际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学术转向时期。两汉的神学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附会发挥即以所谓的"注经"和"讲经"形式发展起来的。随着东汉王权的落幕，没有了官爵利禄作诱饵其传播途径也因此断绝。曹魏之时，统治者为巩固政治统治，重振纲常名教，转而怀念汉初之黄老之治，如此就形成了儒学与道、名、法等思想合流的情况。魏武帝曹操实施的名法之治政治策略，在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弊端，为了改变名法之治的弊端，调和各个阶层的矛盾，重建正常的封建秩序，在探讨中道儒结合的思想态势变得日益凸显，传统经学也逐渐向道儒结合的玄学转变，玄学很快成为社会主要思潮。

王弼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拥有丰富的家中藏书，为王弼的学习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后蔡邕《论衡》《道德经》等珍贵藏书传入其家中，对少年王弼的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且其未弱冠之时就接触到如孔老之辨、圣人是否有情等当时最前沿的理论话题，构成其思想发展的重要助力。后又因两次错失黄门侍郎一职对王弼政治生命和为学心态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成为其学术思想发展转折的关键。在当时兼治《易》《老》风气的影响成长起来的许多文人或钟爱《易》《老》，或兼注《易》《老》其中也包括王弼。王弼《老子注》在此玄学的背景下产生，其成书时间约为正始四至五年（243年-244年），王弼为《老子》作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冲突。

《老子注》是王弼对《老子》一书的注疏，除第三十一章、第六十六章无标注外，对其它章节都做了注疏。分上下两篇，"道"篇在前，"德"篇在后，共八十一章。王弼在对《老子》注疏时并未完全忠于老子思想，在《老子注》中王弼将《老子》一书中的“道”解为“无”解，还把《老子》的“无”释为宇宙的本体；同时在注疏中王弼还将儒家思想与老子哲学进行结合，从根本上调和了道儒关系。

王弼《老子注》道经篇注释了《老子》道经篇中的内容，主要阐明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和道家思想，对老子的核心思想和哲学观点进行逐一注解，分析老子文章的含义和背后的思想内涵，对“道”在个人的德行、精气、欲望、言行与行为、信仰，以及自然运转、国家治理等方面的体现进行了阐述；王弼在《老子注》中肯定了《老子》中的“道”，并指出“道”既是万物之本源，还是万物之本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道”有同等概念的“无”；同时王弼还认为“道”已经是可言之称中之极大，但是“道”只是称谓，并不是一个名，王弼在第二十五章注中说“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即便是语言中之最大的“道”也无法涵括大道的所有范围。王弼通过名称之辨，将老子对“玄之又玄”和“域”的使用提示出来。

王弼《老子注》德经篇注释了《老子》德经篇中的内容，在此篇之中，在开篇中对《老子》中上德、下德、仁、义、礼的轻重缓急进行了阐述，以及对《老子》中人心人性的规律进行了阐述，对“下士”之类的浅薄者进行驳斥、批评；揭露了人性的贪婪，认为停止欲望，天下才能清正；最后则是“有为”之治与“无为”之治之间区别的论述，认为治国应采取“无为”而治。在注释《老子》中的本末思想时王弼用母子的关系来区别本末；在对老子“无为”思想的阐发时，王弼从民与万物的角度来强调王之无为，在第七十五章注中：“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乱，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从上也。”王弼认为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不在民而在于处于上位的王，王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到百姓的行为。

《老子注》又称《老子道德真经注》《玄言新记道德》《集注老子》等。《老子注》版本有四库本，道藏本，古佚丛书仿唐卷子本，聚珍板丛书本，杭州市小聚珍本，江苏省小聚珍本，中立四子本六子本，二十二子本，百子本，孙老庄合刻本，四部备要本，浙江书局覆刻华亭张姓本，浙江图书馆覆刻浙局本，闵齐级刊本，日本明和考订本，日本亭保刊本。馆覆刻浙局本，闵齐级刊本，日本明和考订本，日本亭保刊本。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王弼集校释》（楼宇烈著）对王弼《老子注》作了详细校勘。各朝代存本标名虽然不同，但其内容并无区别，只有或为二卷、或为四卷之差。但较为完整且流传广的为孙鑛本、道藏本与张之象本。其余各本均是以这三个本为底本。

孙鑛本《老子注》存于孙鑛评点的《老庄合刻》中。日本多流行孙鑛本，有享保本和明和本两种，享保阜谷东本是明代孙鑛的老庄合刻本的复刻，错误较多。享保本题有“老子道德经”或“道德经王弼注”或封面直接无文。卷首列河上公序，序后连道德真经上篇，注单行以别经，分章，卷末有晁跋，无熊跋。有的享保刊本另附蓝书补写熊跋。明和刊本题“王注老子道德经”，右题濡水宇先生考订，卷首列濡水明和己丑冬十月刻老子王注序，序后有宇佐及其子图章，后记有东江平鳞书，后有平鳞及其子图章。经注直书不分，经大字，注小字。此版本更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如后刊行的阜谷东赟本即是以孙鑛本为底本，日本的姚井台鹿、服部南郭、古屋夕阳等考订或评论者，也是均为孙鑛本。

道藏本明正统道藏得字号内。不分上下篇，共有四卷，首章至第二十章为卷一，二十一至三十七章为卷二，三十八至五十八为卷三，五十九至末章为卷四。经注直书不分，经大字，注小字，无篇名，不标明章次。此本是明朝出现最早的刻本，王葆玹在《玄学通论》中对此版本评价道“道藏本脱讹较少，堪为上品”；后刘国钧以道藏本为底本，与杭刻聚珍本相校，又补以道藏靡字号《道德真经集注》校对，衍生出《刘国钧本》。

张本道德经注收于《三经晋注》中，除王弼《老子注》外，另有王弼《周易注》和郭象《庄子注》。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从第1章至第37章，用河上公章名，如“体道第一”“为政第三十七”。下篇从第38章至第81章，亦用河上公章名，如“论德第三十八”“显质第八十一”。经大字，注小字，经文、部分注文页栏上有刻注，为诸名家评点老子晋注。以上三本中以张之象本的影响最大，后以此本经校订后衍生出四库本、武英殿聚珍本、四部备要本，诸子集成，浙江书局本、古逸丛书本等。

《老子注》中王弼着重于发挥老子的"有生于无"的思想，并对老子思想进行创造性发展，提出了“以无为本”“崇本息（举）末”的玄学“贵无”论思想。

“以无为本”来自于《道德经》之中的“道”。与老子强调“无为有之始，有从无中生”的宇宙生成论不同的是，王弼更加关注的是“有”、“无”何者为本、何者为末的问题；王弼“以无为本”的主张带有本体论的色彩。王弼在《老子注》中认为“无”是根本，且“无”是“似无实有”的“无”，是万物存在的根据。“无”没有任何特定的属性，是万物的本源。所以“各返其所始也”。也就是说万物复归于“无”，“无”产生了万物，万物又复归于它，体现的是本体层面的“无”生“有”的思想，即天下万物因无而产生。而“以无为本”的本体之“本”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无为”。王弼认为以无为为事，不言为教，也称之为“以道治国”。以这种方式治理国家，不仅能够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也能因为其无事而取天下。

“崇本息末”是王弼在“以无为本”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含义即凡物只有符合于道，才能有最正常的存在和最有意义的生活，所以人在认识和处理道与万事万物的关系上要尊崇道的地位，将道放在万有之上而不是放在万有之下。在哲学上，王弼把本末关系看成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崇本息末”不是说只要本体，不要现象，而是说本体比现象更为重要，具有统帅的地位与作用。

在《老子注》中王弼用母子的关系来区别本末，“母”指的是始成万物，无以名言的宗主，它是无形无名的；“子”指的是由母长养育而成的有形有名的万物。即“本”是“末”的原体，通过“本”可以统驭“末”。“崇本息末”中的“崇”是指重视、崇尚，因此“崇本”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是要人们重视和崇尚宇宙、自然，而“息”的意思不是说要去除“末”而是指在“崇本”的基本上让“末”得以生息。王弼将以前视为“本”的范畴的事物降为“末”的层次，在此之上重申“道”本的重要地位。也就是说，正确地保持对“本”的尊崇，并能做到守与无执，那么以本为根据的“末”也就能够自然达到和谐的状态。“崇本举末”思想是在“崇本息末”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崇本举末”其真实内涵所体现的是一种“以德治国”的理念，末”是指统治者自身应“崇本”要做到“简朴”，然后遵循社会伦理道德，心存善念的去治理国。

王弼研究《老子》与其他注疏家不同，在王弼《老子注》之前，大致有两种注解方法即喻解法和章句法。喻解法采用譬喻的形式，举例印证《道德经》的部分文字，并借此以展示自己的思想。章句法是给《老子》每章冠以章名才并在注释经典的同时展示自己的解释。而王弼使用的是“崇本息末”的方法来注解老子，抛弃了前人“废大体，务碎义”的注解方式，“删划浮辞，艾除烦重”。他不拘泥于《老子》原文，避开章句训的执著，直接切入义理的阐发。王弼在注疏时还会标明主语、宾语以及逻辑和语法的关联，以及指出有待解释的部分与《老子》其他部分结构上的平行关系。

 王弼《老子注》以八十一章本流传下来。第三十一和六十六章无注。据宋代的记载，王弼认为第三十一章是伪造的，他的这种怀疑精神是以前老注没有表现过的批判态度，而对于第六十六章王弼认为没有注疏的必要。在王弼注的各种传承下来的版本中，注释都以插入文本的形式。有的每章的注释加在此章的结尾，或者直接把他的注释插在对应部分之下。王弼将《老子》的七十九章分割为总共约403个有待注释的陈述。在注疏中有不下146处，是对《老子》的句子（或一个片断）的重复，注释以“故”“故曰”“故云”或“故谓”等表达归属。除此之外还有30处采用了正文的关键词，但在文本中加入了解释性的材料。目的是让读者在细致分析之后对原句的再解读，依据给出的解释做些逻辑性的添加。

王弼在注解《道德经》的时候，他能够从形而上学探讨宇宙的根源，也能从本体论角度对宇宙论进行解释，进而将二者结合贯彻到现实生活的价值层面，将思辨与生活联系起来。他从当时社会实践的迫切需要出发，并结合自己对老子哲学的理解，创造性地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基本原理，并用“无”代替了原本“道”的位置，并用玄学思想中的“无”重新为《老子》建立了更系统的玄学唯心主义体系，具有很明显的时代特征。同时王弼还注重对义理的阐发，对一些章节的重点侧重体现出他着力于对文意的串讲和对名理的辨析。最后，王弼也并没有完全抛弃老子思想的“末”的部分。在注解这些部分的时候，王弼致力于句意的梳理，在这个过程中也汇对某些字词给出解释。

王弼《老子注》是第一部系统地阐述玄学理论的著作，标志着哲学由宇宙论向本体论，由神学向思辨哲学的转变。王弼以注解的形式，一方面继承了《道德经》崇尚自然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改造了《老子》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把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创造性地解释为本末不离的体用关系，从而在理论上打破了道儒间的对立状态，从根本上调和了道儒关系，王弼结合道家基本观念和儒家思想，创造了儒道结合的玄学。在当时其《老子注》已成为注老的权威，刘宋齐梁陈都曾将《老子注》立于官学。《老子》在魏晋玄学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与王弼的注解有着重要的关系。王弼关于对有无关系的本体论的论证和对名教与自然这一玄学主题的讨论，对后来玄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贵无"论哲学对魏晋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

老子的思想学说在中国哲学发展中之所以能够取得与儒家思想并立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通过王弼对老子思想的阐述而实现的。《老子注》中所表达的某些思想观念和方法，对当代社会生活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他的宇宙观中包含有宇宙和谐和万物平等的观念，以及"崇本息末"等主张。在众多老子注版本中，王弼老子注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具代表性、最有体系性、最有影响力的版本，原因在于它深得老子“崇本息末”思想的精髓。王弼《老子注》不仅是后世《老子》的通行版本，而且是研究《老子》最重要的版本。

王弼在《老子注》中将《老子》的“贵道”的哲学解释成“贵无”的哲学，影响了张载、王夫之、孔颖达等一批大哲学家，如孔颖达认为“虚无”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后世总将佛老连称，并称为虚无哲学，这都是受王弼影响的结果。在宋时明理学两派因对道家诸子的接受有所不同，其中“理学派”受到《道德经》和王弼的影响较深。王弼《老子注》在开创了一个新文体的同时也开创了一代新学风，形成了一场新的文章变革，给中原地区传统的文章带来了新气象，其后世程颐的《伊川易传》、苏轼的《东坡易传》、宋咸《法言注》，乃至于清代焦循《孟子章句》，都受到了王弼注疏体文的影响。并且在王弼《老子注》之后的《老子》注疏中都或多或少受到其影响。

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余敦康曾在其著作《魏晋玄学史》中指出王弼老注“既同于《道德经》，又不同于《老子》。就其同者言之，是一种继承，就其不同者言之，则是一种发展。王弼在《老子注》中把这二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提高了蕴含于《老子》原文中的整体观的层次，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值得仿效的解释学的典范。”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客座教授刘笑敢在其著作《诠释与定向》中说道“王弼《老子注》称之为‘顺向型诠释’的代表作，即在不违背原著基本方向的前提下，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

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曾在其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照这里所说的，何晏、王弼也祖述老庄，这是不确切的。他们二人并不讲《庄子》，嵇康、阮籍才开始讲《庄子》。”

中原地区国学大师汤用彤曾在《魏晋玄学论稿》中评价“王弼注《老》而阐贵无之学。向、郭释《庄》而有崇有之论。”

民国国学大师刘师培曾在《老子补》评论说：“《老子》传于今者，文莫古于唐景龙碑，注莫古于王弼，次则《释文》所详异字，唐、宋各类书所引异文，亦多古本。然王弼以前本书讹脱已多，弼注又疏于估，古欲绎旧文故谊，必求诸东周、秦汉之书。”

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瓦格纳在《王弼\u003c老子注\u003e研究》中说道“王弼的著述表现了中国最好的注释家超凡的分析精审性和哲学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