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盛况空前的群众性爱国音乐运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在抗日救亡运动时期，在音乐领域发起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爱国歌曲歌咏活动。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和成立歌咏团体，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在这一时期的群众性游行示威过程中，人们都歌唱抗日救亡歌曲来鼓舞斗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犯华北，国民党政府声言“先安内，后攘外”，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救亡运动。随着救亡运动的发展，群众的爱国歌唱活动逐渐展开。1934年下半年，聂耳创作了《毕业歌》、《前进歌》、《自卫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通过电影和戏剧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左派音乐运动的参加者，在思想上、组织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左翼文学、戏剧、电影工作相配合，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音乐活动：

为左翼影剧和群众救亡歌咏活动创作歌曲

自1933年起，聂耳、任光、贺绿汀、张曙、吕骥、冼星海等，先后为《母性之光》、《渔光曲》、《大路》、《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船家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壮志凌云》、《夜半歌声》等影片和《扬子江暴风雨》《回春之曲》《复活》、《放下你的鞭子》等戏剧，写作了一系列歌曲；1935年后，他们和周巍峙孙慎麦新孟波等更多的作曲家，为群众性的救亡歌咏写作了大批歌曲。其中以《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中华民族不会亡》、《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保卫国土》、《游击队歌》等为代表的鼓舞人民抗日救亡斗争的歌曲，具有广泛的群众影响。反映30年代工农群众苦难生活和走向革命的歌曲，如《码头工人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新女性》、《摇船歌》、《车夫曲》、《拉犁歌》、《搬夫曲》等，是“五四”以来的专业创作中，第一批把觉醒中的工农群众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来表现的音乐作品。还有为电影、戏剧中各种人物写作的独唱抒情歌曲，如《渔光曲》、《铁蹄下的歌女》、《春天里》、 《新编“九一八”小调》、《夜半歌声》等，则从各个侧面反映了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苦难遭遇和思想感情，表现了他们对斗争道路和光明前景的追求。这些歌曲的音乐语言通俗生动，风格明快有力，结构短小精悍，常采用战斗性的进行曲、劳动歌曲和富于激情的大众化的抒情歌曲形式。由于这些歌曲的问世，树立了中国革命音乐创作的战斗传统，开创了具有革命的时代精神和大众化、民族化特点的专业音乐创作的崭新局面。

传播革命音乐和开展救亡歌咏活动

左派音乐家响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出的“到工厂、到农村、到战场上、到被压迫群众当中去”的号召（“左联”执行委员会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1930年8月），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以各种方式寻找接近和深入群众的机会。当时，聂耳、张曙、吕骥、孙慎、麦新、孟波、冼星海、吉联抗以及1935年 5月成立的业余合唱团的许多成员，都先后深入到工人夜校、城市郊区和农村、大中学校和市民群众中，通过教唱革命歌曲、讲授音乐知识和组织歌咏活动等方式，了解群众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众化歌曲创作的实践。这是中原地区的革命音乐家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最早尝试。

团结音乐界爱国民主力量和扩大进步音乐阵线

为了冲破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在更大范围内传播革命音乐，组织起广大的进步音乐队伍，左派音乐工作者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如：在瞿秋白的亲自过问下,任光、安娥、聂耳等在EMI集团和联华影业公司任职期间，将大批进步歌曲通过唱片和影片，推向全国；同时还组织起百代国乐队、百代新声会、联华声乐团等，扩大了左翼音乐活动在社会上的影响。又如:1935年春，通过左翼电影小组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邀请赵元任和黄自同贺绿汀、吕骥合作，共同为进步影片《都市风光》罐头音乐（赵元任作主题歌《西洋镜歌》；黄自作片头音乐《都市风光幻想曲》；贺绿汀作全片配乐；吕骥任乐队指挥),取得很大成功。1936年成立的词曲作者联谊会，争取了更多的词曲作家加入创作抗日救亡歌曲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