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恺(1922—2015年2月14日)别名朱林，鲁耕。回族，左权县人。擅长版画。1938年先后在太行山新华日报、胜利报、中共太行区党委、八路军第129师及野战军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并在前方鲁艺任教务干部，1942年在晋绥边区文联、晋绥日报等处工作。参与创办大众美术社。1950年后任荣宝斋总经理、党委书记。多年从事美术出版、编辑领导工作。作品有年画《锄头与枪杆》等。

侯恺，一九二二年五月生于山西省辽县。一九三八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O年起担任荣宝斋党委书记兼经理，直至一九八五年离休，是荣宝斋历史上任职最长的经理之一。在本期刊筹备期间，编辑访问了侯老。热心的老人向我们谈起了荣宝斋的发展历程，今将这些宝贵资料刊出，使大家对"荣宝斋"这个百年老店有更多感性认识。

首都北京确实有一家叫"荣宝斋"，但不是一份杂志、出版物的书名，而是一家专营书画艺术品的经济实体、直属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的企业机构。

荣宝斋的历史比较久远，堪称老字号。它创业于清代康熙，原名叫"松竹斋"。因连年亏损，债台高筑，东家为逃避债务，采取了偷梁换柱的手段，于一八九四年（甲午，光绪二十年）更名为"荣宝斋"，至今也百余年了。

解放前，该号主营"文房四宝"，通称为南纸店，兼营中国传统文玩字画，并在店外组合了承印"诗笺"、"信笺"之类文化用品（大不盈尺，手工木版水色印刷），服务于当时的文人墨客。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经鲁迅、郑振铎两先生搜集编成的"北平笺谱"和"石竹斋笺谱"，委托荣宝斋组织加工复印。是谱复制出版后，在当时的文人墨客中影响深广，以至波及海外，从此荣宝斋的声名大振。但是由于当时军阀混战，后来又有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该店已行将倒闭，濒于破产边缘，虽然苟延残喘勉强维持到解放前夕，但实在是业不抵债，员工被陆续遣散，已等于停业关张。

新中国成立后，该店负责经理其事者王仁山先生看到许多商号纷纷走向公私合营的道理，于是便也四出奔走呼吁求救。虽然到处碰壁――因为许多单位皆不知他们从事的是什么行业――但事有凑巧，碰到了郑振铎先生。郑先生与荣宝斋素有旧交，当时又任国家文物局长，便协助他寻救于国家出版总署。可是就在这时候，该号因难以维持，已将大部人员遣散，店铺用房也打算抵押给师范大学充做宿舍。在和出版总署最后一天洽谈时，师大要求一定要在当天十二点以前签定，否则下午二时即和师范大学签约，店铺用房就卖给师大了：当然从此也就没有荣宝斋这一号了。在这关键时刻，出版总署负责同志毅然决定投资接办。这已经是一九五O年的五月份了。但在当时这一行业的公私合营荣宝斋还是最早的一家。

随即组成班子，办理了合营合约签字，派遣侯恺任经理，王仁山为副经理，组成有私方参加的党、政、工、团领导机构，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木印科的人员和荣宝斋合并一起，共有员工八十余人，当即开始整顿业务，修缮营业用房，选定鲁迅先生冥诞十月十九日为重张吉日。为和旧荣宝斋区别，请郭（沫若）老重新题写了"荣宝斋新记"匾额。

荣宝斋得以保留了。但其原来经营的商品业务，在解放初期，和当时的社会生活现实是极不合拍的，已失去了它的服务对象，必须更新。那么既是出版总署接办，当以出版为主，兼营原有书画及其用品业务。可是出版选编什么，又以什么形式出版呢？确实是十分茫然。郑振铎先生是很了解过去的荣宝斋的，他建设：是不是应把曾用"版拱花"印刷诗笺的那一套技法捡拾起来，印刷新题材内容的作品。看法一致后，他还具体帮助联系选稿等工作，首先选编了敦煌壁画。接着我们又进一步研究了木版水印反映的性能，因为它善于表现印制水墨淋漓的作品，便特约齐白石老先生按照我们编辑设定的规格要求创作绘制了册页一部。这部册页印制出版后，效果颇佳。时隔不久，徐悲鸿先生拿来他的一副奔马。他说，原作要送给一位英国朋友，因为他自己也喜欢这幅奔马，如能用木版水印复制下来，可作为一件副本保存。商定可以试试。他亲自到车间指导试制，并把原画误笔处经过勾刻加以修正。样张印制出来后，徐先生看了非常满意。他说既然印了，又印制得这样好，可以当作商品，如有人愿买，我可以在上面题字署名。不过他仅亲自署名若干幅，因数量很大，当然是题不过来的，不得不将徐先生的题字署名一并刻印在复制品上。此外当然也旁及其他作品复制印刷出版，但就品种数量而言，首推齐、徐作品。他们二位的作品种类皆在数十种，印量逾万，故在书画艺术界圈内的同仁们戏说"荣宝斋是靠齐、徐起家的"。

我们进一步研究了木版水印技法，譬如，它由初起仅能印制盈尺小幅、色彩浅淡的诗笺、信笺之类，也可以试验印制大张巨幅重彩作品。后来试印了齐白石先生的八尺整纸巨幅水墨"蕉下鸣蛙"图、徐悲鸿先生的巨幅"群马"和"雄鹰"图等。这些巨幅复制品很快面世了，赢得各方赞许。进而又考虑到，既然可以印制现代作品，不妨也可以试试印制古代作品，便首先选印了清代华岩的一幅花鸟巨作。这幅古旧作品印制出样张以后，送给叶圣陶副署长审定。他看了以后十分惊讶，张挂在他的客厅壁上，来访的朋友还以为他在收藏古旧字画。当说明是印刷品时，他们十分感叹。很快叶老就在当时的《新观察》上发表了一篇介绍推荐文章，对荣宝斋来说当然是一种勉励，证明采用这种印刷方法，古代作品也是可以复制的。不过古代作品多为绢本，于是又鼓起勇气试印了一幅长卷，绢本，唐朝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取得了成功。购买、欣赏者的评价是：完全可以乱真。接着复制了南唐顾闳中的绢本"韩熙载夜宴图"、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绢本长卷。至于其他宋、元画册及中小幅的历代书画作品选题繁多。这些书画复制品问世后，大家都感到新鲜，颇得各方好评，销行很广。国内保证供应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学术研究团体及个人爱好者外，到六十年代初已销行四十八个国家和地区，从而也招来了许多国家的社会名流、部长、将军，直至国家元首和兄弟党的领导人物。在"雪泥鸿爪"的留言簿上可以看到，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历史悠久伟大，一千多年前的艺术已经发展到那样高的水平；再加之这种印刷方法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所以认为参观荣宝斋是同时欣赏了两门艺术。终日来访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还有许多国家的专家及画家们，久驻荣宝斋具体操作实习。诸如：朝鲜、越南、巴西、瑞典、英、德等国家，有的人员在这里住达一年以上。的确是红红火火，故有书画圈子内的同仁戏称：荣宝斋是首都八景之一。

那么，荣宝斋为什么能如此快速地发展？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吸收人才；二是原材料的供应。当时四出发现，招聘人才，前后招聘到具有相当绘画能力和有一定鉴定水平的二十多人，如当代著名书画家董寿平就是于一九五二年在西城区劳动局招聘来的。同时还经劳动局和教育局，陆续推荐介绍来初、高中学生，皆培训成勾、刻、印、裱的技术人才二百余人，共同肩负这一事业不断提高和发展的重任；再一点就是原材料的充分供应，诸如宣纸、绢帛、锦缎、各种颜料、印泥等，这些原材料都是特制的。为此于五十年代初，即请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轻工局扶持恢复宣纸生产。国家拨给专门培植高秆稻的土地，发动群众大力培杆黄檀，修缮扩建厂房等等。请求轻工业部派遣专家多次长期驻厂研究改进宣纸生产；中华全国总工会有一名经溥心畬、张大千培养起来的织造仿宋、元画绢的专家，调来荣宝斋专门织绢；组织苏州宋锦厂专门供应装帧所用的宋锦及各种装潢锦缎，请沈从文提供样品图案；组织苏州姜思序堂专门研究制造各种绘画颜料等等。这些原材料除供应复制印刷使用外，并充分供应各地书画家们使用。

提到社会上的书画家们，欲把他们团结在荣宝斋的周围，这又是一项重要的业务。首先要为他们提供上好的书画用品。故经常组织书画家们与制做书画用品的厂家见面座谈，当面提出要求和意见，随时测试他们的产品，力争满足书画家创作所需的用品要求。这么做的目的在于调动书画家们的积极因素、繁荣创作，以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发展的文化生活需求。为此，一般两三个月即邀请在京书画家们座谈交流；如遇外埠进京参加会议的书画家们即邀集大型的交流座谈，此外还经常向收藏家借阅他们的藏品，和荣宝斋自藏的古代名家作品一道举办观摩展览，以供研究、借鉴、参考。如黄胄就承认自己受益匪浅。再则组织笔会，亦即以文会友。在笔会中经常同时邀请一部分酷爱书画艺术的老首长参观，使他们有机会在荣宝斋和书画家们相遇，促膝谈心。经常被邀请的书画家很多，如李苦禅、王雪涛、胡佩衡及外埠的金陵、岭南、海派、浙派、关东、关西等地多方面的书画家；收藏家如张伯驹、张效彬及外埠收藏家；经常来参观的领导，如郭老、沈老（钧儒）、齐燕铭、夏衍、邓拓、朱老总、陈老总、萧劲光、傅钟、肖华及很多上将、中将等，以及民主人士李济深、陈叔通、张奚若、何香凝（廖公陪她来）、邓宝珊等许多人，真是一处以文会友的好场合。大家聚在一起，谈笑风生，好不热闹。再一项就是张挂、介绍、推荐、销售书画家的原作，并经常将当代书画家的原作和木版水印复制品，除在国内各大城市展售外，更多的是在国外展销。"文革"前已行销四十八个国家和地区。通过这些活动，荣宝斋和书画家们的关系融洽了，互相支持共同努力来发展这一事业。

为发展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很多中央领导同志给予荣宝斋极大的关怀和支持，如薄一波指示有关部门为荣宝斋储备宣纸五百吨并拨了专款，使其存放五年以上，经多年氧化以后，画家使用就更得心应手。

为给书画家们提供研究考虑资料，提高荣宝斋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齐燕铭同导批示拨巨款用于购买名贵书画资料（也为国家集聚了一批艺术财富）。陆续收购到宋、元、明、清历代名人名作千余件。在收购这方面，北京市委邓拓同志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解决生产营业用房困难问题时，万里同志责成市有关同志一一帮助给予解决。许多领导同志抽空来荣宝斋和书画家们交谈，还帮助我们做了很多具体事情。如郭老为我们题字并向社会人士题字不计其数外，还书写"百花齐放"诗词一百首。我们就用他的原字制版，设计成大型册页，请于非闇、田世光、俞致贞三位创作绘制了花卉一百幅，全用木版水印复制出版，该画集出版面世后，的确是书画并茂，颇得海内外人士好评。又如陈毅同志，除经常为我们题字外，还为我们的出版物撰写序言等；再如何香凝、廖公为我们选题，帮助我们鉴定书画等等。总之为发展这一事业，很多领导同志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事例太多，不一一细说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全体职工的努力，荣宝斋怎可能得到如此快速发展呢？

当然也经历了不少的曲折和困难。如在接办初起，也正处于解放初期，方针、方向亦不明确。其困难之大，实在是不堪想象，曾几度处于行将停业解散、连职工一日三餐都难得到保障的地步。经常不开张，或营业额寥寥，不得已每天到天桥买点现成的面条煮煮，既是汤，又算菜，煮一锅小米饭，大伙围坐共餐。直到亚太和平会议后始有好转。经过二三年的摸索，荣宝斋的方针方向渐渐明确起来，在萨空了副署长的直接帮助指导下，定为：以古代传统印刷方针印刷出版祖国历代书画名作；组织团结当代书画家繁荣创作；以满足国内外日益发展的文化生活需要；对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外增进国际文化交流。方针方向逐步明确了，使这一事业逐步走向稳定和发展，否则所作不知何来，势必被社会淘汰。

2015年2月14日中午12点50分，在北京南城万明路家中，被誉为“民间故宫掌门人”的荣宝斋老经理侯恺，安静地走完了自己93年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