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鼎英（1888—1976），号伯雄，新化县人，国民革命军中将，著名的抗日将领。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留学，初入东京弘文学院，三十一年考入东京振武学校，加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12月，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宣统三年五月毕业。归国后，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任炮兵教官。同年秋，武昌起义，约同士官同学30多人南下，参加汉阳作战。后在岳州镇守府司令部任参谋，兼教练科长。南北议和后，调陆军部当科员，从事炮兵典令及兵学书刊等编译。1917年，再次赴日留学，先后入陆军炮工学校、野战炮兵射击学校，毕业后在东京大学造兵科从事研究。曾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部长，1921年春，他在湘军中任职。1923年，谭延阎奉孙中山令入湘讨伐赵恒惕，方鼎英代行讨伐贼军第一军军长职务，后方鼎英又随谭延阎到广东省，平定陈炯明叛乱，战后，方鼎英还受到了孙中山的嘉奖。后来他进行诸多军事教育改革，替北伐军提供了无数精兵。1930年，他在上海创办《怒潮》月刊，宣扬“内战是自杀政策”，“力反内战以对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率部在东北地区坚决抵抗。抗战胜利后，他与李济深、章士钊联系，从事反内战活动，并在湖南省从事和平自救迎接解放的工作，赞助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热心于两岸统一，1976年在长沙市去世。

方鼎英（1888—1976），号伯雄，湖南新化县时雍团（今圳上镇）人——传说中的中国古代战神蚩尤的故里。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留学，初入东京弘文学院，三十一年考入东京振武学校，加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12月，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宣统三年五月毕业。归国后，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任炮兵教官。同年秋，武昌起义，约同士官同学30多人南下，参加汉阳作战。后在岳州镇守府司令部任参谋，兼教练科长。南北议和后，调陆军部当科员，从事炮兵典令及兵学书刊等编译。1917年，再次赴日留学，先后入陆军炮工学校、野战炮兵射击学校，毕业后在东京大学造兵科从事研究。

他与曾两度留学日本的蒋介石是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知道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的一些糗事。当时蒋介石十分崇拜明代学者王守仁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哲学，他以王阳明的名言“大中至正”，改名为蒋中正。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将所居“草山”改为“阳明山”，几乎到了“一生低首拜阳明”的地步，他曾在其《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一文中这样写道：“我最初就很得益于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的心传，王阳明的《王阳明先生传习录》阐明‘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学做事的根本。”但蒋介石当年学习的《王阳明传习录》是他在就读的日本学校图书室借来的，此后一直没有归还。同学都半真半假地说蒋介石是“偷书”，蒋介石却戏谑说：“偷书不算贼。”可方鼎英却说：“做贼从偷瓜起，偷书也是贼！少时窃书，长大则窃国！”他认为，哪怕是“偷书”贪便宜这样的小事，也是绝对不能做的。

他曾指挥部队参加过多次战斗，并以英勇善战而闻名。

1923年(民国12年)，孙中山命湘军组织讨贼军讨伐湘督赵恒惕，方鼎英代理军长，在湘江西岸与敌军激战三十余日，终于挽回危局。旋又奉孙中山命，平陈炯明叛乱，解广州市之危。

1925年（民国14年）起，先后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教育长、代校长等职，危难时，掩护共产党人离校，保护了革命力量。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为打击北洋军阀发动北伐战争之时，38岁的方鼎英已是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代理教育长、特别党部监察委员兵器研究处处长，负责新生的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和普通科学的补习等。

在北伐战争打响前夕，方鼎英主动请缨参与北伐的要求被身为黄埔军校校长兼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婉拒，蒋委之以黄埔军校代校长兼代教育长。

有一个东北地区籍的学生被录取在黄埔军校炮兵科，他的父亲到南方做生意时顺路到黄埔军校看望儿子，见儿子正在搬运笨重的炮弹，心疼儿子。便找到代校长方鼎英，递上一千元银票，请求将儿子换一个兵种。方鼎英哈哈一笑，将银票推开，说：“您老进校门时看到了大门上的对联了没有？上联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是‘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是‘革命者来’。您儿子既然入了此门，就是不怕死的革命者，何惧累一点？如果您怕累着了儿子，就将儿子领回去，随你经商发财去！”一席话说得这位父亲无地自容，悄悄收起钱走了。

基于出众的军事素质和强烈的军人责任感，方鼎英向蒋介石进言：“第一军自周恩来先生退出政治部主任后，政治工作涣散，军心有所懈怠，大敌当前，敌军总兵力约七十万，恐难操胜券。”然而，统率第一军的何应钦却不以为然。结果不出方鼎英所料，第一军及蒋介石嫡系王柏龄率领的教导师在与孙传芳部作战中几乎全军覆没。

不能在战场上杀敌立功的方鼎英找到了为北伐战争出力的途径。他大胆进行军事教育改革，为北伐军输送精兵强将。

他根据各部队的作战需要，增设了特种兵班，改变了黄埔军校单一培养步兵初级军官的格局，并逐步将军校仅有的步兵一科发展到步、骑、炮、工、及军事专科等科。另外，为培养优秀军事人才，他提高学生录取标准，提高兵源质量，同时大量延揽军事教育人才。

方鼎英在主政黄埔军校期间，为北伐前线输送了两批共5000多名训练有素的学生军。

1926年10月，方鼎英精心培养的黄埔第四期毕业生即将奔赴北伐前线时举行了一次野营演习，他亲自参加，3昼夜未休息。而在黄埔第四期学生毕业典礼当天，方鼎英因操劳过度而咯血不止，最终导致声音嘶哑两三年。

对于这段经历，方鼎英后来在其自传《我的一生》中写道：“这是我办黄埔军校第四期永远难忘的纪念。”

身在黄埔的方鼎英，时刻牵挂北伐前线的战事。他时常电呈前线，为将士们出谋划策。例如，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和长沙分校的开办，就是方鼎英的意见。此举旨在为北伐军的扩充和延揽人才创造条件。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四处捕杀共产党员，致使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中途夭折。同情共产党的方鼎英对此极为反感。同年9月，方鼎英离开黄埔军校。后来他参与了抗战救国事业。

1927年(民国16年)秋，历任暂编第十三军军长、四十六军军长、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西征军第一路总指挥等军事要职后，深感内战频仍，民无宁日，乃离开军队幽居上海市。抗日时期，力主抗日，曾出任第九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方和徐谦、朱蕴山等联合组成抗日会，联系各界人士团结抗日，秘密发行《晨曦》、《怒潮》等刊物，从事救亡宣传。“七七事变”之后，方出任第九战区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抗战胜利后，与李济深、章士钊联系，从事反内战活动，并在湖南省从事和平自救迎接解放的工作，赞助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

解放后，方历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参加室主任、司法厅厅长、湖南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民革湖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76年，在长沙市逝世，终年88岁。

方鼎英生于1888年4月7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8期炮科、日本东京陆军炮工学校、日本千叶野战炮兵射击学校毕业。

1909年加入同盟会

1911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教官，同年秋参加辛亥革命，后任岳阳镇守使府参谋处长兼教练科长，1914年任北京政府陆军部中校科员，1917年再赴日本学习军事，曾在日本东京大学造兵科从事研究工作.

1921年回国任湖南陆军第1师参谋长，7月任援鄂军总指挥部参谋长.

1923年8月任湖南讨贼军第1军参谋长、代军长.

1924年4月任湘军第1军军长兼1师师长，同年底任北伐军特遣军总指挥。

1925年8月任湘军整理处副监、湖南陆军讲武堂驻粤帮办，10月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

1926年4月兼代黄埔军校教育长，7月任黄埔军校代校长兼兵器研究处处长，并兼任黄埔要塞司令。

1927年9月辞职，10月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3军军长，12月任广州政治分会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8年3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任第46军军长，5月兼任津浦路运输总指挥，参加二次北伐，不久任第1集团军第3军团总指挥，7月任第1集团军第10师师长兼28旅旅长。

1929年3月任讨逆军第1路右翼军副司令兼追击司令，参加蒋桂战争，10月任西征军第1路总指挥兼第44师师长，参加蒋冯战争，12月请假隐居上海.。

1930年4月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组织“革命同志会”力主抗日。

1933年冬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参与策划福建事变，反蒋失败后在香港居住，西安事变后回到南京。

1938年任第9战区战地党政分会副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任湖南省参议会参议员，在湖南致力于和平民主活动.

1948年在湖南与中共取得联系，组织“迎解军”策动国民党军起义。

1949年8月参加湖南和平起义。

1976年6月1日在长沙市病逝。

方鼎英将军之子方定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父亲心系北伐，忧国忧民，痛恨北洋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方鼎英墓在新化县圳上镇方家村的虎形山，有一座特殊的墓庐，弯弯的半月形墓墙，中央耸立一座塔式墓碑，墓后青松挺拔，墓前花草铺地，这就是著名爱国将领方鼎英的墓葬。1981年，省政府协助其子女将其骨灰由长沙移送老家，归葬于新化县圳上镇方家村虎形山。

方鼎英在世时，关心家乡教育事业，早年在圳上创办大熊中学，着力培养人才，提高民众素质。1999年，由省、市外事办联系，滋贺县资助，其子女及家乡各界人士合力在原址修建“鼎英湘滋友好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