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战役发生于1932年2月4日至3月8日，是指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为攻取国民党军驻守的江西赣州而发动的一场城市攻坚战。

1931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中国国民党内部的争斗，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地区全面后撤，国民党方面无力发动新的“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在革命形式的有利发展之下，中共新成立了以博古等人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并进一步发展了以时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中共临时中央认为，中国工农红军应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下，夺取一两个中心或次要城市。而赣州市位于赣、闽、湘、粤四省的交通要道，红军攻克赣州后，即可将湘赣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遂多次指示工农红军攻打赣州。虽然毛泽东认为红军的装备技术落后，反对贸然进攻。但是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还是在1932年1月10日发布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和红4军团攻打赣州，并以江西军区和闽西军区的6个独立师辅助作战。

从2月4日开始，红军攻城部队与阻援部队先后进抵赣州外围，开始修筑工事，完成对赣州的合围。守卫赣州的国民党守军第12师第34旅旅长马昆随即收缩兵力，组织军队以及民团、警察队等武装共一万余人，一面死守城池，一面发电向蒋介石告急求援。2月13日至23日间，中国工农红军先后三次发起攻城战斗，均因城防坚固，未能攻克。3月4日，红7军以坑道爆破的方法炸开了城东门，但在国民党军的反扑之下未能破城，反而遭到很大伤亡。3月5日，罗卓英所率中国国民党增援部队第11师与第14师已抵达赣州城外，并秘密挖掘坑道，部署突袭攻城红军。3月7日凌晨，就在红军准备进行再次爆破攻城之际，国民党援军兵分三路从城内外夹击攻城红军，红军因为攻城疲惫又疏于防范，陷于被动。直到3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率红5军团第13军增援，攻城部队之围才被解除，并于当日撤围赣州。

在赣州战役中，中国工农红军以1.4万人的兵力，伤亡3000余人的代价，历时33天未能攻下赣州城，以被迫撤围告终。经过赣州战役的失败，红军不仅遭到很大伤亡，耗费了苏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苏区面临严重的财政紧张和物资短缺困难，同时也丧失了利用当时有利形势充分发动群众，扩大队伍以巩固、扩张苏区的宝贵时间，还在政治上缓和了广东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而后红军反“围剿”作战增添了新的难度。朱德则认为，中共中央被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头脑，放弃游击战术，转而直接攻打大城市才是赣州战役的失败原因。

1931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中国国民党内部的争斗，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地区全面后撤，已无力向红军发动新的“围剿”。与此同时，因时任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的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仍对中共中央实行指导，中共新成立了以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正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其苏维埃政权版图迅速扩张至于都县、长汀县、会昌县、石城县等地。在这种形势之下，时为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王明起草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指出苏区的党和红军应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或次要城市。以博古等人为代表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则在王明的影响之下，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于12月4日发表《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多次指示攻取位于赣、闽、湘、粤四省的交通要道的赣州，以将湘赣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同年12月14日，驻宁都县的国民党第26路军共1.7万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等人的策动下发动起义，而后该部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这一形势的发展，再次激起中共中央的乐观情绪。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向苏区中央局发出了“急攻赣州市”的命令，企图先攻赣州，再顺赣江而下，夺取吉安市、樟树市、南昌市等中心城市，将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根据地同中央根据地联系起来，争取江西省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市就此召开讨论会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少数领导人持反对意见，认为中国工农红军的装备技术落后，不宜马上攻打赣州，应向中国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弱而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但这一观点被批判为“游击主义”。由于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多数同志还是赞成攻打赣州市。

赣州位于赣江上游，地处贡水与章江两江的交汇之处，三面环水，唯有南面是陆地，在地理位置上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就有“铁赣州”之称。同时赣州也是赣南的商业、文化、政治中心，位于赣、闽、湘、粤四省的交通咽喉。红军若是攻克赣州不仅有利于发展赣南各县，还能将湘赣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以巩固后方。国民革命军为了控制这一战略要地，在高大坚固的赣州城墙周围修筑了密集的防御工事。赣州市城内不仅驻有国民党金汉鼎所部第12师第34旅，还集结了各地地主武装。另外，在赣州市以北不远的峡江县、吉安市、万安县等地驻有蒋介石的嫡系陈诚所部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可以随时增援；在赣州南面粤、赣边境的大余县、南雄市、韶关市一带，还有粤军部队驻守。在此之前，中国工农红军与地方武装虽然多次围攻赣州，但均以失败告终。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和红4军团为主作战军，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负责攻城；以江西军区和闽西军区的6个独立师为支作战军，由时任江西军区司令员的陈毅担任指挥，负责消灭根据地内的地主武装，巩固扩大根据地，并打击增援赣州市的国民党军以配合主作战军作战。具体部署为：主作战军方面以红3军团担任攻城，并以坑道队、爆破队和炮兵队配合辅助攻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为监视部队和地方工作部队，其中配置第10、第11、第12师于南康区、新城、杨眉寺等地，阻击可能增援赣州的粤军，并在各地发动群众，建立军事交通；第13师则在塘江及其以北地区监视、截击可能从赣州以北溃逃的守城部队。支作战军方面分别以江西军区独立第2师在澄江桥、独立第3师在筠门岭镇、独立第4师在广昌城各地附近游击、警戒；独立第5师在万安西北牵制该地国民党军，并控制赣江交通；独立第6师则在信丰城附近担任军区预备队；闽西军区独立第7师分别向武平县、永定区方向游击，并加强与江西军区独立第2、第3师的协同。此外，红3、红12、红16军和红5军团则负责牵制与机动任务。

在赣州战役中，中国国民党在赣州的守军为江西“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直接指挥的第12师第34旅马昆部（下辖2个团及1个独立连），共计3000余人。城内另有赣州市17县地主武装17个大队，约5000余人组成的17县的民团指挥部，由龙南市地主武装首领萧昇犀指挥，加上警察队、商民自卫团等武装，守军共计约1.3万人。此外，在赣州以北的吉安县、安福、峡江县地区驻有蒋介石嫡系陈诚所部第18军第11、第14、第43、第52师和万安县地区的第28师；在赣州以南的赣粤边境大余县、南雄市、始兴县、仁化县地区驻有粤军余汉谋第1军指挥的第1、第2师、独立第1、第2旅等10多个团。赣州一旦遭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攻击，蒋、粤两军均可随时增援。

1932年1月中旬，彭德怀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和红4军分别由会昌县和石城县向赣州地区开进。2月4日，红3军团先头部队第7军进抵赣州东南郊的天竺山与白云山，主力部队至6日抵达城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进至南康区附近，一部进至塘江，该军于开进途中在新城一带歼灭增援赣州的粤军独立第1旅第3团大部，俘粤军300余人。同时，支作战军各部依照命令已进至指定作战地区。为加强对南雄市方面粤军的警戒，红3军主力于2月17日由于都县、宁都县进抵信丰县。守卫赣州市的国民党守军第12师第34旅旅长马昆侦得中国工农红军抵达赣州，一面拆毁外围工事，收缩兵力入城固守，一面发电报向蒋介石告急求援。红军趁机占领城外阵地，准备攻城，部署为：以红7军攻打东门，红3军团第2师攻打南门，红3军团第1师攻打西门，独立第3师渡过章江占领水西街附近制高点，控制北门。彼时中国国民党方面的守城部署为：第67团守东门、小南门、建春门；第68团守南门、西津门；各县民团大队分别协同守城。

南京方面的蒋介石收到马昆的求援电报后，曾批示吉安市方向的国民党军队增援解围，务必守住赣州城。但当时正值“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内忧外困，蒋介石为此十分焦虑，一度打算放弃江西省。2月中旬，蒋介石致电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表示如果局势紧张，可放弃对江西境内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并要求“围剿”红军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撤退到赣东地区，避免被红军多方牵制。但是蒋介石放弃江西的主张，遭到了熊式辉的强烈反对。2月18日，熊式辉与江西“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在给蒋介石的回电中表示，如果将主力调至赣东，主动撤去在江西地区的防务，国民党军将有反被红军剿灭的风险。然而，蒋介石在20日给熊式辉等人的回电中却指出赣州市的红军已经不是现下的国民党军所能“剿清”，表示要将国民党第18军与第6、第10、第83各师调往赣东，并在不得已之时弃守赣江两岸。而熊式辉没有被蒋介石说服，还是强硬要求中国国民党方面抽调部队援助。在其坚持之下，加之当时淞沪战事已经接近尾声，蒋介石最终没有放弃江西省，还是同意抽调吉安县方向的国民党军向赣州方向增援。

2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选择在西南城角开始第一次攻城尝试，攻城红军在机关枪火力掩护下架设云梯，从各处城内国民党守军发起猛攻，但每一次都遭到其密集火力的阻击，被迫撤回。彭德怀于是改变战法，令红7军以坑道爆破攻城。时任红7军军长的张云逸于是下令组织了爆破队与攻城先锋队攻城。2月17日，红军炸塌了东门城墙，但由于城墙外倒，埋伏在城外的突击部队200余人全部牺牲，攻城再次失败。2月23日，红军在赣州西门、南门和东门用棺材炮又发动了连续3次爆破，炸塌城墙数段，但仍然未能攻入城内，双方伤亡很大。当晚，彭德怀、滕代远电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出“攻城希望很小”，要求撤军，但未获批准。中国工农红军多次爆破攻城失败后，红7军军长张云逸又以姜茂生为爆破队队长，第55团团长黄勉昌为前线指挥，再次组织爆破攻城。与此同时，国民党江西“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令陈诚所部国民党第11师与第14师前往增援赣州国民党守军，并以第11师师长罗卓英为前敌指挥。至2月29日，中国国民党援军进抵赣州市西北郊，并在北门外架起浮桥。马昆与罗卓英取得联系后，二人商议决定缩小阵地，增兵进城，内外夹攻攻城中国工农红军，解赣州之围。随后罗卓英派出一个工兵营入城，并以一部人马包抄中国工农红军侧面。

3月1日，中革军委将总部移至赣州前线，并发布《围攻赣州的训令》，称赣州附近建立的诸多红色政权已将赣州围困于苏区之中，红军不仅能攻下赣州，还能消灭来援的国民革命军，进而夺取吉安县。此外，中革军委还增调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参战，要求坚决夺取赣州市。3月2日，罗卓英为解赣州之围，决定主动出击。为减少出击时的伤亡，他亲率国民党第11师第32旅和第31旅第63团在西门南侧100米处至南门西侧300米处挖掘坑道3条，作为出击的通道。彭德怀、滕代远则于3月4日向红3军团全体指战员下达了再度攻城的作战指令。红军总政治部也在当日发布《告红军战士书》。中国工农红军在此号召之下再次发起攻城战斗。当天，红7军用 3 个大棺材炮炸开了东门外城墙20多米，为攻城红军打开了进攻缺口，并随即发动猛烈冲锋，但因队伍中有叛徒告密，守城的马昆已预先用沙包土袋在距离城内50米处筑起了第二道防御工事。红军连续四次发起冲锋，与守军激战将近4小时，仍然难以攻入城内，由于伤亡较大，红军不得不撤出战斗。同日，主攻西门和南门的部队均因坑道积水，数次引爆炸药未能成功。

3月5日晚，就在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再次攻打赣州市时，国民党军援军的两个团架设浮桥，偷渡入城，并暗中在城墙打洞。3月7日凌晨，就在红军准备进行再次爆破攻城之际，国民党军兵分三路向攻城的红军阵地发起突袭。时任红1师政委的黄克诚听到枪声后，急忙让师长侯中英前往指挥部队，自率通信班在百米开外的一个隐蔽处重设了师部指挥所，并紧急联络军团司令部，请求撤退。但是军团参谋长邓萍拒绝了黄克诚的请求。黄克诚于是让师参谋长江华瑶族自治县先率直属部队撤至南门以东的山上。由于当时红3团内部一名军官叛变，暴露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部署。国民革命军很快挖通通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的坑道，打到了第1师师部，并包抄到爆破队之后。彼时红军因为攻城疲惫，又疏于防范，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第2团团长曾春鉴，政治委员方强在黄克诚的组织下，紧急率部反击，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直到3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率红5军团第13军赶到赣州市增援，重创偷袭的中国国民党军，红军攻城部队之围才被解除，但此时国民党的援军也继续向赣州靠近，攻破赣州已无可能。中革军委于是下令让中国工农红军撤围赣州。

赣州战役从1932年2月4日至3月8日，历时33天，以红军攻城失败，撤离赣州告终。在此战中，红军伤亡3000余人。其中，红4军第17师政治委员张赤男，红5军团第13军第37师政治委员欧阳曙等十名师团干部牺牲，红3军团第1师师长侯中英被中国国民党俘虏之后遭到杀害。

在赣州战役中，红军不仅没有攻破赣州城，反而经此第一次世界大战遭到很大伤亡。与此同时，赣州战役的失利，让红军面临严峻的粮食问题。为此，在中国工农红军于1932年3月分为两路活动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以东路军入闽作战，筹措经费。同年4月，红1、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先后攻克龙岩，占领漳州，在当地筹得了100万元以上的经费，才终于缓解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困难问题，巩固了红军在闽西的根据地。

彭德怀在个人自述中表示，在赣州战役中，红军没有在国民党军队援军增援时积极打援，是导致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朱德在个人回忆录中认为，中共中央是被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才放弃游击战术，转而直接发动赣州战役，攻打大城市。

毛泽东评价，在当时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形势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应举起抗日民族革命旗帜，适时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卖国阴谋和发动内战的反动实质，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而攻打赣州市，非但没有利用“一二八”事变在政治上打击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反而给蒋介石蓄谋已久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找了借口。

关于赣州战役的失败，《中央苏区简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等书籍以及《赣州战役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启示》一文中均有相关研究，其失败原因总结如下：

其一，赣州战役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做了错误估计，对敌我强弱缺乏客观认识，既高估了国民党的危机，也高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实力，进而导致提出了不符合苏区与革命实际的“城市中心论”战役指导思想，认为可以“在近期内达到一省首先胜利的目的”。

其二，赣州战役在战略指导方针上违背了战略上持久，战役战斗上速决；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战斗上以多胜少，保存自己等重要原则毛泽东军事思想。

其三，赣州战役中在战术上连续运用失误，一方面在没有明察守军决心与兵力的情况下，贸然进攻，一方面在兵力使用上不够集中，在攻城过程中也没有将攻城与打援的兵力配备得当。

由于当时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尚未完全贯彻，因此中国工农红军在攻打赣州的同时，并未放弃巩固苏区的工作。相反地，却利用当时敌人在赣州市兵力空虚之机，发展了信丰县、南康区、上犹县、崇义县、遂川县等县的工作，争取了这些地区的工农群众。建立了许多红色政权，发展了地方党组织，增编了红军独立第八师，扩大了红军，使湘赣革命根据地与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了较好的联系，这对贯通中央苏区仍然具有其积极作用。此外，赣州战役也是红军关于城市攻坚战的一次尝试，此战也让红军各兵团之间取得了协同作战的经验。

赣州战役在给中国工农红军造成很大伤亡的同时，耗费了苏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苏区面临严重的财政紧张和物资短缺困难，同时也使中共丧失了利用当时有利形势充分发动群众，扩大队伍以巩固、扩张苏区的宝贵时间。此外，赣州战役的失败在政治上反而缓和了广东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而后红军反“围剿”作战增添了新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