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汉谋（1896年9月21日—1981年12月27日），字幄奇，广东高要（今肇庆西门正街）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

1916年，余汉谋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皖系段祺瑞的边防军，在曲同丰师任步兵排长。直皖战争皖系战败后，边防军解散，余汉谋转投粤军，历任连长、营长等职，期间主要跟随粤系将领陈济棠，并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粤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余汉谋升任第三十一团团长，率部参与国民革命军东征。国民军北伐期间，余汉谋留守广东省，巩固北伐大后方。1928年，余汉谋出任第四军第一师师长，驻防家乡肇庆市，期间乘机编练部队，建设家乡。次年起参与粤桂战争，并率军攻入广西桂系地盘。

1931年，陈济棠参与武力反蒋，余汉谋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军长，后因“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而终止，双方恢复和平局面，余汉谋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次年起，余汉谋奉命参与蒋介石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兼任江西第六绥靖司令，进驻赣州市地区，与红军作战，多次被红军部队击溃。1936年，陈济棠联和桂系再次反蒋，余汉谋参与其中，后在部下的劝说下放弃反蒋，转而投靠蒋介石，受到蒋介石的欢迎。同年，余汉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省绥靖主任，率军进驻广东，驱逐陈济棠出粤，并接管了陈济棠在广东的军权。

1938年，日军进犯广东，余汉谋基本未作抵抗，致使大亚湾、惠州、广州市等地在十余天内接连陷落，余汉谋被广州人民讥讽“余汉无谋”。事后，蒋介石免去余汉谋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职衔。次年，中日双方展开粤北战役，余汉谋率部参与作战，接连取得两次粤北战役的胜利，余汉谋的声誉开始得到恢复。但1945年，日军再次进犯粤北，余汉谋只做了两天抵抗便又再次撤退。解放战争期间，余汉谋晋升二级陆军上将，改任州绥靖主任，警卫浙赣铁路。1948年，被委任为南京陆军总司令，但未有作为，后又于次年改任广东绥靖主任、华南军政长官。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余汉谋率残部败走海南省。海南岛解放后，余汉谋逃至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后晋陆军一级上将。1981年12月27日，余汉谋因喉癌在台北市去世。终年八十五岁。

1896年9月21日，余汉谋出生于广东高要县（今肇庆西门正街）。余汉谋的父亲余云樵是清末武秀才，曾任广东罗定县守备，去职后经营小本盐业，民国后所业失败，便赋闲在家。其母邝姓是家庭妇女。

余家因子女众多，家境贫苦。已经出嫁的四姐余淑贤，见弟弟余汉谋想读书，父亲却拿不出钱，便答应出钱供余汉谋读书。余汉谋6岁入私塾，9岁在肇庆城西门正街图始小学读书。1910年，余汉谋考入广东广东陆军小学堂第四期。

1916年，余汉谋在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就读时，加入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后转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8年，余汉谋毕业后被分配到皖系军阀段祺瑞的边防军曲同丰师任步兵排长。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军战败，随后段祺瑞解散边防军，余汉谋便回到广东省在粤军任职。当时正值粤军由闽回粤驱逐了旧桂军，孙中山先后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兵援桂、北伐，以发展国民革命力量。与此同时，余汉谋也在粤军中崭露头角。

余汉谋初任粤军第三师连长，继升营长，曾参加援桂战争及讨伐陈炯明的西路战役。后因"江防事变"，粤军第三师被沈鸿英勒令缴械，余汉谋亦去职。1923年4月，余汉谋由广东宪兵司令部参谋长转任粤军第一师步兵第二旅司令部主任参谋，在该旅长陈济棠手下任职。次年1月，余汉谋调至该旅第三团任营长。在团长邓演达的影响下，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信奉三民主义，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余汉谋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职期间，参加过讨代沈鸿英的北江、西江战役；进攻东江陈炯明叛军战役；支援李（宗仁）黄（绍）收拾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战争；以及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变之役。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市成立。随即驻粤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粤军第一师于9月扩编为第四军，第二旅扩编为第十一师，第三团改编为三十一团，余汉谋升任团长。之后，余汉谋率部参与第二次东征，接着又参与南征战役。广东省统一后，余汉谋率部驻防高雷地区，绥靖地方。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以后，他兼任该地区的警备司令。在任期间，余汉谋在发展地方交通事业、改善治安情况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地方人士的称颂和广东军政当局的嘉许。

1926年，余汉谋升任第十一师副师长。两年后，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的李济深回粤复职，余汉谋升任第十一师师长，率部调驻肇庆市。该地是余汉谋的家乡，于是他在此编练部队，肃清土匪，改进行政基层组织，修筑公路，改良城镇。

1929年，蒋桂矛盾爆发，蒋介石认为李济深是桂系“首领”，便将李济深关押在南京。余汉谋与徐景唐、香翰屏、陈章甫等将领均主张武力营救李济深，但被陈济棠制止。不久后，陈济棠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与拥蒋的省主席陈铭枢分治广东，此时余汉谋任编遣后第一旅旅长。随后在蒋桂战争中失利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与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便倾全桂之军进攻广东，拥戴李济深的国民党第五军军长徐景唐也举兵响应。陈济棠动员粤军与桂军作战，余汉谋奉命率军在北江西岸阻击桂军。

战事爆发后，素与陈济棠争权的陈铭枢为了搞垮陈济棠，便捏造余汉谋暗中勾结徐景唐反蒋，并准备驱逐陈济棠与陈铭枢，连电向蒋介石告密。陈济棠信以为真，接蒋电后扣押余汉谋。余汉谋被扣后前方军心动摇，粤军节节败退，代理旅长李扬敬致电陈济棠，请他派余汉谋回前方督战。陈济棠收电后命余汉谋即刻到前线，以参谋长名义指挥各部，率军反击。随后桂军溃退，撤回广西壮族自治区，粤桂战争结束。

同年9月，张发奎第四军宣布反蒋，随后与李宗仁、白崇禧相结合，于11月进犯广东省，战败后被粤军驱回广西，余汉谋便率三个师长直入广西腹地。此时余汉谋任第二纵队司令，纵横桂东县、桂南，成为陈济棠的左右手。

1931年，陈济棠与胡派首脑古应芬联合，驱逐了亲蒋的陈铭枢，取得广东政权，公开反蒋。5月27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另组一个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余汉谋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军长，驻防粤北，准备入赣浙讨蒋。随后“九一八事变”发生，民众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全国政党在表面上复归统一。同年冬，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余汉谋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蒋介石命陈济棠派兵协同“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和苏维埃中央苏区，余汉谋被蒋介石任命兼江西第六绥靖司令，于4月率军进驻赣州市，执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计划。入赣以后，余汉谋以固守为主，保存实力，在大余县、新城、南康区等地修筑城防工事，兴建各县公路与堡，对苏区进行包围和封锁。

同年7月，余汉谋见红军彭德怀部向横石井方向移动，怕红军会袭击大余，于是急电第一师师长李振球寻求援助。李振球进军大余途中遭红军袭击，双方展开激战。余汉谋为确保大余，命军队向大余撤退。红军紧追不舍，在大余对余汉谋军猛攻，屡攻不下后主动后撤至赣江东岸。

中国工农红军退走后，余汉谋请陈济棠拨第二军第四师张枚新部归隶指挥，进驻信丰县。同年秋，红军彭德怀部向新城进军，威胁大余，而且红军林彪部也有向新城方向急进的模样。于是，余汉谋立即命李振球率部赶回大余，在主力红军向南雄市、大余进逼之时命陈章回城固守，并分电广州市和南京，请求派兵支援，随即蒋介石指派周至柔军前去援助，粤军第二师香翰屏也率军赶赴南雄救援。三日后，陈枚新军在水口墟受到红军大部队袭击，张师仓促应战，急电余汉谋派兵驰援。次日陈旅赶到参战，战至第五日下午，陈旅不支，于是向南雄方向溃逃，南雄水口战役也随之结束。

水口战役后的第四天援军才陆续赶到，此时中国工农红军早已返回苏区。之后蒋介石多次调集大军围攻红军，余汉谋部承担阻击任务，但仅有小部队接触，未发生较大战斗。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命余汉谋追击，余汉谋为保存实力，令第一师回大余县、南雄市固守，却遭到红军的猛烈袭击，余军边打边逃，撤至大余、南雄后，红军便主动撤军。

1936年5月，陈济棠在白崇禧的鼓动下，召集余汉谋等将领密谋反蒋，余汉谋表示蒋介石的军事实力优于陈济棠，希望他从长计议，但陈济棠不听，决心反抗蒋介石。余汉谋等广东部分将领见陈济棠在抗战关头不顾国家安危，执意发动内战，于是将情况报告给蒋介石，并决定对陈济棠实行“兵谏”。

不久，余汉谋被蒋介石接到南京，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和广东绥靖主任，当即晋升为陆军上将、第四路军总司令。随后余汉谋返回大余，通电就职，敦促陈济棠离开广东省。7月24日，余汉谋到达广州市，接管了广东军权。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余汉谋让钟天心、左恭、郭冠杰等知识界名人协助招收知青，组成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政治大队，派往各部队作抗日宣传鼓动工作。8月，粤、闽两省被划为第四战区，余汉谋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粤、闽两省军事。就职后，余汉谋着手成立第四战区动员委员会，与省主席吴铁城开办民运干部训练班、防空训练班、救护训练班等，以培养各县市干部，开展各项抗战工作。至1938年初，余汉谋还招揽了许多广东省的闲散将军，设立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在此后的一年中，余汉谋奉蒋介石的命令，先后派出四个军的兵力赴上海市、南京、江西省、湖北等地区作战。

1938年10月，日军军舰在大亚湾海面集结，由于余汉谋未在该地设防，日军迅速攻下淡水、增城区等地。余汉谋分析形势后定下作战计划，但被蒋介石否决。与此同时，蒋介石命广州市附近部队立即转移至粤北，阻击北犯日军。于是，余汉谋下令全区部队避开敌军进攻正面，全军退至粤汉路横石村（广州北约九十公里）两侧，集结在清远市——横石——新丰县东西一线。于是，广州不再有军队把守。当天下午，日军兵不血刃，进入广州，余汉谋因此被民众指责。

次月，余汉谋被免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第四战区由第九战区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接管。不久后，日军对两广采取新的攻势，余汉谋应命派出刚补训完好的两个军，前往前线与日军交战，陆续收复了花县、良口镇、从化区等地，至次年1月获得第一次粤北大捷。1940年4月，日军由广州市发兵，余汉谋率军与其作战，两军在从化──良口一线激战，最后日军被击退回广州。

两次粤北战争的胜利，让余汉谋的声誉开始得到恢复。战事结束后，原属第四战区管辖的广东广西被划分为四、七两个战区。余汉谋升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仍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统辖广东省全省所有的军事力量，但同时也被蒋介石防备。

为取信于蒋，余汉谋在“皖南事变”前后依照蒋介石命令，迫害爱国进步青年。同时，余汉谋还组织“党工会报”，集合党政军团的特务势力，贯彻执行《防止异党分子活动条例》，迫害共产党人。

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任命张发奎为军事委员长广州市行营主任，赴广州接受日军投降，并掌握广东军权。次年年初，余汉谋的第七战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集团军等均被撤销，广东全省地区被划入张发奎的军事委员长广州行营辖区，张瑞贵、李振球、香翰屏等将领的部队也先后脱离余汉谋的掌握。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内战，余汉谋升任二级陆军上将，改任衢州绥靖主任，警卫浙赣铁路的运输安全。两年后，余汉谋在中国国民党的“国大会议”上，被任命为南京陆军总司令。1949年初，蒋介石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4月，南京解放后，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市，设立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余汉谋被任命为华南军政长官，统一指挥国民党在粤海陆空三军及地方武装，总计15万余人。

华中地区、华南地区陆续解放后，余汉谋见大势已去，便指挥部队从粤北赶往广州，路上一枪不发，既不起义，也不抵抗，一味逃走。10月，余汉谋见国民党的剩余将领不是向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海南省逃走，就是向解放军投诚，于是自掏腰包给绥靖大部分职员发放遣送费，随后于13日从虎门逃往海口市。余汉谋到海南后，自动请求取消了广东绥靖主任这个头衔，表示愿意当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的副手。

1950年春，海南岛解放，余汉谋便率残部去了台湾，先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于1965年晋陆军一级上将。

余汉谋为避免蒋介石的猜忌，搬到了台湾北投郊区住下，用欣赏字画、读书看报打发时日。前任中央宣传部长的梁寒操是余汉谋的小学同学，也搬到了北投郊区跟余汉谋做邻居，两位肇庆市老乡朝夕相处，结为莫逆。1975年，梁寒操因心脏病发猝死，余汉谋黯然神伤。余汉谋跟随太太皈依基督教后，每天都会到教堂唱圣歌、做祷告。

1980年，余汉谋被确诊患上肺癌，之后一年多他在三军总医院接受治疗，病情时好时坏。次年12月27日，余汉谋在台北市去世。终年八十五岁。

1937年4月，余汉谋自请整编军队，将自己的兵力减少了近百分之三十，蒋介石为此表扬余汉谋“公忠体国”，非拥兵自重的地方长官可比。

1938年广州市不战而陷后，余汉谋等政府高官被广州人民讥讽：“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

余汉谋推崇孔子和孙中山的思想，亦能写一手遒劲的楷书，曾亲书座右铭：“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他平时喜欢登山运动，认为登山既可锻炼身体，又能锤炼人的意志，更可登高远眺祖国河山。

余汉谋驻军赣州市时，但凡兴学、筑路、修水利、建医院都悉力协助，同时他崇尚科学，鼓励教育。

余汉谋少时离开肇庆市在外求学，但一直挂念家乡，其两个女儿分别以肇庆、广州市为名（余肇文、余穗文），蕴含了他对两地的情意。抗战期间余汉谋远在粤北，对家乡频繁受到日军空袭深感痛心，当地有名的七星岩也成为日军轰炸目标，余汉谋出资将水月宫的几尊大佛铜像运至禄步水南掩埋，抗战胜利后再将其挖出送抵原位置安放。

晚年病中的余汉谋总是惦念大陆、想念广东省，支持98岁高龄的姐姐回大陆定居，说：“落叶归根是对的，我支持你。如果有什么困难，我帮助解决。”他让妻子帮助姐姐处理回大陆的事务，为她准备好轮椅等生活用品。

1928年，余汉谋任第四军十一师师长，部队驻扎在肇庆市时，在当时的司令部所在地修筑止戈亭，以表达平息军阀混战的愿望。该亭坐东向西，为砖木结构，重檐攒尖顶八角亭，边长4.4米，面积约为93平方米。亭盖由青褐色瓦片搭建而成，分为上下两层，其中上层亭盖比下层小。两亭盖之间有翠色镂空砖雕装饰，亭柱为乳白色，分居各方，底层由八根钢筋混凝土所制的柱桩支撑平台。

余汉谋故居位于广东省肇庆市正西路水塔街，是当地有名的建筑之一。余汉谋故居的门楣上刻有“庐”二字，因此也被称为“翕庐”，也叫“绿瓦坑”。“翕庐”于2003年7月被定为肇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余家后人在2004年12月27日将其捐赠给了政府。后来，它成为了肇庆市图书馆分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