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思宗（1897～1981）， 字负我。蕉岭县三圳河西村人。中国国民党中将，毕业于粤军讲武堂、北平陆军大学特别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第三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三军副军长、汀漳师管区司令兼漳龙警备司令、潮惠师管区司令、国民党中央赴延安市军事考察团团长、国民革命军第九集团军总部参谋长等职。1981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病逝。

历任粤军营长、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第二团团长、第十四师第四十一团团长、国民革命军第三师第七团团长，1926年底任第三师副师长、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二十二师师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三师师长，1935年1月授少将军衔。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三军副军长，国民政府延安视察团团长、国民革命军第一百军副军长、福建汀漳师管区司令、广东惠潮梅师管区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九集团军参谋长、国民政府军政部桂林办事处主任等。1937年5月，毛泽东等在延安接见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涂思宗一行。1939年3月晋升中将军衔。抗战胜利后，任闽粤边区“剿匪”总指挥、国防部中将部员。1949年去台湾省，1950年移居香港特别行政区。1981年4月在香港玛嘉烈医院病逝。

涂思宗（1897—1981），家名南垣，字负我，蕉岭县三圳镇黄沙坝人。

1918年蕉岭中学毕业后考入孙中山麾下许崇智12统领部随营训练班，毕业后任见习官、排长，经讨伐桂军及国民革命军东征陈炯明，以军功升为少将团长。涂思宗升任少将团长后，率领全团到蕉岭整休，适三圳洋蛟湖锺姓与三圳下刘姓因争山场矛盾激化，双方准备大规模械斗，涂思宗获悉后邀请双方父老，耐心作调解，并自掏腰包300光洋，弥补钟姓损失，一场即将爆发的流血械斗终于平息。东征时，涂思宗兼大埔县县长，叶剑英兼梅县区县长，周恩来任潮梅行政专员。因公私接触多，他们私交甚笃。

1927年5月，北伐时涂思宗任22师中将师长，后调任9军3师师长，他率师首先攻入济南市，全歼北洋军阀孙传芳部。1928年他带职考入陆军大学，于1931年毕业。

1937年5月抗战前夕，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他受国民党中央委托，率领“中央考察团”赴延安市考察。1937年5月26日乘4辆大汽车，于29日黄昏到达延安南门，中共中央派林伯渠、贺龙、林彪、陈赓、周士第等人迎接。周恩来、叶剑英陪同涂思宗由西安市首途一块前来，当天晚上毛泽东、朱德设宴与涂思宗一行洗尘。次日涂思宗以考察团团长身份拜会毛泽东；第三天延安党政军各界举行盛大欢迎会，边区主席林伯渠致词，涂思宗代表国民党中央致答词。第四天，中共中央派叶剑英、陈赓陪同考察。经涂思宗深入考察后上报国民党中央，将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地区的红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按抗战序列又称为18集团军，实现国共两党携手团结，枪口对外，共同抗日。

抗战8年中，涂思宗曾任师管区司令，第9集团军参谋长、军政部桂林办事处主任，坚持抗日，为抗日战场输送了大批兵员，做大量的后方补给工作。

国共内战爆发后，1947年8月至1948年5月，涂思宗被任为中国国民党闽粤赣边区“剿匪”总指挥，后来蒋介石认为涂思宗“剿匪不力”，调为国防部中将部员，1949年曾去台湾省，于次年移居香港特别行政区，皈依佛教。叶剑英曾多次邀请他回大陆观光，因久病缠身终未成行。

1981年4月28日病逝于香港，终年84岁。  

1948年3月，粤东支队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还首次打下国民党的第一个县城——蕉岭县，至此，以粤东为主的闽粤边游击战，四处烽火，捷报频传，声威之大，影响所及，极大地震慑了敌人，撼动了国民党的统治。

时任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兼广州市行辕主任的宋子文，与福建省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共谋，纠集广州行辕、当地和福建的保警力量11000多人，设立“闽粤边清剿司令部”，任命国民党中将涂思宗为总指挥，福建保三团团长陈为副总指挥，开始他们有计划的“清剿”勾当。

涂思宗首先发难，于1948年4月纠集广州行辕直属二团和梅州市的地方保安团队、福建的保三团、保二团等共4000多人，来势汹汹，对梅州地区发起第一期“清剿”。涂思宗以韩江为中线，纵横几百里，实施由南到北、自东至西的所谓“十字扫荡”，对广东省的梅县区、大埔县和福建省的武平县、上杭县、永定区发动六路进攻、五路进攻、四路进攻、三路进攻。可悲的是，他每进攻一次就被消灭一部，下一次进攻的人马就少了一路。四次进攻都被一一挫败。1948年7月，不被彻底消灭就不会彻底舒服的涂思宗又发动了所谓第二期的“清剿”。但第二期“清剿”因兵力不足，已无力再行“扫荡”，只能以保护韩江航运安全驻守一些点线了。经过两个月的作战，在粤东支队和梅州市军民的打击下，涂思宗屡战屡败，沿河的点线难保，落得被宋子文撤职的下场。

潮汕地区的“清剿”司令喻英奇在同一时期也对大南山、大北山、南阳山的游击区发动第一期“清剿”，同样被潮汕人民抗征队一一挫败。

涂思宗被撤职后，宋子文宣布由喻英奇接任闽粤边的“清剿”司令。  

涂思宗，字南恒、负我。1897年2月26日生于广东镇平（今蕉岭县）县三圳乡河西村。1918年毕业于蕉岭县立中学，翌年春他在家乡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北伐，以累累战功进入中国国民党军界高层，1935年4月16日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1939年3月21日晋升为中将军衔。

1937年5月，涂思宗奉命代表国民党中央率团赴延安市考察。他忠于职守，马不停蹄，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感受在中共管治下的延安，落后而有秩序，破旧但充满生机，积极向上且不缺乏真诚。对此，他不避讳身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的监视，如实向上峰报告，消弭了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等对中共的部分疑虑，加速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进程。

率“中央调查团”赴延安考察

1937年5月，涂思宗受蒋介石、顾祝同的委派，以团长的身份，率领中央调查团到达延安，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视察活动。

在中国现代史上，1936年12月到1937年6月这半年余时间，可谓是中共乃至华族存亡关的转折点。“西安事变”给气势汹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蒋介石当头棒喝，使中共换得宝贵的生存空间。当年，还不足3万名的中国工农红军局促于贫瘠的陕北高原，欠缺武器补给、更新，生产、生活资源匮乏；反之，经过近10年的征战，靖西南，压李（宗仁）白（崇禧），败冯（玉祥）阎（锡山区），平“闽变”，蒋介石的中央军可谓如日中天，兵员已达100万之众，而且有三分之一配备了德国的新武器装备，加上蒋的老巢京沪杭一带的工商业日益繁荣，经济支撑有力。此时，国共实力对比实在悬殊。

日寇的进逼，“西安事变”的催化，创造了国共两党之间谈判密集展开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与蒋介石的矛盾心理有关。一方面，蒋介石视中共为弱者，“不足挂齿”；另一方面，长期的实战结果表明，“弱者”非“无能”，仍是他心头之患。但经过长征的大转移，从江西省到西北，中共的“庐山真面目”如何，蒋介石心存疑惑，故在两党谈判久拖不决的情况下，才有向延安派遣调查团之举。

这时的中共，一方面出于对抗日的迫切，另一方面是寻求在弱势中图存的考量。对于调查团的到来，延安市表示出极大的诚意与热情，专门派出周恩来与叶剑英到西安市迎接并讨论调查团的行程安排。调查团在周、叶陪同下抵达延安，中共准备了庞大的仪仗队和欢迎队伍，中共要员林伯渠、贺龙、林彪、陈赓、周士第列队欢迎，同时脱帽举手致敬，并由号兵吹奏三番军号，武装仪仗队行军礼并高呼“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热烈欢迎中央代表团”口号，高唱“国共合作，打倒日本”的军歌，场面极其隆重。

当晚在调查团住地的招待所设宴冼尘，所有中共领导人都出席，毛泽东主席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带头举杯祝林森主席、蒋委员长身体健康；席间，宾主互相敬酒，交谈甚欢，十分融洽。第三天，延安党政军各界在大操场上举行欢迎大会，与会人数达四五千人之多，大会先由边区政府主席致欢迎辞，再由中央调查团团长涂思宗致答谢辞，接下来由毛泽东讲话，随后调查团成员依次上台发言，毛泽东在台下陪正副团长，全神贯注聆听。晚上8时，又开了一个文艺晚会。密集而又热情的欢迎活动，使调查团如沐春风，原有的隔膜、疑虑一扫而光，正如涂思宗的老同事、老乡亲，东道主主角之一的叶剑英私下对涂说，如此“伟大”的场面，为中共成立以来第一次。对此，涂思宗十分满意。

他以毛泽东为主要考察对象

随后，调查团分党、政、军三组，以组为单位分头到各地察看。涂思宗所在这一组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和彭德怀、贺龙部队为主要考察目标，涂思宗本人及其侍从参谋则以毛泽东为主要对象。通过对领袖人物的了解来窥视中共的政治大势，以对“抗大”人才培养看延安市的知识取向和干部队伍的现状，以彭、贺部队的实况类推中共的武装力量。在调查的过程中，热情、真诚营造了友好的气氛，但涂思宗还是不辱使命，有备而来，有的放矢。而其中与毛泽东对谈最为频繁。正如涂思宗自己说的，“我与毛氏接触最多，经常性之接触多在下午二点左右”，回住处后又常私下与老乡叶剑英交流。有一次，两人谈论起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涂思宗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印象深刻：“每谈论军事，彼（指毛泽东，笔者注）自认有天才”；“彼对军事确极自负，行其游击战……藉作民族战争之法宝。”“余回寓私向叶剑英谓，汝我行伍半生，以兄之经验看毛之军事水准如何？叶谓彼确有一手。”

中央调查团在陕北地区近半个月，了解到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之后返南京复命。涂思宗向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报告哪些具体内容，现存中国国民党档案材料没有更多详细的记载，但从过后蒋介石点头同意中共代表多次到南京、庐山与国民党展开谈判，而且蒋本人多次亲自出面参与，并且逐步接受中共提出的条件上看，可以看出涂思宗的报告是客观平实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诚心诚意”。这正符合蒋介石时刻引以为怀的形成全国一致“拥护领袖”局面的心理；其二，延安市虽然物质上极端艰困，但也令人清楚地感受到这里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意志与精神。正如涂思宗亲自感受的那样，“延安几乎没有一样东西可算得上是正规的，不过它呈现的精神状态却不能轻估。”至此，蒋介石心中有数：既然服从指挥，“拥护领袖”；又驻扎在华北地区西侧的陕北地区，屏障着大西北；这样，将其利用为抗战的一翼，仍不失为上策。

加快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正是涂思宗这一破天荒的考察和他向中央平实客观的汇报，促使了国共双方密集的互动。5月29日调查团离开延安市；6月4日，蒋介石就答应中共周恩来到庐山会谈；7月4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再从延安奔赴庐山，带着新方案面见蒋介石；7月15日中共中央向中国国民党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出为三民主义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和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四项承诺。

中共的诚意与让步，契合了涂思宗的调查结论，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演说，强调中原地区主权问题已无可退让，战端一开，将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月18日，蒋介石正式发表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并根据中共的要求，同意八路军担任战略的游击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此外，还同意中共在各地设立办事处，发行《新华日报》以及释放正被囚禁中的共产党员。

从1936年7月到1937年7月一年间，蒋介石从“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战，拼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容共”，决心抗战，其思想的根本转折源于“西安事变”的督促、中共坚持不懈的努力争取和全国同仇敌忾的民意，而涂思宗率部的调查团延安之行和他平实、积极的进言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涂思宗向中国国民党中枢传达了中共对国民党中央的诚意，对蒋介石领袖地位的拥护，暗合中共在调处“西安事变”时的真诚与无私，并与1937年6、7月向中共谈判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所持的观点，形成一条前后一致“拥护领袖”、“决心抗日”真诚热血的链条，深深打动蒋介石原有执迷不悟的心，从而使蒋介石改变初衷，加快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进程。

晚年读书写字赋诗作文

身为国民党军队将官，涂思宗虽然有一段以中共为对手的经历，抗战胜利后曾任闽粤边区“剿匪”总指挥，但他并非“亲日派”“特务”。1939年夏，涂思宗等在蕉岭县创办“仓海职业学校”，以此弘扬著名抗日志士丘逢甲的精神，培养抗日人才。学校成立董事会，由涂思宗担任校长。招收高中毕业生一班，招收初中毕业生分农艺、森林各一班，后来又招收工业班及妇女家事各一班。涂思宗吸收教育大家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的经验，提出教学实行枪杆、笔杆、锄杆的“三杆”主义和自治、自养、自卫的 “三自”政策。每个学生发步枪、钢笔、锄头各一，由第九集团军选派教官授课，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化管理。既学习生存技术的课程，又上政治、军事、文化课，目标是锻造抗战所需的各方面人才。涂思宗戎马倥偬之余，经常在仓海职校和蕉岭县立中学演讲，宣传抗日持久作战的前景，教育师生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其演讲词都在第九集团军编印的《抗战周刊》及《蕉中校刊》上刊登。

在解放战争后期即被免“剿匪”总指挥职务之后，涂思宗心态渐渐趋于平静，逐步认识到参与内战将会使人生进入死胡同，转而读书写字，赋诗作文，使之书法日臻成熟，且有多篇诗文问世，连同以前的诗文，集成几百篇，至随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以《梦影尘痕录》和《梦影尘痕诗稿》两书在台湾出版，成为国民党军政人士退台后最早出版著作的人之一。

涂思宗1949年去台湾，1951年回香港特别行政区定居，1981年4月在香港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