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浙赣苏区闽浙赣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六大苏区之一。这块根据地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项建设上生气勃勃，就是工会工作也是独树一帜，因而被毛泽东誉为“苏维埃模范省”。

弋阳县档案馆发现了4张土地革命时期闽浙赣省的工会会员证，该证长16CM，宽12CM，白细布，红色石版印刷，毛笔填写，盖头为《闽浙赣省工会会员证》，该证有七个栏目的填写内容：姓名、性别、年龄、哪里人、哪种工会的会员、加入工会的时间、发证日期。盖尾为该证号码，加盖有省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圆形公章和省总工会委员长余汉朝的私章。从填写的内容来看，这些会员都是弋阳县六区、四区（今弋阳县中畈乡、湾里乡）人，其中有雇农、手工业工人，发证时间有1933年的，也有1932年的。

工会的组织建设

闽浙赣苏区一经创立，工人就有组建工会的愿望，但因当地斗争环境相当险恶，故而在头两年未能如愿。1929年10月，信江苏维埃政府成立，此时全特区8个县尽管没有一个统一的工会，但各县各行业的零星工会早已出现，仅弋阳县当时就有裁缝工会、店员工会、船工工会。随着根据地的巩固扩大，革命形势相对稳定，工人们要求建工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1930年3月，在方志敏同志领导下第二次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信江总工会筹委会，颁布了《工会临时组织条例》，推荐中共信江特委委员、弋阳船工出身的余汉朝当委员长。

工会组织条例阐明：工会的性质为“团结工人力量，谋本阶级利益，实行阶级斗争的职工团体。”工会的组织机构：省、县（市）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由工人代表大会（每半年召开一次）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下设秘书处，以及组织、宣传、青工、妇女四部。总工会以下成立各产业工会：城市成立瓷业工会、店员工会、矿业工会、苦力工会（由车夫、轿夫、搬运工组成）；乡村建立雇农工会、手工业工会；江河流域建立船工工会、码头工会。工会会员的组成：凡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店员、船工、苦力等出卖劳动力为生者以及乡村雇农均可参加工会。会员按期交纳会费，每人每月三枚铜板。

《工会组织条例》颁布后，各地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单船业工会会员就3000多人。1930年，苏区内相继创办了兵工厂（工人最多时达千余人）、被服厂、印刷厂、织布厂、煤炭厂、制伞厂、造纸厂，工会会员达10万余人。

大规模参加革命战争

当年在苏区党和方志敏同志的领导下，闽浙赣的工人运动是围绕着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展开的，工人们参军参战，踊跃支前，为了战争的胜利，苏区每次扩红，工会会员总是争先恐后参加，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1930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攻下景德镇，就有1000多名瓷业工人参加红军，为部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增添了有生力量。1933年3月在省委、省工会的号召下，500余工人组织了第一个无产阶级团，5月1日，又组织了第二个无产阶级团。这两个由工人组成的百将团日后成为红十军的一部分。

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苏区的工会会员普遍实行半革命化，由工人组成的工人赤卫队、水上游击队、红色游击队都能单独作战。工人武装更多的是配合红军作战。当年红军每攻打一个城镇，都有工会组织工人充当内应。如奇袭景德镇、智取上饶市、三打弋阳县、激战河口、二进南平市，每次都有工人的配合；同时他们还要做破坏公路、断敌交通，围困和拆毁敌堡等工作。

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会员们喊出了：“奋斗，一切为了战线”的口号。根据地开创之时，中国工农红军部队人比枪多，枪比子弹多，枪弹的缺乏对战争极为不利。自兵工厂创办之后，状况有了极大改变，工人们充分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但造出了步枪、手榴弹，就连机关枪也造了出来，子弹的产量也大大增加。除兵工厂外，各行业工会也利用本行业特点，利用手工作坊制造各种土武器。

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苏区党和方志敏号召苏区工会组织广大会员积极参加慰劳红军工作。1932年赣东北省委在《红色五月工作总结》中表扬说：“工人方面慰劳中国工农红军的工作更为激烈。修械处工人节省伙食费买东西给红军，被服厂工人组成补衣队替红军补衣服，部分剃头工人自动到军营为战士们理发。这些事实是非常之多。”在农村则由雇农会员替红军家属种田、砍柴。

苏区的经济建设

革命战争的持久开展，群众生活的改善，都需要经济的发展和充裕的财政，闽浙赣苏区的工人运动在方志敏的领导下搞得有声有色，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充分表现出来。在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中，雇农工会起了很好的作用。每一村庄分配土地，雇农工会都依照《土地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拿出具体方案，经政府批准后予以实施。雇农工会会员们往往是打破宗教观念、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的主将。土地还家后，雇农工会带头组织生产冲锋队、特别行动队，组织生产合作社、贮粮合作社、互济社。自1930年以来，尽管战争极其险恶，但苏区内“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粮食、猪肉自己吃不完，还大宗大宗地外运，发展对外贸易。同样苏区的工业也发展很快，工会组织工人开展卓有成效的劳动竞赛。军工产品逐步适应战争的需要，民用产品除医药外，像硝盐、砂糖、瓷器、煤、生石灰等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基本上自给自足，纸张、竹木制品等成批外销，远销上海市、杭州市等地。由于工会在各条河道上设立了船舶检查局，每处每年收入大洋达万元。

就这样闽浙赣苏区的工会工作在苏区党和方志敏同志的领导下，蓬蓬勃勃，气象万千。方志敏曾说过：“解决被敌人严密封锁的财政问题，解决经过八九年战争的财政问题……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的特别新的办法去解决的，表现出苏维埃惊人的创造力量。”

对工人的领导和关怀

苏区党和方志敏同志对工会工作非常重视，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条例和决议，对工会的性质、组织、任务、斗争都作了明确的阐述，规定：省、县各工会的委员长由工人出身的党员担任，他们也是同级党委委员、政府执委（青工部负责人则参加同级团委）。如赣东北苏区工人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余汉朝便是船工出身。余汉朝是弋阳余家坞人，1926年初入党，大革命时期担任弋阳党委常委，苏维埃政府主席团成员，政府执委兼劳动部长，中共信江特委书记。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两次当选中华苏维埃政府执委，也是共和国开国将军吴克华（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汪东兴（原中央办公厅主任）的革命引路人。1935年7月在横丰上坑源被敌包围，英勇牺牲。

为了更好地团结工人，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会工作，各级工会还普遍创办了工人俱乐部，通过出板报、壁报和演文明戏等形式丰富工人的业余生活。在这里，除了政治学习、文体活动外，还有文化学习。为此，省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同教育部编印了《工农读本》，这样苏区许多工会会员都摘掉了文盲帽子。

为了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劳动保护法》和《关于苏维埃的职工问题决定案》明确规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夜班工资要比日间多；各种革命纪念日休息，工资照发；女工须受特别保护，女工产假休息二个月工资照发；对于工人卫生和疾病，工厂负责保护；实行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工会中设救济委员会、职业介绍部，对失业工人苏维埃政府应分田给其耕种。

1932年颁布的《土地税收法》规定：“工人、雇农免其本人纳税。”省政府还兴办了工人疗养院，对于因战争、因工致伤的工人和劳模实行休假疗养，工人们享受到了实际利益，充分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民众的大救星，要保卫胜利果实，只有铁下一条心，永远跟着共产党。

1933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大会在瑞金市召开，这一天以省苏执委、雇农总工会黄万生为团长的闽浙赣省工会代表团20多名代表受到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的亲切接见。

在对闽浙赣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动用了大量的兵力。陈调元部由安徽自北而南，俞济时部由浙江省自东而西，与原驻上饶市、广丰区、铅山县的梁立柱部，以及在余江区、万年县一带的驻军，采取“稳扎稳打，碉堡推进”的战略，以横峰县和葛源为合围中心，从四面八方围攻赣东北苏区。

民国23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北上抗日。10月，在德兴市重溪与红十军会师，共同组成红十军团，由方志敏率领，离开根据地继续北上，只留下一个红三十师及各县游击队，在根据地坚持斗争。

自老鸦尖、茗洋关、溪工镇、大王渡、油筒石、猪头山等相继失守后，敌军于5月23日攻占了横峰县城，11月28日又攻占了葛源，至民国23年底，全县大部分苏区失陷。

苏区失陷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闽浙赣省委将地方党政组织及革命团体分散，转为秘密活动，同时成立精干连，开展游击战争。省军区司令员唐在刚和省军区参谋长邹琦，省苏维埃裁判部长徐炎荣、红三十师政委黄富武等，在葛源、篁村、槎源坞一带领导游击战争，并成立弋、德、横中心区委和葛源战区。各地游击队有时化整为零，有时集零为整，埋地雷，炸碉堡，打伏击，搞突袭，相机消灭占领苏区敌人的有生力量。只有32条枪的葛源游击队，曾奇袭敌人重兵驻守的葛源镇。游击队的侦察员王贵泉，多次潜入敌人的巢穴摸情况，杀坏蛋。上坑源游击队，多次伏击“清乡”队，打得敌人弃械而逃。

民国24年8月，中共乐河特委书记程伯谦，带领游击队，活动到磨盘山地区，先后摧毁敌人在清溪岭和槎源坞的炮台，袭击了葛源镇。民国25年4月，弋、横、上、德中心县委成立后，设弋德、葛源、上饶市三个中心区，扩大了游击队的活动范围。民国26年，中心县委游击队有90多人，加上县、区游击队，兵力共四五百人，组成了赣东北工农游击大队，裴普山任司令员，杨文翰任政治委员，下辖三县岭、磨盘山、怀玉山3个支队。这支游击队，一直坚持到40年代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