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济时（1904年6月14日—1990年1月25日），字良，号邦梁（又号济士），浙江奉化县城奉南村人。1904年6月14日（清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一）生。国民党军将领、国民党军五大王牌之一的第七十四军第一任军长、长期任蒋介石侍从室侍卫长。他曾历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排、连、营长。

俞济时幼年家贫，幸得其族叔俞飞鹏的保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参加过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31年俞济时任中央警卫师副师长，警卫军第二师师长，第八十八师师长。1932年初俞济时所部编入第五军序列，由张治中任军长开赴上海市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协同第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因战功获得青天白日勋章。1933年俞济时任浙江省保安处长，浙赣皖边“剿匪”第二纵队司令，在“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作战中，俞济时俘获并杀害了方志敏、刘畴西烈士等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俞济时任第七十四军军长兼第五十八师师长，先后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因在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中取得大捷，俞济时第七十四军被誉为国民党军“五大王牌”之一。1938年春，俞济时率部开赴江苏丰县，参加徐州会战。1938年6月，俞济时任第三十军团军团长，兼第七十四军军长，后调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浙江抗敌自卫团副总司令，以及宁台守备军总指挥。1942年11月，俞济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卫长，自此俞济时开始长期负责蒋介石的安全工作，长达十余年。1943年11月，俞济时护卫蒋介石到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1945年，俞济时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局长。1949年俞济时随蒋介石到台湾，于1950年3月起任“总统府”第二局局长和战略顾问。1952年俞济时退役，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1953年俞济时为“国策顾问”。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后，俞济时也告老退休，但仍挂又“总统府国策顾问”之衔领取薪水。1990年1月25日俞济时因急性胆囊炎不治而去世。

俞济时本人著有《时代新军人应有之修养》《孙子之战术战略思想采微》《八十虚度追忆》《八六述怀》等作品。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维认为俞济时此人面对立场不同的黄埔区同学过于冷酷无情。另一位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则认为俞济时缺乏带兵打仗的能力，当胡宗南听说俞济时要出任第三战区建国军司令时说到：“俞济时也可以去带兵吗？俞济时是宁波人，宁波人只能做生意，带不了兵。”但无论怎样，俞济时在国民党内地位十分关键，比如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认为俞济时对自己的仕途十分重要，是一副晴雨表，通过俞济时可以随时观望政坛风云，感受蒋介石的喜怒。

俞济时，1904年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城里朝东阊门，据说是蒋介石的远亲表外甥。父亲俞阿成，清末小吏，在奉化县衙任税务、田赋员，母亲是家庭妇女，夫妻生有十几个子女，育有子女俞良花、俞济民、俞济时等十余人。俞家家境贫困拮据，难以度日，有的孩子出生不久就给别人寄养。

俞济时5岁发蒙跟从族叔读书，9岁入显承初级小学，12岁入县立锦溪亭小学。1915年16岁考入县立锦溪亭中学，1918年因目疾辍学，1919年复学。

1920年病愈后，俞济时到奉化县城永丰米店当学徒，旧式店规，劳作繁重，地位卑微，薪水稀少。这样的工作情况常常让俞济时心情郁闷，度日如年。俞济时平日只好学些书画、珠算来舒缓抑郁情绪。但这样的生活也没能持续多久，俞济时一次担送饭菜时不慎摔跤，把饭菜全部打翻，他怕责打不敢回店，于是离家远走。1921年去慈北鸣鹤场，任民信局信差4个月。

1922年11月，19岁的俞济时投奔任福建浦城县知事的族叔俞飞鹏，任县政府庶务。1923年4月随俞飞鹏辞职回乡。1924年5月到广州市，投奔黄埔军校筹备委员兼军需处临时主任俞飞鹏，得其保荐于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在学生二队。

俞济时进入黄埔军校后，学习刻苦，操练认真，恪守纪律，学业优良。

毕业后在军校教导团，分配到军校教导第一团第一营见习排长。1925年军校教导第二团成立，调任第二团第三营第九连排长。军校教导团改编为党军后，任党军第一旅第一团连长。国民革命军成立后，任第一军第一师营长，期间参加两次东征，由少尉升至少校。俞济时的族叔俞飞鹏在蒋介石面前频频说项，加上俞济时既是蒋介石的同乡，现在又成了蒋介石的学生，因此俞济时颇受蒋介石青睐，并且在经过俞飞鹏的推荐后，俞济时被素重乡情的蒋介石留在身边担任侍卫。

1924年至1931年，俞济时自进入黄埔军校后，紧随蒋介石国民革命军东征北伐。由于俞济时实干求进，深受蒋介石的器重，从排、连、营、团长提升到南京国民警备司令兼第一旅旅长，警卫师第一师师长。

1926年俞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第九团团附。1926年5月，侍卫大队扩大为国民革命军司令部警卫团，俞济时任警卫团第二营中校营长。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俞济时所部随总司令部参与北伐。警卫团二营为蒋介石的贴身警卫部队，蒋介石之所以将其纳为侧近，一说因为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同乡，另一说则认为是俞济时的族叔俞飞鹏对其协助甚多，在蒋介石面前多次夸荐俞济时，并且俞济时忠于职守，又深谙蒋介石的习惯和脾性，唯蒋介石之命是从，因此更得蒋介石之喜爱。俞济时随同蒋介石北上湘、鄂，又至江西省、上海市，始终随侍在侧。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俞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四团上校团长。1928年先后任第六师第三十一团团长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 ，期间参加州、大汶口战役。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地区宣布易帜，标志着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结束，也在当月俞济时调任国民政府警卫团少将团长。

东北易帜之后，国民政府开始全国范围内编遣军队，诸多军缩编为师、师编为旅，但1929年6月国民政府警卫团扩充为警卫第一旅，俞济时任旅长兼南京警备司令。

1930年1月，国民政府警卫旅扩为警卫司令部，下辖两个旅。1930年6月，俞济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警卫司令兼第一旅旅长，同年12月警卫司令部与教导一师合编为警卫师，师长冯轶斐，俞济时任副师长。

1931年3月，警卫师扩编为警卫军，冯轶斐任军长兼警卫第一师师长，俞济时任警卫第二师师长。警卫军全以德国武器装备，按照德国操典进行训练，军、师、团三级均配有德国顾问，自知不足的俞济时对德国顾问甚为尊重，并努力学习德国操典，在俞济时的认真负责下，所率的警卫第二师成为一支精锐部队。1931年底警卫军番号撤销，警卫第一师改为第八十七师，警卫第二师改为第八十八师，俞济时续任八十八师师长。蒋介石为进一步培养俞济时，将其编入国民党第五军序列。当时第五军军长为张治中，下辖三个师，除了俞济时的第八十八师，另外两个师分别是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第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他们和俞济时都是黄埔一期学生，都是蒋介石倚重的亲信人物。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掀开了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序幕。1932年1月，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军不能得手，乃增兵扩大战事。俞济时所率第八十八师正驻扎在沪杭线一带。第八十八将士义愤填，请求参战。

1932年2月1日，俞济时致电蒋介石云：“沪案严重，十九路军应战颇获胜利，惟恐不能持久，可否将本师调沪增援。”蒋介石回复：“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令其听命何应钦调遣。与此同时，驻沪宁铁路的第八十七师宋希濂第二五九旅全体将士宣誓请缨；孙元良第二六一旅之团以下官佐一百八十余人具文请愿。

1932年2月6日，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向蒋介石提出：“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并愿意率部效命疆场，蒋介石盱衡战局，即以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并辖俞济时第八十八师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俞济时第八十八师已经先于2月5日集结于苏州市，归第十九路军蒋光指挥，2月7日俞济时第八十八师进至南翔。

1932年2月11日，俞济时领衔与副师长李延年、第二六四旅旅长杨步飞、第二六二旅旅长钱伦体以及第二五九旅旅长宋希濂联名通电全国谓：“济时等列戎行，救国具有决心。值此国家存亡关头，爰本中央团结御敌之旨，请命杀敌。现已全部并抵上海市，听命于蒋总指挥（蒋光鼐），誓与我十九路军亲爱将士喋血沙场，共同生死。宁为战死之鬼，羞做亡国之民。”俞济时率领第八十八师开赴江湾、庙行、大场一线，与第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坚守阵地。日军在海军配合下联合进攻，火力优势明显，中国军队死伤累累。

1932年2月20日起，因中国军队在庙行、江湾阵地巩固，于是日军乃变更策略，以一万余人进攻江湾，六千余人进攻八字桥作为牵制。2月20日凌晨3时，三万日军乘雾冲击江湾镇西北的麦家宅，企图一举将其占领，并直取大场，以截断闸北区、吴淞镇之间的联络。俞济时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二旅和第二六四旅奋力抵抗。2月20日上午9时，日军突破第八十八师右翼庙行镇以南的第二六四旅第五二七团第三营的大小麦家宅阵地一段。2月20日上午10时，形势已经非常危急，日军前锋过庙行而达李家楼。张治中获悉后，亲自率领军校教导总队(缺一营)赴冯家宅指挥策应第八十八师，并令第二五九旅向庙行镇增援，令守蕰藻浜北岸第二六一旅主力由纪家桥敌侧背，令俞济时对敌突入区施行反攻，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也率兵两个团从竹园墩出击，对日军进行三面夹击。

俞济时第八十八师在庙行南麦家宅阵地，与日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激战不已。俞济时率领师部从冯家宅赴前沿阵地督战。庙行之战异常激烈，中国军队死战不退，第二六二旅长钱伦体及其副旅长均负重伤，全旅伤亡六个营长、近百个连长和排长、士兵也超过千人，俞济时也腹部中弹致肠穿孔，不得不离队治疗，送租界德国宝隆医院治疗，第八十八师师长一职交孙元良接任。

日军在实施“中央突破”计划时，在庙行镇遭到重创。1932年2月26日，蒋介石致电张治中和俞济时：“自经二十二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并为我代为奖慰也。”

1932年2月29日第八十八师奉调至庙行南竹园墩防守，接着撤退至嘉定、常熟市。俞济时在淞沪会战负伤后，经上海市的德国医院治疗得以痊愈。俞济时也获得了国民革命军的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一枚，为第十四位获勋者。俞济时撰写的《“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经纬回忆》中，记录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伤亡的人数共计3219人，占到了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其中1091名勇士壮烈殉国，这个数字还不包括88师独立旅的伤亡情况。

1933年俞济时衔命出任浙江省保安处长，组建了七个保安团，骨干军官均为黄埔生。

俞济时任职浙江前曾受蒋介石面谕：“除办好浙省保安团队外，要切实整编好各县的保卫团”，把全省的保安团队及各县区的保安机构，改建成一支统一领导的地方绥靖力量。浙江省保安处，系于1929年由“浙江省省防军司令部”改组而成，和省政府秘书处同在梅花碑旧省政府内合衙办公。自从俞济时来浙后，为了不受牵制，将保安处由梅花碑移驻将军衙门内办公，高悬“浙江省保安处”招牌，对全省保安团队及各县、区发号施令。

俞济时任职浙江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俞济时先以第八十八师旧部顶替原属浙军一、二师的营以上官佐；连排长则调至士官教育团训练三个月；招募之新兵需要在新兵教育总队进行严格训练，以提高队伍素质。

俞济时接着竭力整饬地方团练，为此他提出了一个三年计划：第一步，初步将原有的保卫团，编组为若干基干队，视各县治安情况，分别编组为大队、中队、分队，划一薪饷给予，补充枪械弹药，担任地方防务；第二步，调查各县适龄壮丁，编组为常备队，视人数多寡，编为大队、中队，在农闲时，集中训练，并规定各县设保卫团总团部，由县长兼任总团长，副总团长由保安处委派，专负保卫团编练指挥责任，实际上这是把县长控制在俞济时自己手中。俞济时认为这个计划非常严密，于是上报浙江省人民政府。料送省府核转中央时，一般省府委员咸以整编保卫团，中央并无办法颁布，且限于财政条件，于是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未予批准。俞济时见浙江省政府旧无音讯，于是直接越级上报给蒋介石，并说明“此案已报送省府逾月，鲁主席（鲁涤平）托病不予处理”。蒋介石审核后，亲批“准予试办”，交俞济时全权执行，并电斥鲁涤平“整编保卫团，事关国家百年大计，该主席怠忽职责，贻误要政”。鲁涤平无可奈何，听凭俞济时独断，不再过问。

俞济时收到蒋介石“南昌行营”复电核准后，首先安排人事，委派各县保卫团付总团长，成立总团部，一面派员分赴各县点验，根据各县治安情况，硬性规定编组基干队队数，统一官兵薪饷待遇，经费不足，责令增筹；枪械弹药不够，责令筹款向省处购买。各县长有因财政困难，要求减编团队者，即严令申斥，责以“贻误自卫要政”。俞济时还规定以整编保卫团队成绩的优劣，作为县长考绩的重要项目之一。

俞济时的第二个措施是成立特务机构，当其接任之初，即与军委会特务处商定，在浙江保安处的编制上，增设“谍报股”。第一任股长为王兆槐（浙江遂安人），专事负责收集中国共产党地下活动以及中国国民党内部军、政、党各方面情报，逐日摘要送交俞济时批阅，属于本省及本处材料，由本处或转有关机关处理，重大事项，转报军委会核办。王兆槐不久离去，俞济时改派亲信张晓崧（浙江温岭人，又名叔夜，黄埔六期）接任。至1935年宣铁吾接充俞职时，把“谍报股”改为“调查股”，由翁光辉任股长。俞济时在浙江省任保安处长时期，执行南昌行营的禁毒指示，以禁“红丸、罂粟”杀人闻名。俞济时当时明文规定：贩毒主犯杀头，吸毒者枪毙。当时浙江人，一说起俞济时的名字，颇有谈虎色变之感。另外，俞济时在浙江积极“反共”，通过手下特务机构，四处捕人。

1934年2月，俞济时率第二、六、七、八团开赴赣东北，围剿方志敏、寻淮洲等领导的红军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11月，俞济时兼任浙赣皖闽边区追缴纵队司令，还统一指挥第四十四师，第七十第二十一旅、补充第一旅，其旅长为王耀武，开赴安徽太平县一带。俞济时亲自率领一个加强营，跟随王耀武补充第一旅行动。在谭家桥战役中，俞济时对抗日先遣队的突然进袭毫无准备，惊慌失措，手令王耀武坚决顶住先遣队。同时，俞济时将自己亲率的加强营也增援到正面作战。先遣队连续发起进攻，俞济时赶至前线督战，宣布退却者格杀勿论，并集中迫击炮、机关枪火力向先遣队猛烈开火。先遣队伤亡甚重，副指挥兼红军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负重伤。接着，俞济时又指挥王耀武补充第一旅在德兴搜索，最终在怀玉山区俘获了先遣队政治委员方志敏、刘畴西等人，俞济时因此获得“二等宝鼎勋章”。

1935年7月俞济时被蒋介石调往宜昌市，与被中国工农红军歼灭了主力的陈耀汉第五十八师合并，并由俞济时兼任第五十八师师长，就地编组何凌霄第一七二旅和吴济光第一七四旅。由于红军第二、六军团已向湖南省方向发展，俞济时仍在宜昌整训部队。1935年11月，俞济时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6年1月俞济时晋升陆军中将，是黄埔区一期生中最早的一批中将。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国民党为营救蒋介石，曾一度调兵遣将。俞济时所率58师奉命星夜兼程开赴陕西省朝邑境内待命。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俞济时所部仍回沙市区一带整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全面抗战正式开始。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省由王耀武第五十一师（辖周志道151旅、李天霞153旅）和俞济时第五十八师（辖吴继光174旅、邱维达172旅）合编组件第七十四军，俞济时任第七十四军军长兼第五十八师师长。俞济时所部奉调从武汉经南京至上海市，参加淞沪会战，编属薛岳左翼军陈诚第十五集团军，布阵在吴淞口至罗店争夺战、浏河一线。中国军队艰难抵抗拥有海陆空优势火力的日军，抵抗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第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伤亡惨重，于9月30日退往蕴藻滨南第二线阵地，继续抵抗。10月26日大场失陷后，俞济时率领第七十四军退至南翔；11月8日，日军在金山区大举登陆，中国守军陷入日军包围圈中，部队纷纷转移，俞济时部乃向青浦撤退。在青浦、苏州市、睦邻关等地，俞济时所部抗御追击之日军，伤亡甚多。

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从淞沪战场撤出后，俞济时所率第七十四军来不及补充休整就投入了南京保卫战。虽因缺员太多，已无甚作战能力，但仍然编入南京保卫战作战序列：第二军团徐源泉部，下辖第四十一、第四十八师；第六十六军叶肇中部，下辖第一五九、第一六O师；第七十一军王敬久部，下辖第八十七师；第七十二军孙元良部，下辖第八十八师；第七十四军俞济时部，下辖第五十一、五十八师；第七十八军宋希濂部，下辖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三军邓龙光部，下辖第一五四、一五六师；教导总队桂永清部，下辖第一O三师、一一二师。根据《第三战区南京会战经过概要》所载，1937年12月初南京守城部队配备情况是：主阵地，板桥至淳化镇之线，以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之两师担任。日军第九师团第十八旅团从句容市方向突破索墅镇，渐次推进至淳化镇一带，俞济时第七十四军正在此处守卫。第七十四军以国防工事为主，构筑野战阵地，以一部置于高桥门、河定桥之线，构筑预备阵地，于湖熟镇派出警戒部队，严密监视，左与六十六军、右与五十八师协同作战。

1937年12月7日早上，由湖熟北进的日军开始发动攻击，企图从左翼突入以威胁淳化的侧背。经守军将士彻夜激战拼死抵抗，日军被迫退出阵地。1937年12月7日，日军向牛首山发起猛攻，牛首山阵地位于南京的南郊，淳化、方山防线的右侧。山高243.9米，双峰耸立，状如牛首，形势十分险要。冯圣法第五十八师借助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以手榴弹和火炮阻截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冯圣法，诸暨市湄池人，俞济时的姻兄。黄埔一期生，陆大甲级将官班第三期毕业。因为他曾经做过蒋介石总司令部警卫团少校参谋长，被人戏称为“御前侍卫”。他所带的第五十八师又是国民政府警卫旅扩编而成，是典型的御林军，战斗力较强。

1937年12月8日早，日军由湖熟调来援军2000多人，在飞机、炮兵和坦克的掩护下再向淳化发起猛攻。中国军队奋勇抗战，伤亡过半。1937年12月8日下午，淳化失守。此时在南京城南外围阵地，负责守备牛首山制高点阵地的是第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冯圣法部，其左为第五十一师阵地，右为第八十八师阵地。日军以40余辆坦克为先导，向将军山发起猛攻，守军奋力防御，击毁日军战车6辆，守军因伤亡惨重，被迫由江宁镇向板桥街道方向后撤。

1937年12月9日，第五十八师与日军继续激战，但因右侧友军撤退，日军一部进占大胜关，且有沿江北犯的企图。第五十八师成为孤军，为避免被围歼，于当晚撤退。至此，位于南京东、南两面的外廓弧形阵地，已有多处被日军突破。中国军队退向复廓一线阵地与南京城内。南京保卫战进入核心阶段。从城内外复廓阵地战斗开始，南京保卫战只进行了4天，战斗态势便急速恶化，12月13日，南京沦陷。

日军占领南京之后，为了沟通南北战场，以打通津浦路、占领徐州为作战目标部署兵力。中国最高统帅部分析战况认为淞沪会战以来，华东日军连续作战，需要休整，因该利用此机会扩大战果，于是蒋介石抽调部分拱卫武汉的兵团北上徐州，准备与日军一决雌雄。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5月，中原地区守军与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路南北的第5战区，展开大规模的会战，这场会战被称之为“徐州会战”。

1938年3月16日，台儿庄大捷（台儿庄战役）开始。此时，鲁南战场的胜败与进展，对下一阶段的抗战关系至关重大。蒋介石、白崇禧等人，亲自视察台儿庄区前线后，蒋介石决定继续向第5战区增兵，同时为巩固第5战区后方，把武汉附近的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李汉魂各军抽调至豫东归德、兰封一带驻防，以作第5战区后援。于是在沙市区一带整训补充的俞济时第七十四军，立马奉命开赴江苏丰县，参加徐州市会战。

1938年4月15日，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日军损失惨重，伤亡兵力约1.2万人，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所未有，日本上下皆惊，日本方面决定发起报复行动。

1938年4月23日，日军重新集节了二十几个师团，共30万兵力从南北夹击徐州市，以图一举包围、歼灭徐州战场的几十万中国军队主力。中国军队决定放弃徐州，在敌我态势图前，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制定了豫东作战方案，张网以待，以图消灭突出冒进、孤军深入的豫东的日军第14师团，将其歼灭在内黄、仪封、民权县之间。这场大战的部队以中央军为主。由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及李汉魂第六十四军一个师组成东路军，由商丘市西进；以桂永清第二十七军、宋希濂第七十一军组成西路军，由兰封东进；由孙桐萱第三集团军和商震第二十集团军组成北路军，在定陶区、荷泽、东明、考城附近切断日军退往黄河北岸的退路；同时命令黄杰第八军、第六十四军两个师等坚守砀山县，以阻击日军第十六师团由徐州市西进。此外还有汤恩伯的第二兵团、胡宗南的第一军等20多万大军，云集豫东地区，准备以雄鹰搏兔之势，与2万日军决一死战。

1938年5月，俞济时在河南山参加陇海路东段作战及兰封会战，表现出色，与日军作战英勇，战果丰硕，俞济时荣获华胄勋章。

1938年8月5日俞济时被任命为第三十六军团长，除自兼之第七十四军外，还辖有陈安宝第二十九军。随机移师江西马回岭防线，参加武汉会战。根据武汉卫戍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的指挥，其下辖俞济时第74军和王敬久第25军、李觉第70军、李玉堂第8军、欧震第4军、李汉魂第64军以及叶肇第66军。第一兵团的防区是长江南岸的江西省和湖北地区，第七十四军隶属第一兵团指挥，这样，薛岳把俞济时从豫东平原又带到了赣北的崇山峻岭。武汉保卫战从安庆市打响了。

1938年6月15日，皖省省会安庆失陷，日军溯江而上，40天内连陷马，彭泽县、九江、姑塘，一下子将战线推到了庐山脚下。根据日军的进攻态势，薛岳将所部之第四军、八军、七十军部署于南浔线正面的金官桥一带；将第二十五军、六十六军布阵于星子、东西孤岭一带；将第二十九军、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设防于德安一线。金官桥是日军攻打庐山，阻断南浔铁路的正面突破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8年8月24日，数十艘战舰和运兵船载着日军第9师团一部驰向瑞昌市江面。同时，日军第9师团主力沿江西进，直扑第2兵团瑞昌一线阵地。在这支新军中，以丸山少将第6旅团组成的丸山支队行动迅速，向王陵基川军防守的岷山阵地突然进攻。王陵基所部猝不及防，加上装备低劣，连失鲤鱼山、笔架山、新塘铺诸要地，制高点转眼落入日军之手。后方要地失守，使南浔线中国守军阵地全线动摇。此时薛岳见状大叫不好，急调中央军精锐俞济时第七十四军一部阻挡丸山支队迂回岷山、向南浔线渗透，以掩护金官桥一线中国守军左侧背。此时第七十四军正在德安一线警戒着日军101师团的佐枝支队，俞济时突然接到这份军令很是不快，何况从德安到金官桥有300多里的路程，加上启运装备，全军1万多人，1日之内不吃不喝不睡也未必能按时赶到。上次兰封之战中俞济时第七十四军本是攻打野鸡岗的主力，但最后的主要战功却算在六十四军的身上，李汉魂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而俞济时只得了次一等的云麾勋章。因此在俞济时的眼里，这是薛岳他们广东人相互捧场挤兑外省人的表现，他岂是吃这一套的？并且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嫡系，岂是替薛岳擦屁股的，这样想来，俞济时便压下薛岳的命令，按兵不发。因此，俞济时只派一个团搜索前进，被丸山支队击溃。

1938年8月30日，薛岳命令俞济时第七十四军再派第二批增援部队急赴岷山。但俞济时此时自视中央军嫡系，乃拥兵自重，仍然未派主力前往，结果再次被丸山支队打垮。此时，日军吉住良辅中将的师团主力全力扑向岷山及金官桥一线，大有切断金官桥一线全部中原地区守军后路的势头。形势急转直下，危急万分。薛岳两个月前曾在兰封吃过桂永清的亏，记忆犹新。这下又冒出个俞济时，不由火冒三丈。薛岳一面令金官桥一线守军向岷山、黄老门、庐山西麓后防线转移，一面连呼俞济时第七十四军，电话接通后，薛岳声色俱厉的吼道：“俞军长，你部屡屡增援不利，是何道理？我现在命令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全军开往岷山，一个不留。听着，你要是再往后退，使前方部队撤不下来，就军法从事。”俞济时思前想后，此时有些害怕了。过去，他仗着自己是蒋介石的同乡，又给蒋介石当过侍卫官，深得蒋介石宠信，因而常常对自己上级的命令软磨硬顶。但今天若是增援不利，使几个主力军被日本人吃掉，失掉整个江南战事，那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他这个面子的。迫于无奈，他悻悻地丢掉电话，骂了薛岳几句，便亲率全军急赴氓山。丸山支队的进攻势头被挡下了。金官桥一线的守军终于安然撤下。

此时，俞济时第七十四军作为蒋介石中央军的嫡系，在蒋介石得知第七十四军在岷山的伤亡情况后，于是武汉方面向薛岳发出急电，令薛岳第一兵团将第七十四军调至长沙市休整。薛岳鉴于战局，拒绝了蒋介石的急电。自1938年8月25日以来，日军向麒麟峰、覆血山进攻，由于防御阵地过长，南浔区、瑞武间形成一块甚大的空隙，转移于瑞武路的中国军队一部，被日机空中侦察得知，日军认为由此空隙插入，这样可避开正面攻击的不利，且可解救处于危难之中的本间稚清的第27师团。畑俊六命令松浦淳六郎率106师团，带足六天干粮，轻装向西急进，钻入中国军队防守空隙，撕开缺口，解救第27师团，从而也分割开中国军队之阵地。然而，日军第106师团此时也是孤军深入，于是薛岳决心在万家岭全歼已是孤军的日军第106师团。

1938年10月2日起，到达万家岭地区的中国10万大军四面出击，开始向困在核心的淞浦师团各部展开攻击。日军第106师团面对包围圈，也开始拼命突围，日军将突破口选在了俞济时第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冯圣法所部坚守的张古山阵地。第五十八师面对日军疯狂的突围，伤亡惨重，冯圣法抱着电话向军长俞济时哭诉，想让部队撤到第二线阵地上去，俞济时不允：“不行！冯师长，一步也不能后撤……”，但面对第五十八师的连续求援，俞济时此时已经无兵可调，于是果断将护卫俞济时军部的警卫营抽去两个营的兵力前去增援，而留守军部的只剩下一个班的人了。

战至1938年10月8日，在军委会发出的向万家岭所围日军发出最后一击的严令下，中国军队不再保留任何预备队，向日军发动了全面攻击，除日军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及数百残兵突出包围，第106师团几乎被全歼，被歼人数多达1万多人。最终凭借俞济时所部击溃日军一个旅团，第七十四军身国军五大王牌之列。

万家岭战役是抗战防御阶段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齐名的三大胜仗之一，此役挫败了日军突破南线之企图，对全国抗日战局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中国军心士气为之一振，万家岭歼灭战之空前大捷，喧腾中外，永留抗战史上之光荣之一页。然而，因日军空中优势，日军九江方面增援部队及时到达，而中国军队增援迟迟未到，以至58师伤亡尽，59师师长冯圣法抱着电话向军部哭诉，为了稳住阵地，俞济时果断命令警卫营两个连前去增援。

1938年11月初，防务交由第19集团军罗卓英部队接替。俞济时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所辖51、58两个师开赴湘阴县、长沙市一带整训。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俞济时率领第七十四军赴长沙、湘阴一带整训。1938年11月中旬，俞济时兼任长沙株洲警备司令善后文夕大火。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广州市相继沦陷，华南地区的粤汉铁路失去首尾，反而突出了处于中间的长沙。

1938年11月9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会议议题是布置长沙保卫战。武汉失陷后，长沙成了溃兵、伤兵和难民的集中地。鄂南湘北的大路上，逃难的人群蹒跚而行，长沙城大有风声鹤、草木皆兵之象。想到此，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焦土抗战”论。蒋介石说，武汉撤守，就应该把它烧掉，免得资助日军。这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保存实力，而争取最后的胜利。于是国民政府决定在长沙市实行焦土抗战策略。

1938年11月12日，由于有流言风传日军突然兵临城下，加之国民政府准备不周，导致未尽疏散市区民众便贸然点起文夕大火。当晚俞济时第七十四军军部由南昌市乘火车，于1938年11月13日清晨抵达长沙火车站，触目惊心的是：到处是残垣断壁，一片瓦砾，犹余烟未尽。八角亭等闹市区全被火焚殆尽，天心阁城楼也遭火毁无存。眼见三三两两的人，围着被火烧死的亲人遗体嚎啕大哭，惨不忍睹。长沙大火前夕，蒋介石曾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望事前妥善准备。”但长沙市市民事前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疏散通知，突然放火，因之疏散不及，以至于长沙市民生命、财产受害者无法统计。三湘人民悲愤不已，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凶手。当时长沙警备司令是酆悌，湖南陵人，黄埔一期学生，十三太保之一，复兴社成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悌曾宴请俞济时，他们是同期同学，俞济时也回敬酆悌，在军部（长沙南郊区解家湾）举行便宴，酒席将散时，俞济时向酆悌出示蒋介石密电：“长沙放火罪人酆悌等三人，立即执行枪决。”酆悌看过电报后，态度自若地说：“我们同学归同学，你执行命令吧！”

1938年11月18日上午，酆悌等三人押赴刑场枪毙时，俞济时命令临时戒严，以防意外，酆悌身穿黑呢制服，态度从容自然，警备团长徐昆垂头丧气，警察局长文重孚则哭喊着：“张主席！冤枉……”在刑场执行枪决命令的卫士，把酆悌的金怀表一只，派克金笔一对，私自吞没。当即被告密到俞济时那里，俞济时查明真相后，亲自用手枪把那个卫士枪毙。事后人们风趣的说：“酆悌被枪毙，还带走一个卫士。”

1939年1月，俞济时任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七十四军军长，参加南昌会战。武汉会战以后，第九战区在长江以南的赣北、湖北地区与日军第11军形成对峙，其部署为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在南昌北正面进行防御，以李觉第七十、陈沛第四十九、商震第三十二军及预备第九师在溪以东、修水南岸至鄱阳湖西岸并列展开；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第七十二军在武宁县地区担任防御；樊崧甫的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李玉堂第八、彭位仁第七十三军在武宁以北横路附近担任防御；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张雪中第十三、黄维第十八、李仙洲第九十二、黄国梁第三十七、关麟徵第五十二军担任鄂南、湘北守备；卢汉第一集团军孙渡第五十八、卢汉第六十、张冲新编第三军及战区直辖俞济时第七十四军，控制于长沙市、浏阳、醴陵市地区为预备队。

1939年3月，修水战役正式开始。1939年4月，日军日本陆军第五师团所部向高安市进发，驻扎在长沙以南的俞济时指挥第七十四军及刘多荃第四十九军王铁汉师开赴高安。俞济时指挥各师反攻，经过十个昼夜的苦战，中国军队夺回高安城，歼敌一个联队，又添声誉，并且俞济时因攻克高安荣获河图勋章。

1939年7月，俞济时调任新五军军长，所遗第七十四军军长一职，由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升任、第五十一师师长缺由副师长李天霞升任。俞济时奉此令，喜上眉梢。因为当时新五军为中国国民党独一无二的机械化部队，俞济时正欲整装赴任，再电请军委会把自己的基本部队第五十八师带走，这就引起了新任军长王耀武的不满。因为五十八师为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的主力，如果被俞济时带走，无疑削弱了第七十四军的实力。因此，王耀武托病在重庆迟迟不到任，一托就是月余。并且当时在重庆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和机械化兵监徐庭瑶跟俞济时向来存有芥蒂，两人串通有关方面在蒋介石面前参了俞济时一本说：“俞非机械化人才，恐难胜任此职。”实际上徐庭瑶是想提拔代理军长杜聿明为新五军军长。但蒋介石无奈，还是在白崇禧、徐庭瑶的报告上批了“考虑”二字。俞济时难以如愿，一怒去重庆市休养了一段时日。蒋介石为了抚慰俞济时，于1939年10月将俞济时调到浙江省，并任命俞济时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十六军军长，军部驻寿昌，军长一职是过渡，交由黄埔一期同学前第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接任。俞济时则另有使命，再任浙江是为了整编黄绍竑亲自建立的“国民抗敌自卫团”。

1939年10月俞济时调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十六军军长，在浙东行署驻防。抗战开始后，黄绍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重来浙江任省主席，虽身兼省保安司令，但大权全由副司令宣铁吾掌握。黄绍竑乃另建兵力，招兵买马，成立“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由六个支队扩编为四个纵队，相当于四个师。设总司令部于金华罗店，自兼总司令，从此浙江的地方武装，除保安团队外，又添了一个“国民抗敌自卫团”系统。黄绍竑还在丽水大港头设立兵工厂（对外用叶迪昌招牌），制造枪械，补充实力。但因事先未曾呈报军委会核准，蒋介石获悉后，深恐浙江成为第二个广西壮族自治区，决定将“抗卫”收编为国军。乃命令俞济时第二次来浙江，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饬令负责接收整编“国民抗敌自卫团”工作。

1940年1月，俞济时兼任浙江省抗敌自卫团副总司令、代总司令。俞济时到浙江之初，原系光杆司令，并无部队同来。黄绍竑因为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嫡系，且曾担任过浙江省保安处长，为了拉拢俞济时，黄绍竑特邀俞济时兼任“国民抗敌自卫团”副总司令，接到蒋介石限期拨编的电令，此时黄绍竑讵料接收整编大员即是俞济时，顿时大惊失色，情知所费心机，全付乌有。然上命难违，黄绍竑只得忍痛将四个“国民抗敌自卫纵队”的官兵及装备，分别造册交俞济时接收。

俞济时同时获悉黄绍竑于抗战发生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购进一批军火，亦要黄绍竑一并移交，黄绍竑坚决不允，但为了避免酿成僵局，乃命抗卫总部经理处长魏思诚从中斡旋。魏思诚原系俞济时的旧部，而黄绍竑又对魏思诚有知遇之恩，黄命既不能违，俞处又不敢开罪，大有两姑之间难为妇之感。几经往返磋商，要求双方各退一步，交接始告完成。俞济时接收四个抗卫纵队后，缩编为三个暂编师：暂编32师师长黄权，暂编33师师长萧冀勉（这两个师长，原由黄绍竑安置），暂编34师师长彭巩英（黄埔区四期生），由俞济时委任。

因浙江省保安团队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俞济时也想抓过来。经电请蒋介石核准，饬令浙江保安处拨出一个保安纵队，相当于一个师，俞济时接收后 改编为暂编35师，师长劳冠英（黄埔五期生），系俞济时的旧部，另设陆军暂编第九军，军长一职由卸任的原86军军长冯圣法担任，毛景彪为参谋长，统辖暂编33、暂编34、暂编35三个师，分驻温州、台州、宁波、桐庐等浙东各地。原属刘建绪建制的194师师长陈德法，挺进纵队司令贺芳，游记支队长翁光辉，原来都是俞济时的旧部，亦都归属于第10集团军副总部指挥。抗日战争第三战区为方便给俞济时所部补给弹药粮食，特设第五兵站支部，分驻嵊县、天台等地，筹划部队补给工作。

1940年6月间，俞济时衔命在金华白龙桥镇成立第十集团副总部，俞济时自设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部，并在1940年7月间进驻新昌县城内。进入新昌之后，俞济时不把驻在金华岭下朱的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放在眼里，凡事直接向第三战区和重庆军委会请示汇报，因此俞济时与刘建绪龃龉不断。一次两人在电话中，俞济时竟斥责刘建绪“你怎来指挥我！”。结果刘建绪被排挤走，于1941年调任福建省主席，兼25集团军总司令。但刘建绪所遗第10集团军总司令宝座则由黄埔一期王敬久接替。

1940年8月俞济时兼任浙东海防总指挥。

1941年4月19日，日军调集大批兵力发动宁绍兴战役（又称浙东地区战役、浙东沿海战役），日军在浙东沿海的镇海、石浦镇、海门区、瑞安市实施登陆，发动宁绍战役达1月之久，俞济时所部莫与硕第八十六军等望敌而逃，镇海、宁波、绍兴、海门、台州、温州等口岸相继沦陷，奉化溪口亦为日军所占。在浙江省已有人怨的俞济时遭到各方抨击，不得不撤销副总司令部，潜往重庆。俞济时在浙江整编了黄绍竑的“国民抗敌自卫团”，是有大功于蒋介石的，虽然浙东战役之败难辞其咎，但俞济时仍然得蒋介石之垂爱。1941年10月，俞济时回到重庆后，被派往仰光考察。1942年11月，俞济时被任命为蒋介石的侍卫长。

1942年11月俞济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卫长，兼三青团中央第一届监察会监察。侍卫长一职，原隶属于侍从室第一处，俞济时得到蒋介石的特准，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卫长室，直接隶属于蒋介石，比侍从室第一处的地位还要高，摆脱了第一处主任钱大钧的制约。俞济时还把军委会警卫团扩充为警卫旅，除护卫蒋介石的官邸、别墅外，还担任军委会各部会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会所在地的警卫。对随从蒋介石警卫的侍卫官，经过俞济时亲自甄别：有一定仪表，忠诚可靠，并具有相当于高中文化的列入侍卫组侍卫官，其余为警务组组员，各设15-20人。侍卫官的任务，在蒋介石的房门口站哨，外出时随车。警务组担任外卫，和宪兵、警察等部门联系保卫蒋介石的工作，同时蒋介石外出时随车。另设内卫股，约一班人，服装待遇和侍卫官、警务组同样，唯编制上是军士，不是官。随蒋介石外出时，除随身带M629C左轮手枪外，还带轻武器。当时侍卫组组长是竺培基，副组长是施觉民，警务组组长黎铁汉，副组长陈善周。又把原有的军委会警卫团，扩充为警卫旅，旅长是楼秉国（黄埔三期生），担任国民党中央部会所在地警卫，但以蒋介石官邸及别墅为主。另设武官室，有武官五人，都懂得外文而且能流利会话。晋见蒋介石的外宾，中国国民党军政要员，先在武官室登记，由俞济时签注意见后再送蒋介石亲批接见日期。所以国民党军政要员，对俞济时都要低头三分，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头目戴笠晋见时也不例外。

俞济时对工作认真负责，事必躬亲，对他的僚属生活，每逢节日都给予小恩小惠的犒赏，旧部有困难，他也会主动为其排忧解难，所以僚属都愿意为俞济时效劳。侍从人员每逢年终，都要进行考绩审定，发奖章及犒赏金。在1942年的春节前夕，俞济时因年终考绩问题，难得的到侍卫官住处闲聊，俞济时诙谐的说到：“……我们的工作，犹如封建王朝时代的太监，你们是太监，我是太监头……”，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1943年俞济时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副主任。俞济时进入侍从室后第二步措施，就是设立情报机构。俞济时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建立监察网，全衔是“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参事室”。人事、业务由俞济时一手抓。旧属张晓崧负责参事室工作，主任秘书项昌权，浙江乐清大荆区人（和周恩来在法国留学的同学）。参事室的工作是了解中共驻渝办事处及中国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的活动情况随时写成书面材料，由俞济时核转蒋介石阅。下设视察三十余人，大都是俞济时的旧部，分布各战区活动。这样一来，军统、中统、部队主官的胡作非为行为有所收敛。连对宋美龄以往的同学——在中茶公司当经理的潘某平素活动也不放松。因此，参事室被称为“监察之监察”，真乃“特务之特务”。俞济时所为，深得日理万机的蒋介石之欢心，俞济时权势日增。然而，因俞济时此举得罪面太广，戴笠、徐恩曾等先后向蒋介石力谏，说参事室妨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工作的全面开展。又在宋美龄的进言下，蒋介石为了考虑全局，所以在1945年年底，将侍从室改组为参军处、文官处时，把参事室撤销，张晓崧被派为上海市民政局长，项昌权被派为上海市参议会秘书长，其余人员则另行安置。

1943年11月俞济时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

1943年12月，由于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商震赴美公干，俞济时代理主任，当月又兼军委会叙厅副厅长。

1944年8月，俞济时进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一期受训。

1945年3月俞济时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任侍卫长侍从室第一处代主任。1945年5月俞济时专任侍卫长。

抗战胜利后不久，俞济时日益得宠于蒋介石。1945年11月委员长侍从室改组，俞济时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务局局长，掌理原侍从室第一处之要务。对于中国国民党军队主要将领之升迁调动，以及军法处置等，俞济时拥有向蒋介石参奏之职权。对于各路军队作战态势，俞济时除了设专人研究国防部报送的战报外，还设置了一批战地视察官分处各地掌握实况，由作战研究室加以综合，每天绘制作战态势要图报送蒋介石，供蒋介石指挥作战以至作出重大决策之参考。

1946年9月的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俞济时当选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翌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党团合并，成立新的国民党中央，俞济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48年1月俞济时享受陆军上将待遇，5月蒋介石当上总统后，俞济时出任总统府军务局局长、总统府第三局局长。

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全面溃败后，不得不于1949年1月宣告辞去总统一职，返回老家奉化溪口，但仍为中国国民党总裁，操纵一切。俞济时陪同蒋介石回浙江省，随侍警卫。1949年4月25日俞济时随蒋介石离开奉化区。

1949年8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主任兼侍卫长，职权更加增大。随着国民党在战争上的节节败退，此后俞济时随蒋介石辗转广州市、重庆市、成都市，于1949年12月护卫蒋介石撤往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以后，俞济时随蒋去了台湾，1949年8月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总务主任，仍兼任侍卫长之职。

1950年3月任“总统府”第二局局长、战略顾问。1951年，俞济时卸任了侍卫长的职务，并在1952年辞去第二局局长之职。1953年，俞济时任“国策顾问”。1956年以后，俞济时被排挤出了侍从室，只好去坐“国策顾问”的冷板凳，此后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策顾问”、“国民大会代表”、“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后，俞济时亦告老退休，但仍挂有“总统府国策顾问”之衔领薪水。1990年1月25日，俞济时因急性胆囊炎不治而去世。

国民党中将黄维对于俞济时杀害同为黄埔校友的中共将领刘畴西一事说：“天那么冷，你也该叫人吃顿好饭，穿件棉袄嘛！大家同学一场，你也太狠心了”。黄维认为俞济时对待立场不同的老同学，太过冷酷无情。

国民党陆军上将胡宗南听说俞济时要出任第三战区建国军司令时说到：“俞济时也可以去带兵吗？俞济时是宁波人，宁波人只能做生意，带不了兵。”胡宗南认为俞济时的带兵打仗能力是不行的。

国民党陆军上将薛岳在武汉会战中，面对俞济时拥兵自重的行为，骂道：“我知道你有背景，所以嚣张跋扈，别人都让你三分。本长官概不买张。我警告你，在战场上本长官有生杀予夺之大权。现在，本长官命令你亲率部队恢复岷山，并予坚守，若敢再退，提头来见！”薛岳对于俞济时仗着黄埔嫡系的身份，多次目中无人，飞扬跋扈的行为非常气愤。

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认为俞济时对自己的仕途十分重要，是一副晴雨表，通过俞济时可以随时观望政坛风云，感受蒋介石的喜怒。

俞济时初来浙江省时的主要任务是整编浙江省的保安团队。于是为了整编浙江保卫团，俞济时拟编了一个整编计划送交浙江省府会议。当时鲁涤平主政浙江，经常抱病不理政事，大小会议均由其亲信杨绵仲代理（鲁主赣时，杨为财政厅长）。在省府会议上，杨绵仲对俞济时的计划批驳得一无是处，说这条不符合政令，那条碍难照办，最后便干脆搁置不理。同时省府会议，作为保安处长的俞济时只有列席资格。俞济时为了抬高自身身价，从来不参加省府会议，必要时也只派参谋长代为参加。为了整编计划要在省府会议上通过，俞济时派参谋长李可仁去列席，及至李可仁回来汇报说，杨绵仲对整编计划批驳不已，最终计划没能通过。此时，俞济时对杨绵仲恨到透顶。下一周会议时，俞济时破例自己亲往参加。在会场上，俞济时一见杨绵仲，立刻火冒三丈，当场拦住责问道：“整编保卫团，乃是委员长特交事项，所拟的计划，系秉承委员长的旨意，你算什么东西，胆敢从中阻挠。”说罢，举拳向杨绵仲挥去，杨绵仲见势不妙，急忙从侧门溜走，俞济时暴跳如雷，主持会议的民政厅长吕苾等人，再三劝导俞济时，俞济时才愤然离去。事后，杨绵仲向鲁涤平申诉，鲁涤平叹曰：“我从军数十年，转战数千里，当我身为大将时，这小子尚在襁褓之中，何必与他争一日短长，算了吧！”杨绵仲默然无语。

浙江省各县财政，向来极其枯竭，各县应缴省库的款项，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每多迁延不解，省财政厅拨发省级各机关的经费，大都填发“划拨支付通知”，由各机关自行派员赴指定县份财政局提取，但是各县财政局往往借口收入不足，不能一次如数付齐，甚有拖欠数月的。保安处及所属团队的经费数额，在省预算中占第一位，每月向财政厅领到拨款通知后，例须派出大批人员，分赴各县提款，保安处系军事机关，县财政局大都不敢拖欠，唯嘉善县及余姚市两县财政局，仍然多方推诿，拖欠不清，尤其以余姚财政局长寿某为甚，寿为金融界巨头寿勉成的胞弟，对提款人员，态度亦较为傲慢。俞济时据报后，当即指示提款人员，随身携带武器，如果有县财政局拒不付款者，押解来处纠办，提款人员遵令照行，将余姚财政局长寿某押解来杭，关进禁闭室不准任何人接触。当时财政厅长王莹是蒋介石的亲戚，闻讯后，先派高级职员向俞济时疏通，俞济时不卖面子，嗣经向俞济时当面赔礼道歉，始获保释，谑者称俞济时此举为“请财神”。不久财政厅发放各机关经费，一律改由省库直拨，各机关财务人员无不额手相庆，咸以财政厅改进拨款办法，当归功于俞济时的“请财神”。

俞济时有一个下属吴中翰，任保安处士官教育团教育长。一天夜晚，吴中翰身穿便服，骑自行车回南星桥营房，因为不亮车灯，便被中山南路交通警察拦住，勒令其停车。双方发生争吵，吴中翰被交通警察扣留，扭送至南星桥分局进行处理。吴至分局后，表明自己的身份，希望警察能够卖他的人情，不料值班警察反将其训斥一顿。于是，第二天吴中翰派遣士兵数十人，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强行冲进南星桥分局，见到警察便开始殴打，对分局里面所有物品大肆打砸，打得分局人仰马翻，一片狼藉。而后，一行人又到中山南路、清河坊，直到湖滨一带，一路上逢警便打，交通警察等人再不敢上街站岗，纷纷抱头鼠窜，闹得满城风雨。这时省会警察局长何云，曾担任过蒋介石的侍卫长，他的太太，原先当过妓女，与蒋介石有过男女关系，蒋介石出资令何云赎取为妻，凭借此等关系，何云也绝非忍气吞声之辈。于是，何云闻讯之下，立即下令全市警员撤岗，一面集合巡警大队，在太平坊巷总局门口，布防警戒。此刻，军队与警察双方壁垒森严，如临大敌；另一面，何云亲自前往杭州警备司令部，要求面见俞济时会商解决办法。俞济时早就得知此事来龙去脉，故意托孤不见何云。何云吃了闭门羹，不得已要求与参谋长马君彦会商，马也推脱得一干二净，说兹事体大，自己不能越代庖，必须司令亲自处理。何云只能不得头绪而返。此时，杭州满街都是警备部的士兵，到处寻警殴打，吓得全市警察不敢身穿警服，躲进民房躲藏，被打伤的警察已有数十人之多，何云见事态扩大，于是第二次去警备部求见俞济时，等候二、三小时，俞济时才出来。俞济时一出来便对何云大声呵斥，说警察罢岗，擅离职守，妨碍治安，玩忽职守，莫此为甚，饬令何云查明肇事警察，解送警备部查办。后经何云再三恳请，只将南星桥分局长撤职了事。然而，肇事祸首吴中翰，却未动过半根毫毛。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8月，俞济时任36集团军总司令兼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军长（下辖74、29两军），驻守赣北马回岭防线，后又退守至张古山，是年冬，调至长沙市整训。1939年4月上旬，赣北奉新方面，日军一个联队，有进占高安市迹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没有探清日军虚实，急调俞济时，率其所辖51、57、58三个师和49军王铁汉一个师，共四师之众，由长沙直趋高安，参加会战。4月8日，俞济时偕同参谋长张庆鎏、作战科长林青，赴前线指挥所，先头部队于9日到达高安。高安城位于锦江北岸，指挥所设在城西郊的聂家村，部署51师据守高安，命士兵连夜构筑工事，以备一战。10日下午春雨绵绵，高安城内已清晰可闻前线枪声，不料俞济时所部与日军稍一接触，即溃退。俞济时催促部队转移，连夜兼程，冒雨渡江，重回锦江南岸。其实日军本无进占高安市的意图，并且知道高安城现有防备，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牵制日军后方，于是旋即退去。俞济时便命作战科长林逖青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报战绩，“我军奉命赴敌，接防后，即命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率部奋勇反攻，幸赖将士用命，苦战几昼夜，歼敌若干名，业已攻克高安，残敌向北溃窜，我正乘胜追击。”这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的战报送呈军委会后，蒋介石十分欢喜，同年7月电令调升俞济时为新5军军长，所遗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军长一职，由51师师长王耀武升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