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国医馆是成立于1930年的全国性中医药学术机构，是中医存废斗争的产物。中央国医馆在“中医科学化”的方针指导下，进行了制定中医学术标准、统一病名、编审教材等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护中医药合法地位和发展中医教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央国医馆是在中医界反抗国民政府废止中医药的高潮中产生的。1929年2月余云岫在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议案，并得到通过。此事引起中医药界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对，并进而引发了近代史上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暴潮。斗争几经波折，最终以国民政府撤销该案而暂告一段落。

1930年1月，裘吉生、蒋文芳等人提议设立全国性中医药学术机构中央国医馆。1930年得到通过。

1930年筹备会议推举陈郁、焦易堂、施今墨等七人为筹委，陈郁为主任，并决定于翌年3月17日举行成立大会。

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成立大会在南京市举行。根据馆章选举陈立夫为理事长，彭养光、陆渊雷、谢利恒等十人为常务理事，焦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同年8月31日，国民政府核准通过了《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及《中央国医馆各省市国医分馆组织大纲》。

中央国医馆第一任馆长焦易堂，原名希孟，武功县人，生于1880年。幼年务农，14岁始读书，曾就读于法政专门学校，并加入中国同盟会。1928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兼任最高法院院长。此后历任中国国民党第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50年10月28日，焦易堂病逝于台湾省，终年70岁。

中央国医馆下设推行处、医学处、药学专业处和秘书处，并设有多种特别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术整理委员会”及其后的“编审委员会”。国医馆成立后，各省市纷纷筹建分馆，甚至远在旧金山以及港、澳、泰、菲等地也都由侨胞组建了分馆，堪称一时之盛。至1936年10月已成立了37处分馆，另有82处分馆在筹备中。

整理研究中医学术

在中医药学术整理研究方面，国医馆设有“学术整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制定了庞大的计划，欲分阶段整理中医药学术。1933年学术整理委员会通过了《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大纲》分为学术标准、分科大纲两大类。

“标准大纲”公布后，又公布《统一病名凡例》及《审定病名录》，征求各方意见。由于草案将中医病名统一在西医病名下，招致多数中医的反对，国医馆决定重订草案。

建立中医图书馆亦是国医馆最初的计划之一。国医馆向全国征求图书，得到热烈响应。1934年9月统计该图书室已有各种图书22类，395种，共2471册，图表38幅，并出版了《中央国医馆图书目录》一册。此外，国医馆还与许多学校、团体交换定期刊物。

发展中医教育

国医馆第三阶段工作便是编审中医教材和中医论著。至1930年，全国已有十余所中医药专门学校，然各校水平参差，课程各异，修业年限也不一致。1933年国医馆要求各地寄送教材和讲义，以备参考。1936年，国医馆已编就《黄帝内经》、《伤寒论》等教材十余种，供全国中医教育机构采用。为了统一中医课程，国医馆派黄竹斋草拟标准。国医馆还着手审定“国医标准著作”，审定并出版了《验方新编》 、 《药物图考》等数种著作。

中央国医馆虽然在中医教育发展史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也有自身的先天缺陷和历史局限性。首先是人员问题。国医馆各要职均由国府要员或政客担任。这些人政务繁忙，又不谙中医学术，无助于领导中医药研究工作。

馆员人选也存在问题。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中，实际上存在着三大派，即“保守派”、“急进派”和“折衷派”。由于观点不同，因而在拟定学术标准大纲、同一病名及编审教材等具体工作中出现较大分歧，造成力量的内耗。

其次是经费问题。馆中所需各种款项，多依靠分馆的支援或向医药界募集。经济如此困难，很难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国医馆性质、权限不清，难以发挥管理和教育的职能。

中央国医馆是中医存废斗争的产物。它在“中医科学化”的方针指导下，进行了制定中医学术标准、统一病名、编审教材等工作，为维护中医药合法地位和发展中医教育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其多种致命缺陷使它肩负的重任难以施行。不过，中央国医馆的许多创设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研究机构和中医院校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中云，谢扬．焦易堂与中央国医馆，文史精华，2004；（4）

3.温志大．读中央国医馆宣言体会。西藏医药杂志，1991；（3）

4.文痒．焦易堂与中医药事业。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吴中云．中医文化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