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而公（1920年4月13日—1976年11月15日），别名铁生，笔名梁星、古甲；沈阳市（今辽宁省）凤城市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政治系，同年任中国国民党政府中央通讯社记者；1945年入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学习；曾任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中国传媒大学教师；采写的刘胡兰传记性连续广播稿，编写的《刘胡兰小传》，在青年听众和读者中很受欢迎；高而公是中国共产党广播早期的新闻工作者之一，有《高而公文集》。

1920年4月13日，高而公出生于辽宁省凤城市九沟峪一个官僚家庭里。他的父亲高惜冰是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麻省理工学院纺织系毕业，回国后担任东北大学教授、院长、国民党省政府厅长、中央叙部司长，川康盐务总局稽核，中国棉业公司官方董事，兼作投机生意，因此他的家庭生活非常富裕。高而公就是背叛这个官僚家庭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1926年秋天，高而公跨进了海城小学一年级读书。次年，他父亲受聘到东北大学任教。他随父亲转到沈阳东大附属小学读书。1930年秋，高惜冰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教育厅长。次年秋，他又随家迁往张家口市，转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实验小学读书。1932年夏高小毕业考入北平四存中学，读了一年后转入北平念一中学。

1933年初，因榆关战事吃紧，全家由张家口逃到天津租界，高而公随机转入天津工商学院附属初中和天津市南开中学读书。1936年，高惜冰任国民党中央政府铨叙部司长，举家迁往南京。但高而公不愿在南京，随即回北平念一中学读书。他从入学读书以后，为了逃避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暴行，全家几次迁徙，颠沛流离，过不上几天安宁的日子，因而他对日本帝国主义非常愤恨。在各种抗日活动中，表现得特别突出。

1936年12月，经北平念一中学三年级同学安好贤（安法孝）介绍，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此高而公在进步组织领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1937年秋，他中学毕业，随家迁到上海市。8月13日，日军30万人进攻上海。冯玉祥、张治中指挥70万中国军队奋起抵抗。高而公积极参加燕京大学党支部负责人顾德欢等组织的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工作，在各方面表现得很出色。暑假后高而公入省立上海中学读书，该校对学生功课要求极严，竭力限制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因此，他于1938年春转入大夏附属中学读书，由于高 而公在民先队和流亡同学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爱国活动，1938年5月5日，经王永琪(王明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高而公在大夏中学开展工作，不久他因想到陕北延安市学习，便要求到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想从国统区转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在那里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全力从事党的工作；起初，党组织已允许，但在快要出发之际，又叫他到江南抗日义勇军或新四军中去。他因急于想到延安学习，坚持要到大后方，不接受组织上的意见，当时组织上曾批评他犯了自由主义。但还是允许给他转组织关系到重庆市；到重庆后，等了将近两个月，都没等来组织关系，而去陕北地区的路又不通。在这种情况下，于是他在重庆白沙考入了大学先修班，在那里上了半年学。

这期间，他在先修班除了读进步书看新华日报外，就是与三青团作对，直到1940年暑假后，才上三台东北大学—年级读书，初到校时，决心埋头工作，因为那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环境已更加黑暗反动了。他这时没有找到党的领导，只凭自己的政治嗅觉摸索着，感觉有必要用进步书籍来影响人团结人，他开始观察考查周围的同学，和他们交谈，在交往中了解他们的思想行为，发现他们有进步要求时，便把他从重庆市带来的藏在木箱子里的进步书籍给他们读。那时与他同时进入东大的共产党员吴兆光（吴耀三），发现高而公的进步活动，吴先向高借进步书籍看，并主动借《新华日报》给高而公看。高而公能从《新华日报》上体会到党的方针政策，摸到前进的方向。吴兆光把高而公的表现，向三台中心县委负责人黄友凡作了汇报，黄经调查了解，并向上级报告后，认为可以继续与高而公联系。1941年初的一个晚上，吴找高而公谈：“有人向我介绍共产党，要我参加，你看怎样？”这时高而公考虑到自己在上海的“自由主义”问题，社会环境问题，家庭问题，以为组织还不了解自己，想再锻炼一下再说，因此没有明确表态。很快，他认为自己应该回到组织中去。可在这时，南方局关于停止发展党员的指示传到三台中心县委，再也没有人向他提入党的事了。

皖南事变后，东北大学内三青团大发展。校长臧启芳找高而公谈话，要他参加三青团，并许以入团后的官位。高当即严辞拒绝了。1941年夏，梓潼国立六中进步学生王立新被三青团追捕，逃到三台，住在一个同乡同学阎九江处。王与吴兆光同宿舍的陈景风是同村人。他们三人到城郊去玩。天黑时，三人从城外往学校走，高而公已在城门口等候多时了，高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回去，白天我看见你们宿舍门外有特务，要警惕”。这样，吴兆光他们就不回去了。分散之后，吴兆光晚间在一家饭馆吃饭。看见阎九江和押着王立新的一个特务。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东大又发生了经济系一年级学生聂有人被害事件。聂有人被特务暗杀后，尸体系着石头被抛到东河里。当时高而公向吴兆光提出建议，到外地躲避。因皖南事变后，吴搞—些活动，目标有些暴露，再加这两件事，吴的处境比较危险。高主动承担了向校方探听消息的任务。直到1941年9月吴去陕北地区以后，高才放心。

高而公1940年秋入东大后，先把进步书籍借给倾向进步的同学秘密传阅，后采，读进步书籍的人越来越多。1941年春，他便向胡鹏发起组织读书会，开始参加的人有刘志鸿(刘黑枷）、李江春、石克基（邓光)、郭秉箴、徐德明、刘流等。秘密传阅《新华日报》、邓初明的《社会发展史简明教程》、《社会发展史》、路易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研究》、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书报。后来参加读书会的人多了，又分为哲学、文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几个小组。为了领导好这几个小组，成立了以高而公为首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的活动方式，除秘密碰头会外，还用传抄课堂笔记的办法交换情报和看法，在这个手抄本上还创造了不少代用语，局外人是看不懂的。如以“领稿费的人”代“特务”，以“刘流的家乡”代解放区，等等。以后又把进步书刊拆开分散混装在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中秘密传阅。

高而公的文章写得好，他主编的《合唱群》壁报，曾以精彩的杂文、漫画、赢得校内外读者的赞赏。他很有些文学声誉，写了很多进步的散文和杂文，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人间夜记》、《达宁文先生的科学态度》。他当时已有—定的文学修养，笔锋犀利，能吸引读者，能启发同学进步。他创造的一种将手稿用剪贴转行拼版的办法，穿插灵活，如同铅印的报纸一样，成了当时当地的一个绝招。在高而公的督促下，郭秉箴掌握了《菩提》壁报的编务。高而公利用他们原有的特点，不改变它的形式，以“喜、笑、怒、骂”的笔法，撰写抨击现实的杂文，更巧妙的是把《新华日报》上的文章和消息，党的号召主张，加以改写，变成自己的文章。把他们和谈《红楼梦》的，谈幽默和恋爱的诗文混杂在—起，招引人们在不经意中读到它，但又不象—般严肃的报刊那样触目惹眼。

东大戏剧活动的真正导演也是高而公。在他的策划下，大家抵制和瓦解了东大三青团想上演宣传法西斯主义汉奸哲学的反动话剧《野玫瑰》的计划。高而公与郭秉箴等串联和邀请—批男女同学，成立东大话剧社，选举郭秉箴为社长，从而把三青团的“青年剧社”瓦解了。以后又取得—些知名教授的赞助，把东大话剧社拉出校外，以“三台实验剧团”的名义，在校外进行合法的售票演出。高而公在角色不够时，自告奋勇粉墨登场，在《祖国在召唤》中，饰演了一个动摇胆怯的小人物，形象逼真。

1944夏，高而公在东大政治系毕业，回到重庆市家中。他父亲高惜冰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政府盐务总局、四行贷款总稽核职务，要他在家复习英语，准备将来找机会出国留学。

东大经济系的胡鹏也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1943年7月毕业后，在重庆市直接税务局工作。1944年7月，党组织要他很快回到家乡湖南省湘乡、娄底市开展抗日游击战。离开重庆前，他把东大进步同学徐国杰介绍给南方局青年工作组金秀提。金引荐高而公在办事处认识了刘光，朱语今，并向刘光汇报了东大进步学生情况。不久，高而公为了职业问题，又去找刘光、朱语今。刘光说：“能到中央社去工作更好。”高而公又问：“叫加入中国国民党怎么办?”刘光说：“可以加入”。10月间，高而公经齐铁生介绍到国民党中央社当记者，填表时，在是否国民党员栏内填了一个“是”就混过去了。不久，他又在刘光处认识了张佛翔(张黎群)。

高而公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当记者，取得了不少有重要价值的国民党内部的消息，为《新华日报》提供了许多生动而富有价值的战斗性的稿件。他用古甲笔名写的《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李四光教授学术讲演》、《记—个晚会》，在1945年1月12日，3月5日《新华日报》上发表。有—篇因发生了较大的影响，《新华日报》在启事中约见这位不知名的记者，他却坚守党的秘密纪律，没有露面。

1945年，南方局决定动员一批知识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去。据当时在南方局青年组工作的张佛翔回忆：“东大是由高而公进行联系。我们对东大情况的了解，也是从他那儿来的”。高在得到这—任务后，即写信给东大的进步学生。同学们来重庆市后，他又把他们引荐给金秀提。金审查后，报张佛翔批准，然后告诉他们去的路线，联络地点，口号和注意事项。这次去中原解放区的知识青年中，经高引荐的有30多人，李一清、商周、齐纪辛就是高而公引荐的第一批。1945年1月，他们得到高而公的信，到重庆后，高又为他们找住处，指导他们到《新华日报》社找青年组张佛翔联系。行前高而公还为他们饯行。

日本投降后，刘光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给高而公恢复了党组织关系。这时，国民党中央决定高的父亲任安东省省主席，党组织叫他回安东工作。但他的父亲高惜冰仍叫他在中央社工作，并且叫他准备出国考试，因此事父子俩争得吵架。高而公仍按组织决定，决心由陆路去安东工作。10月11日，他与商为东从重庆市出发，经西安市、潼关县，由风陵渡过黄河，经运城市到临汾市，知铁路在短期内不能恢复，决定通过解放区去东北。于是经洪洞县至赵城镇进入解放区。11月15日到太岳军区政治部，但去东北的道路仍不通。军区政治部就介绍他们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12月10日，到安昌镇抗大—大队。

1946年，高而公曾到河北省沙河县褡裢镇参加土地改革工作。1947年2月，他到安阳小村采访调查，花了119天，写出了著名的特写《记解放区的一个细胞》，延安市《解放日报》连续四天在四版的显著位置刊登，文章翔实生动地报导了解放区的真象，发表后，立即震动了“清凉山”。大家都为之叫好。“枣园”党中央毛主席住地，也打来电话，说这篇特写不仅文字生动活泼，而且作者发掘事实和表现事实的角度也好。

1947年夏天，新华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到河北省涉县太行山东的西戍山村中。7月，高而公调到陕北地区新华广播电台工作。

这时，正是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到—个新的阶段，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了主动，并且开始了局部反攻，刘邓大军跃进中原，为了配合前线的胜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创办了《对蒋军广播》节目，高而公担任编辑工作。当时，办这样的广播节目，不但毫无经验，更缺乏应有的资料。高而公从不怕苦，埋头苦干，把这个节目办得有声有色，成为深入蒋军内部的一颗威力强大的炸弹。许多蒋军军官听了这个节目之后，顿生彷徨、苦闷的情绪，感到日暮途穷，前途无着。这样就动摇了蒋军的斗志，使不少蒋军官兵放下武器，弃暗投明。

1947年11月9日，他写的《整编76师是怎样在清涧失败的》播出后，给中国国民党军官敲响了丧钟。不少人一想到地势险固、队伍精锐的廖昂师长当俘虏的事，就不寒而栗，考虑后路。1948年7月27日，编播的《解放军活捉康泽》对国民党军特务们震慑很大，对康泽始则以“不战死就自杀”，继则以“装死放赖”当俘虏为结局，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高而公在这个历史的大动荡，大转折时代以他出色的才华为新中国的诞生推波助澜，发挥了很大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而公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记者工作。他的创作才能达到了—个高峰，1950年初，专程到文水县访问刘胡兰的事迹，写成《刘胡兰小传》，连续播出后在青少年当中起了轰动，出版以后，一时洛阳纸贵，不胫而走，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图书之一，连续再版，经久不衰。

1953年夏，他从朝鲜采访回国后，去鞍山市采访，高而公写通讯。不单是报道事，更着重写人，写人的思想和心灵。在《王崇伦和他的表》这篇通讯里，讲述了鞍山钢铁集团工人王崇伦，在—年里完成四年工作量的创举和他把全部积蓄下来准备买表的钱买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故事。广播以后，许多机关，工厂的青年们，自动成立了王崇伦小组，王崇伦生产班，许多青年——包括海外华侨青年，纷纷把自己的表寄给王崇伦。

当高而公正在显露和施展才华的时候，一个极大不幸降临在他的头上，1955年秋天，他患了精神分裂症。经过—年多的治疗，才出了医院，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到1958年初，才勉强能做点编辑工作。

1959年高而公调到中国传媒大学，开始担任新闻系采访教研组长，后来任研究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袭击到广播学院。高而公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关进了“牛棚”。每次对他的“审判”都是：“你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而公回答：“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造反派”问他：“为什么把你们这些人叫做牛鬼蛇神？”他慢条斯理的回答：“毛主席诗词里有牛鬼蛇神。‘牛郎欲问瘟神事，里有‘牛’又有‘神’，‘万户萧疏鬼唱歌’；‘妖为鬼蜮必成灾’里有‘鬼’，‘龟蛇锁大江’和‘山舞银蛇’里有‘蛇’，他的回答受到了一阵严厉的责骂。

又有一次“造反派”问他：“你说刘少奇是什么人?”他庄严地回答：“国家主席。”气得造反派暴跳如雷，骂他“反革命反到底了！”当时很多正直的人，就以高而公是精神病人，为他开脱。

1969年，他被放出“牛棚”，回到孤寂的宿舍里；1971年，高而公到淮阳干校，接受“改造”，在养鸭场放鸭子，后因得风湿性心脏病，回北京治疗。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高而公才获得真正的解放。但是，正当党需要他发光发热的时候，他却因久病折磨，身体极度衰弱，不幸于1976年11月15日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