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文玩就是由古代文房四宝，以及为文房四宝服务和与其相关的文房器具物件组成的。广义上的文玩不仅包含文房用具，带有文化气息的赏玩件都可称之为文玩。

中国的文玩之风始于南北朝时期，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文房用品较讲究，同时也对日常生活陈设日渐考究。南北朝时期除了文人，宫廷对文玩也有收集。从宋代开始，文人墨客开始刻意的为文房用具著书立说，记载其美，渐成系统，这说明当时的赏玩文玩的风气已经十分流行，开始普遍。元代文玩的范畴已在不断扩大，从书房类器具，扩展到君子六艺之类。明朝时期，文玩的范畴进一步扩大，人们收藏的文玩类重心，也从文房类转到修养身心之类的器具。清代，文玩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上行下效之间，许多工艺、技术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文玩脱离了文房实用器的范畴，走出了古董收藏的梏，成为一种独立的品类。清末民初，文玩文化开始由盛转衰，因为社会动荡，文玩受众群体基本消失，文玩市场也出现了空前的低迷。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整体处于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阶段，经历过长时期的战火洗礼，绝大部分的人已经失去了对文玩文化的认同，甚至失去了对文玩的认识。许多精美的器物被抛弃被损毁，少数家藏之器亦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文玩又开始焕发生机。国家对文物立法，人们对于文玩的态度也在逐渐的发生着改变，藏家获得了应有的尊重，藏品获得了应有的价值，因此更多的人愿意接触文玩，收藏文玩，文玩及文玩文化再一次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文玩的种类繁多，按功能辨识的方法主要是以为笔、墨、纸、砚服务的四类用途以及其它用途等五类。按材质分为可以分为玉、石、竹、木、角、漆、金、银、铜、铁、陶瓷、象牙、玳瑁、珐琅、玻璃等多种。按创作题材分可以分为日常生活，典籍神话，谐音寓意。

文玩集实用价值，赏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历史价值和商业价值于一体。时代发展到当下，以电脑为首的现代工具兴起，文房也简单了许多。文玩之类的不再仅仅是文人所好，随着中国经济陆续回暖，以及老百姓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文玩市场规模正在逐年成长，文玩的受众也逐渐年轻化。为了保护和传承文玩工艺，一些传统的文玩制作技术被列入了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文玩收藏品也从线下走到了线上，文玩收藏品市场也被赋予了更多新玩法。文玩也从小众圈子发展为大众电子商务，走进了千家万户。

文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来说，文玩是指文房器玩，或者文房雅玩，是古人文房用具的总称，简称文玩，它是由古代文房四宝，以及为文房四宝服务和与其相关的文房器具物件组成的。广义上来说，文玩包括但又不限于文房用具，而是广泛涉及带有文化气息的赏玩件。传统意义的文玩大多是狭义的文玩，当今时代的文玩，大多是广义的，泛指为生活增添赏玩之趣的物件。

古代的文玩，一般都在文人的书房中，因此，古代的文玩又可称文房。文房又借指笔墨纸砚，与其相关的用具则叫做文房清供。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诞生，笔、墨首先出现。那时的笔墨主要书写在木质、皮质及石质等材质之上。之后到了汉代，蔡伦改进造纸术。纸才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砚，则是供承墨及颜料之用，是由原始时期的研磨器具发展而来。笔墨纸砚，这四者是文房的根本所在。在此基础之上，自秦汉之后，文房之中的器物便逐渐多了起来。除了文房四宝做基础的书写绘画之用，其它的文房器具多做观赏把玩，置于书几案架之上或于文人掌中，文玩的称呼也就由此而来。

张荣在《故宫经典:文房清供》的序言《文房清供之沿革》中认为:“文房清供是中国传统文房辅助用具的一种雅称，也称文房杂器，又因多由精美的工艺造型和极具观赏性的器物组成而被称为文玩。”他直接将“文玩”界定为“美”的“文房”“器物”。

《中国画论大辞典》亦从此说，将“文玩”释为“古代文人书房案头的各类文具，融实用价值与观赏价值于一体。除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外，还有笔筒、笔格、笔洗、笔、墨盒、墨床、镇纸、裁刀、水注、水盂、印章、印泥、印盒等。” 这一释义不仅直接将“文玩”落脚在“文房”“文具”上，而且同时认同了文玩”之“实用”和“观赏”的双重价值和属性，强调了其双重价值和属性的融合性、统一性。

“文玩”被《现代汉语分类大词典》释为“供玩赏的器物”，被《当代汉语词典》《红楼梦语言词典》释为“供赏玩的器物”，被《汉语同韵大词典》释为“供赏玩的艺术品”，被《现代汉语大词典·下册》释为“供赏玩或摆设用的雅致器物”。上述释义均当属广义“文玩”。《景德镇陶瓷词典》单设了“小文玩”词条，将之释为“供玩赏的小器物”，并举例说明:“如各种小型的花瓶、文具、茶具、盒子等。清代乾隆流行。有青花、粉彩、颜色釉等制品。”这些释义均从功能出发界定“文玩“的属性，既强调其“玩赏”“赏玩”“摆设”的非功利功用，又将“文玩”落脚在“器物”实体上。

由是观之，传统意义上的“文玩”当是狭义的“文玩”，今天的“文玩”则更多是就广义来说的。

明清以后，文房生活日益精致化，文房器具的工艺性已远大于实用性，文玩”以及与之相近的“清玩”“清供”之类语词也常见于文献。不过自来对这类语词并无明确界定，只取约定俗成。在实际使用中，似乎多指古玩。古玩,可释为古代文玩,旧时称为骨董（古董）。而骨董（古董）可以理解为“深藏的过去之精华”。骨董（古董）一词,初见于唐开元年间张萱《疑耀》一书:“骨董二字乃方言,初无定字。”明董其昌《骨董十三说》中曰:“杂古器物不类者为类,名骨董。”骨董（古董）之称一直沿袭到清初,乾隆年间方称“古玩”。后来有人依据《书经》:“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之说,提出将古玩改为文物。因此,文物一词通用至今。

中国的文玩之风始于南北朝时期，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文房用品较讲究，同时也对日常生活陈设日渐考究。文士们对文房器物考究之余，也开始了古代文玩的收藏。古代文玩的收藏原是帝王宫廷的习尚，如萧绎和李煜对此都很爱好。

由宋代始，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文人士大夫集团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故文房用具亦因此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赵构《翰墨志》：“平居好事者，并壁匣置坐右，以为清玩。”这时“清玩”这一词语已经出现于记载。此时“清玩”二字主要是用来指代书画作品，但已具有赏玩之意。宋初的帝王们下诏书广征集古人的各种书画迹钟鼎彝器、古钱。先后编《宣和博古图》《宣和睿览集》《宣和书画谱》等书，对民间收集金石之风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重要的金石谱录也由博闻多学者编著，如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等。宋人赵希鸽的《洞天清禄集》也著述了文人的文玩雅趣之好。宋代文人崇尚自然朴素,重视文玩本身所特有的韵味,不以刀雕琢为尚,以质地为贵。这些博学者将古玩的收藏、鉴赏视为生活的组成部分，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成为后世玩古风气的先导者。宋朝时期《文房图赞》一类专门记述文房用具，加以图绘，甚至为之书赞的书籍亦开始出现。明祝允明称赞该书：“此作辞旨简雅，亦欲寓史法于协调，称名小而取类大，其所长也。”由此可见，书房用具发展至南宋，已经不仅仅是文人士子读书作文的工具，已经具有了审美价值，成为士大夫阶层间一种清雅的玩物，是骚人墨客间不可或缺的文化活动的媒介。

欧阳玄《题山庄所藏东坡》诗：“山庄刘姓富清玩，家有苏公旧挥翰。”可见元代已兴收藏文玩之风，在这一时期，文房用具的范畴已在不断扩大。《续文房图赞》中已经参照六艺的要求，将古琴、压书剑等纳入文房用具的范畴，甚至还拓展到了盆景与香道。通过《续文房图赞》一书可以获知，到了元代，所谓的“文房用具”已不仅仅局限于案头的笔墨纸砚，这个时期的文人，更加追求一种通感的享受，不仅将古之六艺接纳到自己的书房之中，也更加重视茶道、香道、花艺的修养。文房用具发展到这个时期，已经不仅仅是依附书文而存在的附属品，已经独立的成为一个品类，更加符合文玩在广义范畴的定义。

《考槃余事》一书中除了品鉴传统的文房用具之外，在末卷甚至详细品评了假山盆景、入流服饰等。《长物志》更是详细的分为大小十二个品类，期间囊括了书画、园艺、鱼鸟、香道、茶道等文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内容。通过这一时期此类书籍中的记载，可以了解到，在这一时期的文人生活中，传统的文房器具已经不再是重点，替而代之的，是文人借以“养太清之气”的名目繁多的各类玩物。文玩的范畴再一次得到扩大。《四库全书》在收录《长物志》时，有如下评语：《长物志》......凡闲适玩好之事，纤悉毕具明季山人墨客，多以是相夸”可见在明代，山人墨客间，以有一二美物为美，文玩之风尚已渐成型。

明代中期除文人,帝王、高官显贵外,巨商大贾也争相附庸风雅，刺激了工艺品制做技术的发展,文玩的范围得以扩大,品位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人能好骨董，即高出于世俗，其胸次自别”,又“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财”,名利双收。因此,吸引了大批士绅、商贾参与文玩市场,收藏之风空前高涨,大概于明嘉靖年间，民间收藏之风形成,出现了大量仿古工艺品和高超的作伪技巧,产生了一批精于判别真赝品及品质高低的鉴赏家。

《长物志》还总结记述了诸多器物赏玩之法则，且“具有条理”。可见在清人看来，明人鉴赏收藏的法则是有条理，有依据的。这说明在明代，文人士子不仅以文玩收藏为美，且收藏得法，品鉴有据，这是文玩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

清曹寅《浮石山歌》：“盆池磊砢不常见，乍来几榻供清玩。”“清玩”一词再一次出现在诗文当中，且已经由书画的代称演化为盆景之类“几榻供清玩”之物。至此，“清玩”一词已无明确的词义界限，而多取其约定俗成之义——供赏玩的雅致的东西。正如鲁迅先生《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他们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绘画的磁瓶。那只是所谓士大夫的‘清玩’” 。由此可见，从清代开始，“清玩”的含义已经与今天的文玩别无二致。

清朝时期从统治阶层开始，到白衣士子，对于“文玩”都出现了一种追捧的热潮。由于士人地位的提升，许多原本流行于文人间的清雅之趣，开始逐渐的在全社会内流行起来，如文玩等物，也就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喜爱。同时，清代社会趋于安定，统治阶级开始追求精神的享受，对于宫廷制造有了明确的要求。清世宗雍正就曾明旨造办处“尔等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廷恭造之式”。正是由于统治阶层的重视，促使了在这一时期，各类艺术的百花齐放，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乾隆时期出现的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瓶，就展示了中国陶瓷烧制工艺的顶峰水平，而如今常见的鬼工镂空牙球，在清代也已经发展到了 13 层。

在乾隆一朝，玻璃器的发展催生了一种流行至今的文玩品类——玻璃鼻烟壶。爱新觉罗·颙琰晚期，内画鼻烟壶的诞生使得玻璃鼻烟壶获得了新的技艺上的发展。除了这些之外，许多现在常见的文玩品类也在清朝得以发展。如涞水核桃中“官帽、四座楼、门墩”等型名均是在有清一代逐渐确定下来的，核桃的夹板方法也出现在清代。而明末出现的纸膜葫芦也在清代逐渐被重视，并因其范痕不明显，接近原生，而广为流行。同时，由于清代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推崇，许多原属于佛教的用品“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手串。根据目前可见的藏品来看，十八子手持，一百零八子手串在清代已有出现，且用料考究，多以南红、绿松石、翡翠、蜜蜡等为主。而且，清代一些在佛教中有特殊含义的果核也已经运用在了手串的制作上。如今流行的金刚、凤眼、橄榄核、星月等在清代均已可见。同时，手串上的一些固定配饰也保留了佛教中的要求，如大师珠、腰珠、顶珠还有经常被选做背云的金刚杵、五眼六通等。而这些搭配的范式均在清代流行开来，并保存至今。

从乾隆朝始，文玩的范畴再一次得到了扩大。至乾隆时期，“古玩”“文玩”的称谓开始出现，用来指称文人士大夫的清雅赏玩之物。其中包括漆器、料器、宣德炉等，名目不下十余种。在乾隆朝，文玩已经完全脱离了文房用具的限制，而成名目繁多，但为清雅，无所不包之势。

民国时期，由于战火不断,古玩行业逐渐步入萧条期。随着清政府的覆灭，大批的八旗子弟失去了经济来源，对于温饱的需求替代了享乐，由此，文玩失去了其最为忠实的拥。失去了受众的文玩及文玩文化只能是被束之高阁，或成为上层社会相互馈赠，联络感情的工具，此时更重视的是文玩器物的经济价值，而非其文化内涵。文玩文化开始由盛转衰。

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文玩也改称文物，文玩店铺一度消失。人们因为各种原因，对文玩也没有了收藏的兴趣，甚至没有了收藏文玩的概念，一些珍贵的文玩遭到了破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行，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文玩的兴趣又重新高涨起来,收藏之风日盛，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文玩市场、店铺，文物鉴赏、收藏的热潮正在形成。近些年随着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文玩类产品也从小众圈子，面向了普罗大众，走向了千家万户。

按功能辨识的方法主要是以为笔、墨、纸、砚服务的四类用途以及其它用途等五类。

笔类的附属文玩：此类文玩是以放置和保护毛笔为目的的，主要有笔架、笔筒、笔匣、笔、笔洗等。

墨类的附属文玩：关于此类的文玩较少，主要有墨床、墨匣等。

纸类的附属文玩：此类的文玩主要有镇纸、镇尺、裁纸刀、臂搁等。

砚类的附属文玩：现今常见的此类文玩有砚滴、水丞、水盂、砚屏、砚匣等。

其它用途的文玩：此类文玩功能各异，不为文房四宝服务，故此独列一项。其常见的有：名人名士之字画、文玩手串、文玩核桃、文玩葫芦、香炉、丝绣、景泰蓝、漆器、宜兴壶、印章、印盒、镜、雅石、佩挂件、铜钱、明信照片、图书图片等。

可以分为玉、石、竹、木、角、漆、金、银、铜、铁、陶瓷、象牙、玳瑁、珐琅、玻璃、核桃、葫芦等多种。

古人书房文玩有些是用玉石制作的，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代中期的白玉双蟹镇纸，其造型为镂雕双蟹，其中一蟹稍小，二蟹呈正面相对式，均为八足弯曲，双前整相交，各央住一茎芦草，芦叶于八足间轻柔穿过，芦茎则从双蟹相对的空隙分向两侧盘曲而出，每茎芦草均带有饱满的芦花，蟹背凹凸起伏，如同真蟹，双蟹均双目圆睁，极富生气。

石头也是文玩材质之一，比如元末的王冕提倡雕刻石印。王冕所用的石材，取自浙江处州的花乳石，其纹斑澜，为叶蜡石的一种，软硬合度，宜于刻刀刻琢。章鸿钊先生在《石雅·中编·石》中亦有“文玩”一卷，记述了历代人以石为乐之例，并列举了广受追捧的几类石品。反观章先生之文，可知石类亦是文玩中的一大品类。

竹制文玩也很普遍，正德至嘉靖间,嘉定人朱鹤字子鸣号松邻,雕竹笔简，高浮雕镂雕达五六层;其子朱缨号小松、其孙朱稚征号三松,各以善画之手刻竹,赋天然质材以文人趣味。康熙帝庆寿,户部尚书等联名进献寿礼中就有“朱三松刻青牛老子”。

木头也是制作文玩的常见材质之一，黄杨木雕最早作为立体雕刻的工艺品单独出现，供人们案头欣赏,目前有实物可查考的是元代至正二年(1342年)的“李铁拐像”,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牙角类材质在文玩中的运用也有悠久的历史，乾隆时期的名作“月曼清游册”，便是牙角雕的代表作，此作品主体材料以象牙为主，主体图案用象牙雕刻，如人物花草、亭台阁宇:以宝石雕成各类文玩清供:以薄漆渲染衬托天空等，制成十二浮雕镶嵌册页，描绘了贵族妇女一年内不同季节、不同的时间里不同的生活场景，组成了一幅清朝上层社会的风俗画卷。现在见到的最早犀牛角制品是日本正仓院珍藏的唐朝器物，其中的一件犀角杯为素器，只略经打磨，没有雕琢。目前世界上被认可的刻有宋代年款的犀角制品一共有两件，即爱尔兰的贝蒂博物馆与哈佛大学弗格艺术博物馆的藏品。

文玩中漆器的使用也有悠久的历史，各种漆艺如剔红、剔犀、戗金、犀皮、螺钿、彩漆等在宋代均已出现。如故宫博物院藏卢葵生款黑漆长方委角文具盒，高4.2厘米，盖长21.5厘米，宽11.2厘米，天盖地式，盖墙套扣盒身一半，两长边作折线形，圆角，沿边起线，内外黑漆，盖面漆皮雕为华岩《双骏图》，秋树藤萝，下伏双马，轻重疾徐，极有韵致，线槽内有戗彩痕迹。左上方刻行书“戊辰春日新罗山人华品写”，下接“秋岳”长方阳文篆字印，盒内隔外底铃一方朱漆阳文正方双行篆字印“卢葵生制”。

金银也是常见的文玩材质之一，北京定陵共出土500多件明代金银器，有金丝冠、金凤冠、金壶、金碗、金盒、银盘、金钗、金金镯等。定陵是明代第十三代皇帝朱翊钧和两个皇后的陵墓，营建历时6年，耗银800余万两，在殿棺、尸体周围放置了大量的金银器玉器等文玩。前蜀王建墓中出土有精美的花丝银器,其制作工艺和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按雕刻图形和题材来分，主要有三种：日常生活，典籍神话，谐音寓意。

日常生活类：此类文玩题材贴近生活，来源也是比较广泛。各种人物、花卉、植物、昆虫、鸟类，走兽、风景、山水等。

典籍神话类：此类文玩的其上的纹饰皆有出处可循。例如：代表喜庆吉祥的龙凤、麒麟、貔貅、丹顶鹤等神兽与瑞兽；体现人文志趣类的，诸如：伯牙与锺子期，竹林七贤、陶渊明的采菊东篱等典籍故事；神话里的南极仙翁、八仙、和合二仙、弥勒佛等。

谐音寓意类：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吉祥寓意，也因此各类的动植物均在传统吉祥文化里有着自己的位置。例如：梅兰竹菊，文人称其为四君子，代表了傲、幽、坚、淡四种品质，文玩上经常可见其身影；葫芦，谐音福禄，经常与葫芦藤出现，取福禄万代之意，颇具喜庆之味；蝙蝠与铜钱，蝙蝠谐音福，铜钱谐音前，二者在一起，取意福在眼前，而蝙蝠与鹿在一起，则称为福禄双全；白鹭与莲花，一只白鹭配以莲花荷叶，即一路连科之意；一条蛟龙立于斧头之上，意为府上有龙；马背上立一小猴，叫做马上封侯等。

文房中除笔墨纸砚，文房四宝附属类的文玩，外加其它类的文玩，加起来上百种之多。文玩的品类繁多，形制各异，材质不拘，功用不一。南北不同，爱好有别。江南文玩多以竹、木、牙、雕材质做就，盖气候湿润，不易开裂；北方干燥，多为玉、铜、金、银、锡、石等做成。文玩所含品类颇多，诸如镇纸就有尺、兽、方、圆等形制，木、石、铜、铁等材质；砚有端、歙、澄泥、洮河、松花、红丝等；墨有徽、湖、苏等；纸有澄心、金笺、宣纸、麻纸、高丽纸等；笔有湖笔、宣笔等；山子有灵璧县、太湖、昆山、英石、黄河、大化、来宾等，还有木、玉、铜、铁等加工；扇子有竹、羽等。

文房中的文玩，除了平时常见的硬木、竹质、石质、铜铁金属之外，还有用玉石、水晶、玛瑙、宝石、象牙、珊瑚、琥珀、金银、紫檀、楠木、大漆等珍贵材质制作的。

文房里的文玩或置于书几、案头，或置于掌中，以供文人雅士欣赏把玩，因此大都体积较小。

古代的文人很看重自己文房格调，内置的器玩虽然不多，但都极具文人匠心。且因材施工，结合题材，凸显材质特点。

很多文玩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玩器物多是以文具的辅助用途出现，放置文房中，其造型通常符合某种实用意义。这些器用主要包括笔床、笔格、笔山、笔架、笔筒、笔洗、笔觑、墨床、水盛、水注、砚滴、砚山、砚屏、插屏、镇纸、压尺、印石、印泥盒、臂搁、书刀等辅助笔墨纸砚的文具。文玩核桃可以健身，保健，锻炼手部的灵活性。文玩葫芦有些可以作为虫具来饲养虫子，手捻葫芦是手把件的一种，既可以活动手指和手掌上的神经，肌肉，又可以按摩穴位，达到健身养生的功效。印章作为信物,官印用于告示,玉玺用于诏令，名印用于尺私函,各有各的用处。印章款识除了可作书法碑帖艺术品来鉴赏外，有些款识还具有文学性。镇纸可以在写字作画的时候压着纸，不让风把纸吹动。文玩是实用的，如笔架山子（笔格）架笔；镇纸既有狮、虎、牛、马、羊等动物形状，亦有铜、木、象牙、石等材质，其上还刻诗文警句、山水人物、花鸟鱼虫什么的，统统用来压纸。

文玩除了实用价值，很多是具有观赏价值的，甚至有的专门是为了赏玩的。日常玩用的琴棋、香、花、茶而设的文玩有香炉、香盒、香铲、香筋、隔火、手炉、书灯、花瓶、琴台、茶壶、茶盏等。

很多文玩是具有艺术价值的，比如印章和文字结合后就是一种艺术品。从历史上的文字记录来说上至帝王，官员，下至商贾，平民都热衷收藏文玩，这也促进了相关工艺的进步。自宋人提倡文玩以来，到明代中期，文玩之风大大地盛行起来。介人其中的,除了以“吾辈自有乐地”自我安慰的文人以外，帝王、高官显贵、巨贾大商也争相附庸风尚,藉以增饰其儒雅的形象。造成收藏风气的极大兴盛,扩展了文玩的范围和品味，刺激了明清工艺品制作的发展。

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秋季书利资料拍卖会上,民国时期由金荫湖编辑、湖社画会出版的《湖社月刊》五册精装合订本备受关注。《湖社月刊》创刊于1927年11月,开始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该刊是为纪念近代著名美术教育家、书画篆刻家、诗人金北楼先生,由湖社画会所创办,其宗旨是:“提倡艺术,阐扬国光,除刊登古今名人书画外,旁及历代金石文器,时贤诗词、论说。”李克用殉《伯远帖》、唐颜真卿自书《告身》、李白《上阳台帖》、清陈介祺所藏十钟等名迹、重器,都曾见之于该刊。其他诸如古瓷、竹刻、古钱等民间收藏的文玩器物亦间有所载。1991年天津古籍书店将全刊影印出版。文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特为之序,称该刊“为传播中国文化艺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2006年5月，宜兴紫砂陶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紫砂艺术集合了书法、绘画、陶刻等等多种艺术形式，在文人雅士的推崇和宣传之下，成为了一种文玩雅器，不局限于紫砂壶的形态，而是从赏瓶、赏盘到文房用品等等方面，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形成了紫砂文化。比如紫砂作品“百源壶”是在传统经典器型“仿古壶”、“井栏壶”的基础之上演化而来，壶身扁圆，线条流畅，壶底平整，端庄稳重，壶把圈卷自然，端握舒适，壶颈部和肩部的转折流畅过渡，壶身的铭文装饰具有辨识度，把陶刻装饰的精气神韵和造型艺术审美结合起来，从“百源壶”上可以感受到文化艺术之美和文人的精神境界，也可以了解到紫砂艺术的历史传承和文化渊源，是具有艺术价值的文玩雅物。

王世襄先生在其《自珍集·诸艺》一篇中就收录了“明铜镇纸兽、北楼先生画山水张寿丞刻铜墨盒、镇尺三事、清尚均雕纹红寿山印泥盒”等文玩。这件文玩制作和工艺都比较讲究，以清尚均雕螭纹红寿山印泥盒为例，器物整体为红色寿山石质，盒盖底刻方格锦纹，其上高浮雕一螭，盒底锦底上雕两螭，间以流云，整体来看其莹润及雕工之精湛，如早期剔红之风格，署名八分书尚均二字，可知为清初雕刻大家周彬所制，无论是选材还是技法都符合艺术品的标准，它不仅具有使用价值，也具有艺术价值。

文玩，是可供品玩鉴赏并收藏价值的书房器物。很多精品的文玩，收藏后也会有升值空间。不管是0.9的凤眼，正经香枝木的雕件，还是之前大热过的文玩核桃，都曾经卖出过高价。中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秋季书利资料拍卖会上,民国时期由金荫湖编辑、湖社画会出版的《湖社月刊》五册精装合订本备受藏家关注。此合订本收入《湖社月刊》自1927年11月创刊至1936年3月11日停刊共150期,标价1800元至2500元。这种情况表明,民国时发行的书画文玩期刊是极具收藏投资潜力的收藏品。香港苏富比举行的 2004年春季“帝苑文玩”专拍，拍品包括宫廷使用的毛笔、笔筒、纸、纸镇、印章以及玉器文玩等140件，总成交金额近亿港元，多件清代玉器拍出高价。编号11的清乾隆碧玉“太平有象”笔筒，预估价120万一160 万港元，自85万港元起拍，受到十位买家竞拍，后由台湾藏家以342.24万港元得标。编号12的清乾隆碧玉“石室藏书图”御题诗笔筒，以高出预估低标4倍的价格163.4万港元成交。佳士得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另一家著名艺术品拍卖公司，在2004年春拍中，同样推出专场拍卖，最先登场的是“德馨书屋”玉器专场，包括摆件、文房、配饰、动物圆雕等品类，年代跨度由唐至清代，70余件玉器大多拍出，总成交金额达 3000万港元。国际拍卖行也热拍中国玉器。2004年6月9日，伦敦苏富比举行中国瓷器与工艺品拍卖，封面拍品是一件明末或清初的黑斑灰青玉水牛，长36.5厘米，是此次估价最高的拍品，以高出预估价53.2万英镑成交，不但成为此拍场的第一高价，也创下中国圆雕玉兽拍卖价的世界纪录。

大多数精品文玩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因为文玩中很多是收藏的古器物，都是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每个朝代的文玩都有其各自的特点，通过鉴赏古代文玩，也可以分析出当时朝代的社会和文化等信息。文玩有助于探究文玩所在时代背后的社会，领略不同的时代文化。比如美国收藏家普孟斐Robert H.Blumenfield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收藏中国中国艺术品，尤其醉心于明清文人雅玩之物，他由这些文玩入手，探寻明清文人的诣趣，其藏品以丰富、专业闻名。同时他根据这些文玩藏品进行警书立说，学术研究。文玩，是精神的“物化”承载，它经历岁月的洗礼，经历主人的欣赏把玩，也彰显了主人独特的文化品位。且文玩往往不独立存在，而是经常结合于书画、茗茶、品香等活动中，为生活添一分赏玩之趣。文玩，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小缩影。

在一些拍卖会上，很多文玩都拍出高价，也促进了人们对文玩收藏的热情。文玩的流行也推进了相应的行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商业价值。文中子说：“古之好古者紫道,今之好古者聚财。”文玩既能聚财,又能有高于世俗的美誉，这就吸引了士绅、商贾把大量钱财投入文玩市场，文玩逐渐形成一种商业，文玩收藏者也越来越多。近些年来传统文玩与电子商务结合，诞生了“文玩电商”这一新的市场赛道。文玩品类不断拓展，行业用户也在不断增加。

时代发展到当下，以电脑为首的现代工具兴起，文房也简单了许多。文房类的狭义文玩也不在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人们收藏的文玩也不再仅仅是文房类器具，而是扩展到了更广泛的领域。以北京潘家园市场为例，手串、雕刻件的比例在 80%以上。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受众群体审美的变化，也反映了现代文玩的重心已从文房用具向更多的带有文化气息的赏玩件转移。

对于广大收藏爱好者而言，传统的文玩交易在细节以及品质方面都缺乏透明度,“买定离手’的规则导致大家很难获得好的消费体验。对于传统商家而言，过去的文玩市场存在较大的地理障碍，商家无法有效地、广泛地接触消费者。随着互联网渗透率的逐渐提升和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依托于互联网的文玩电商平台开始兴起。2014年,微拍堂率先将二者结合，成为文玩电商先行者。随后对庄翡翠、玩物得志、天天鉴别天然玛瑙等平台陆续成立。

随着中国文玩市场的繁荣，文玩电商平台越来越引人注目。胡润研究院数据显示，2023年文玩市场投资规模接近万亿元大关，未来十年有望突破6万亿元。市场规模逐渐增大，相应的鉴定企业也开始增多。2020年抖音开始布局文玩赛道，参与投资天天鉴宝，以及打造潘家园抖音电商直播基地，让鉴宝得以破圈。

文玩产业向线上“迁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近年来，文玩电子商务市场增长数据可观。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文玩电商行业用户规模达6085万人，交易规模达1630亿元，2023年整体用户规模将突破一亿人次，交易规模超过 500亿元。中国具有代表性的线下文化艺术品市场潘家园也在近几年完成电商、直播、拍卖及文创的线上布局，通过更多元化的商业形态、功能、模式，向新而生。与此同时，文玩行业也正在向年轻化发展。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中国经济陆续回暖，以及老百姓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文玩市场规模正在逐年成长。从整个行业来看，中国文玩行业经过几千年的沉淀，有很强的市场价值，而文玩电商经过8年发展，以微拍堂为代表的垂类平台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品控质检体系以及高消费的拥趸群体，朝着专业化的方向不断发展，而以抖音、快手、淘宝等为主的综合型电商平台，在流量和大而广的道路上持续探索，开拓出不一样的消费新增长。

虽然文玩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也有一些传统文玩技术在逐渐流失。许多的传统技术进入了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不乏曾广泛运用在文玩上的工艺。将一些技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保护下来，有利于技术的传承，但同时也表明了许多技术濒临失传。

为了保护和支持文玩的发展，此前，中国政府相继出台鼓励文玩收藏行业的支持发展政策，从文化部发布的《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到后来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等，相关措施都在表明要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多措并举让文物活起来，让衍生艺术品可以走进寻常百姓家。

2006年，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界首彩陶烧制技艺、石湾陶塑技艺、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宋锦织造技艺、苏州市丝织造技艺、蜀锦织造技艺、苗族蜡染技艺等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州澄泥砚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汝瓷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国务院先后于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和2021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项目名录（前三批名录名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后，第四批名录名称改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1557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以下简称“国家级项目”），按照申报地区或单位进行逐一统计，共计3610个子项。

董其昌在《董十三说》中言:“骨董，今之玩物也，唯贤者能好之而无敝......人能置身优游闲暇之地，留心学问之中，得事物之本末终始而后应物，不失大小轻重之宜，经权之用，乃能即物见道，学之聚之，问之辨之，其进有不可量者矣。故曰，唯贤者能好之而无敞也。”

高濂在《燕闲清赏笺》里所谓:“遍考钟鼎彝、书画法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纤细究心，更校古今鉴藻，是非辩证，悉为取裁，若耳目所及，真知确见，每事参订补遗，似得慧眼观法。”

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序》有言:“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

文玩的种类众多，历来有人著书研究。文玩相关著作可以看下表略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