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昆（1902年—？），原名周绪昆，男，湖南省平江县人，原八路军第115师参谋长。

周昆早年受养父家良好的私塾教育，毕业于平江县立师范学校，后由吴克坚发展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周昆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农民自卫军。同年9月，他参加了秋收起义，在中国工农革命军任排长，因行军作战表现积极，引起毛主席的注意。1928年5月开始，周昆升历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三营七连连长、红四军第二纵队第五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第三纵队第七支队支队长、红十二军第一纵队队长、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师长等职务。1930年，周昆在朱德、毛主席的直接领导指挥下，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配合兄弟部队接连取得战役的胜利，其军事指挥作战才能得到朱德、毛主席等领导人的肯定。

1931年9月，周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率领部队参加了龙漳战役和宜黄战役等。之后，周昆历任红一军团第十师师长、红一军团第三师师长、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代理校长。1934年2月，周昆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9月，周昆任红八军团兼第二十一师师长。10月，周昆率部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在湘江战役中，周昆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重挫敌人，但全团也损伤惨重，仅剩1千余人。1935年8月红一方面军重新成立，由周昆担任参谋长。长征抵达陕北地区后，周昆先后担任红军学校校长、抗日红军大学校务部部长、红军步兵学校（中央教导师）校长（师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周昆担任八路军第115师参谋长，回到战斗前线，并参与指挥了平型关大捷。

1938年1月，周昆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师以上各级参谋长会议。同年2月，周昆因思想错误、言论失当，遭到彭德怀痛斥。随后，周昆在武汉携款失踪，下落不明。周昆失踪后，八路军还动用“前总三分队”实施技术侦察，但未从日军和国民党军处侦收到相关情报。最终，共产党给予周昆叛变革命，携款潜逃，开除党籍的定论和处理。

周昆原名周绪昆，1902年10月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从小便受到养父家良好的私塾教育。之后，周昆在平江县立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曾在县城西街“荣庆斋”当学徒。业余时间，周昆和同在一起打工的族叔周胜德到老舅舅凌容众办的启明女校游玩，经余贲民（在启明女校任园艺部主任做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介绍参加革命斗争，由吴克坚发展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7年4月之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了革命。面对这一局面，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派毛主席去湖南省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主席被派往湖南，负责重组中共湖南省委并主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周昆参加了秋收起义，被编进了3团第3营。

1927年9月9日，总指挥卢德铭和1师师长余洒度带领修水1团宣誓起义。次日，他们抵达了修水县和平江县的边界。就在这一天，周昆与毛主席的初次会面。当时周昆作为班长，被安排在3团驻地铜鼓近郊站岗加强警戒，毛主席在前往铜鼓的途中被反动民团追赶，失去了证件，他出现并声称要见团长。由于周昆和其他人并不认识毛主席，经过一番盘问后，他们将他带到团部。团部成员随后认出对方是前来指挥秋收起义的中央特派员、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毛泽东。团长苏先骏批评周昆有眼不识泰山，毛主席却称赞周昆的警觉性很高。

1927年9月11日，起义的第1师根据原定计划，分三路向长沙市发起了进攻。北路的1团在攻击平江时遭遇了同为起义军的第四团的背叛，遭受了重大损失，随后转奔浏阳。南路的2团在攻打萍乡城未能成功，便先占领了安源区，接着攻克了醴陵市。但在攻占浏阳县城时，由于轻敌，遭到了敌人的突然反击，导致全团溃败。中路的3团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从铜鼓县向浏阳开进，先攻白沙，又取东门，但在优势敌军的反击下，也被迫撤出。在攻打白沙的战斗中，周昆为突破敌人的防线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机智和勇敢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义队伍在浏阳市文家市镇会师，毛主席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分析后决定放弃进攻长沙市，挥师南下以求发展。原警卫团部分官兵不同意向湘南山区进军，当时争论很激烈。平江农民自卫军的人坚决拥护毛主席进军农村保存实力的主张，周昆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做那些只想进城不想进山的人的思想工作，受到毛主席的赞扬。在行军途中，毛主席得知周昆的背包里藏有几本书后大喜，常去借阅并与周昆交谈，两人逐渐熟悉起来。毛主席见周昆读过师范，有知识，能力强且不怕死，有心对其教育培养。

1927年9月29日，起义军的残余力量抵达了永新县的三湾村。毛主席对部队进行了重组，将原本的一个师缩减为一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该团包括两个营和七个连，以及团部的几个小队，共700余人。同时，还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并将党支部设立在连队中，废除了体罚和打骂，实行民主制度，并且在连队以上级别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当时，周昆被分配到第1团第3营第8连担任排长。由于他在部队中表现出坚定的意志和在行军及战斗中的积极表现，他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成为了连队党支部的核心成员。

后来，周昆跟随毛主席进军井冈山，开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毛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湘南农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朱德和毛泽东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5月称工农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是全中国第一支正式中国工农红军，其28团为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编成，31团由秋收起义部队余部编成。在开辟和巩固井冈山风景旅游区斗争中，周昆始终跟随毛主席的步伐，积极投身建立苏维埃政府，打破国民党军的进剿，根据地不断扩大。在1928年“八月失败”后，红4军主力28团团长由1营营长林彪升任，在31团的周昆升任为3营7连连长，当时周昆26岁。当时林彪是黄埔4期生，军事素养和指挥水平较高，讲究谋略，心性沉稳，在28团和31团的多次协同配合作战中，林彪给周昆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29年年初，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主力部队进军赣州市地区，并在瑞金市的大柏地战斗取得了战斗的胜利。随后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又向东进军福建省地区，消灭了敌军郭凤鸣旅，并占领了长汀城。到了3月中旬，红军第四军在长汀县进行了一次整编，成立了三个纵队，每个纵队相当于一个团，下设支队（相当于营）和大队（相当于连）。周昆所在的红31团被改编为第三纵队，他先后担任了第六支队（原第三营）的副支队长和第五支队（原第一营）的支队长。9月，红军第四军在龙岩市的上杭县再次进行整编，第三纵队的原第五、六支队被改编为第七、九支队，并新增了第八支队。周昆成为了第七支队的支队长，党代表先后由欧阳曙和朱良才担任。

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下辖红军第三军、第四军和第十二军，总人数超过两万人。红军第四军第三纵队第七支队扩编为红军第十二军第一纵队，周昆担任纵队长。同年10月，红军第一军团决定将纵队、支队、大队、中队的名称分别改为师、团、连、排，红军第十二军第一纵队被改称为红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周昆担任师长，开始担任红军高级指挥官。这是周昆首次担任师长职务，他可能没有预料到，他之后还会被任命为五个师的师长。在土地革命时期，能够先后担任六个红军师师长职务的，可能只有周昆一人。此后，在朱德、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周昆率领部队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坚决执行了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与兄弟部队一起连续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周昆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朱德、毛泽东等最高领导的充分认可。随后，赣西南和龙岩市地区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0月，周昆带领红34师重新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并改编为新的红12师，耿凯担任师长，而周昆则被调任为红10师的师长，成为时任红4军军长林彪的直接下属。当时在中央苏区流行着一句话：“林彪手下三杆枪，陈光、周昆和王良”，将他们三人比作对敌作战时的“三挺重机枪”，意味着他们火力强大、战斗力强、作用重大。

1932年3月，红1军团进行了重组，林彪担任军团长。王良提升为红4军军长，而周昆则转任红11师师长。同年6月，王良在武平县大禾圩牺牲，周昆接替他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并带领部队参加了南雄水口、乐安宜黄等进攻战役。12月，红1军团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命令，在黎川县进行了集中点验和整编，为了便于指挥，取消了红4军军部，将原有的三个师缩减为第10、11两个师，直接归军团指挥，周昆被改任为红1军团第10师师长。

1933年春，周昆指挥红10师参与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作战，在黄陂区、草台岗的战斗中担任主攻，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歼灭了近三个师的敌军，俘虏了一万多名敌人。同年6月，中革军委下令，红一方面军在藤田进行整编，将小师小团改为大师大团。周昆被调任为新组建的红3师师长，该师由中央政府警卫团、红1军团教导队、东南战区模范团、瑞金模范师组成，原计划编入红1军团，但后来直接隶属于军委领导，负责赣州市、龙岩市间的防御作战任务。7月29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周昆被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已经苦战了一整年，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苏区开始大规模扩充红军，准备突围。8月25日，中革军委下令，基于闽赣军区的61团、62团、教导第2团和江西军区独立第4团，重新组建红21师，周昆担任师长，黄甦（刚从红大毕业的红1军团红1师原政委）担任政委，该师经过补充后人数达到4300多人。9月21日，中革军委再次发出命令，将红21师和红23师合并为红8军团，周昆被任命为军团长，黄甦为军团政委，暂时不设立军团直属队，军团首长通过红21师司令部执行所有决策，周昆和黄甦继续兼任红21师的师长和政委。由于战事频繁，红8军团没有举行成立大会，其他领导成员包括参谋长唐濬、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组织部部长甘渭汉、宣传部部长莫文骅等，中央代表刘少奇驻军团。

红8军团的使命是进行运动防御，以阻止敌第6路军7纵队从龙冈向古龙冈的推进，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突围争取时间。从1934年10月9日起，红8军团经过兴国古龙冈、梅窖、于都县罗坳，进入瑞金市。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带领红1、3、5、8、9军团及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为保密，中革军委给各部队颁发了代号，红8军团为“济南市”，红21师为“定南”，红23师为“龙南”。

长征启程之后，红8军团处于整个行军队伍的右侧后方，紧随3军团，为军委的两个纵队提供掩护，以实施大规模转移。当红军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前三道封锁线并进入湘南地区后，红8军团的位置调整为长征队伍的左侧后方，与红1军团并肩前进。在这一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兵力已经减少了约两万人，红8军团也遭受了严重的人员损失，不少新士兵掉队、跑散。面对这种情况，1934年11月17日，中革军委作出了将红8军团进行压缩改编为单一师级单位的决定，撤销了红21师的番号，将其全部人员重新组织成五个补充营，并分配到其他部队中去。红23师的番号和组织结构得以保留，军团首长担任23师首长，周昆和黄甦转而兼任红23师的师长和政委。然而，红8军团还未来得及完成该次整编，湘江战役便突然打响。

到了1934年11月末，红8军团推进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灌阳县地区，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8军团又转向主力部队靠拢。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部队赶至广西水车，同担任全军后卫的红5军团34师会合，继而又奉令急行军赶至湘江东岸。11月30日深夜，敌人的大量部队涌来，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以阻止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渡江。红8军团在被敌人截断的情况下，与敌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军团领导周昆、黄甦等亲自上阵指挥。虽然在激战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红8军团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原有的师团编制被打乱。到了12月1日早晨，湘江上的浮桥被炸毁，敌人集中火力攻击最后一批正在渡江的中国工农红军部队。红8军团的官兵在没有还击和防御能力的情况下，只能淌水过江，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和炮火轰炸，遭受了极大的打击。依靠红1军团的积极援助和掩护，周昆、黄甦带领部分人员奋力渡过了湘江。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到达对岸时，身边只剩下一名携带油印机的油印员。当天晚上，红8军团集结的人员只剩下1000多人。湘江战役导致整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损失了将近3.8万人，总兵力减少到不足3万人。在连续突破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后，红8军团的损失最为惨重，损失率超过了80%，已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

在湘江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主席提出了改变中国工农红军战略方向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红军随后通过通道转兵，向西进入贵州省，红8军团也随同主力部队于12月17日到达了黎平县。在黎平的第二天，中央举行了黎平会议，会议上解决了中央红军的行军方向问题，并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会议结束后，根据中革军委12月13日的指令，红8军团正式合并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经过这次改编，周昆、黄甦等原红8军团的领导成员被重新分配到总部和其他军团去工作。红8军团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中仅存在了大约3个月，是存在时间最短的红色军团。

在黎平进行的整编之后，周昆返回总部，与军委纵队一同行动。到了1935年1月，周昆被林彪调回，暂时担任红1军团的副参谋长。到了8月初，中央在毛儿盖沙窝举行了政治局会议，决定重新启用1933年底被取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周恩来兼任了司令员和政委，而周昆则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的参谋长。然而，周昆在这个职位上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张国焘拒绝北上，并且制造了分裂，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迅速北上穿越草地，到达了哈达铺，9月下旬改称为红军北上先遣支队，也被称为陕甘支队。到了10月19日，长征最终取得了胜利，中国工农红军抵达了陕北地区的吴起街道。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在该背景下，中共中央与中国国民党政府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8月25日，中革军委宣布将红军改组为八路军，朱德被任命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担任参谋长。第八路军包括第115、120、八路军第129师以及总部特务团，总兵力约4.5万人，并且为各师指定了领导层。

第115师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1、15军团和陕南的红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组成。周昆被任命为该师的参谋长，林彪担任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罗荣桓则是政训处主任。师部由红1军团的机关人员构成，下辖第343旅、344旅和独立团。第八路军第115师是当时八路军中战斗力最强、装备最精良的部队，兵力达到了1.55万人。周昆从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领导岗位调任主力师的参谋长，成为115师军政委员会的五名委员之一，重返战斗前线。

1937年8月21日，115师在陕西三原县的云阳镇举行了盛大的出征誓师大会。由于林彪和聂荣臻已前往洛川冯家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大会由参谋长周昆和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主持。第二天，115师在周昆和罗荣桓的带领下分批出发，前往山西省的抗日前线。8月30日，部队到达黄河西岸的韩城芝川镇，31日渡过黄河，向晋东北的恒山地区进发。9月7日，在山西省侯马车站转乘火车，沿同蒲铁路继续向北行进。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周昆指派师司令部作战科长王秉璋临时担任“运输司令”，负责与阎锡山的代表在侯马车站协商铁路运输事宜。由于日军的猛烈进攻，阎锡山迫切希望八路军能尽快上前线，因此整个协商过程相对顺利。林彪和聂荣臻也从洛川经西安市、运城市北上，先后返回部队，并分别带领343旅和344旅，分两个梯队继续向北进军。

当八路军第115师向晋东北的抗日前线进军时，日军已侵入山西省境内，日军分成两路：一路通过大同市向雁门关逼近，另一路则从蔚县、广灵县，经过灵丘县向平型关方向发起进攻。115师到达原平市后，罗荣桓带领师政治部、骑兵营等部队向东前往河北阜平地区，开始建立抗日根据地。1937年9月23日，八路军总部指示115师向平型关、灵丘地区行动，对日军进行侧翼攻击。当天晚上，115师师部带领主力部队到达平型关东侧的冉庄、东长城村一带。9月24日夜间，林彪和周昆组织营级以上干部对地形进行了侦察，到次日黎明前，完成了平型关大捷的部署和准备工作。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的主力部队在平型关附近对日军精锐的第5师团21旅团的辎重部队进行了伏击，消灭了1000多名敌人，摧毁了79辆汽车和3辆摩托车。此外，还缴获了500多支长短枪、21挺轻重机关枪、200多辆大车等大批军用物资。该战是八路军出征抗日以来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迷思。进入10月后，周昆积极协助师长林彪指挥了多次战斗，并致力于司令部的建设工作。部队在晋东北地区进行游击战，转战至正太路，采用袭击、伏击等战术，连续取得胜利，有效地支援了中国国民党军在忻口、太原市的防御作战。10月下旬，八路军第115师在五台地区分散兵力，聂荣臻带领师独立团等部队留下，负责创建晋察冀。林彪和周昆则带领师部和343旅向晋东南地区转移，快速支援娘子关。11月8日，太原沦陷。根据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115师直属队和343旅由正太路南移，转移到吕梁山脉的洪洞县、赵城地区，开始建立晋中国西南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在1938年1月的下旬，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举办了一场全国性的参谋长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让各战区和集团军的参谋长们分享他们在抗战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并提出后续的改进建议。八路军作为第2战区的一部分，当时在国民革命军中被称为第18集团军，也收到了参会的通知。为此，八路军派出了总部参谋长叶剑英，以及第八路军第115师的参谋长周昆、参谋处长彭雪枫和高级参谋边章五等四位将领参加会议。叶剑英等人先到达八路军武汉市办事处，再于1月26日向参谋长会议报到。该会议会期为1月27日至1月29日，叶剑英代表18集团军（八路军）向会议作了口头汇报并呈出详细书面报告，周昆代表八路军第115师向会议递交了书面报告材料，总结了自红军改编成115师并进入山西抗日以来的战斗经验与教训，并与国民党军中的高级军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1938年2月初，周昆乘火车从武汉返回山西省前线，在途经临汾市时，与从武昌返回的彭德怀、左权会合。彭德怀去武昌是与国民党当局商谈八路军支援徐州会战问题的，周昆即向彭德怀、左权汇报了参加参谋长会议的相关情况。当时，周昆向左参谋长汇报参谋长会议情况时流露出不满情绪，认为国民党的参谋长拥有豪华的生活方式，如私人住宅、汽车和情人等，而相比之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则显得非常节俭，在雇车等小额费用上也显得吝啬。周昆思想表现受到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的严肃批评，但周昆还不服气，被彭德怀拍桌痛骂了一顿。

周昆带着牢骚继续返程，顺便也从临汾市的国民党2战区领走了115师当月的军饷6万元（法币）。接着周昆带走了其中3万块，将剩余的三万装到挎包交给警卫员，并留有一封信件，写着“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警卫员带回，望查收”，随后让警卫员交给了作战科王科长。周昆失踪后，其下落反复查找无果，八路军甚至动用“前总三分队”实施技术侦察，但未从日军和中国国民党军那里侦收到相关情报。最终，共产党给予周昆叛变革命，携款潜逃，开除党籍的定论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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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昆没有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倒下，却因人性的本能欲望与贪婪攀比而屈服。国民党高官的奢靡生活，让周昆产生了强烈的心理不平衡，忘记了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本质，忘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念之差，铸成大错。他深知，自己的这种行为会导致怎样的斗争和批判。也许他后悔过，但再也不能回头了。如果能坚持到新中国成立，以周昆的能力和资历，职位肯定不会低。1955年授衔还在军队的话，保底是上将，就是大将也有竞争的资格。但历史往往没有假设，发生了，就无法改变，毕竟，谁都得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党史博采》杂志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