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史是指社会学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它不同于中国社会思想史，是从社会学在中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活动开始的。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学，在19世纪末从国外逐步引入中原地区。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社会学的传入适应了改造中国社会的需要，又在中国重大的社会变革中形成与发展。

中国社会学史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传入中国、在中国立足发展、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中国社会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历史。

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历史方面，不仅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社会学理论本身，而且还以其在中国的曲折历程，为今天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它也是社会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必要的构成部分。

社会

社会学是19世纪上半叶产生于西方的一门社会科学，至今已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社会”不是一个外来词，中原地区古已有之。不过，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在更多的场合，“社”、“会”两个字是分开使用的，表示不同的概念。“会”即“聚集”、“集会”；而“社”的含义就比较复杂一些。它最初是指祭神之所，后来又用以指人群聚居之地区，再后来也指志同道合者集会之所。古籍中有关“社会”的两个含义加以引申概括，即使指一群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聚集在一个地方进行某种活动。

在西方，英语society和法语societe均源自拉丁语socius，意味“伙伴”，和汉语中的“社会”有点类似，因此，日本学者在明治年间最先将英文society译成汉字“社会”。

卡尔·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他又说：“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在这里，马克思科学的指出，社会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的本质或基础。社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社会的构成因素有：自然环境，人口，心理因素，行为因素，群体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为依据将社会形态区分为5种，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三种社会形态，都属于传统社会形态的范畴，后两种则属于现代社会形态的范畴。

（参考资料来源）

基本背景

近代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运行状态及仁人志士为挽救这种状态而掀起的向西方学习的维新变法的思潮，是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基本的社会历史背景或原因。

西方列强以武力入侵中国同时引发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首先，它打破了中国前现代社会自给自足的停滞型的经济制度和超稳定型的政治体制，打破了中国“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将古老的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经济体系，变为它们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加工场所。其次，世界资本主义的入侵“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第三，西方列强伴随武力侵入而至的文化上的宗教活动，也在逐渐打破中原地区社会长期以来儒学“定于一尊”的局面和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宗法家族观念。

孔德系社会学的传入

19世纪末维新派知识分子在为救亡图存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活动中，首先将社会学这门学科传到了中国。由于孔德系的西方社会学正好适应了维新派人士鼓吹社会改良的迫切现实需要，它自然成为改派知识分子加以介绍与引进的首选目标。

刘绪贻在《社会学及其在我国的发展》一文中指出，“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学堂讲学时，第一次把群学与政治原理学等并列为课程，群学即社会学。”杨雅彬也指出，“在万木学堂的教学中，社会学被列入教学内容之一。”

另外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不同意把康有为于长兴学舍所列的“群学”作为西方社会学初传中原地区的标志。丁乙在《西方社会学初传中国考》一文中在对康有为所授“群学”及与之类似的谭嗣同所著《仁学》一书中所讲的“社会学”及梁启超《说群自序》中所谈及的“群学”等史实作详尽考证后指出，戊戌变法时期，康氏等人“确有他们的一套‘群学’理论，也确实在社会上公开广泛地宣传过这套理论。可是，与其说这是初传中国的西方社会学，毋宁说这只是康梁谭他们自己的‘群学’。”丁氏作此结论的根据是，尽管康氏等人的“西学”水平在当时应当说已是相当高了，居于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前列，“然而，他们的‘西学’水平，从引进一门西方完整学说的意义上来观察，却不得不说还未免极其有限，远为不足。”

从上述位学者的考证与分析可见，把康氏等人中的任何一位作为西方社会学初传中原地区的第一人，都是失之牵强的。但不可否认，康氏等人的教学及思想理论活动为西方社会学最初向中国的传入与移植确曾起到宣传、启蒙的作用，也为这门学说向中国译介的名称习惯、学科移植的民族形式方面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以后严复、章太炎等人所译介的“群学”、“社会学”等学科名称虽和康氏等人所称“群学”、“社会学”不同，但可以认为，前者确定这样的名称作为该学科名称，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后者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传入

1899年，于英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万国公报》月刊4月号上，发表了李提摩太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中国的最早译名。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种形态即革命批判形态对现存旧制度采取了无情地批判与否定的态度，以彻底打碎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新制度为最终目的。这种形态的社会学和孔德系西方社会学以对旧制度修修补补的改良为目的迥然不同。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批判形态的社会学的广泛传人与传播，激起了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的不满与恐慌。曾经和陈独秀、李大钊一起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并建立功勋的胡适，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

胡适的所谓“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貌似关心中国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实质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性，反对马克思主义向中国的传播。让人们只去研究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以达到一点一滴的改良。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的观点加以批驳。他认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离的。实际的问题固然应当研究并加以解决，然而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有一个绝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一个伟大的运动。只有通过这种运动，使社会问题的解决变成多数人的共同活动，实际的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而要造就一个多数人支持的伟大的运动，就必须宣传理想的主义，并使之变成一个多数人共同趋向的理想。如果没有主义的指导，那么任何具体的社会问题就永远也不会得到解决。

马克思主义经过李大钊等进步人士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产生，起到了播种、催芽的作用。

在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奏定北京法政大学章程中，正科政治门第一学年课程表内，安排有社会学二学时。其后，1910年（宣统二年）法政学堂章程经改订后，于政治门及经济门课程表内，第一学年均有社会学二学时，第三学年均有工业政策及社会政策四学时。同一年，京师大学堂设计的“分科大学第一学年学科课程表”，其中“法政科大学政治学门第一学年课程时刻表”说明第四条：“社会学、政治地理及论理学，均与政治诸学科极有关系”，“均拟于补助课中增大讲授”。下注“本条所增三门，系于第三学年及第四学年中讲授，故本表未经开列”。次年京师大学堂于改订的“法政科课程表”中，在第三学年补助课中，列有社会学二学时。尽管北京法政大学及京师大学堂课程表中设有社会学课，但是否实际开讲，何人讲授，使用何种课本或讲义，难以考证。

1912年（民国元年），京师大学堂易名为北京大学。该校文科中国哲学门及西洋哲学门，均设有社会学课程，不过这时是否实际开讲，尚不得而知。目前能够证实该校实际开讲社会学课程的准确时间为1916年秋，由康宝忠教授主讲。这一年亦被认为中国人自授社会学之始。

清华大学于1917年开设社会学课程，由美国学者狄德曼（G.G.Dittmer）主讲。

把社会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知识学科与职业，并专门培养此类人才的，上海沪江大学首开其端。该校亦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1913年始设社会学系，由美国教授授课，包括葛学溥（DarnelKulpII）、白克令（H.S.BucMin）和狄莱（J.Q.Dealey）等，主要来自布朗大学，来华作短期讲学活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国内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风气日盛，加上此时前期大批留学欧美日的学者大批回国，大大推动了高校社会学系的建设。1921年厦门大学设立历史社会学系，由徐声金任系主任。徐氏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中国家庭制度》。

继厦大以后，各校设置社会学系时间如下：

1922年，燕京大学；

1925年，复旦大学；

1926年，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清华大学；

1927年，中央大学，暨南大学；

1928年，东北大学；

1929年，上海劳动大学，开封中山大学。

此外，在这段时间内，安徽大学、福建协和大学、上海中国公学、政法学院等许多院校亦开设了社会学课程。据孙本文先生统计，至1930年中国社会学社成立之时，各大学设有独立的社会学系者已有11所，与历史学系合设者2所，与政治学系合设者2所，与人类学系合设者1所。其16所。

中国高校社会学专业教育建立之初，担任教职的主要是外国学者，且大多是兼职的或临时的。2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开始逐步起了变化。20世纪初，中国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出了大批留学生，开始尤以派往日本的留学生最多，至1906年已达13000人左右。这些留学生中有一些就是学习社会学的，自20年代开始陆续回国后，在开创与发展中国社会学教育上所起的作用逐渐加强，打破了西方学者在中国社会学专业教育上一统天下的局面，并逐渐成为中坚力量。到40年代中后期，中国高校社会学专业教师中，外国人所占比例已经很少，绝大多数教职由中国人担任。

建国初期中国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活动的取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原地区社会与国家的性质由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开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全面清理与改造旧中国的社会科学遗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中国的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过程。由于多种原因，在建国之初的这次清理与改造过程中，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未能取得应有的地位而被取消。自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社会学被迫停止活动，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学恢复与重建，其间中断达30年之久，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因之受到了极大的挫折。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社会方方面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社会学工作者和全国各阶层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也给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提高认识创造了条件。然而，自1949年末开始酝酿并在以后陆续实施的高校院系调整与改革却对中国社会学的改造与重建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1949年11月，新成立的国家教育部即在北京召集华北区及京津19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讨论并确定了对高等院校进行坚决的和有步骤地改造的方针，以服务于国家建设的需要。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中国高校有社会学系20个，另有与社会学相关的家政系5个。经过这次院系调整，只保留了中山大学及云南大学的2个社会学系，其他的社会学系及相关学系都被取消了。1953年，教育部对高校院系作了进一步调整，在这次调整中，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也被并入别的二号业。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学术活动基本上都是依据各大学进行的，不像后来设有各级社会科学院系统从事学术活动，因此，高校社会学系被取消与合并，实际上意味着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中止。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进程中所遭遇的这一挫折是巨大的。

取消社会学的原因

第一，在大学的讲坛，社会学被取消有其自身的原因。在旧中国社会学界，存在着孔德系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大传统，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揭开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新的一页，同时亦使人们包括不少社会学者和青年学生感到，主张改良主义的“正统”社会学理论未能有效地说明中国发展的现实，因此，对这种社会学理论的怀疑产生、增强了。然而，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探讨尚是很不彻底的，它没有区分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区别与联系，没有区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革命批判形态与维护建设形态等等比较重要的理论问题，以至建国初期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了混乱，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亦只表现为革命批判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取消传统的孔德系社会学成为理所当然的了。

第二，社会学学科被取消也是5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片面学习苏联高教体制与经验的结果。由于美国在40年代中后期采取了援助国民党政府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1949年后，对新中国又采取敌视态度，因此，中国在50年代初期在对外政策上不得不作出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选择。同时，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也没有管理全国的经验，借鉴国外经验，向苏联学习亦就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在高等教育体制上，教育部实施的院系调整计划基本上是仿照苏联的。苏联于20年代即取消了高校中的社会学系，我们建国之初对高校社会学亦照此办理。对此，《费孝通传》的作者、社会学家R·D·Arkush亦有共识。他明确指出：“中国取消社会学完全是效法苏联”。

第三，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对传统社会学（即孔德系社会学）的负面印象亦促成了中国社会学事业的取消与长期中断。毛泽东对传统社会学理论虽未曾直接置评，但从他的一些批语、评论中还是可以窥见他对这一一类社会学理论印象之一斑。如在1958年6月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上，刊载了一篇为“中间立场”辩护的文章，毛泽东阅后写下了七条批语，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社会学”、“反阶级斗争，反辩证法”这样的评注。在这里，毛泽东显然不是专门针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的；然而，旧中国盛行的传统社会学却正是主张中间立场，“反阶级斗争，反辩证法”，主张温和路线的。毛泽东对“中间立场”的批评，亦就代表了他对传统社会学的负面印象。毛泽东的这种印象使建国后中国社会学的改造与重建失去了强有力的推动。

第四，中国社会学被取消亦与建国初期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社会问题认识不足有关。社会学是适应资本主义社会解决大量存在的社会问题的需要而出现的。所谓社会问题，即是指由于社会关系或环境失调，致使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的正常生活乃至社会进步发生障碍，从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的一类社会现象。在建国初期的人们看来，这类社会失调现象只存在于旧社会中，社会主义社会是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不存在任何社会问题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社会问题，那便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既然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社会问题，那么以研究社会问题为重要职任的社会学，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种认识不仅存在于普通民众之中，亦存在于领导层乃至知识界相当一一部分学者中。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的进程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为摆脱在“两个凡是”的思想禁下近两年工作徘徊不前的局面，1978年由思想理论界发起继而迅速延及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展开。这次全民大讨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对长期为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所禁锢僵化了的思想进行了冲击，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同年12月，中共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由此揭开了薪的一页。中原地区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征程，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1979年3月党的理论务虚会为标志，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开始医治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的累累创伤，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一、解决中国当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迫切需要是重提恢复与重建社会学的最直接原因

如果说，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迁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全面焕发生机与活力提供了重要契机的话，那么，有关恢复与重建社会学问题的提出与实施，则直接导因于帮助党和国家解决当时所面临的一些急迫的社会问题的推动。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帮助党和国家解决一些急迫的社会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减少一些前进中的障碍，使社会的各方面都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地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在这时候急切需要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原因。在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刻。提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任务，是完全必要的和及时的”。

事实证明，那种社会主义不存在社会问题的认识是错误的。正如费孝通指出的：“任何社会都有它自己的矛盾，都存在着社会问题。都应当科学地对待。掩盖矛盾，对国家、对人民都是极为有害的。现在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即使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社会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以当前中国来说，其中大量是属于社会前进中出现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将有助于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开始向四个现代化进行新的长征。这个根本性的社会巨变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方面的适应，也就是要在各方面相应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改造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问题并不奇怪，也不一定就是坏事，之所以成为坏事，恰恰在于有了问题不去正确处理，而让它放任自流。社会主义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使非社会主义的因素得到滋生”。

二、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和推动是中国社会学得以迅速恢复与重建的最主要动力

沉寂近30年的中国社会学1978年后得以迅速恢复与重建，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给予的重要支持与推动是分不开的。为适应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对社会学产生的迫切需要，1979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长期主持中共思想理论工作的胡乔木约见费孝通，谈及在中国尽快地恢复社会学的事宜，并委托费孝通召集在北泵的趣云从争趣社会学的同志开座谈会，征求他们对于恢复社会学的意见。

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主持的“社会学座谈会”于1979年3月15-18日在北京召开。16日上午胡乔木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代表中共中央为社会学恢复了名誉。在这里，胡乔木不仅代表中共中央指出了建国初期取消社会学的错误，而且科学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区别与联系，为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恢复中国的社会学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理沦根据。

中共中央支持与推动恢复社会学事业最强有力的声音，来自邓小平在同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小平的这段讲话虽是针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但对社会学而言具有更加直接的意义。由于过去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错误地取消了社会学，造成了这门科学和国外相比已经相对落后的现状，所以应当“赶快补课”，“急起直追”。邓小平并强调了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对哲学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工作的关心与支持的重要性及正确的领导方法。邓小平的讲话彻底消除了当时不少社会学者的心理顾虑，解放了思想，给予筹划中的社会学恢复工作以最有力的支持与推动。

三、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社会学恢复与重建工作的开始

1979年3月15日，由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主持召开了社会学座谈会，与会代表60多人，来自北京及部分省市，包括过去从事过社会学工作的学者和教育、民政、公安、共青团组织、工会、妇联等实际部门工作的同志。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如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恢复中国的社会学事业，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与会代表经过充分讨论酝酿，决定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并通过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工作条例（草案）》。选举出的第一届理事会由50名理事组成。其中费孝通为会长，田汝康、陈遭、杜任之、李正文、罗青、林耀华、雷洁琼等7人为副会长。聘请于光远、邓裕志、关瑞梧、陈翰笙、吴文藻、吴泽霖，李景汉、李剑华、李安宅、言心哲、杨成志、杨开道、张世文、张岚峰、洪谦、赵范、柯象峰、戴世光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与热心社会学事业的老同志为研究会顾问。3月19日，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举行了第一届理事会，决定成立研究会的办事机构，由王康任总干事，负责处理日常会务。这次社会学座谈会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这次会议为打入冷宫近30年的社会学平了反，恢复了名誉，并对50年代初取消社会学的种种理由从理论上进行了澄清。会议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开展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在促进国内各方面社会问题的研究及协同有关部门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会议还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以及在大专院校建立社会学系的工作进行了筹划。因此，这次社会学座谈会的召开及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工作的开始。从此，中国的社会学事业走上了一条虽充满艰辛，但却是健康发展的道路。应当指出，在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具体工作中，以费孝通、雷洁琼为代表的老一代社会学家起到了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

（一）中国社会学百年发展历程的几大特点

1.百年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基本特点

韩明谟认为，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发展历程具有以下明显特征，即：（1）为国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性；（2）基于传统哲学观点的应用性；（3）研究工作的群体性；（4）社会学知识和观点的扩散性与普及性；（5）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科学性、创造性。

阎鹏对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特征进行了总结，指出其主要有主体性格、实用性格、群体性格和开放性格等。

郑杭生认为，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发展历程具有主体性、实用性、开放性、曲折性与不成熟性等特征。

2.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学与旧中国社会学的差异

总的看来，有三点差异是比较明显的：（1）重建后的社会学有了比较明确的方向，即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2）重建以来社会学研究过程中的“群体性”特点比较突出；（3）重建以来的社会学研究与党政实际部门联系密切，其中有不少是合作研究，研究成果能比较快速地形成决策，发生实际的社会作用。

（二）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1.中原地区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这主要是由于：（1）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需要；（2）社会和国家相对分离的要求；（3）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日益突出；（4）国际社会达成重视社会发展的共识，必将促进中国对于社会发展领域的关注。

2.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总体走向，可以简明地概括为：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如果将其具体化，可以认为，在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四大趋势，即：（1）本土化趋势；（2）国际化趋势；（3）综合化趋势；（4）成熟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