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1901年4月12日-1985年9月24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他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妻子为著名作家冰心。

吴文藻1917年考入清华大学，1923年赴美国留学，进入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获学士。1925年，吴文藻赴美升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开始接触人类学专业。1928年冬，吴文藻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获得了校方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1929年吴文藻回国，并任燕京大学教授。1933年，吴文藻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七七事变”后，吴文藻随北京大学和清华南迁，在云南大学建立起社会学系并担任系主任。1940年底，吴文藻受邀到重庆市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担任参事。1943年初，吴文藻就参加了“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团”去到印度考察。1946年初，吴文藻受邀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的政治组长，1950年辞职并回国。1953年10月，吴文藻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教授。1958年，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撤销教职并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71年吴文藻和冰心以及费孝通、邝平章等8人，从下放劳动的沙洋干校调回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社会学重建后，1979年3月，吴文藻参加了重建社会学会的座谈会，作了“社会学与现代化”的发言。1981年底，他写了《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这是他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1985年9月24日早上6时20分，吴文藻逝世。

吴文藻1901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阴。1917年考入清华大学。1923年赴美国留学，进入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获学士。1925年，吴文藻赴美升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开始接触人类学专业。他曾旁听人类学系主任、美国历史学派创始人法兰兹·鲍亚士（F. Boas）的“人类学”。在校期间，吴文藻和潘光旦先生同住一间宿舍，二人时常交流切磋，相互促进。1928年冬，吴文藻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获得了校方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

1929年6月，吴文藻回国，与冰心（谢婉莹）结婚，并任燕京大学教授。1933年，吴文藻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七七事变”前，吴文藻在燕大将近十年的工作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讲课。用他学生的话说，就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而这种关怀在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一书中也可见一斑；第二件事是培养专业人才，请进外国的专家来讲学和指导研究生，派出优秀的研究生去各国留学，即“请进来”和“派出去”。比如，吴文藻曾相继邀请拉德克里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和罗伯特·派克（Robert Park）来华讲学，并大力培养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瞿同祖等后辈成才。用吴文藻自己的话说，他“花在培养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他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第三件事是提倡社区研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会研究”。

“七七事变”后，吴文藻随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南迁，在云南大学建立起社会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同时于1939年建立燕京大学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1940年底，吴文藻受邀到重庆市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担任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1942年春的肺炎并没有让吴文藻停止工作。1943年初，吴文藻就参加了“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团”去到印度，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同年6月，他又参加了“西北建设考察团”，担任以新疆民族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年底，他又参加了去到美国的“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会后，他又访问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普林斯顿大学各大学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研究计划和动态。

1946年初，吴文藻受邀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借机了解日本战后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1950年辞职并回国。1953年10月，吴文藻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教授，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他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原地区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1958年，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撤销教职并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59年以后，吴文藻基本上是从事内部文字工作。

1971年吴文藻和冰心以及费孝通、邝平章等8人，从下放劳动的沙洋干校调回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共同翻译校订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以及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以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赫伯特·威尔斯著的《世界史纲》。社会学重建后，1979年3月，吴文藻参加了重建社会学会的座谈会，作了“社会学与现代化”的发言。当年秋季，他接受了带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任务，并在集体开设的“民族学基础”中分担了“社会人类学”的教学任务。1981年底，他写了《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介绍了西方民族学战后出现的流派及其理论，这是他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

1985年9月24日早上6时20分，吴文藻逝世。

吴文藻于20世纪早期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思想，主张从社区着眼来观察和了解社会以及开展国情研究。对于如何“促使社会学之中国化，以发挥中国社会学之特长”，吴文藻认为是将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的“理论”与“事实”糅合创新，以及培养教育本土“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

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学中国化，吴文藻在国外留学的深厚积累基础上，不断追踪国际学术最新发展，首先系统介绍欧美发达国家社会学、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和典型学派。从民族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到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社会学中国化》，都较为全面地收录了吴文藻付出巨大心血所撰写的这些文章，为社会学中国化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他从《文化人类学》概念入手，依次撰文介绍《现代法国社会学》《吉丁斯的社会学学说》《德国的系统社会学派》《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文化表格说明》《印度的社会与文化》等。在充分吸收国际学术成果基础上寻找社会学中国化的切实途径。

吴文藻认为社会学要中原地区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吴文藻先生把此概括为“社区研究”。他专门增设“社区调查”“社区组织及问题”两门课，先后撰写了《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能》《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再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吴文藻认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他主张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原地区进行社区研究，并认为这种做法与中国国情最为吻合，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吴文藻倡导的“社区研究”，就是要对中国的国情“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或社区，或殖民社区；乡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情况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他还与学生王庆仁联名发表《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今昔》，又单独撰写发表《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迁》《新进化论试析》等论文，积极推介国际最新学术成果和动向。

为了让国内学界了解功能学派，吴文藻邀请了功能学派的创始人来中原地区讲学，还翻译了相关代表人物的学术著作。在对西方概念的转译中，他创造性地将英文community一词译为“社区”，来与“社会”一词相对而称。他提出，社区研究方法与只侧重事实叙述的社会调查不同，社区研究的价值在于“叙述与解释兼而有之”，它不仅“要叙述事实，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内涵的意义，解释事变发生的原因”。这一基于功能视角，从社区着眼来观察和了解社会的取径，为推动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社区研究实践提供了指导理论和方法。

吴文藻曾发表博士毕业论文《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论文《现代法国社会学》《德国系统社会学学派》《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用》《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况》《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社会制度的性质与范围》《社会学与现代化》《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今昔》以及《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迁》等。主要著作有《论社会学中国化》《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功能派社会学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文化表格说明》《英国功能派人类学今昔》《现在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边政学发凡》《战后西方民族学之变化》《世界史纲》《六次危机》等。

1940年底，吴先生到设在重庆市的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参事，在这期间，他参与筹建燕京大学成都分校并推荐林耀华为社会学系代主任。“七七事变”后，吴文藻先生随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南迁，在云南大学建立起社会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同时于1939年建立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

吴文藻留学回国任教后，他针对当时“社会学在知识文化的市场上，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品”之状，提出了“社会学中原地区化”的学科建设思想，希冀将西方先进的学科知识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通过本土化改造，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以建立起具有自主性、现代性和应用性特征的中国化的现代社会学学科。

吴文藻提出，“人才是发展科学的第一要素”“能有独立自主的人才，方有独立自主的学问”。在对学生的教育和专业人才的培育方面，他推动了早期社会学教育教学的系统改革。他倡导通才教育与专才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育理念。他认为，“基础知识不足，不能胜任较为高深的研究工作”，应“先博后专，在广博的基础上进而求精求专”。要给学生提供符合中国国情的教材和参考资料。

吴文藻提升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和国际视野。除了关注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吴文藻还极为注意锻炼学生独立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他为具备一定专业基础知识的高年级学生专设讨论课程，组织他们讲解自己的研究成果，并给予个别指导和推荐优秀成果在期刊上发表。为了开阔学生的视野，他邀请了布朗、派克等国外社会学和人类学名家来华讲学和指导开展研究；对于学业成绩突出的学生则进行重点培养，有计划地安排他们到欧美国家一流大学深造。

吴先生担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后，教授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和人类学三门课程，他不仅在教学中采取各种方法使学生掌握更扎实的基础知识，而且还注意培养学生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他在具备一定专业和基础知识的本科三四年级中以讨论班的方式开设了“先秦社会政治思想史”和“近现代社会政治思想史”两门课程。他先让学生在这两个范围内自选某一专题进行准备，然后进行个别的指导，最后让他们各自在讨论班上讲解自己的研究成果并组织大家讨论。他为具备一定专业基础知识的高年级学生专设讨论课程，组织他们讲解自己的研究成果，并给予个别指导和推荐优秀成果在期刊上发表。

吴文藻认为一个学科的发展，只靠少数人的努力不行，只有造就大批的人才，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在吴文藻主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期间，他为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事业培育了第一批人才。吴先生门下的“四大弟子”，即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瞿同祖，他抗战时期在昆明市和成都市培养的一大批学者，都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的成就。

吴文藻的学生还有中国著名民族学家祁庆富，文化人类学首席专家庄孔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陈长平、张海洋，同济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龙平平，民族学家宋蜀华，藏学家李有义，原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袁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全慰天。

吴文藻的父亲童年失学，后来与人合伙开了一家米店。靠诚信经营，小本买卖养活了一家老小。吴文藻的父亲非常重视教育，吴文藻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受到全家的宠爱。家中没有藏书，但吴文藻偏爱读书，5岁时，在二姐的陪同下去乡下的启蒙学堂读书。后来去城里的礼延学堂读小学。他珍惜读书的机会，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获得“三优”奖，被父亲寄予厚望的吴文藻从小博览群书。

吴文藻出生的那一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的衰败，让他自小就有报效祖国的志向。12岁时他写下“远走高飞求成才，为国保家称好汉”的诗句。写完诗后，用小刀在木桌上刻下“忠孝仁爱”四个寓意深远的字。

吴文藻与冰心的爱情，可谓因错结缘，1923年冰心在燕京大学女校以优异的成绩得到了“斐托斐名誉学会”的金钥匙奖，并得到燕大女校的姊妹学校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准备赴美留学。吴文藻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学堂，要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他们的恋爱故事就这样开始了。1926年夏天，获得硕士学位的冰心回母校燕京大学任教。吴文藻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给冰心的父母写了一封长达6页、2700字的长信表达自己对爱的坚定。

1929年6月15日，吴文藻与冰心于北大临湖轩举行了婚礼。

“吴文藻（吴文藻）对中原地区社会学与民族学建设运动，有过杰出的贡献，并培养出许多接班人，成为中国这门学科的奠基人和大师。”（民族学家杨堃评）

文藻同志和我在清华学校同窗多年，他虽高我一级，但彼此情同手足。他是我国社会学的先驱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被长期忽视，直到今天才受到了尊重。正需要他时，他又溘然长逝。哲人其萎，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评）

我们自昆明市读大学起就不断亲聆文藻师的教诲，阅读文藻师的著作，受益匪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文藻师学识渊博，治学谨严，对学生诲而不倦，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文藻师一贯重视社会学人才的培养，并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的。（原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袁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全慰天评）

吴老先生是我国社会学前辈，贡献巨大，而又遭遇坎坷，他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而对您个人的打击，更使我心情沉重。我虽未尝从您受业，但您是我学生时代的文学启蒙老师，这段恩情迄今未曾忘怀。今逢此大故，感同身受，谨函致唁，不能尽意。吴文藻将在自己写下的《我的老伴——吴文藻》中，重新获得生命。（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胡乔木评）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他（吴文藻）都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终身致力于祖国现代化的学者……”（藏族研究专家李有义评）

“文藻先生笔耕一生，对学术界建树卓著，晚年屡遭颠沛，而报国之心不减，是我们后辈的楷模。”（当代作家、诗人袁鹰评）

水有源，树有根，学术风气也有带头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怀有在中国人文科学概论的领域里开创一种风气的宗旨，在过去10年里，所里已经有不少年轻学者为实现这个风气而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把这个风气带进中国来的，而且为此努力一生的，我所知道，吴文藻老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带头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研究所力行的那些学术方针中，有不少就是吴老师留下的教导。吴文藻先生在为中原地区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引进新风气上，身教胜于言传。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在于使他自己成为名重一时的学人在文坛上独占鳌头，而是着眼于学科本身，他看到了他所从事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处境、地位和应起的作用。他清醒地觉察到中国当时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需要一个彻底的改革，要开创一种新的风气，但是要实行学术风气的改革和开创，绝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他除了明确提出一些方向性的主张外，主要是在培养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树立新风气的人才。吴文藻先生不急之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而开帐讲学，挑选学生，分送出国深造，继之建立学术研究基地、出版学术刊物，这一切都是深思远谋的切实工夫，其用心是深奥的。（吴文藻弟子费孝通评）

吴文藻被认为是中原地区社区研究的奠基人，是社会学本土化的代表者，他的成长经历对其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吴文视野，既独立自主又包容开放，不仅为早期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世界奉献了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经验与成果。”（《学习时报》评）

“吴文藻是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与人类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和学科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折射出其同代学人相似的历史命运―既有荣耀与辉煌时刻，也充斥着坎坷艰辛。”（《中国民族》评）

“吴文藻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被誉为‘开风气、育人才’的一代名师大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吴长海评）

为纪念和研究吴文藻、冰心先生，当地政府对吴文藻、冰心故居拨专款进行保护性修缮布馆，设立吴文藻、冰心纪念馆，位于江阴市夏港镇，占地总面积1500平方米，其中故居290平方米，馆内展陈分为吴门之后、海的女儿、五四洗礼、海外情侣、执教燕园、风雨萍踪、赤子情怀、双星闪耀等八个部分，展出了吴文藻和冰心夫妇生前不同时期的文字、图片、信件、物品等，展示了他们在不同时期的人生经历和贡献。

吴文藻文藻冰心纪念馆是无锡市华文交流基地、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民主党派中心基地，多年来持续扩大志愿服务和党派工作影响，努力为侨联组织、海内外侨胞参观考察和文化交流提供便利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