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复恩（1916—2005），山东济南人，1932年考入中央航校。参军后，衣复恩成为中央航校第五期学员。1936年航校毕业后，衣复恩正式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1939年11月，衣复恩任国民政府空军第九大队副大队长，在昆仑关空战中，衣复恩率领9架中国战机，击落、击伤日军战机数架，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嘉奖，蒋介石亲自召见了衣复恩。1941年，衣复恩去美国参加有关仪器飞行及天文领航的培训，1942年5月，衣复恩又前往迈阿密的美国空军航行学校受训。1943年起担任蒋介石座机机长，1949年赴台湾省，2005年病逝，终年89岁。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衣复恩与战友驾驶9架中国战机，奉命轰炸上海虹口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几乎全部命中目标。1939年11月，任空军九大队副队长，率9架苏制性能差、航速慢的SB－2战机，与敌机恶战在昆仑关上空，击落数倍于我的敌机，受到蒋介石传令嘉奖。1941年，衣复恩被选中去美国受训，是第一位取得这项专长的中国军官。从1943年起至1952年，任蒋介石和宋美龄座机“美龄号”、“中美号”座机长。当时，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身边，有两个亲信人物。一是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人称蒋宋的皮包；另一是“美龄号”与“中美号”“总统”座机的座机长衣复恩，时人称他为蒋宋的手杖。前者管钱物，后者管出行。（1952-1955）去美国任“大使馆武官”3年半；回台后，任“空军总部情报署”署长。直接掌管U-2侦察机高空侦察机，担任“空军总司令部”的副参谋长。军衔逐级攀升，由中校、上校、少将，一直升到中将，后奉命创办“中华航空”，衣复恩与蒋氏父子关系深厚，尤其与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几乎每周见面，蒋经国儿子也拜衣夫人为干妈，衣复恩与蒋经国保持整整23年(1943-1966)的亲密友谊。他1971年担任亚洲化学公司董事长，经过20年的努力，由新台币数千万元的营业额增到48亿元，扩展了10多家企业，并在大陆的广东佛山、惠州，陕西咸阳，上海市等地投资办厂。同时大陆的文教事业，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设奖学金，并以母亲之名在山东大学成立了“立青文教基金”。在通县潞河中学建体育馆，在平度市县高戈庄办希望小学。

衣复恩1916年生于济南市，排行老二。其父衣振青曾留学美国，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神学，回国后任山东齐鲁大学教授。

1931年衣复恩在北京北京市通州区潞河中学就读，高二时，中央航空军官学校恰在北平市招生。那一年(1931年)，又逢“九一八事变”，东北地区沦亡，衣复恩因此萌生了投笔从戎、抗日救国之念。高中毕业后，衣复恩秉承父命，考入燕京大学。入学之后，航空学校再次招生，他再次考试被录取，终于成为中央航校第四期学生。

1937年7月7日，保卫祖国、为国献身的日子来了，当时中国空军的力量虽然薄弱，但衣复恩决心和日寇决一死战。抗战八年之中，前五年，衣复恩一直在抗战前线，并有出色表现，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昆仑关空战，1939年11月，日寇从广东钦县登陆，进犯广西，进占南宁市。敌我两军，日夜战于广西昆仑关。时任空军九大队副队长的衣复恩，奉命率队配合我陆军作战，击落数倍于我的敌机。捷报传到重庆市，蒋介石传令嘉奖。翌年(1940年)，蒋介石又亲自召见。衣复恩把这次“召见”看作是自己空军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1942年10月，衣复恩驾着一架C-47运输机从美国飞回成都市。由于战争的原因，那时从美国到中国的航线，不像现在飞越太平洋经夏威夷和日本到中国，而是从西面进入。航线分为北线和南线，北线经由伦敦、莫斯科、阿拉木图、乌鲁木齐市到兰州市，南线则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开罗、卡拉奇、汀江到昆明市。衣复恩飞的是南线，两条航线都要横跨大西洋，南线则要飞越当时视为天险的驼峰，一般所说的驼峰是指云南省西部的高黎贡山，是横断山系中的最高峰。这一带平均海拔在5000公尺以上，飞行高度必须升高到6000公尺左右才能够保证安全，这已经接近C-47运输机的最大升限，而且这一带又是孟加拉暖湿气流进入大陆的通道，气候多变，飞机经常要在云中飞行，受到垂直气流冲击，因此一般都把它视为畏途。而《Vista看天下》等刊物文中说“驼峰就是昆仑山”是错误的。

从1942到1945的四年中，在驼峰航线上执行任务的美国军队飞机损失1500多架，飞行人员遇难者达3000多人，中航和央航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人员168人。这确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代价最大、最为悲壮的一段史实。而在今天，现代的喷气式客机的最大升限已经接近2万公尺，再也不存在不能跨越的空中禁区了。

衣复恩担任蒋介石的座机长，始于1943年。这一年，蒋介石、宋美龄恰好有一次贵阳之行。当时的蒋委员长并无专机。前一天，衣复恩奉航委会主任周至柔命令，翌日载蒋介石夫妇由重庆市至贵阳。任务重大，衣复恩先飞贵阳，测试航线和场地。第二天，即在C-47运输机上绑了两张藤椅，作为蒋氏夫妇的座位。此时的这架飞机，既无空调也不隔音，蒋介石的侍从们分坐机舱两旁的铝制座椅，蒋氏夫妇则坐在临时固定的藤椅上。不过，此次航行非常顺利，蒋介石很满意。此后，衣复恩曾多次以这种简陋方式，载着蒋介石出巡。

1945年4月12日，哈里·S·杜鲁门赠送一架座机给蒋介石。该机由C-47改装，机身为银白色，机内陈设考究而舒适。座椅一律为沙发，前舱为一间办公室，有一张软床，另有厕所和简单的厨具，空调和隔音设备当时也属上乘。蒋介石亲自命名为“美龄号”，衣复恩也因为驾机技术出众而成为专机的机长，不再接受其他任务。

1946年，中国航空公司又向蒋介石奉献更豪华的C-54座机一架。因中航公司是中美合资，该机被命名为“中美号”。

衣复恩曾多次驾驶“中美号”载着蒋介石上火线。一次沈阳市之行，因为局势危险，蒋已不能下飞机，只得在机上开会，几天后，沈阳就完全失守。去锦州市的一次更危险，飞机降落在蒋军炮兵阵地的前面，炮弹在飞机的顶上呼啸而过。

十年专机机长生涯，衣复恩与蒋氏夫妇多有接触，因这种特殊关系，他对蒋氏夫妇的观感与人不同。蒋介石给人的印象通常是威严、专制，一般人见到他常嚅而不敢言。衣复恩说，蒋介石乘飞机时，态度温和，从不过问飞行问题，全凭机长决定。

到台湾后，衣复恩由中校一路升至中将，曾担任“空军情报署长”职务。1966年，由蒋经国调派担任“国防部次长”，主管台军演习和各种训练。

孰料，1966年7月，“国防部”军法处的一张传票，送到衣复恩手里，说要他去“谈话”。可是，当军法处邀衣去“谈话”时，竟无端把他扣留，这一“暂且扣留”，竟是1066天……无奈的衣复恩，在看守所里每天以读书消磨这长长的日子。

1969年8月，衣复恩获释归来，多年之后，真正的原因才逐渐浮出水面。原来，衣复恩系狱，还是那句老话：祸从口出！其一，心直口快的衣复恩跟随委员长撤退台北市后，曾检讨在大陆失败原因说，“在于我们自身的腐败与无能”。其二，衣复恩对老蒋的“反攻大陆”说法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反攻大陆，希望渺茫。如今日能够反攻成功，当年就不会撤守！”更加要命的是，他还把这观点和当时美国大使馆的林克斯谈及，此后林克斯返回美国，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引用了他的谈话。这就犯了天下之大不。

从1949年阔别大陆，至1989年已整整四十年，衣复恩恋乡情切，台湾省解除戒严后，于1989年回到杭州市。西湖景色依旧，只是人事已非。

1990年5月，衣复恩夫妇再到大陆，衣复恩还曾想去延安。原来，1944年，衣复恩曾有过一次特殊的延安行。那一次，衣复恩奉命送周恩来由重庆市回延安，机上还带了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的30万法币。初到延安，衣等人住在招待所里，林彪曾来探视机组人员。衣对林的印象是：林说话很快但不善辞令。

次晨天尚未明，衣复恩即向机场出发。途中经过一窑洞，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五六人从窑洞出来。经周恩来一一介绍，毛泽东和衣复恩等人还握了手。周恩来随机回重庆，朱德去机场送行。延安市两日行，衣复恩感到周恩来颇有亲和力，言谈充满机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1990年衣准备重访延安，因归期迫近，未能如愿，衣复恩引以为憾。2005年4月9日，衣复恩在台北和信医院安详辞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