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立全
开国少将
谢立全(1917年-1973年),江西省兴国县樟木乡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2年任军事学院海军系主任。1956年起任海军军事学院第一副院长,1962年任海军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73年10月30日,谢立全同志在北京逝世。
人物生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海军学院院长,谢立全(1917~1973.10)男,赣州市兴国县樟木乡源坑村人。出生于贫苦农家。他少年立志报效祖国。1929年年仅13岁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一军一二三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长征途中,他身患痢疾,连马都不能骑,但他以坚强的意志,终于跟随部队到达陕北地区。1936年6月,美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采访。一天,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看见学员在唱歌,几十个红色健儿高声呐喊着“冲啊!”“杀啊!”猛地向前冲刺。猎猎翻飞的军旗下,一位全副武装的战士,正迎着欲出的朝阳,精神抖擞地吹起了冲锋号,这帧精彩的画面令斯诺感动,他立即拍下了这一镜头。这位吹军号的就是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大队政治委员谢立全,正在指挥战士训练,给号兵示范。后来,斯诺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译本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封面使用了谢立全吹军号的那帧照片,取名为《抗战之声》。谢立全在1973年离开人世,但他的英姿永存,传奇色彩的业绩永存,他那嘹亮的军号声,永远激励人们为着正义的事业冲锋陷阵。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后不久,谢立全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大队政治委员。1945年,谢立全参与组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部队辖四个团,谢立全任参谋长,后任代司令员。经中共中央批准,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公开通电成立。这是抗战胜利前夕,国内最早公开树立解放军大旗的一支队伍。成立不久,在新会区的蕉山地区突遭国民党顽固派64军的包围,突围时梁鸿均司令员被敌机关枪击中牺牲,突围出来的部队由谢立全指挥,坚持到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谢立全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大学大队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师政委、第三野战军30军政委等要职,率部参加了孟良崮战役、豫东、淮海地区、渡江等著名战役。1948年在著名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粟裕司令员的指挥下,于碾庄包围了黄百韬的国民党军队第七兵团,其中就有调往华东战场的敌64军。敌军没想到三年之后在江苏省大地与老对手再次交手,但此时非彼时,谢立全率部担任西线主攻,在缴获的坦克大炮的掩护下,与兄弟部队一起全歼该敌。1952年1月,由刘伯承点将,谢立全调任军事学院海军系主任,后又任海军军事学院第一副院长,海军学院院长。1955年,年仅38岁的谢立全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和红星功勋荣誉章。著有《挺进粤中》和《珠江怒潮》两书。由于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打击迫害,1973年10月,已患癌症多年的谢立全将军在北京逝世,年仅56岁,当时埃德加·斯诺拍摄的那张照片,被家人镶在他的骨灰盒上,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2002年,将军的子女们从八宝山公墓中取出父亲的骨灰盒,连同母亲的骨灰盒合葬于南京雨花台功德园的红星园。碑文上记载着谢立全将军与西行漫记封面照片的“一段情缘”。
任职
解放前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大队政治委员,广东游击区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珠江部队副司令员,中路游击队指挥部副指挥,中区抗日纵队副司令员,广东人民抗日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政大学大队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六师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三十军政治委员。
解放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系主任,海军军事学院第一副院长,海军学院院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人物故事
读过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人,在被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英雄史诗”——红军长征深深打动的同时,也一定会对封面和书中的首幅照片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个气宇轩昂、英姿勃发的“号手”,足以代表红星照耀下的中原地区年轻、奋发、不屈的形象。用这幅题为“抗战之声”的照片作封面,浑然天成地契合了书的主题和斯诺所要表达的思想。在许多年里,不少曾被斯诺摄入镜头的中国工农红军老战士先后著文,讲述那些照片拍摄的经过。但唯独这一张几乎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照片,仍然静静地保持着沉默。那位“号手”究竟是谁,一直成为萦绕在读者心头的不解之谜。然而,历史自有其还原真实的特定时机,这一段被当事人及其家人珍藏60年的秘密,终于在199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被揭开,于是,埃德加·斯诺与“号手”的感人情缘成为人们广泛传颂的佳话。在重塑国人精神道德、建设和谐社会之时,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足迹,去捕捉“号手”吹响“抗战之声”的永恒瞬间,去感受本文主人公高尚纯粹的情怀。
1936斯诺的号手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坎萨斯城一个贫苦家庭,大学毕业后开始毕生所从事的新闻工作,不久便崭露头角。1928年,在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之时,他来到上海市。1930年以后,为采集新闻,他的足迹遍布中国主要城市和东北地区内蒙古自治区以及台湾省,他先后结识了美国著名进步新闻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鲁迅和宋庆龄,还接触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1936年6月,在中国国内局势处于大转变的关键时机,他带着无法理解的关于中国革命与战争的许多问题,冒着生命危险,排除各种阻挠,由北平市出发,经过西安市,进入了陕甘宁边区,成为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在边区,他先到了苏区临时首都保安,和毛泽东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长途跋涉,他到达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的预旺县。最后,他冒着炮火回到了西安。“西安事变”前夕,他回到北平,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新闻报道,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影响,然后汇编成那本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美国出版。
1938年2月
,该书中译本在上海问世,鉴于当时的形势,易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与原著主要的不同之处是增益了原著出版时不便发表的大量照片。新中国成立后新版的《西行漫记》中,“抗战之声”被用作中译本的封面和书中的首幅照片,那位英姿飒爽的“号手”成为一段历史和一个时代的象征,为世人所瞩目。但“号手”究竟是谁,埃德加·斯诺的笔下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然而,《西行漫记》终究应该是我们寻找“号手”的历史起点。仔细阅读,斯诺的“号手”情结,却是有迹可寻的。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号兵们。在《同红军在一起》一章中,他这样描绘道:“在预旺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这一描述几乎与“抗战之声”的场景相近了,不由让人怦然心动。在《战争与和平》一章中,他写道:“一天早上,登上预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在开了枪眼的雉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手——这时总算在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接连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对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谈话的对象是一个有着红彤彤脸、闪闪发光明亮眼睛的十五岁的孩子,但他已是个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四年的老红军了。虽然从埃德加·斯诺的这些文字中无法得知“号手”的确切身份,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个吹响“抗战之声”的历史镜头,是他颇具深意的设计,他确实是把这些意气风发的号手当做红色中国的象征的,他惊叹“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他赞叹“他们的英勇的故事流传很多”。我们可以初步判定“抗战之声”中的“号手”也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而且,从这两段描述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地名——宁夏预旺堡,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那张“抗战之声”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一带拍摄的。这让我们真切地感觉到,我们离那个神秘的“号手”越来越近了。
谢立全
1996谜底揭晓历史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199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历史仿佛是在不经意间,倏然提供了揭开这一扑朔迷离谜底的契机。那个我们“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号手”,原来就是当时我所在的海军指挥学院(原海军学院)的第三任院长谢立全将军!
事情的缘起看似非常偶然,其实却蕴含着某种必然性,那就是有价值的历史是不会被永久埋没的。199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筹拍一部专题片,当摄制组的成员重走长征路时,在江西兴国县烈士纪念馆发现了这幅照片和谢将军给夫人苏凝写的一封述说事情原委的信的影印件。他们为这一发现激动不已,决心要在片中披露这段史实。他们通过海军政治部干部部查找苏凝的下落,当海政干部部的电话打到笔者所在的海军指挥学院干部处时,幸运地拿起了话筒。于是,我带着海政干部部的嘱托,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采访了谢将军之子、时任我院副教务长的谢小林大校。随着谢小林娓娓的叙述,那久远的一段历史,又鲜活地再现。
1972一封珍藏36年秘密
“其实,我父亲当时并不是号手,而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教导营的党总支书记。仔细看,我父亲并不在吹号,只是摆了一个姿势”,话匣子就从这儿打开。谢小林介绍说,谢立全将军1917年5月出生于著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之乡”江西兴国县,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12月入党,1936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地区
谢小林拿出父亲1972年5月的一封信,讲述了父亲写这封信的背景和照片的拍摄经过。1972年2月,埃德加·斯诺与世长辞。为了表示中国人民的深切悼念,同年5月号《人民画报》用四个整页的篇幅登载了毛泽东主席的唁电、斯诺的生平,以及1936年在延安拍摄的部分照片,“抗战之声”也在其中。巧的是,当时谢将军正在北京市出席海军常委扩大会议。看了《人民画报》后,难忘的战斗岁月又涌上将军的心头,他于是提笔给夫人苏凝写信:“在京西宾馆买了5月份《人民画报》,那个吹‘抗战之声’(的人)是我,这可以肯定,不会张冠李戴的。回忆当时我不是号兵,我是一军团教导营的总支书记(营长何德全,现退休安家落户于湖南长沙)。埃德加·斯诺看我健壮,衣冠比较整齐,又是背了手枪的干部,把我拉去照相的。”
军装来历
在信中,谢将军详细述说了那套新军装的由来:“我穿那套比较合身的衣服也有历史纪念的。1936年10月,一、二、四等三个方面军在甘陕边境地区会师之后,中国国民党胡宗南两个师追到三城堡,上级决心集中主力歼灭该敌,另一位首长带领总部特务团和一军团教导营担任确保三城堡歼敌安全(的任务),我们担任对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宽大正面的阻击(那时有统战关系),其中骑兵第三师7、8、9团接受蒋介石收买,从我防御的侧面突然袭击,把我后方搞掉,俘去韦特派员等20多人,把后方存放、尚未来得及上交的二百多头羊、一百多头牛、四十多头驴子背的做棉衣的棉花、布料千里光。当时撤出防御战斗,敌人违背协商原则,决定突然袭击歼敌一部分,打击敌人的气焰,被上级批准了。我率领一、三连突然袭击7团,唐子安率领一个连突然袭击师部,营救同志出狱,战斗进展神速,我率领一、三连俘获三百多匹马……战后,罗帅(笔者注:指罗荣桓,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亲自动员,不准留一匹马,全部上交,成立骑兵团,我们服从,每人只骑一个驴子,将马上交,领导上奖我一套现在穿的合身衣服。”那一天,当身着新军服、体格健壮、背着手枪的谢立全映入埃德加·斯诺的眼帘时,他觉得终于找到了苦苦寻觅的理想“号手”,于是他拉着谢立全到预旺堡城墙上去照相。谢立全昂首站立,面向前方,迎着猎猎的军旗“吹响”了军号。独具慧眼的斯诺,终于在用自己的眼和心观察、了解了中国革命后,如愿以偿地把中国工农红军号手——实际上是红军和红色中国前进、英武的形象定格为永恒的瞬间。
共产党人高尚品德信
在这封处处闪烁着共产党人高尚品德信的末尾,将军恳切地说道:“这张相片登载是历史的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总之,人怕出名猪怕肥,如果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要跌跤子的。”苏凝尊重他的愿望,把这秘密埋在心底。于是,这个被将军悉心珍藏36年的秘密,被他的家人又埋藏了整整24年。
将军风范长存人间
将军戎马倥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不息奋斗的一生,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生,然而,他却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情怀。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谢立全历任抗大五大队党总支书记、二大队政委;广东中区纵队副司令员,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参谋长、代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六纵队十六师政委、三十军政委。他获得过二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38岁的谢立全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战功卓著的他从不居功自傲,总是谦虚待人,勤奋工作,严格自律。
海军司令员兼政委
全国解放后,谢立全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作,先任华东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员兼政委。1952年5月16日,军事学院海军系成立,军事学院院长是刘伯承元帅,海军系主任即是谢立全将军。1957年10月8日,在军事学院海军系的基础上成立了海军军事学院,1960年4月更名为海军学院,谢立全任第一副院长,1962年任院长。正是谢立全将军坚决贯彻刘帅和军事学院党委指示,率领二十几位干部白手起家,创建了海军系;正是谢立全将军怀着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无比忠诚,为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谢将军政治立场坚定,襟怀坦白赤诚,关心爱护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深受广大干部的拥护和爱戴。至今,海军指挥学院的干部都对他深深景仰,深切怀念。
其实,早在谢将军在《人民画报》上看到这张照片之前,他就从一些战友口中得知了这张照片已在国内外广为流传,但他从没有去寻找这张照片,更没有对人提起过,他在给苏凝的信中淡淡地说:“事是偶然来的。”谢小林记得,偶尔听到有人问起他父亲,父亲也只是隐而不语,避开这个话题,从不声张。将军的子女们对此也是一无所知,谢将军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从不让他们有丝毫的特殊感和优越感,他常给孩子们讲长征故事,但对这张照片的事却守口如瓶,所以,尽管《红星照耀中国》一再重印,这段史实仍因将军的谦逊和忠厚而鲜为人知。
,谢将军不幸患了癌症。这时,他觉得可以让孩子们知道这件事了。于是,他请有关同志与存放底片的北京历史博物馆联系,洗了几张照片,赠给五个子女作为永久的纪念。该年10月,谢将军在北京逝世,其骨灰盒存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六室(2002年,将军的骨灰归葬南京雨花台功德园红星园,与夫人合葬),家人将这张照片嵌于其骨灰盒上,永远陪伴着将军的英灵。将军逝世后,按说,可以晓谕世人这段珍贵的史实了。将军的一些老战友希望苏凝能够就此写一点回忆文章,以寄托他们对将军的怀念,但深知丈夫人品的苏凝始终尊重丈夫的意愿,从未动笔写半个字,这一段无价的历史依然被小心翼翼地埋藏着。1996年,当我找到谢小林时,他最初表示不宜也不必披露。我一再坚持应对历史负责,不应让这段史实湮没无闻,谢小林才平静而深情地述说了这一段尘封60年的往事,谢将军与埃德加·斯诺和《红星照耀中国》的这段情缘终于大白天下。
1996年8月
,当笔者披露《西行漫记》封面人物故事的散文《无价的财富》先后在《解放军报》、《解放军生活》、《人民海军》等报刊发表后,在军内外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反响,人们为谢将军的高风亮节而久久感动。海军指挥学院的官兵们站在将军曾经生活的土地上,聆听着历史的足音,更是心潮起伏。今天,当脱下戎装的我重新提笔详述这一段历史时,仍然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值得欣慰的是,将军的子女们没有辜负他的厚望,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以普通人自律,兢兢业业地工作,现任海军指挥学院训练部部长的谢小林早已成长为共和国的将军。谢立全将军英武挺拔的形象将永留人间,他淡泊名利、谦虚谨慎的高尚情操更会与天地共存,引起一代又一代人无尽的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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