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淇生（1904—1986），重庆市江津李市人；1923年毕业于重庆市江津中学校，东渡日本，入岗山第六高等学校，参加日本进步学生组织“社会科学联合会”，后就读于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受到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影响；1931年归国，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广州中山大学等校任教，暗中给进步学生讲授《资本论》；1945年后在复旦大学任教，历任政治经济系教研室主任、校务委员、校学术委员、法学院院长等职。对农业经济、土地问题研究尤深，被誉为专家，这方面的专著有《我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步骤问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资本的循环和周转》。毕生研究的结晶是百万多字的巨著《资本论大纲》；漆淇生曾担任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社科联顾问、中国风投常委、民建上海市副主任委员，1986年去世，享年82岁。

漆琪生，1904年10月1日，漆琪生出生在四川江津县八镇乡红珊楼的一个农民家庭。每在课余，他便跟着父亲下地干活。

由于聪颖、刻苦，1923年5月，漆琪生以优异的成绩从重庆市江津中学校毕业，在家族众多兄弟中出类拔萃，得到伯父的赏识。伯父决定送他到日本留学。这年夏天，伯父送他到重庆市和叔父会面，一起去上海。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走上经济发达、工业进步的资本主义道路。但不少地区仍遗留着落后阴暗的影子，矛盾也开始渐渐显现。19世纪末，卡尔·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开始传入日本。

1924年春，漆琪生考上日本东京第一高等预科，翌年春，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念本科。二年级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风气在日本进步青年学生中风靡一时，班里的同学组织了“社会科学联合会”，漆琪生被邀参加。“社联”每周组织读书会和讨论会，规定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讨论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漆琪生学习的热情很高，精力充沛，一边学日语，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时参加“社联”的许多日本同学，都感到必须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才能使理论深入和思想提高；而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必须深入系统地学习《资本论》。在此风潮下，漆琪生开始学习《资本论》原文版第一卷。

《资本论》博大精深，对于初学者来说相当抽象难懂。漆琪生既不懂德语，日语程度又不深，要钻进《资本论》真是困难重重。但是由于阅读了同乡漆树自京都寄来的不少进步书籍、杂志，如《新青年》、《响导》、《创造》等，又根据“社联”的学习计划，学习了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的著作，漆琪生逐步懂得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去观察世界，认识世界。他从1927年上半年开始阅读《资本论》原文版第一卷。不懂德语，他便逐字逐句地查字典，翻译成日文。靠着顽强的毅力，到了第三学年，他已读完了《资本论》的主要章节，认识到《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萌发了从事《资本论》教学和研究的志向。

1928年4月，漆琪生顺利地考入了京都大学经济部。在日本，要考入这所学校相当困难，能录取的考生只有百分之十。这所学校名流学者很多，漆琪生特别进修了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主讲的《资本论》研究课程。河上肇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初接受卡尔·马克思学说的中介者之一，他的著作影响了包括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一大批革命先驱。当时与河上肇持对立观点的福田教授也在讲授经济学原理，前后对立，相互辩论，学术气氛活跃，启人深思，异常有趣。河上肇讲课时，说理透辟，论点精确，妙趣横生，使漆琪生领悟到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更增加了学习《资本论》的信心。

有一次，同学朱镜我引荐漆琪生拜访河上肇。河上肇对青年热情真挚，从政治谈到经济、从学习谈到生活、从日本谈到中国，他希望青年一要有是非感，明确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二要博览群书，要有广博的知识；三要有坚定的信仰和方向，在生活中不能失去前进的目标。他要求漆琪生多读书，不仅看进步的，还要看反面的。只有从两方面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个有志青年应该在广博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才是做学问的科学态度。恩师河上肇的教诲，在漆琪生的信仰、治学、为人以及教研《资本论》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专科课程上，漆琪生对银行资本问题特别感兴趣，因此详细阅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加深了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了解。此后，漆琪生又通读了一遍《资本论》。在学习经济学说史的基础上，他结合对经济学原理的研究，把经济理论的各派学说，进行研究，加以分析批判，从而对《资本论》的理论精髓就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日本求学期间，漆淇生的思想日趋成熟，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要求献身革命事业。1926年他加入了“东方共产主义青年同盟”。1927年9月组织冈山县留学生举行“反对日军占领济南市和扩大侵华”示威游行，被拘禁一日。之后，又被派回冈山，负责发展与联系冈山和神户的“社联”组织。1928年1月，在东京，由帝国大学郑权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漆淇生开始准备他的毕业论文，拟定撰写的题目为“东方国家农业经济的特点和前途”，着重研究中国、印度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农业特点，并阐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实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为此，他搜集了一大箱资料。

然而，就在10月3日清晨5时，日本政府企图破坏中共在日本的组织，各地同时出动大批军警，将留日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全部非法拘捕，毒刑审讯，灌水、棒打、吊绳……凡被认定有罪的党员，则起诉处刑；认为无罪而不肯写悔改书的，则押解回国。漆琪生虽经毒刑拷打，逼供处刑，仍坚强不屈。同时，他在1929年7月回上海市参加地下工作一事，因审讯无据，被拘禁3个月后，于1931年1月被日警送上海轮，押解出境。被拘禁前，漆琪生和茅盾曾同住一起，他被捕后遗下来的什物，都由沈代为料理。但日警还是把他的衣物一扫而光，最可贵的一箱论文资料也全部散失。

漆琪生是四川人，在上海无依无靠，一旦被遣散回上海，又失去组织联系，就如离群孤雁，情景凄凉。

留日同学杜肃看漆琪生衣食无着，流浪孤苦，便介绍他到中国公学任教。漆琪生到任后，讲授“农业经济学”和“土地政策”，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他以《资本论》第三卷为基础讲授“农业经济学”，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指出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那时候，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是有生命危险的。但漆琪生不仅在课堂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提出观点，引出结论，还在课后辅导读书小组、研究会，指导进步学生读进步书籍，思考问题，深得学生喜爱。

1931年7月至1933年6月，漆琪生受暨南大学之聘前往该校讲授“农业经济”、“经济危机”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还编写了“农业经济学”和“商业循环”的课程讲义，多次主持“中国农业土地问题”专题讲座。他以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进行讲授，颇为独到，许多学生对他的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也因此引起了中国国民党CC分子的注意和攻击。

1933年6月，漆琪生在暨南大学教学刚结束，就应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聘请，担任赣、湘、鄂、皖4省农村调查团团长，赴4省调查农村土地问题。调查团的组成，系因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拟制定土地法，利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名义，以学术团体的身份，搜集当时苏维埃的土地改革材料，供国民政府制定土地法参考。漆琪生对农村土地问题深有研究，也很想藉此了解苏区农村经济情况。在得到黄琪翔的介绍后，便同余先亮、陈赓雅等一行4人，到4省边缘地区开展调查。

调查中，漆琪生走访了许多穷乡僻壤，结合儿时和父亲在田间劳动的体会，加深了他对农村各种经济情况的了解。半年后回到上海市，他写了两份调查材料:《四省部分区域农村经济的概括和症结》及《苏区农村土地问题》，各约30余万字，力陈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农村土地改革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于这些观点都不合中国国民党的口味，政府遂将调查材料束之高阁。后来漆琪生摘要写成若干专题文章，发表在1933-1934年出版的《新中华》和《国闻周报》等刊物上。

由于时局混乱，加上漆琪生拒绝为陈立夫写关于唯心史观经济学的文章，党部通知各报刊禁止发表他的文章，原约定的稿子均遭退回，并被彼时持教的学校解聘职务，成为通缉对象。1936年5月，为躲避CC的迫害，漆琪生南下广州市，后经邓孝慈、黄之彬等留日同学的推荐，正式到中山大学任教。

中国台湾中山大学是一所民主、救亡运动汹涌澎湃，进步文化人士荟萃的高等学府。漆琪生最初在文学院任教，讲授“经济史”和“经济循环”课程，不久便转到法学院，除讲授前两门课程外，还增加“农业经济”一课。中山大学学术空气特别浓厚，各种流派，各种思潮的人都有。有个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在讲课中宣传托派的观点，歪曲马克思主义，漆琪生因为不能公开讲授《资本论》，就在进步学生中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自任指导教师。

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漆琪生还在《文汇报》、《广州日报》和《救亡日报》发表了9篇论战文章。当时由夏衍和阿英主编的《救亡日报》刚由上海市迁往广州市，复刊第二期便邀他针对当时有人只讲“二五减租”，完全放弃土地改革的主张撰稿，并署名发表，遭到中国国民党猛烈攻击。

1938年之后，抗战形势日益吃紧，旧时的革命同志和民主朋友，纷纷转赴大后方。

1939年1月，漆琪生随中山大学迁至云南澄江，开始闭门读书，继续钻研经济学。如是过了一年半，1940年5月，教育部长陈立夫策动学生“反邹（邹鲁）学潮”，抢占中山大学校长职位，漆琪生的隐居生活顿成泡影。陈立夫亲自来昆明市，并以漆琪生所主持的法学院为基础制造纠纷，亦将他作为反对目标之一，施用高压手段，假借部令，强迫解聘进步教师8人。西安行营CC分子又指控漆琪生是共党分子，申令云南省政府将他逮捕。省政府秘书长老朋友邓洪范连夜派人告知他。这样，漆琪生在5月的一个深夜，携带家小又逃回重庆市。

漆琪生自昆明回到重庆，无业可就，潦倒万分。老友杜肃闻讯，乃向广西大学马君武推荐。于是，1940年7月，漆琪生带着家小来到了当时蒋管区的“自由城市”桂林市。

在广西大学，漆琪生讲授的是“农业经济学”和“货币学”。因当时教育部不允许公开设《资本论》这门课程，漆琪生只能暗中组织部分进步学生学习。在教学之余，他常撰文批评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并吕振羽千家驹、周伯棣一起编辑出版了《新工商》杂志，邀请各民主人士发表进步言论。

由于战火连年，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难。漆琪生仅靠自己一份工资难以养活一家5口，他便夜以继日地写作。这样，本来就1000度的深度近视，又疲劳过度，视力受到严重损伤。而此时，幼子又患肺炎，无钱医治，病情危重，终至死亡。漆琪生哭了一个晚上，终于，视网膜脱落，两眼失明。

失明后，广西大学以不能教学为由，对他留职停薪。这一下又断了漆琪生的经济来源。但他是一个坚强的人，每当两个孩子晚上熟睡之后，他便口述文章，妻子伏案执笔，如此撰稿，得点稿费，维持生活。

1944年9月，日寇由衡阳市进犯桂林市，漆琪生一家又逃回重庆市。在堂弟的帮助下，他的眼睛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渐次恢复，但是右眼仍然视力不清，终于失明。1944年底，漆琪生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再次扶病离家，赴复旦大学任教，重操笔墨生涯。

初到复旦，系里有人开《资本论》一课，散播了一些错误观点。为此，漆琪生暗中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指导进步学生阅读《资本论》，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学生们兴趣高涨，纷纷要求他公开讲授，但未得学校当局许可。这是漆琪生后来正式讲授《资本论》一课的前奏。

1945年1月开始，直至1986年4月，除1950-1953年间的两次短期调职外，漆琪生一直就在复旦大学任教，教授“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史说”、“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货币学”和“金融学”等课程。曾担任经济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

在上海市，漆琪生加入了“上海民主教授联谊会”，投入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12月的一天，漆琪生应施复亮的邀请，到当时以进步资本家为主要成员的西南实业协会出席一个会议。最初漆琪生以为是一般的民主抗日集会，到会后才知道，这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成立大会。自从日本归来脱离党组织后，他曾数度向旧时革命同志表示，希望能恢复党组织关系，一直未成，但他“立功回家”、重回党组织的信念一直没变。施复亮告诉他，“民建”也有中共同志参加，反动派在这个时候正千方百计地破坏各民主党派组织，应以大局为重。漆琪生这才留了下来。后来大会宣布，参加这次会议者，都是“民建”的发起人，他被推选为总会理事（即中央委员）。开始时，漆琪生对于“民建会”的一切活动皆持消极态度，直至1947年3月中旬，陈已生引导他去拜会了周恩来。这是他与周恩来同志的第三次见面。第一次是在1944年下半年于沧白纪念堂，第二次是在1945年经漆鲁鱼介绍在曾家岩中共办事处。这次，周恩来对他谆谆开导:“只要是坚决反对南京反动统治的民主人士，我们将对他们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欢迎一切要求进步和努力革命的人们与我们做朋友……”语重心长的临别赠言，给他莫大的教育和鼓舞。此后，漆琪生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做了许多工作。

1949年4月上海战役前夕，大批军警进复旦大学宿舍搜查，逮捕民主人士。那时漆琪生住在第二宿舍徐汇村，刚出生的幼儿还未满月。突然门被踢开，闯进五、六个人来，声言要逮捕他。书架、衣柜……全被砸破，床底、厕所也被搜遍。为首者恶言厉色，要漆琪生妻子交人。来人问遍每一个人，漆琪生躲在哪里，大家都说不知道，匪兵们才悻悻然地走了。那天，漆琪生按期参加“民建”地下小组会议，在四川北路胡厥文的商店中开会，他被推选起草“民建会欢迎解放胜利”的宣言文稿。会议结束后，夜深雨大，不能回家，便在市区山东路同乡商店借宿，正巧避开了搜捕。打那时起，他便不能回家，东藏西躲了一个月，集中全部精力搞地下工作，直至解放胜利。

上海战役，人民兴高采烈。漆琪生参加了由上海市市长陈毅主持的“各界人士座谈迎接解放胜利的庆功大会”。不久，又被邀请参加上海市政协、人民代表大会。

政治运动告一段落，漆琪生开始埋首于教学和撰写《\u003c资本论\u003e大纲》。新中国的诞生，他的学术研究也因此获得新的动力。在这时期，漆琪生在上海曾作过多次对资改造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学术报告与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报告，开设过“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史说”、“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货币学”、“政治经济学”和“金融学”等基础课程，讲授过“土地问题”、“经济危机”、“世界经济动态”、“商业循环”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专业课。解放前，他是不能公开讲授《资本论》的，现在他不只公开讲，而且将自己主讲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课正式改为《资本论》课程，从事《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从1960年起，漆琪生任《资本论》研究生的指导老师，并为上海市高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师开设《资本论》讲座，先后在兰州、南昌市等地作《资本论》的专题讲座。漆琪生还参加了辅导工人干部学习《资本论》的工作，培养了许多《资本论》和经济学的研究人才。1981年在无锡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资本论》学习讨论会上，出席会议的全国各地200多名代表中，有20余人是他的学生。

此外，漆琪生还在报章杂志上大力宣传和介绍《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在这些宣传性文章中，包含他对《资本论》的许多深湛的见解。

除了研究《资本论》以外，漆琪生还注意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研究。50年代初期，在上海多种刊物上，他发表了不少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和研究的文章;50年代后期，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进行了研究。60年代，他集中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理论，写了不少文章，并夜以继日地写作《〈资本论〉大纲》第一卷（约20余万字）。

“文革”开始后，漆琪生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挨批斗、住“牛棚”，受尽了折磨。

“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人民重见天日。1978年6月，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给漆琪生作了平反。然而，他所有的古董文物、字画，他最爱的兰亭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书信，连他的心血之作30万言的《〈资本论〉大纲》第一卷原稿也都被当时的红卫兵抄去不知所终。

漆琪生没有气馁，74岁高龄的他重整旗鼓，到书店、图书馆，把相关书籍一包包地抱回来，然后摊开稿纸，奋笔疾书，重新编写《〈资本论〉大纲》——经过一次次的变故，逃亡、轰炸、抄家，这已经是第四次的“重新”执笔了！

1980年6月，《〈资本论〉大纲》第一、二卷共70余万字，正待修改付梓。这时，漆琪生因过度辛劳，猝得脑血栓，神志不清。幸而及时到东华医院得到有效的治疗。但只完成半个疗程，刚有所康复，他就迫不及待地闹着出院，谁知春节又不幸骨折住院。半年后稍能走动，他便又照样讲课、开会、写文章。终于，他完成了百余万言的《〈资本论〉大纲》，并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第一卷451,000字，于1985年6月出版。1986年9月被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评奖委员会评为上海市（1979-1985）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大会上颁发了获奖证书及奖金。可惜，此时漆琪生已因病去世，未能亲见。第二卷于1986年2月出版，共297,000字。第三卷于1988年3月出版，共380,000字。

《\u003c资本论\u003e大纲》是漆琪生结合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和教学为基础写出的百万言巨著，这便是他与《资本论》毕生情缘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