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泾波（1900年—1988年），别名菲力傅，出生于北京，清代贵族后人。

早年求学北京大学，后转学至燕京大学，1924年毕业于政治系，期间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助手，为了新成立的燕京大学四处筹款。1945年陪同司徒雷登去重庆市参加抗战胜利大会。1946年7月以“私人顾问”的名义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协助司徒雷登工作。1949年南京解放后，傅泾波代表司徒雷登在黄华办公室与其见面。8月随司徒雷登前往美国。1962年傅泾波为完成司徒雷登的遗愿而四处奔走。1988年在美国病逝，享年88岁。

由于傅泾波和司徒雷登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一生的经历极其复杂，各个时期不同营垒的政坛重要人物，包括北洋军阀、伪满、北洋政府、中共、汪伪政权等等他都有过来往。这让他成为研究近代史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傅泾波出生于满族正红旗的一个贵族之家，傅家祖上是满族正红旗。傅泾波是家中的长孙，深得宠爱。6岁时，便被祖父带到朝中觐见过慈禧。傅泾波的另一个名字“永清”，就是慈禧太后起的，意思是“永远清洁”或“永远忠于清朝”。

1918年，18岁的傅泾波陪同信仰雅威的父亲傅瑞卿到天津市参加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为在大会上司徒雷登的演讲以及其人格魅力所感染，傅泾波后来从北京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帮助司徒雷登工作，成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助手。

1922年，傅泾波受司徒雷登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两年后，傅泾波的婚礼，也是司徒雷登做的主婚人。两人的关系已远远超过一般的师生关系，特别是当司徒雷登的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唯一的儿子又回美国后，傅泾波成了他唯一的亲人。

1920年，傅泾波为了帮助司徒雷登创办燕京大学，打开教育局面，在崇文门内盔甲厂（燕京大学迁址燕园之前的旧址）的住宅内，安排了12人参加的晚宴，出席者包括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等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和一流大学的校长，这令司徒雷登惊喜不已。  

司徒雷登觉得傅泾波“好像从他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他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这种发现让司徒雷登对傅泾波青眼有加。  

在那次聚会之后的不久，司徒雷登跟傅泾波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所中国化的大学，一所生根于中国、为中国服务、有中国人管理和支持的大学，而不是沿袭传统教会大学的模式。 

1923年，为了新成立的燕京大学，傅泾波常陪同司徒雷登到处筹款，他们一起到东北地区拜访过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还拜访过段祺瑞、孙传芳、韩复榘以及宋哲元、冯玉祥等。

“七七”事变后，司徒雷登被日军逮捕，傅泾波作为司徒雷登的助手，也被软禁在家里不许出门，还要时常被日本宪兵队叫去接受讯问。1945年7月4日，已濒于溃败的日本方面终于允许傅泾波探望司徒雷登，傅泾波也是被囚禁了3年多的司徒雷登见到的第一个“外人”，此后，傅泾波一直探望司徒雷登，直到1945年8月17日，被监禁了3年零8个月又10天的司徒雷登重获自由。

1945年9月16日，傅泾波陪同司徒雷登去重庆市参加抗战胜利大会，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毛泽东。几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请傅泾波与司徒雷登一起吃饭。

1946年，在由美国返回中国时，傅泾波劝司徒雷登在南京停留时拜访一下他的老朋友蒋介石，司徒雷登接受了这个建议，结果也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在蒋氏夫妇的介绍下，司徒雷登见到了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负责调停国共两党纠纷的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他对中原地区的深入了解以及与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6年7月，经马歇尔推荐，美国政府决定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接替已于1945年11月离职的帕特里克·赫尔利。傅泾波以“私人顾问”的名义，在大使馆协助司徒雷登的工作。

1949年，南京解放后，傅泾波代表司徒雷登于5月7日与南京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黄华见面。黄华是傅泾波在燕京大学的同班同学。傅泾波按照司徒雷登的面授，将事先准备好的一番话倾倒出来：一年多来，司徒雷登渐渐了解了自己过去对中国国民党认识的错误，美国现在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了。

傅泾波说：“因此，我们是不能过分责备司徒雷登的。”黄华只是听着，没有作出什么表示。接着，傅泾波又按司徒雷登的授意，主动谈起了《中美商约》。傅说：“司徒大使说，中美两国之间，过去所签订的《中美商约》可以加以修改。”

傅泾波继续说：“此次国民党撤退以前，何应钦希望司徒雷登迁往广州市，他却决定留在南京不走，目的就是希望有机会同中共方面接触，建立联系，这点已经获得艾奇逊国务卿的同意。他得知你来到南京的消息非常高兴，很盼望与你见面，见面的时间、地点，都可由你定。”

“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较换一个新人好一些。”傅泾波向黄华转达了司徒雷登想继续当大使，及与中共方面交涉的愿望，特别强调了司徒雷登的诚意，说：“为了促进中美外交关系，老校长便按下贵军进入其私宅及其他的事，都不提了。”

听傅泾波说起“入宅事件”，黄华不紧不慢地说：“美国援蒋政策造成中国人民损失重大，创痛极深。现在美国尚未放下屠刀，何能期望人民恢复好感？空言无补，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至于司徒雷登，他是美国派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外交使节，人民政府不承认他的‘大使’身份。会见的事嘛，考虑以后再说。”

黄华语气虽然平和，分量却不轻。谈话结束，傅泾波就悻悻然地离开了。

后来，司徒雷登又两次派傅泾波与黄华密谈。傅泾波告诉黄华，在司徒雷登安排下，美国海军舰队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市，以后解放军打到哪里，美国军舰就从哪里撤走。

南京解放后，傅泾波当时极力建议司徒雷登“先斩后奏”，先到北京与中共领导人见面、打破僵局造成既成事实。但司徒雷登还是决定暂缓北上，等候国务卿戴维·艾奇逊的意见再做决定。

1949年8月2日，傅泾波与司徒雷登一起，乘坐使馆一架小飞机离开南京。

1962年9月，在司徒雷登临终之前，他给傅泾波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司徒雷登嘱托，傅泾波曾多次向中国驻美大使馆陈述司徒雷登的遗愿。  

1973年，应周恩来的秘密邀请，傅泾波重返中国，在北京住了10个月。1984年，傅泾波再次回国访问，见到了杨尚昆，傅泾波两次都提出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事宜，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1986年，傅泾波再次托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转交一信给邓小平，其中提到骨灰安葬和将1946年周恩来送给司徒雷登的一只花瓶归还中国这两件事。两件事都是司徒雷登生前的愿望。

1986年8月，傅泾波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公函，公函称：经过有关部门协商，并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批准，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未名湖畔的临湖轩；其时傅泾波已经86岁高龄，身体欠佳，加上需要一段时间设计和加工梁启超墓，他决定次年5月将司徒雷登的骨灰送回北京。但其间事情起了变化；11月，他写信给朋友说，北京大学有人反对此事。1987年4月，驻美大使馆正式通知傅泾波，骨灰安放仪式暂缓办理。

1986年，傅泾波在给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的信中谈到司徒雷登的遗愿时说，“我年迈苍苍，精神与物质力量接近末日，自然努力应付，但时间多少唯天晓得，所以常想到吾弟应代我负起这十字架。”

1988年，傅泾波在美国去世，其儿孙继续为完成司徒雷登的遗愿奔走。

傅泾波去世10年之后，中美关系渐渐打破了僵局。1997年江泽民访美和1998年克林顿访华，将中美关系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一事终于也有了新进展。

1999年初，北京大学表示可以“低调”安葬司徒雷登骨灰，不料当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遭到美国轰炸，中美关系骤然紧张，回葬计划再次搁浅。又经过近10年斡旋周折，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在中国入土为安——不是在燕园，而是在他出生的地方：杭州西湖畔。

由于傅泾波和司徒雷登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一生的经历极其复杂，各个时期不同营垒的政坛重要人物，包括北洋军阀、伪满、民国政府、中共、汪伪政权等等他都有过来往。这让他成为研究近代史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则这样说：“傅泾波是对司徒一生最具影响力的人，也是对司徒帮助最大的人。不理解傅泾波就无法理解司徒……”正是在傅泾波的协助下，司徒雷登将燕京大学建成中国一流大学。傅泾波与司徒雷登之间也成就一段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感情。  

傅泾波出身于清贵族家庭，性格早熟而交往庞杂，一生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折冲周旋。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时候，傅泾波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美国大使馆的雇员，他的工资由司徒雷登私人支付，却对司徒雷登有莫大的影响力，外界将他视作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 新民周刊评）

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关于傅泾波的资料保留下来的极少极少，这让他成了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民主与法制时报》评）

就像司徒雷登深深地影响了傅泾波一样，傅泾波也深深地影响了司徒雷登。在傅泾波的影响下，司徒雷登在中国社会中成了一个中国通。  （《民主与法制时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