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出生于1876年6月24日，出生地为中国杭州天水堂教士住宅（今下城区耶稣堂弄），于1962年9月19日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逝世。他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海外传教士、中华民国美国驻华大使、也是近代时期的在华教育家。

1876年6月，司徒雷登的父母在杭州市传教时生下了司徒雷登。在司徒雷登11岁时，他随父母回美国，此后便寄宿在美国姨母家，开始了求学生涯。1904年，司徒雷登与艾琳·罗德（Aline Rodd）结婚，并决定成为一名海外传教士，带着妻子重新回到杭州这片童年故土。1908年，司徒雷登受邀任金陵协和神学院希腊文教授。辛亥革命期间，司徒雷登受邀任美国联合通讯社记者，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1946年受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推荐，司徒雷登任美国驻华大使，负责协调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跟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国共关系破裂后，他加入“扶蒋反共”阵营。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华盛顿，在那里度过晚年。 去世之前，他留下遗言，希望与先他逝去的妻子同葬于燕京大学，但这个遗愿没有实现。2008年11月，司徒雷登葬于杭州西郊安贤园。

司徒雷登在20世纪初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1923年，他获得中国政府授予的三等嘉禾奖。1946年，杭州市人民政府授予其“荣誉市民”的称号。解放战争后，他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象征。如今，他正以日渐多元、清晰的形象重回中国。

司徒雷登的家族祖先是苏格兰阿契尔特里伯爵的后裔。由于参加英国新教运动，反对宗教迫害，他的祖先乘 “五月花”号船逃到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并在此拓荒发家。司徒雷登的曾祖父罗伯特·司徒尔特（Robert Stuart）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基督教长老会担任牧师，常常来往于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后来，他的曾祖父罗伯特·司徒尔特在肯塔基州建立了一所学院并在学院里传授拉丁文和希腊文。司徒雷登的祖父大卫·司徒尔特（Davies Stuart）也来到肯塔基州创立了司徒尔特中华女子学院，他是妇女教育的倡导者。他的祖父还是林肯夫人的表哥。

司徒雷登的父亲从神学院毕业后，于1868年来到中国杭州市传教，他是最早从美国派往中国的三位长老会牧师之一，也是第一位在杭州传道的基督教牧师。

司徒雷登的母亲玛丽·赫顿（Mary Horton）出生于美国莫比尔，她的父亲是当地法官，担任过莫比尔市市长。玛丽在南北战争时期到美国南方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之后，她决定去海外做传教士，并结识了司徒雷登的父亲。1874年夏季，玛丽婚后追随司徒雷登的父亲一起来到了杭州市从事海外传教士工作。在杭州传教之余，玛丽还创办了中原地区最早的第二所女子学校，后来该校并入杭州基督教协和中华女子学院。

1876年，司徒雷的父母在杭州市传播基督教，并在此地生下了司徒雷登和他的三个弟弟。

司徒雷登少时与父母居住在杭州传教士住宿区里的天水堂。在杭州市生活的日子里，司徒雷登学会了中文。他经常品尝各式各样的中国点心、糖果和水果。在春节、正月十五、端午节这些特定的中国节日里，他会与家人一起体验中国的民俗文化。在这段时间，司徒雷登并没有在传统意义上的学校上学，而是在家由母亲负责他的功课跟学习任务。除了在家里学习，他还要到主日学校定期进行家庭祈祷。有时，有些教徒会邀请他父亲主持婚宴，司徒雷登也跟着父亲去参加婚宴，还跟着父亲到庙会上传播福音。

1887年，司徒雷登11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带着四个儿子坐船回美国莫比尔休假一年。1888年秋天，司徒尔特夫妇回到杭州市继续他们的传教工作，而司徒雷登和弟弟则被寄养在了姨父母家，并在莫比尔正式进校上学。司徒雷登在美国上学期间，因自己身上少年时期耳濡目染形成的中国文化特征和传教士子女的身份而被同学区别对待，受尽同学的嘲笑和愚弄。当时他的班上有五十个学生，司徒雷登的名次主要处在第五名或者更后一点的名次。

1892年9月，16岁的司徒雷登在美国南方最好的私立学校——潘达珀斯学院（Pantops）就读初中，该学校是弗吉尼亚大学的附属中学。司徒雷登在潘达珀斯学院读书时，同学们没有关注他身上的中国文化印记，也没有因他是传教士的孩子而对他指指点点。在这里的空闲时间，司徒雷登阅读了大量小说，爱上了学习。受一名叫做乔治·丹尼（George Denny）的老师影响，司徒雷登喜欢上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在这所学校就读的那一年，司徒雷登获得了优秀学生金质奖章。

1893年9月，司徒雷登离开潘达珀斯学院，受乔治·丹尼老师介绍，进入了哈姆普顿悉尼学院（Hampden 悉尼 College）就读大学二年级。1896年6月23日，司徒雷登以年级第二的成绩从哈姆普顿悉尼学院毕业，获得文学学士证书。司徒雷登毕业后，一项号召学生自愿去国外传教的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该活动的组织者到司徒雷登的学院做宣传，选中了司徒雷登。当时的司徒雷登对传教活动缺乏兴趣，更渴望做一名老师，他在牧师与古希腊文学老师这两个职位中纠结。正在这个时候，他被邀请去接替乔治·丹尼老师的职位，在潘达珀斯学院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最后，司徒雷登选择在潘达珀斯学院做三年的教职工作。

司徒雷登在潘达珀斯学院工作的第二年，经常与他一同讨论神学问题的同事杰尔摩（P.Gilmour）决定去从事神学工作。在潘达珀斯学院工作的这一时期，司徒雷登对传教士职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认可传教士工作的神圣性。司徒雷登在同事杰尔摩从事神学工作的一年后，于1899年秋季也进了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辞去潘达珀斯学院的教职工作。但是，司徒雷登对自己是否要成为传教士仍拿不定主意。一位在印度传教的牧师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来到协和神学院为“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做巡回报告，司徒雷登负责接待该牧师，当该牧师问司徒雷登对传教士有什么想法时，司徒雷登却无法做回应。第二天，司徒雷登决定听从上帝赋予的使命，响应教会需要，投身“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

1902年2月，司徒雷登和另外三名同学被选为协和神学院的代表，到多伦多出席“第四次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国际大会”。1902年夏季，司徒雷登从协和神学院毕业，成为一个专职的教会工作人员，负责给美国南长老会派驻到海外的传教士筹款。1902年5月至1904年10月底，司徒雷登与其他牧师一起发起了一个“前进运动”，在美国南方为海外传教事业做宣传，募集经费。在这几年期间，司徒雷登与海外传教士执行委员会秘书切斯特（S.H.Chester）博士产生了矛盾，他认为该秘书对“前进运动”缺乏应有的支持。1904年5月，司徒雷登与许多传教士联名要求切斯特辞职。海外传教士行政委员会为此举行了代表大会，最终切斯特保住了职位。对于这样的结果，司徒雷登非常不满，他决定离开美国，中断“前进运动”，到中国做海外传教士。

1904年11月17日，28岁的司徒雷登娶了志愿献身海外传教事业的艾琳（Aline Rodd）为妻。1904年12月25日（圣诞节），司徒雷登携妻子乘轮船来到中国，成为司徒尔特家族第二代来华传教士。除夕那天，他们一起到了司徒雷登少时成长的杭州市。

1905年，司徒雷登被任命为中国长老会联合教育委员会的秘书，该组织主要负责在中国江浙一带创办教会学校。1906年，擅长用方言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司徒雷登被派往杭州市以北的乡村地区传教，负责50个村庄和208名基督教徒的教会活动。司徒雷登在杭州传教时，还参加创建杭州育英书院（今之江大学）。1906年2月5日，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在杭州市诞生。1907年，司徒雷登在自己负责的教区兴办《圣经》学习班。1908年2月，司徒雷登发表了一篇题为《传教士与中国人民》的文章，表述他近三年在中国当传教士的感受和他对解决中国问题的看法。1907年，在华传教的美国南长老会和北长老会决定在南京市联合创办一所神学院，并取名为金陵协和神学院，他们邀请司徒雷登担任该神学院的教师。1908年夏，司徒雷登应金陵神学院之聘，担任希腊系教授，举家迁往南京。他在金陵神学院经文注释系主持《新约圣经》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金陵神学院工作期间，司徒雷登与陈金合作编写了《圣教布道近史》，该作品于1910年完成。1910年，司徒雷登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

1911年，司徒雷登到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担任教师的第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密切关注着南京市局势的变化，把在南京的所见所闻向美国国内报道，他称辛亥革命是中国的“独立战争”，希望美国人能像看待美国”美国独立日“那样对待中国的革命。1911年11月9日，南京革命战事紧张，金陵神学院宣布停课，司徒雷登和其他教师组织救助委员会，安排学生、教师和家属疏散。之后，他和美国驻南京的领事一同离开南京，回到杭州市。司徒雷登回到杭州后，又收到美国联合通讯社邀请他担任南京市战地通讯记者的特别聘请，他接受了这个聘请，动身赶回南京。在南京，他以美国联合通讯社记者的身份频繁地出席与共和政府有关的各种社交活动，结识了许多中国国民党要员。1912年4月1日下午，孙中山召开南京临时国民议会让位袁世凯，司徒雷登以美国联合通讯社记者身份参与本次会议，他是在场唯一的外国人。在担任美国联合通讯社特邀记者的半年多时间里，司徒雷登撰写了大量有关辛亥革命的报道，影响较大的报道有《南京的局势》（Conditions in Naking）、《亲历南京的战争》（War Experiences at Nanking）、《革命后的南京与中国》（At Nanking, China, After the Revolution）、《中国的国民大会》（Meeting of National Assembly of China）、《为中国总统与内阁举行的酒会》（A Reception to the President of China and the Cabinet）。1912年秋季，中国时局较稳定，金陵神学院重新开学，司徒雷登继续回校担任教师。

1913年秋季，司徒雷登的父亲在杭州市逝世，享年72岁。司徒雷登回杭州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就把母亲接到南京市同住。1914年8月1日，由于妻子病重，司徒雷登携妻子回美国看医生。1916年新年过后，司徒雷登带着家人回到南京，继续在金陵协和神学院从事教学和著书工作。

1918年12月10日，汇文大学理事会邀请司徒雷登到北京市出任燕京大学校长一职，汇文大学与华北协和学院决定联合办一所大学。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来到北京准备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但汇文大学代表和华北协和学院就燕京大学的校名问题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吵来吵去，没有结果。1919年2月5日，司徒雷登决定先回南京市等消息，一个多月后，校董事会发电报催司徒雷登来到北京。1919年3月下旬，司徒雷登再次到北京，开门见山提出三个建议。两校代表意识到不向彼此妥协的话，联合办学的理想将被自己的固执己见断送，最终各自退让一步。1919年5月19日，“燕京大学”这一名称正式确定下来，司徒雷登也正式出任燕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司徒雷登当上校长后寻求社会多方力量为缺乏资金的燕京大学筹款。在1920年到1936年的16年当中，司徒雷登通过各种渠道为燕京大学筹款总额达2000万元。司徒雷登还为最初师资匮乏的燕京大学请来了各界学术名师，保证了燕京大学的师源质量。为了保证燕京大学的生源质量，司徒雷登说服学生素质相对较高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大，实行男女合校授课；建立了严格的入学考试制度，对在校学生实行淘汰制。1921年，司徒雷登受聘为中国教会教育调查团成员。

司徒雷登在不否认燕京大学服务于传教事业的同时，允许学生宗教信仰自由。比如1926年10月，司徒雷登就以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写了一封公开信，提议燕京大学的师生职工开展“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活动。每一个燕大人，无论是否信基督教，都可以参与这个活动，仿效探求耶稣所奉行的生活方式。这项活动既契合燕大的宗教办学宗旨，又避免了发生宗派问题。

司徒雷登任燕大校长期间，立志要让燕京大学既保留中国化特色，也能够与国际接轨 。他改革了燕京大学的课程和专业院系设置，使其兼具实用性和精神性。在司徒雷登的努力下，燕京大学为中国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1923年，为了嘉奖司徒雷登和燕大对社会的贡献，中国政府授予司徒雷登三等嘉禾奖。1928年，司徒雷登帮助燕大创建了哈佛燕京学社，这个学社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司徒雷登非常关心学生和老师以及师生之间的互动，并因主持燕大师生职工的婚礼以及在校园内为学生知识分子举办沙龙而被燕大校友们铭记。 

司徒雷登对参加五四运动（1919-1921）和“五”运动（1925）的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师生表示同情，在1925年9月中旬，司徒雷登在美国霍普斯金大学发表演说时肯定“五卅”运动中的学生。他赞成北伐（1926-1927），反对北京的军阀派别。1926年3月18日，中国爆发“三一八”惨案，燕京大学魏士毅同学在这场惨案中牺牲。1926年3月19日，司徒雷登派燕大教授亲自领回魏士毅同学的遗体，并在燕大校园里为其举行追悼会，在燕大新校址的化学楼附近为魏士毅立碑。

司徒雷登还领导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学生抗议日本入侵中国。 1937年，当侵略者占领北京时，司徒雷登吩咐员工把原先校杆上的中国国旗换成美国国旗，在门口张贴禁止日军进入的告示。司徒雷登假意顺从日军，但私底下为抗日师生提供帮助和庇护。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1年12月，他在燕京大学组织的抗日游行中与吴震春一道，亲自带领七八百名燕大的学生和教职工在海淀镇和成府地区的主要街道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1934年，燕大学生以罢课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校方发电报催在美国出差的司徒雷登赶紧回中国。司徒雷登回校后，没有指责学生，反而支持他们的抗日爱国行为。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司徒雷登支持燕京大学师生投奔解放区和大后方。1941年12月9日，司徒雷登被日本宪兵押送到美国领事馆驻地拘留。1945年8月17日，司徒雷登被传唤到日本宪兵司令接待室里，日本宪兵司令向司徒雷登等人宣布释放决定。从1941年12月9日到1945年8月17日，司徒雷登的囚禁生活持续了三年零八个月。

1945年9月3日，司徒雷登和他的助手傅泾波一同抵达重庆市。在重庆期间，司徒雷登出席了国民党政府举办的庆祝抗战胜利的招待会，并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毛泽东、周恩来和董必武。1946年7月4日，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在自己的私人住宅会晤司徒雷登，推荐他担任美国驻华大使。1946年7月，司徒雷登辞去燕京大学校长的职务，受美国政府邀请，来到南京市的美国驻华使馆，担任美国的驻华大使，负责协调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共关系破裂后，他选择进入“扶蒋反共”阵营。

1946年11月，司徒雷登代表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948年6月，当中国爆发了大规模反对美国扶日政策的爱国运动时，司徒雷登公开发声，力挺美国扶日政策。司徒雷登在公开讲话中声称，扶日是为了“制止共产主义”。一开始司徒雷登“坚定扶蒋”，将蒋介石视为国民政府的唯一代表人物，认为蒋介石可以带领中国实现西方民主制度。他建议蒋介石改革国民政府，扩大中国国民党的社会基础。随着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形势恶化，司徒雷登意识到蒋介石身上留有封建思想，蒋介石把自己与中国的关系等同于帝王与帝国的关系，司徒雷登也由此对蒋介石感到失望，试图弃蒋。司徒雷登把目光看向了国民政府内部的李宗仁，希望他能取代蒋介石，但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的权力太大，无法取代，即便李宗仁当了国民政府副总统，也要受制于蒋介石。国民政府仍然采取旧式封建管理方式，腐败丛生。在意识到国民政府的垮台是不可避免之后，司徒雷登希望美国政府设法使中国国民党与中共进行和谈；如果和谈无法取得成功，则由美国扶植国民党残余势力，在中国各地建立一些地方政府。1949年1月21日，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市，临走前还邀请各国驻华使团一同离开，但司徒雷登拒绝了该邀请，选择留在南京市。1949年4月，周恩来任命黄华到南京外事处工作，让他以燕京大学校友的身份与司徒雷登进行私人交涉，了解一下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的政治立场。司徒雷登则希望能借此让中国共产党接纳美国式民主自由思想。最终，经过1949年5月13日至7月25日期间的四次会面商谈，双方还是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

1949年8月2日，国民政府垮台后，司徒雷登与其他驻华大使馆成员一起离开了南京，离开了中国。在返美途经冲绳岛时，司徒雷登想发表声明赞成承认中国共产党，并希望与之维持商务关系，但他被美国政府禁止发声。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公开了司徒雷登向美国进言的对华政策，让司徒雷登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替罪人之一。1949年8月10日，司徒雷登乘坐飞机抵达美国，一下飞机，美国国务院事务局长即刻召见他，要求他规避参加公共社交活动，他的公共社交活动需要经过美国政府的批准。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对《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进行了批判。

1950年10月，司徒雷登因中风后遗症，身体患病。自此之后，他的生命主要都是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的。司徒雷登的妻子在1926年，也就是司徒雷登五十岁时，病逝于北京市，被葬于燕园以东的燕大墓地。司徒雷登的独生子在他晚年时期也不在他的身边，都是他的学生兼秘书——傅泾波照料他。

1951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庆祝75周岁生日，举行了庆典活动。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获邀参加该庆典活动。蒋介石向顾维钧表示，不必以其名义献花，他不欢迎司徒雷登来台。

1952年11月28日，司徒雷登因身体原因向哈里·S·杜鲁门提出辞去美国驻华大使职责的申请。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去世，终年86岁。

虽然燕京大学已于1952年被撤销，并入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但司徒雷登死前仍然在遗嘱中表示，希望自己死后能够葬在燕京大学，跟妻子葬在一起。在1973年和1974年，傅泾波应周恩来邀请秘密访华时，曾向有关部门提及司徒雷登的遗嘱，希望他们能同意让司徒雷登葬在燕园，但未得到答复。1986年1月，傅泾波写信给邓小平，再次提到司徒雷登的后事问题，并表示要将解放前周恩来赠送给司徒雷登的花瓶归还中原地区。同年，傅泾波会见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时，也提及了司徒雷登的后事问题。1986年6月，北京大学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燕大故居临湖轩。但由于傅泾波年事已高，身体告危而无法回国。后来，傅泾波于1988年去世，司徒雷登的骨灰则一直被供奉在傅家。2008年11月17日上午，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在杭州半山安贤园。

司徒雷登是现代派神学观点的代表人物。司徒雷登所处的时代正是基督教海外传播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代，如何让不同文化的国家接受基督教是一个让基督教海外传教士感到困惑的问题。在中国传教的司徒雷登认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并不是冲突的，可以各取其精华相融。他以孔子的大同市理想来诠释基督教目标。注重运用当地本土文化来诠释基督教教义思想。司徒雷登主张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相融，也是为他在中国发展教育事业留空间，他认为宗教跟教育是分不开的。

司徒雷登认为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时代发展是不可割裂的，他认同福音社会化的主张，偏好以务实的精神作为传教指导，主张尝试将新教教会带入由现代历史、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组成的新世界，希望以现代理性助力福音传播。

司徒雷登推崇宗教信仰自由，他虽然是个坚定的基督教徒，但也承认世界上除了基督教以外，还有其他宗教可以代表神的启示，也就是说基督教并不是唯一可以代表神的宗教。

司徒雷登教育思想的特点可概括为：①人文荟萃，中外交孚；②探求真理，自由生活；③良师益友，如琢如磨。

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学的校训概括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围绕着这个校训，司徒雷登的教育目标可以归纳为“跟随时代，服务社会”的世俗教育目标，注重对社会有实际作用的实用技能培养、“坚持真理，追求自由” 的精神教育目标和“增强体质，公平竞争”的身体教育目标。

为了燕京大学的学生可以真正掌握实际性技能，服务社会，司徒雷登引进了譬如皮革制、劳工统计、畜牧等实用性课程。

司徒雷登认为自由的氛围是探索真理的一个重要条件。他尊重燕大师生宗教信仰自由，学术研究自由，政治自由等自由权利。在燕大的讲坛上可以讨论佛教道教基督教，也可讨论男女性生活等话题；师生可以信仰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

为了学生可以增强自己的身体素质，司徒雷登规定燕京大学的体育课必须修满83学分，将舞蹈归入体育课范畴，为女生设置形体矫正课；他还支持燕京大学修建各种体育馆和球场。每年燕大都要举行一次校运会，并邀请社会上著名的球队来校表演。

司徒雷登在主持燕京大学时，展现了他独特的教育方法见解。他的教育方法可总结为情感陶冶法、实践锻炼法、榜样师范法，这三种方法。

情感陶冶法强调教育时的建筑环境，师生同学之间构造的集体环境、和老师的人格魅力对学生的影响作用。燕京大学的建筑就是以中国古典园林融入西方建筑构成中西美学交融的建筑艺术风格。司徒雷登提倡在燕京大学实行“团契”活动，所有教职工无论是否信仰基督教都可参加，但要以耶稣为榜样，向其学习。加入“团契”活动的教职工每周都一起组织参与包括教义讨论、圣诗吟唱、立志互勉以及节日郊游、假期服务、平民教育等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增加燕京大学集体凝聚力，联结师生感情。

实践锻炼法则强调实地考查学习的作用。燕京大学的各个学系经常相互合作，到中国乡村地区开设试验区，让学生在试验区考查学习。新闻系还在1932 年创办了中文名叫“平西报”（英文名为“Yenching Gazette”）的报刊， 一周发行三次，所有的采访、编辑等工作，皆有学生担任；榜样师范法，则强调老师个人品质能力、老师之间的组合及其关系，以及优秀同学对学生的示范作用。这一方法突出表现在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招聘老师的时候，首先他对老师的学术学历要求高，注重真识才学；其次，司徒雷登秉持“兼容并包”的思想招聘性格观念不同的教师，不以种族、国籍、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等作为教师招聘的衡量标准。

从国家层面来看，司徒雷登之所以在他晚年的时候不受中国政治待见，原因在于他的基本立场是美国的，特别是在出任美国大使之后 ，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更是以美国官方的利益和在华利益为准则。司徒雷登推崇美国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宣传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司徒雷登在政治外交上也奉行自由主义、理想主义，但这又与美国“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格格不入。这些矛盾造成了他复杂的政治观念，他希望中国可以效仿美国的政治制度获得进步发展，他的基本立场是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

从党派层面，司徒雷登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持负面情绪，他并不认同共产主义。在司徒雷登看来，共产党与代表自由、民主、人权的政治制度背道而驰，他把共产党与独裁专制联系在一起。比起共产党，他更倾向于支持中国国民党。但是在目睹蒋介石统治下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腐败后，他对国民党政府也开始持有怀疑态度。此后，司徒雷登希望与中共和谈，消解中国共产党的“反美情绪”，让中国走上美国的政治制度道路，由此可见，他所主张的“消除中美双方误解”是以美国为本位的。

1892年，在潘达珀斯学院就读时，获得优秀学生金质奖章。

1923年秋季，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三等嘉禾奖

1930年，被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1946年，杭州市人民政府授予其“荣誉市民”称号，并授予其一把定制的“金钥匙”。

2008年，杭州半山安贤园举行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仪式，梁启超墓上写着：1872-1962，燕京大学校长。

2005年复建的司徒雷登故居对外免费开放。2006年11月，傅泾波的幼子傅履仁，来到司徒雷登的故居向司徒雷登故居博物馆捐赠了司徒雷登的遗物，其中包括当初杭州政府授予司徒雷登的“荣誉公民金钥匙”。

2021年泰康保险集团捐赠248件司徒雷登的手稿文献给北京大学，这批手稿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包括司徒雷登的证件、日记、信件。2021年10月，北京大学举行了司徒雷登文献展。

2017年6月19日，杭州名人纪念馆举行了“司徒雷登在1946”展览。该展览由司徒雷登在1946年发生的三件大事切入，结合其自传《在华五十年》和近60件藏品，全面描绘了司徒雷登在1946年的生活。

一度被高度政治化的司徒雷登，如今正以日渐多元、清晰的面容重回中国——中国新闻网

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历史学家林孟熹

司徒雷登是一个美国人，后来更成为美国政府的代表，虽然他一向以中国人民的朋友自居，却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执行美国的侵略政策，这就使他不能不成为美国侵华的象征性人物。——《共产党员（河北）》武洪隽、武春霞

他是毛泽东笔下在人民口号声中“夹起皮包”溜走的“大使老爷”，“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很难葬在他亲手打造的“文化侵略园地”燕京大学的校园里。——《 文摘报 》

司徒雷登先生是个杭州市通，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要好，后来学着说上海话、宁波话、苏州话都带着杭州腔。——杭州校友代表姚林杰

他给予我的印象仿佛他本人就是基督的化身。他在各个方面都吸引了我。他对我十分仁慈，而我对他的爱也超过了对我的亲生父亲。我从未同司徒一家一道去过教堂，但是他的榜样却唤醒了我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不要再无目的地在周围游移。——傅泾波

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毛泽东

司徒雷登说：“马歇尔当初之所以把我拉进他所致力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事业，是由于我享有自由派美国人之声誉，对全体中国人都心存友好，以及并无对任何派别和思想学派的明显偏爱。”在成为美国驻华大使之前，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在中国主持燕京大学的创办，为中国社会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在中国知识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司徒雷登还在五四青年运动时期和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支持燕京大学学生的爱国游行，协助爱国学生到抗日大后方。1926年3月16日，司徒雷登对美国联邦政府对段祺瑞政府发出撤除大沽口防务的最后通牒的做法提出反对。反对未果，1926年3月17日，司徒雷登又与其他9位美国在华教育人士和教会人士，到美国驻华使馆进行抗议。

但是，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文中讽刺司徒雷登是美国侵华的象征人物。从司徒雷登担任美国的驻华大使以后，他就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敌意，国共关系破裂后，他选择加入中国国民党阵营。1946年11月，司徒雷登还代表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了剥削中国利益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该条约加剧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虽然在1931到1937年期间，司徒雷登支持中国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是在1948年6月，他支持美国为了抵制共产主义而实行的扶日政策。

司徒雷登于1918在基督教青年会上的讲演记录稿落到了美国保守派传教士手上，并在几份基督教杂志上陆续刊登出来，司徒雷登的许多倾向于现代派的神学观点也被视为异端邪说。1921年10月，格里菲斯·托马斯（Grffith Thomas）博士在《普林斯顿神学评论》（Princeton Theological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现代主义》（Modernism in China）的署名文章，开始了对司徒雷登的宗教批判。托马斯认为司徒雷登对上帝、耶稣、圣灵的观点是十足的反基督教言论。司徒雷登曾在某次演讲时指出上帝的实质与早期其他宗教的神的启示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他还谈到人与耶稣的区别仅是程度上的不同。这些言论跟观点引起保守派教士的强烈不满，他们对司徒雷登大加谴责，指责海外布道团对派往中国的传教士缺乏管理。

1921年12月，担任海外传教委员会秘书的切斯特博士给司徒雷登写了一封质询信，要求他解决托马斯的文章带来的消极影响，切斯特博士与司徒雷登在1904年曾发生过矛盾冲突。1921年12月，司徒雷登致信《普林斯顿神学评论》编辑部，指出托马斯对他的演讲稿断章取义是不可取的，不能仅凭只言片语衡量一个人的传教理念。然而编辑部却回了一封批评信。收到信后，司徒雷登决定暂时不写文章反驳，以免产生新的误解。但保守派传教士一直通过各种书信形式，对司徒雷登的的言论进行攻击。1922年4月，司徒雷登借在美国为燕京大学筹款的机会，来到南长老会所在地——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向美北长老会提出申请，要求参加在东汉诺威（East Hanover）举行的长老会春季会议，以接受长老会的审查并为自己辩诉。1922年4月17日，经过当庭诘问和申辩，东汉诺威长老会一致投票，赞成司徒雷登发表的观点。这次会议内容后来以“1922年4月17日美国长老会东都诺威备忘录”为题发表在1922年5月17日出版的《基督教观察员》（Christian Observer）杂志上。

1922年秋，在司徒雷登的建议下，燕京大学宣布废除强迫学生参加主日仪式和教堂礼拜等宗教活动的规定。后来，司徒雷登又做出削减学生必修的宗教课程时间。1922年11月15日，一份名为《北京领导人》的英语杂志刊登文章，批评司徒雷登领导的燕京大学违背了教会学校的宗旨，沦为一所普通学校。不久，该杂志还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该读者是一位名叫科克的荷兰人，他在信中指责燕大丢掉了基督教的特色，提醒那些给燕大财政支持的个人和组织了解一下燕京大学在做什么。1923年元旦过后，司徒雷登来到纽约的燕京大学托事部，希望他们对燕大做出客观评价。1923年4月12日，该托事部就社会对燕大的议论做出了三点决议，认可了燕大作为教会学校的合理地位。在得到托事部的支持后，司徒雷登又再次向东汉诺威长老会提出审查申请。几天后，东汉诺威长老会对司徒雷登的传教观点给予充分的肯定。

长老会的审查结果并没有让保守派传教士停止对司徒雷登的批评。1924年春，有人向弗吉尼亚宗教大会状告司徒雷登，认为由于司徒家族与长老会的关系，致使长老会在原则性问题上偏袒司徒雷登。但该诉讼被弗吉尼亚宗教大会驳回，他们认为东汉诺威长老会对司徒雷登的审查已经足够了。1924年7月15日，司徒雷登向东汉诺威长老会提出退会申请，并不再接受海外传教执行委员会给予他的工资补贴。但长老会拒绝了这一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