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钦岳（1899～1984），著名新闻工作者，重庆巴县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春回到重庆市，出任重庆《新蜀报》主笔、总编、总经理、社长等职，使该报成为当时重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阵地。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重庆“三.三一”惨案后离渝到武汉市、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6师政治部主任。后流亡上海、日本等地，参加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秋返回重庆，续任《新蜀报》总经理、社长。抗战时期，周钦岳受周恩来的委托，为《新华日报》迁重庆提供帮助。1945年《新蜀报》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占用，周钦岳到香港参加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1949年11月赴北京参加政协会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重庆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重庆市文化局长、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新蜀报》创刊于1921年2月1日，由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在白象街创办。社址位于渝中区太平门白象街88号。社长陈愚生，总编辑刘泗英。5月29日因报道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被查封。6月13日复刊，沈与白推行社长兼总编辑，宋南轩任经理。

1922年周钦岳任总编辑后，陈毅、肖楚女、漆南薰先后被聘为主笔。这一时期，该报思想活跃，言论犀利，发表了不少社论和时评，成为传播新文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27年重庆市发生三·三一惨案，漆南薰被军阀杀害，周钦岳、宋南轩被迫离开报社，报纸停刊20余天。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重庆“三·三一惨案”后离渝到武汉市、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6师政治部主任。后流亡上海、日本等地，参加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派特务烧毁该报编辑部和印刷厂。

1935年秋返回重庆，续任《新蜀报》总经理、社长。抗战时期，周钦岳受周恩来的委托，为《新华日报》迁重庆提供帮助。

1945年《新蜀报》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占用，周钦岳到香港参加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重庆解放后，该报被人民政府接管，1950年夏停办。

1949年11月赴北京参加政协会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重庆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重庆市文化局长、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周钦岳1899年生于重庆南岸长生乡川涛湾。父亲去世早，靠叔父资助读完中学后，随同学赴上海市入上海市浦东中学补课，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靠借来的路费去了北京。1919年5月，与北大同学一起，满怀激情地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从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为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后与周贡植、赵世炎、李立三等一起做工。艰苦的经历让大家逐渐形成了“只有推翻旧的反动政府，中原地区才有出路”的革命思想，于是发起1921年9月21日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这与中法政府当初支持他们赴法勤工俭学的初衷大相径庭，结果他与陈毅、李立三、蔡和森等共104人，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

1922年春节后，周钦岳与四川省留法归国学生代表陈毅先后回到重庆市，住在同一所学校，关系更加密切。这两个在法国已染红了思想的留学生，对国内的封建势力当然看不惯，便把心中的话倾注于笔端，写稿投向较为开明的《新蜀报》，不仅都发表了，他俩还于当年6月被《新蜀报》社长沈与白请去餐厅吃饭，当面聘为该报主笔。

1922年10月9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周钦岳当选为书记。

1922年秋天，《新蜀报》社长兼总编沈与白说要去北京公干，便将总编一职让给了周钦岳。周钦岳从此开始了他心仪的“文化救国”生涯。

为发挥报纸的引导作用，他对报馆进行了整顿改革——革除新闻界原有的停版陋习，坚持每天出版《新蜀报》；改变了本地报纸从不发社论的历史，每天发社论，经常发新闻，并在“二·七”、“五·一”、“五·四”等重大纪念日搞专刊；缩小编制，实行编辑轮班工作制、记者外出采访制；改革版式，制作醒目的新闻标题，提高印刷质量；等等。周钦岳每天亲自编辑一大版新闻，有时还亲自写社论，天天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直到大样出来后才休息。大家用辛劳，换来了一张内容充实、版式新颖、充满生机的报纸，销路也扩大了。

周钦岳说：要办好一份报纸，没有几个笔杆子是不行的。直到晚年，每当回顾起自己的办报经历，还总要念叨那些倾心尽力支持过他的主笔，尤其是最早的三位主笔陈毅、肖楚女、漆南薰。

曾经同为《新蜀报》主笔的陈毅，在周钦岳当了总编后，无论自己在成都、重庆市还是去了北京，都一直坚持给《新蜀报》写稿，1923年至1926年间写了多样文体的稿件共约10万字，先后寄给周钦岳编发。陈毅的文章思想新颖，内容生动，文笔流畅，总编和读者自然都喜欢。周陈友谊也持续了几十年。

1923年春，共产党员萧楚女来四川省做宣传发动工作，经联中熊校长介绍，到《新蜀报》当了主笔，此后两年半时间，萧楚女几乎每天写一篇社论或评论在《新蜀报》上发表。萧利用《新蜀报》这个阵地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宣传北伐、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武汉革命政府，揭发和抨击地方上的腐朽事例，支持工运、农运和青年学生的“择师运动”，还比较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周钦岳由衷地赞扬“肖楚女是一个很出色的宣传家”，说他写稿是“一气呵成，下笔千言，流畅犀利”，“他的言论在青年中脍炙人口，深受推崇”。萧楚女的革命宣传和活动影响很大，反动军阀、官僚甚为痛恨，三次胁迫其离开。1925年6月，萧楚女接党的指示离渝赴沪时，周钦岳依依不舍，嘱咐他：“要秘密坐船到宜昌市，一路上要注意不要公开身份，因为宜昌以西都是四川军阀的势力范围，都可以搞你。”1927年4月萧楚女在广州市被捕，牺牲于南京。

漆南薰留日归国后，1925年发表的专著《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对当时的青年一代影响非常之大，读后许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1925年秋，周钦岳聘其为主笔。为唤起民众，漆南薰几乎每天都为《新蜀报》写一篇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的社论或时评，热情宣传革命，并以犀利的笔触，揭露、痛斥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勾结的种种罪行，道出了人民的心声。不幸他在1927年“三?三一惨案”中牺牲。

周钦岳与肖楚女等几位主笔密切配合，在《新蜀报》上大造革命舆论，使之成为大革命时期重庆市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成为民众的喉舌。人们都觉得，当时在重庆乃至全川，没有哪家报纸像《新蜀报》那样激进。

1925年，周钦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领导下，还参与了1926年4月揭露中国国民党右派毒打川师学生的斗争，和“六?郾二事件”驳斥揭露控制两校的国家主义派干将的斗争，直至大获全胜。

1927年春季，革命形势发生逆转，反动军阀刘湘在重庆通远门制造了“三?郾三一惨案”，打死打伤参加“重庆各界反对英帝炮击南京市民大会”的爱国群众约1000人，大会主席团成员、《新蜀报》主笔漆南薰受伤后被抓走残杀。那天周钦岳没有赴会，躲过一劫。次日，被老熟人郭勋祺接到府中保护，4月2日他与萧华清同志扮作郭的弁兵，跟随郭的大轿出城过河下行，乘船辗转去了汉口。

到武汉市后，党组织派周钦岳接替一个生病的同志，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6师政治部主任。他追上已到河南省前线的部队，参加了第二次北伐，带领全师所有政工人员坚持跟着部队做服务和鼓动工作，26师在临颍县打了个大胜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与党失去了联系，流亡上海、日本等地。在上海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参加党领导的工运工作，被反动警察抓进监狱，遭行刑逼供，始终保持革命气节。两个月后，被昔日同志设法营救出狱。在日本流亡期间，他学会日语后，立即订阅新闻报刊关注国内时事，并学习新闻，还去“朝日新闻”观摩其先进的办报手段。

1935年秋天，周钦岳结束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到重庆市《新蜀报》，出任总经理，社长。

有了报社的用人、行政权力，他首先革新人事，把两个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请了出去，并解聘一些水平低的人员；他改进设备，亲自去上海市买回一台能套色的新式轮转机，替代了旧的平板机，又改用电气铸字工艺，从而大大提高了印刷质量。他借鉴日本的办报经验，更加讲究版面的组织编排，字体、字号、套色的配合。他认为，报纸应当办得醒目、大气，才有战斗力。他语重心长地对属下说：“要把报纸办成懦夫看了立志，而病者兴的读物。”

抗战初期，《新蜀报》的编排、印刷，与全国大报比翼齐飞。发行最高时近20000份，在民办报纸中名列前茅。

在抗战时期，新闻舆论方面的斗争尖锐复杂，周钦岳虽已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但他拿定了主意：“《新蜀报》一定要跟共产党走”。他以中共的团结抗战方针和反对投降主义为宣传重点，还将自己的理解归纳为“抗战在胜利，胜利在团结”做了木刻，在抗战二周年时登在《新蜀报》上，并找了些人签名。他信任和依靠漆鲁鱼、高天、萨空了、刘尊棋、温田丰、赵铭彝、萧崇素等思想进步的笔杆子，用《新蜀报》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团结抗日，使之成为抗战时期有生气、有影响的报纸。

一天，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找他面谈，说《新蜀报》漆鲁鱼、葛乔、抱斋、赵铭彝有政治问题，要他将这四人“丢了”，同时想派人打进来控制《新蜀报》，随后还多次派人催办。面对高压，周钦岳采取“去一、调一、留二”方案妥善解决，使中国国民党的企图没能得逞。

在严酷的斗争中，为保住这块阵地，周钦岳注意了《新蜀报》观点的中允，仍引起当局反感，长期侦察监视其与《新华日报》的关系，伺机搞破坏，还把周钦岳当作跟踪盯梢对象，但没能阻挡住他与《新华日报》的友谊和联系。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陪都重庆市，除《新华日报》因社论被扣压而怒开天窗，登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江南死难烈士致哀”，向国民党政府抗议外，重庆新闻界几十家报纸几乎一边倒，一天发一篇社论或评论谴责共产党，唯独《新蜀报》缄默了一个多星期。蒋委员长发现了，问：“怎么《新蜀报》没有言论表示啊？”随后中宣部新闻处长上门质问之，周钦岳回敬道：“请问彭处长，到底今日是打日本，还是打共产党？你们中宣部发个指示，我就照办。”后来，直至当局以吊销执照威逼，周钦岳才叫人写了泛泛而论的三几百字的短文《相忍为国》应付之。

终于，1942年一天晚上，特务纵火烧毁了《新蜀报》化龙桥编辑部、印刷厂新址。

1938年春，周钦岳为设法给报社采买纸张到了汉口。当时，北平市、天津市、太原市、上海市、南京等已被日寇侵占，一些内迁报社正暂住汉口，见他是重庆市地方报纸负责人，纷纷请吃饭套近乎。而周钦岳心中牵挂的依然是党组织。他主动上门到八路军办事处密访周恩来。周恩来早听陈毅说过重庆的这个办报能手，与他紧紧握手，连说：“来的好！”并对他说：“前方军事不利，武汉市恐不能保，《新华日报》社要迁重庆。你是重庆人，又办《新蜀报》，要多帮助。”周钦岳当即表态：“好！坚决支持，毫无问题！”不几天，又与周恩来派来的工作人员周怡、潘梓年谈《新华日报》迁重庆的一些事宜。返渝后，他积极为《新华日报》作物资准备，为其尽快在重庆出版发行提供有利条件。

《新华日报》迁重庆市后，周钦岳常对报界同仁讲：“我们是同业，为了共同抗战，要互相支持合作。”建议他们经常看《新华日报》，说它“有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他要求本报馆人员，对《新华日报》社的“无论什么事，都要尽量帮助”。后来当中国国民党封锁《新华日报》，致使其物资奇缺，陷入困境之时，周钦岳暗中支援《新华日报》物资，曾先后让给三台A1纸平板印刷机。有时国民党故意捣乱，对《新华日报》停电，《新蜀报》的印刷厂就帮忙印刷。

抗战接近胜利之时，《新蜀报》被国民党特务抢夺占领，周钦岳拒绝为国民党当局办报写文章，并向法院起诉维权，却遭败诉，1946年他愤然离开《新蜀报》，到香港等地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

人民共和国没有忘记这位“长期与党合作的亲密战友”。1949年秋，周钦岳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重庆解放后，又当选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重庆市文化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