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庄严寺为隋唐长安城内著名寺院，初名禅定寺，是杨坚为爱妻独孤伽罗独孤伽罗祈祷冥福所立，始建于隋仁寿三年（603年）。该寺规模宏大，占永阳、和平两坊之东半部，总面积为60公顷，寺内有一座高约百米的木塔，设计规划者为隋朝著名建筑师宇文恺。隋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在禅定寺西为父亲隋文帝立大禅定寺祈福，规模建制与禅定寺完全一样，亦建有高度相之木塔。唐武德元年（618年），改二寺名为“大总持寺”、“大庄严寺”。

大庄严寺始建于隋仁寿三年（603年），是杨坚为爱妻独孤伽罗所立，初名“禅定寺”。文献皇后雅好读书、识达古今，并且深度参与朝政，隋文帝对妻子很爱重，宫中称帝后为“二圣”。隋文帝和皇后夫妻双双崇尚佛教。仁寿二年（602年）独孤皇后去世，伤怀不已的隋文帝于次年为妻立寺追荐阴福。禅定寺位于隋唐长安城的西南隅。寺院规模宏大，占永阳坊之东半部，以后又将永阳坊北邻的平坊之东半部亦划归寺内，总面积为60公顷。主持修建大兴城（唐改称长安）的宇文恺，“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势微下，乃奏于此建木浮图。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隋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为文帝立寺曰大禅定寺，占了永阳坊与以后划入的和平坊的西半部。寺院的规模建制与东邻的禅定寺完全一样，亦建有木浮图，高度与之相埒。唐初德元年（618年）因为杨坚曾自立法号，称“总持”，又呼独孤伽罗为“庄严”，故改二寺名为“大总持寺”、“大庄严寺”。

作为皇家寺院，大庄严寺不只规模宏大，而且殿宇壮丽，为当时京城之最。所谓“殿堂高耸，房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且寺内营饰华丽，寺壁多绘有名家壁画，万象纷呈，璀璨夺目。如南门外白蕃神为尹琳所画，中门外两大幅画是号称“画圣”的吴道子的弟子卢棱迦所画，总持、庄严二寺的门额均为少詹事殷令名所书。这些都誉满平安京。唐初京师的硕学名僧如智首、道岳等都曾在寺内主持寺务。唐三藏年未弱冠时，曾偕其二兄长捷法师到京游学，就慕名住在庄严寺内。大庄严寺内林木丛茂，风景宜人。据称寺内：“密竹翠松，垂阴秀，行而迷道。”从“寺中常贡梨花蜜”的记载可知，寺内必然广植梨树。所以庄严寺一直是京师黎民士庶游览避暑的好去处。尤其是在总持、庄严二寺内巍然屹立的双塔，已经成为隋唐长安城西南隅的标志性建筑，成为人们登高远眺的游乐胜地。唐景龙年间，李显曾在重阳节时，在寺塔上开筵席，陈伎乐，赐菊酒，宴群臣，并与群臣倡和吟诵，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大庄严寺内又珍藏“法门法献，从乌踵国取以归”的佛牙。每年定期举行供养佛牙的盛会，豪门贵族、僧俗士庶争相到寺随喜，顶戴礼拜，发愿布施，鼓乐喧天，更是倾动京师。

关于总持、庄严二寺之木塔：先建的是庄严寺塔，高三百三十尺，周回百二十步；而后建的总持寺塔，其“高下与西浮图（应是东浮图）不异”。两塔的高低一样，这很明确，但建筑形式同否则不详。再据《续高僧传》的记载，禅定寺“架塔七层，骇临云际”，隋炀帝“奉为二皇，双建两塔七层木浮图”的记载看，两塔都是七层。看来，两塔不只高低一致，建筑形制也是一致或相似的。

文献记载庄严寺塔高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按隋尺折算，高三百三十尺约合近百米，周长一百二十步约合178米。对比现存至今的唐朝砖塔大慈恩寺塔高64米，小雁塔高45米，而木结构塔高达百米，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从中原地区古文献记载建筑高度，多不精确，常有夸饰看，或也属此。但又据文献记载二塔修建的工期，庄严寺塔用了八年时间，总持寺塔用了五年时间看，工程是十分繁巨的。由此可见，二塔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其高虽可能不至百米，但也应该是相当巍峨的！又据唐代诗人对庄严、总持二寺释迦塔的吟诵，有时称其为“浮图（即塔）”，更多的则称其为“阁”。如宋之问的应制诗题称：“奉和圣制闰九月九日登庄严总持二阁”。而同时与会的李峤、刘宪、李乂等都题为“闰九月九日幸总持寺登浮图应制”。此后的诗人岑参、耿常等诵题均又称其为“阁”。但对照同是佛教建筑的大慈恩寺塔——大雁塔，唐人对其均呼作浮图或塔，绝无称其为“阁”者，究其原因，可能是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重建的大雁塔已不是初建时的仿西域窣堵波的形式，而是依照国传统建的楼阁式七层塔，塔体由青砖砌成，每层四面各有券门，以便眺望。随称为阁楼式砖塔，但与中原地区传统的楼阁建筑形制相去甚远。而庄严、总持二寺也是七层浮图，但塔体为木结构，其每层周匝的门户窗槛、回廊栏杆，其形制更接近于当时土木结构的楼阁建筑，或因之人又称其为“阁”了。

大庄严寺在长安内的诸多佛寺中，一直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不但受到广大僧侣信徒的尊崇，也得到唐朝廷的重视。唐朝廷常在寺内举行各种法事斋会。每遇诞辰忌日在此举行祈祷祝福，皇帝也至寺礼拜游览。对寺院的住持、上座等高层的任命，往往由唐朝廷遴选硕学大德来担任。剃度僧人、布施供养更是经常的事。在会昌五年（845年）李炎大力禁佛时，京城内的佛教寺院大多遭到禁毁，但仍明令在街东保留慈恩、荐福二寺，街西保留西明、庄严二寺。由此亦可见其在京城诸佛寺中的突出地位。大中七年（853年）李忱幸庄严寺“礼佛牙，登大塔，宣问耆年”时，称赞庄严寺“复殿重廊，连比栋，幽房宇，窈窕疏通。密竹翠松，垂阴擢秀，行而迷道。天下梵宫，高明寡匹。”改寺名为“圣寿寺”。可见，庄严寺在禁佛之后，仍保留着昔日的盛况。而这时的总持寺则是“香径甚侵，尚存基址”，已经废毁。但未提及总持寺木塔，或已荡然无存。故宣宗敕令重建，总持寺得以稍有恢复，但已远非昔比。史载大历十年（775年）庄严寺塔遭雷击而起火，幸赖寺僧数百人扑救，而“栋宇无损”。经过会昌禁佛，宣宗登塔游览，可见庄严寺塔屹立如故。

咸通三年（862年）李漼“敕于两街四寺各置戒坛，……两街四寺，谓慈恩、荐福、西明、庄严。”可见大庄严寺在有唐一代，一直保护着显赫的地位。

唐末战乱兵火，唐长安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大庄严寺也不能幸免。五代十国时，外郭城已遭废弃，仅缩守原来的皇城，位于唐长安城西南隅的庄严寺，已处于远离府城的郊野。但由于庄严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更可能是由于木浮图在劫后尚存的缘故，宋元时大庄严寺得以重建，而稍具规模。但元末兵火中又遭浩劫，屹立了七八百年的庄严寺木塔也遭焚毁。明代又对庄严寺重建恢复，但在明末战乱中，又废毁尽。清代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陕西巡抚鄂海等主持修建了殿宇，重塑了佛像，又建立了五楹大阁，使大庄严寺又稍具规模。清同治年间又遭兵。清代末季，已无力恢复，殿宇颓败，远非昔日。新中国成立后，为保护西安市的文化遗存，在寺址建立了木塔寺苗圃。寺院旧址仅可见砖砌三门的中间门洞，原大殿殿基前左右列植的两株龙爪槐尚郁郁葱葱。寺址北端有雕花青砖砌筑的窑洞式建筑，仍然残存。清康熙、爱新觉罗·颙琰年间所立的几块碑石，已仆伏于茂草中了。

2004年5月，西安历史名城研究会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城工作队，对唐长安城西南隅遗址进行勘探时，在西距唐城西墙280米、南距唐城南墙440米处，发现一处45米见方的夯土基址。夯土基址中部的厚度为2.1米，周边约1.7米，估计应是大总持寺木塔基所在。此塔基向东400米，即今木塔寺苗圃东南，已为临时建筑叠压，据当地故老称此处是一方形夯土基址，1958年曾将台基石条挖出作大炼钢铁之填料，20世纪50年代的地形图上对此处也有标示。从两者东西对称的位置看，此处应是大庄严寺塔塔基所在。

由于大庄严寺和大总持分占永阳坊的东西部，到了唐朝又将空旷的和平坊的东、西分别划二寺。根据钻探资料，永阳坊东西宽约1100米，坊内南北大街中分东西各为540米左右。道东的大庄严寺是先建的，发现的塔基位置西距坊内南北大街约百米，东距东坊墙约430米，可见其塔基不在寺院中轴线上，而是位于寺院偏西北的部位。发现的大总持寺塔基遗址的位置则在东距坊内南北大街约300米，西距西坊墙约230米处，由于“寺内制度，与庄严寺正同”，其塔的位置也应在寺的西北部。以此推测，大总持寺的殿宇建筑布局是以坊内南北大道为准，向西按庄严寺的布局规划。总持寺塔基距坊内南北街300米，而庄严寺塔基距坊内南北街约百米，故估计其寺院建筑可能是在东西面阔400米的范围内布局的。在总持寺的西侧应有百十米的空旷地，同样在庄严寺的东侧也应有百十米的空旷地，应是寺内园绿化的地方。

另外，在两塔塔基北侧各发现两处夯土基址，估计应是寺院的殿宇基址。

舍利函

在大庄严寺佛塔塔基内，考古专家发现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与2002年发掘的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极为相似。“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下面的夯土中曾发现砖函，当时判断为存放舍利函或佛教圣物之地，可惜由于早年被盗，函内已空无一物。当时就感觉这个遗址应该也有类似的构造，果然有了惊人的发现。”邺城遗址考古队专家介绍。在距离大庄严寺塔基基础中心夯土面2.3米的下方，基槽内最后一层卵石层的中心，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与舍利埋有关的近方形的石函，石函的四角外侧分别摆放一个青釉小罐，南面偏东处还有一个较大的青釉罐，罐内置放各类珠饰。石函为青石质，略呈立方体，由函盖和函身两部分组成，长42.5－44厘米、宽36－38厘米。石函通体较为粗糙，未经打磨，保留了凿刻痕迹，在函身上边缘四角刻有字迹。石函内包含物种类繁多，其中主要以大量腐朽的有机质物品为主，还有各种质地的管、珠、坠饰、圆形和椭圆形石饰、铜钱、铜饰件及玻璃器残片、钟乳石残段等，其中保存较好的一件长颈玻璃瓶中还残存有汞。 “舍利石函内放置物品类别多与佛经中的七宝有关，而长颈玻璃小瓶可能属于舍利瓶，小瓶中所盛水银可以理解为舍利的替代物。”据何利群博士介绍，舍利函是佛教圣物，是盛放如来佛祖或高僧火化后的尸骨的容器，是极为珍贵的文物。出土石函保存完好，其中包括相对完整器物98件，另有玻璃残片等。石函内的“宝贝”让人大开眼界，中部穿孔的玛瑙珠有圆形、椭圆形和棱锥形，颜色分为橘红色、橘黄色；透明的白玉髓环透着漂亮的层状纹理，乳白色圆形的玉髓珠和无色透明的水晶半球饰光彩夺目，还有琥珀珠、玻璃珠、铜簪等等。据何利群博士讲述，目前发现我国最早的佛塔埋藏的舍利容器是北魏太和五年(481年)定州市佛塔塔基中的舍利石函，但遗憾的是，在1964年的抢救清理中没有确定该石函与夯土塔基的位置关系。北魏洛阳城永宁寺塔基也曾发现怀疑为地宫或瘗埋残迹。永宁寺塔基西侧有一横穴式盗洞，盗洞直抵夯土塔基中心部位，清理到两米深仍未到底，因地下水位原因而放弃。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的发掘，在中央塔刹柱础石下面的夯土中筑有立方体砖函，因早年被盗，函内已空无一物。 “此次发掘的核桃园一号建筑基扯，明确显示出在方形木塔基础的施工过程中，瘗埋石函、青釉罐、铜钱等遗物是十分重要的营造环节，且出土的石函等未被盗扰破坏，获得了完整的实物资料，凸显了其重要性。”邺城遗址考古队专家表示。大庄严寺塔基是以石函为核心举行埋藏活动，这与位于遗迹西约600米的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中发现的砌筑砖函埋藏圣物的方式不同，而与定州市北魏塔基夯土中出土的太和五年舍利容器相似。大庄严寺塔基出土的舍利石函，不仅反映了方形释迦塔基础部分建筑程序与埋藏礼仪之间的关系，其出土的遗物也是研究中原地区早期佛塔埋藏制度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