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淦（1917年7月18日-1984年），原名施家淦，江苏无锡人，火炸药和固体推进剂专家，中国兵工事业的创业者之一。他长期从事火炸药事业和固体火箭推进事业的开拓、创建和发展。在新中国建立前后，肖淦在艰苦条件下参与发射药生产，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曾任中国第一个火炸药研究所和第一个固体火箭推进技术研究所所长、研究院副院长等职，为我国火炸药事业和固体推进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肖淦，火药和固体推进剂专家，中国兵工事业的创业者之一。他长期从事中国的火炸药事业和固体火箭推进事业的开拓、创建和发展。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他在艰苦条件下参与开拓火药生产，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曾任中国第一个火炸药研究所和第一个固体火箭推进技术研究所所长、研究院副院长等职，为中国火炸药事业和固体推进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7年7月18日 生于江苏省无锡市（今无锡市）。

1936～1937年 同济大学学习。

1938年 安吴青训班革命旧址、延安陕北公学学习。

1938～1942年 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任文化教员、宣传干事、宣传股长。

1942～1946年 陕甘宁军工局任兵工厂生产管理员、化验室负责人、兵器研究室研究人员。

1946～1947年 东北军工局鸡西办事处研究室研究人员。

1947～1952年 475厂任研究室主任、副厂长。

1952～1962年 二机部第三研究所（后属三机部）任副所长、所长。

1962～1984年 国防部五院固体发动机研究所、五院第四分院、七机部第四研究院，任所长、副院长兼陕西七机局顾问。

1984年5月2日 病逝于西安市。

肖淦，原名施家淦，1917年7月18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今无锡市），初中毕业前基本上生活于此地。而他的家庭是江苏省吴江区的一个几代同堂的名门望族，清末民初出将人相，声播乡里，其中最显赫的是肖淦的叔祖父施肇基，曾官居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驻美大使之位。然而肖淦的亲祖父则不幸英年早逝，其时肖淦的父亲施和伯年仅3岁，只得受庇于施肇基等父辈，直到毕业于哈佛大学回国工作。肖淦的母亲王韫珍也出身于外交官之家，于上海圣玛丽亚学校毕业后，曾随父母在驻日、加等国使领馆居留多年，婚后则以相夫教子为事。这样的家庭给予肖淦的西洋文化影响自然多于封建礼教的薰陶，寄于他的希望是走留学、为官之路，步前辈外交官之尘。然而天性开朗、思想活跃、好问好学的肖淦，从中国当时的现实中，逐渐懂得了“弱国无外交”的道理，树立了“科学救国”的理想。因此，1932年初中毕业后，毅然违背家庭的意志，投考了德国人办的上海同济大学的附属高中，瞄着同济大学的目标。在同济附中，肖淦课内刻苦学习，课外与几位要好的同学组成一个“无线电研究会”，共同钻研无线电。然而这时是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日本侵略军继续进逼，南京国民政府仍然退让，局势使学生的忧愤情绪越来越浓，爱国热情日益高涨，成长中的肖淦也逐渐对“科学救国”思想产生了怀疑，更多地关注起救亡问题来。他广泛涉猎报刊，进而成为进步刊物的忠实读者，慢慢看清了国家危的根源在于中国国民党的反动。随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一些群众组织的活动，更自觉、更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同济大学校园立即响应，游行示威抢占火车去南京市请愿，成立学生救国会，开展救亡宣传……肖淦都是积极分子。

肖淦早在延安市时代就从事兵工事业。初在军工局兵工厂任生产管理员，在十分艰苦、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组织修理枪械、制造手榴弹，以及制造有相当高技术要求的枪用子弹，为抗日战争和反击中国国民党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犯，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支援。后在由他组建的军工局化验室改行搞化学类工业。一方面协助炼铁厂、化学厂工作，一方面给自然科学院的学生上实验课。最后在军工局兵器研究室工作，着重搜集炮弹引信和反坦克燃烧弹方面的资料，学习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为进入城市建设正规的兵工事业作准备。

1946年9月，肖淦从延安市到达东北，在东北军工局鸡西办事处研究室工作，主要是收集设备和原材料，开展迫击炮的试验研究，为建厂作准备。然后到黑龙江省密山市，参与建设东北解放区第一个较正规的火药厂的领导工作。当时他任工程师、研究室主任，负责建厂设计工作，主要目标是建立东北解放区第一条7.62毫米口径枪用单基药生产线。该厂建成投产后，命名为475厂，肖淦负责技术工作，后来被任命为副厂长，主管生产。在很短时间内，他主持攻破了许多技术难关，使乙醚的产量大大提高；解决了脱脂棉油份过高而导致硝化过程易着火的难题；使单基药的产量突飞猛进，质量日益提高，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特别是1949年7月，肖淦等一行三人，去朝鲜咸兴考察了硝化甘油生产工艺，回来后肖淦主持在475厂建成了国内第一条较正规的机械化硝化甘油生产线，摆脱了危险的手工生产方式，从而能够较正规、较具规模、较安全地生产双基药，为生产迫击炮和火箭弹的发射药提供了核心技术保证。这些武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已彪炳史册。其中有肖淦的重要贡献。

1952年全国第二次兵工会议后，当时的二机部决定以东北军工局所属的几个化学实验室为基础，组建第三研究所，开展火炸药研究，调肖淦任副所长，实际全面负责组建工作。后又任命他为所长，主持开展研究工作，主要是在消化苏联提供的资料基础上，协助有关工厂试制新产品，以及研究原材料国产化的问题，取得了统一发射药安定度检验标准，确定火工品、炸药、发射药等产品制造工艺和分析方法，试制成功π-45手枪弹药等成果。

后来在主持研究工作的同时，他还负责西安新所的建设。从选址到布局，从工艺设计到设备选择，从规划前景到机构设置，他都一一过问，指导思路，审查方案，把关拍板。新所1956年底建成，设有无烟药、双基药、复合药、火工品、炸药、起爆药等专业研究室，以及化学计量标准化、产品质量检测综合分析、原材料检测方法标准化等方法学研究室，还有各类配套设施与机构，成为国内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火炸药研究中心。

1957年，第三研究所迁入西安市新址开展工作。肖淦一如既往，对于研究工作，从规划方向到选立课题，从确定技术途经到论证技术方案，从人员配置到条件保证，从研究过程到攻关排险，他无一不予过问、指导。在他的主持下，短短几年内，火炸药领域的众多研究课题，复合药的基础研究，都取得了成果或阶段性成果；协同仿制的空空导弹霹雳型号，黑索金、奥克托今等新型高能炸药和新型引信等新产品试制，都取得了成功；还制定了产品制式化、“六试六定”等技术规程。另外还开展了作为发展方向的用强棉制造双基药和利用无溶剂强棉双基药制造七孔药的研究，已在75毫米口径无后座力炮的发射药中进行了成功的试验，并已开始组织定型生产，但被置疑有安全隐患，而被迫停止了。上述一切为20世纪60年代中国兵器由仿制进入更高水平的自行设计新阶段，在火炸药领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还为固体火箭推进技术的全面发展打开了突破口。

“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彻底摧毁了肖淦的身体，但是他的理想未泯，他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他为之奋斗的事业。1970年，我国第一颗卫星上天的那个夜晚，他被押解到四院驻地的一个沙丘上观看。当他发现了长空中缓缓飘过的那颗中国星时，他为自己付出许多心血的航天事业之伟大成就，激动得热泪长流。1973年，他刚被解除了看押，还是无职无权时，就被只身派往武汉市，去处理高能推进剂会战中的问题。他孤身旅途，无怨无悔，只知道“工作着多美好呀”！1974年，他被允准外出就医。在困于医院、于病床的岁月里他仍心系事业，写出了“十年回顾”一文，回顾了固体推进剂的十年发展历程，总结了经验教训。此文很受七机部重视，曾写了按语印发各单位，要求都应像肖淦那样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

1976年，他出院后到四院三线工作。带着一身伤病，他一如既往，拼命工作。一次高烧未退就外出开会，竟晕倒在那里，但一好转，就又投入工作。后来的几年中，他就这样周旋在岗位和医院之间。直到实在无力支撑下去了，才长期住院治疗。然而就在这样的状态下，他还是关注着四院的情况，脑海里盘桓着关于事业的思考，常常向院里提供意见。就在逝世的前两天，他还向去看望他的42所两位领导，提出了改进固体推进剂的建议。

[1]中国数字科技馆 http://www.cdstm.cn/zhuanlue/persondetails.jsp?personid=164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