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君左（1898年—1972年3月30日），原名家，字君左，后以字行，号意园，晚号敬斋，笔名右君、二郎神、康匋文、花蹊、空谷山人等，中国湖南汉寿人，已故作家及诗人。易家三代文武兼资，簪缨相续。易君左少年时就显露出珠玑满腹、锦绣盈肠的才华，上世纪30年代便以散文集《闲话扬州》闻名于世。他一生著书60余部，题材广泛，体裁多样，艺术上多精美之作，中原地区香港文学研究社将他与周作人、林语堂、李广田等名家并列，中国台湾当代学者称他为“中国现代游记写作第一名家”。其作品拥有千万港台和海外华人读者，在东南亚亦享有盛名，不少篇什选进中国台湾中学教材。其书画均臻上乘，1944年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过书画展。实是中国传统文人中儒家入世、精忠报国的践行者。

易君左北京大学文学士、早稻田大学硕士。家学渊源，才高资绝，文、诗、书、画无不精工，被称为“三湘才子”。1949年底去中国台湾，嗣后，辗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在大学任教，兼任中华诗社社长，历经世变。易君左家学渊源，才高资绝，成名早，享名久，成就高。为文、为诗、为书、为画，无不精工。文著60余种，数千万言，诗词、游记、传记、随笔、剧本广涉博猎，信手天成，书画法古出新，卓尔不凡，为文坛奇人。

易君左自幼即有“龙阳才子”之美称，1916年留学早稻田大学，因反对段祺瑞政府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罢学归国，在上海入王兆荣的《救国日报》工作。1918年秋，入北京大学法本科政治门二年级，并入少年中国学会，投身五四运动，同时加入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国家庭研究会。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同年夏，再次东渡日本继续早稻田未竟之学业。1922年，时任上海泰东书局编辑，捐出祖藏图书约五千册，在汉寿县城敬惜堂创办首家图书馆，并题书竹简对联：“周代始置藏书吏，阖邑皆成识字人。”1923年，获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回国后从事新文化活动，被鲁迅列入京派作家。

30年代初期，由时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周佛海委为编审主任，在扬州编印《天风》周刊，期间写出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散文集《闲话扬州》，因内容谈及当地妓女等，引起扬州人愤怒，诉诸法院。尽管周佛海等人设法为其开脱，但舆论压力之大，迫使镇江法院在几天之后再次开庭。后经王柏龄出面调解才达成协议，由易君左登报道歉，该书停止发行。

1938年7月初，帮助郁达夫一家借寓在县城蔡记醋铺里，并一起创作诗歌。文风改变，说：“脱离时代而言诗，放弃人生而说教，余未见其可。无论抒情言志，感时咏物，能常与时代同其呼吸，常与人生通其魂梦。”，写出大量爱国新诗，如〈卢沟桥风云急矣〉、〈七•四成都空战〉、〈九•一八十一周年〉等等。

1949年2月，易君左离开上海市直飞台北市，住九个月后，避居中国香港，由湖南省同乡左舜生协助将钻石山小楼尾房一小间让给易君左和他太太住，他们还一起开杂货店，名为“荣康商店”。易君左亲写春联贴在商店门口，联云：“店如斗大，货比山高！”但一年多便关门大吉。南宫搏说他们这家商店既不荣，又不康，大约被三山五岳的访客吃光而关门。易君左后来在钻石山自造一屋，名“只溪书屋”，并亲撰春联：“一角溪山容小住，百年家国费长吟。”又复刊《新希望周刊》，初时只出版五期，亏损累累，后继续办一年三个月，出版六十三期，终告停刊。曾和王同荣、凌道扬的太太合办一所学校，聘请李璜教社会，左舜生教近代史，南宫搏则教先秦诸子。

在中国香港期间的十八年，曾任珠海学院教授、中国香港的美国援助中国知识人士协会编辑所文艺组主任、《星岛日报》副刊主编、中国香港浸会学院专任教授兼中国语文系主任、国际笔会中国香港分会理事兼出版主任。

1969年9月，易君左来台定居。1972年3月30日，病逝于台北市，在台的汉寿同乡会挽联曰：“三代擅才名，早有文章惊海内；千秋成绝唱，更无闲话到扬州市。”

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末，在湘北汉寿产生了一个延续四代、长达160余年的文学大家族，这就是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易氏作家群。易家四代文武兼资，簪缨相续，都是从少年起即显露出珠玑满腹、锦绣盈肠的才华。留下了大量瑰丽的诗文，在中国近、现代文坛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现代著名作家易君左，便是这个家庭中一颗耀眼的文星。

易君左的祖父易佩绅，1828年生于汉寿，可算是这个文学家族中第一代人。写下诗词800余首，有《函楼诗钞》《函楼文钞》20余卷，记录了他从求知求名到救国救民的心路历程。其感时怀古诗苍凉沉郁，时代性强；写景咏物诗晓畅清新，内涵深厚；连赠答酬唱诗亦流露出很强的忧患意识。尤其是一篇描述胞兄易书绅关爱体谅他的传记，文情并茂，细节感人肺腑，给易君左幼小的心灵以强烈震撼。易佩绅诗文中强烈的“民本”思想和豪爽风骨，对易氏几代作家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易氏第二代作家中的核心人物应推易顺鼎。他生性聪慧，诗才横溢，三岁时诵读《三字经》。1863年他5岁生日那天，父亲易佩绅逗他对联，出句“鹤鸣”，易顺鼎不假思索地答曰：“犬吠”。父亲命他续对，他相继对出“猿啼”、“凤舞”、“龙翔”。那年，易顺鼎在一次逃难途中与家人失散了。即依据此事，在父母的指导下写出一篇“述难”文章，于是神童之称传遍全国，以至到了1894年冬月21日，慈禧召见他时，头一句话便问：“你就是5岁的神童易顺鼎吗？”他15岁时即有诗、词两卷问世，其中的“生来莲子心原苦，死傍桃花骨亦香”、“秋月一丸神女魂，春云三折美人腰”等丽句，传诵一时。易顺鼎一生著述甚丰，有诗集72卷逾万首，词集10卷，杂著29卷。其诗意象开阔，别具一格；词作辞采绚丽，蕴藉深厚，与晚清另一著名诗人樊增祥并峙于诗界两雄，《全清诗》《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均收进他的诗和散文，其名字在近代文学史上熠生辉。1920年秋病卒于京寓。

易君左的叔父易顺豫系光绪进士，曾任江西吉安知府，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和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湘社集》《琴意楼诗》等，《全清诗》收有他和胞兄易顺鼎的词作。

易莹是易君左的大姑母，她孀居在易园，蕙心兰质，其诗清丽凄婉，技巧娴熟。因英年早逝，易君左没有见到过她，但从父亲为她编选的《玉虚斋集》里，已经读出这位不幸姑母的超群才华。

易瑜是易君左的二姑母。她精于诗文，与丈夫黄仲芳倩影联唱，是清末民初全国著名女诗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湘影楼诗》、传记体小说《西园忆语》、散文集《龄梦影》。

易君左堪称易氏第三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他1923年获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被鲁迅划入京派作家范围。1949年后避住香港电台，从事编辑和教育工作。易君左在30年代即以散文集《闲话扬州》闻名于世，一生著书60余部，题材广泛，体裁多样，艺术上多精美之作。中原地区香港文学研究社将他与周作人、林语堂、李广田等名家并列，中国台湾当代学者称他为中国现代游记写作第一名家。其作品拥有千千万万的港台和海外华人读者，在东南亚享有盛名，不少篇什选进中国台湾中学教材。他的书画均臻上乘，1944年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过书画展，名声大震。

易氏文学世家第四代作家是楚天舒，系易君左第三子。作品有新诗集《红豆集》、小说集《南海渔家》、散文集《多伦多来客》、评论集《诗的艺术》《文学絮语》、文学随笔《文艺茶话》等14部。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97年在广州市逝世。

闲话扬州

易君左在扬州无事可做，遍游扬州的湖光山色，写了一本游记《闲话扬州》，交上海市的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有两个扬州人，看到书上写的全是扬州的事，便随手翻翻，发现有些话是骂扬州人的，便偷偷带了两本墨迹未干的《闲话扬州》给他们的帮会头子阮五太爷。阮五太爷叫阮慕伯，他排行老五，人称阮五太爷。阮慕伯是清朝太傅阮元的后代，盐枭出身，是青帮大亨，长期住在上海，地位仅次于能呼风唤雨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上海、扬州市、镇江市都有他的徒子徒孙，可谓是位风云人物了。

阮五太爷拿到《闲话扬州》一看，里面确有不少侮辱扬州人的恶语，决定要和易君左较量较量。但是他不出面，而是将书分别寄给扬州的和尚可端和妇女界的首领郭坚忍。这两个人在扬州极有能量，他们一定会出面追究的，因为书中有可端与富婆私通的丑闻，又有侮辱扬州妇女的文字。阮慕伯在寄书的同时，又给他们捎了一句极有分量的口信：“这件小事，由我来办吧！”这话很快传到已迁回镇江的易君左耳朵里。易君左知道阮五太爷的厉害，顿时吓得心惊肉跳，连忙去找厅长周佛海。周佛海明白，黑道上的人说“这件小事由我来办”，就是要把易君左“办掉”，不由得也冒出一身冷汗。人命关天，不能不问，他决定出面周旋。

周佛海和易君左是同乡，又是旅日同学，颇有几分交情。今天，易君左闯下大祸，他决不能坐视不管。于是，他亲自出马，赶到上海市，找到阮五太爷说情。阮于是说：“周先生放心，对我手下的人，我是约束得住的。不过，扬州市民众公愤极大，与易君左对簿公堂恐怕是难免的了。”周佛海一听阮慕伯的口气，知道易君左的命是保住了，官司恐怕还是要吃的，事情还没有了结，不得不做好思想准备。

却说可端和尚和郭坚忍女士看过《闲话扬州》之后，也大为恼怒。

可端身居佛门，却喜欢拈花惹草。他与一位萧姓盐商的四姨太太勾搭成奸。为了掩人耳目，萧太太出资10万，建了一座愿生寺，让可端当方丈，萧太太后来以居士身份住在寺里，便于二人寻欢作乐。外间人们都是心照不宣。《闲话扬州》上将这桩风流韵事写出来了，并引用了扬州报纸上的一副对联：“潇洒徐昭佩，竟成居士；风流和尚，何可名端？”在扬州市人的心目中，可端的名声并不好。他虽对易君左恨之入骨，却又不好出面闹事。于是，他只好依赖郭坚忍了。

郭坚忍是位思想解放、颇有影响的人物。她办了许多慈善事业，深孚众望，是扬州妇女界的领袖人物。《闲话扬州》中有不少文字对扬州妇女确有侮辱之嫌。如文中写道：扬州之所以出名，一是风景好，二是出盐，三是产女人；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实则扬州的娼妓也未见得比旁的地方高明；在扬州看不到顶好的姑娘，大概因为好的多出门，留下的就不见怎样高明；扬州市出姑娘的原因，由于一种习惯人情和风俗，乃至不以当娼妓为耻；近水者多杨花水性，扬州杨柳科特多，且完全水乡见不着山的影子，所以人性轻浮活动，女性尤然。等等。这就大大触犯了扬州人的尊严，伤害了扬州人的感情，尤以妇女界反应最为强烈。因而薄薄一本《闲话扬州》，激起了扬州及其所属七县民众的公愤。于是，以郭坚忍为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扬州人民追究易君左法律责任代表团”，俗称“扬州究易团”，由扬州及所属七县工、农、商、妇、医、学各界代表参加，郭坚忍任团长。在“扬州究易团”的幕后，还有两个团体撑腰。一个是上海市“旅沪扬州同乡会查究《闲话扬州》委员会”，由阮慕伯领导；一个是“扬州各界追究《闲话扬州》联合会”，由大律师戴天球领导。

一切准备就绪后，由首席律师戴天球和韩国华、胡震组成三律师代理诉讼团，上诉江苏省地方法院，控诉易君左、中华书局侮辱扬州市人人格。法院虽然感到棘手，但还是受理了这起诉讼，并决定于1932年8月7日开庭。

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和易君左深知众怒难犯，不愿打这场官司，于是便四处请人出面调解，想将大事化小，留个面子。

他找到阮慕伯提出四项解决条件：一、中华书局立即停止发行《闲话扬州》；二、向扬州市七县人士登报道歉；三、以赠送书籍形式，向扬州人赔偿名誉损失2000元；四、扬州撤销诉讼。但阮慕伯不肯答应。其理由是：“旅沪扬人以兹事重大，非经扬属七县各界全体同意不能擅自决定；在易案未曾解决前，中华书局要求调解坚决拒绝。”让薛笃弼碰了个大钉子。

易君左请出的调解人是洪兰友。洪兰友是扬州市三中委（王柏龄、洪兰友、叶秀峰）之一，曾任中央组织部秘书主任兼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所长，他是扬州实权派人物。洪兰友确实肯为易君左出力，他和陆小波几次去扬州市找戴天球说情，希望调解，但都遭到戴天球、郭坚忍的拒绝。于是，调解的希望破灭了，只有等待法庭判决。

江苏地方法院开庭的前一天，“扬州究易团”在扬州商会召开了动员大会。第二天凌晨，“扬州究易团”便聚齐了，他们每人胸前佩带“扬州究易团”的红标，团长郭坚忍手持短杆白三角旗，旗上写有“扬州究易团”5个大字。他们乘船过江。这时，镇江码头上已经聚集了许多迎接他们的记者和群众。扬州同乡会的老人捧酒，妇女送茶，私人汽车和上百辆黄包车免费接送代表团成员，热烈场面催人泪下。因为扬州市来的人多，镇江市迎接的人也多，闻讯来旁听的更多，法庭上人满为患，几无立足之地。法院唯恐出事，不得不临时加派法警，还电请保安处特务营增派武装士兵，帮助维持秩序，真有如临大敌之势。原告方有郭坚忍及戴天球等人；被告方有易君左、陆费逵及辩护律师。双方摆开阵势，准备唇枪舌战，较量一番。

开庭之后，郭坚忍陈述诉讼要旨，严厉谴责易君左丑化扬州风土，侮辱扬州人人格的行为。最后她说：“易君左故意诽谤，妨害百姓，已昭然若揭。现扬属妇女，已嫁者受其家属歧视，有女者不能嫁，教师也不能当，乃至将来全体妇女失业无所依归，前途岂堪设想。我受扬属七县妇女的委托，自知责任重大，请法庭对扬属妇女生活生存加以援救，将易君左等依法严惩，以平民愤。”郭坚忍陈述之后，易君左也有气无力地说：“本人撰写《闲话扬州》一书，纯系完全善意，仅为描写生活性质，与故意诽谤他人不同。且此书现已停售，希望扬属人士谅解，也请庭上明察，并宣告被告人无罪。”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机智地说：“本人为中华书局总经理，仅司全部行政权限，编辑书稿及审核稿件，另有专人负责。现该负责人已偕来庭上，法庭如需询问，即可应询。”

庭长周宝初知道，这宗案子台前幕后情况复杂，双方都得罪不起；且围观人多，气氛紧张，若双方争论下去，恐生事端。于是他抱定一个宗旨：慢慢来，拖下去。原告、被告陈述之后，法官既没有询问编辑，也没有让双方律师说话，便快刀斩乱麻地宣布：“本案案情复杂，改期续审，退庭！”

周宝初想敷衍，扬州市人却不答应。他一宣布退庭，“扬州究易团”和旁听席上的群众立即骚动起来。有的喊：“将易君左关押起来！”有的喊：“打死这个小杂种！”法警怕出乱子，连忙上前劝阻，结果越劝越乱。周宝初一见形势十分严重，急忙暗中示意将被告易君左从后门带出去，自己也躲到休息室去了。于是，人们便集中在法院天井里，继续要求严惩易君左，并与法警闹起纠纷。扬州方面的大律师戴天球觉得，万一群众情绪控制不住，做出过激行动，事情反而难以收拾。于是他找到周宝初，说：“易君左可以不关押，将其交保；要严惩叱斥原告方及旁听群众的法警，缓和局势。”周宝初知道众怒难犯，既然扬州市方面提出这些要求，可以满足，以息事宁人。于是，他宣布将易君左监视居住，表面上也对法警作了严厉批评。这样，《闲话扬州》一案的第一次开庭，就这样在一片闹哄哄的吵骂声中收场了。

《闲话扬州》一案虽然闹得沸沸扬扬，但文化界却反应迟钝。直到第一次开庭之后，报端上才见到一些名人的文章。杜重远、朱自清都是对易君左持批评态度；鲁迅认为中国人都是爱故乡的，但对《闲话扬州》没有提过多的批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报章名人的议论，并没有影响扬州市人对易君左的追究。江苏地方法院在扬州公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决定在8月30日第二次开庭。

为了做好准备，8月26日扬州各界及京、沪、镇的扬州同乡会代表聚集在扬州商会举行联席会议。令大家迷惑不解的是，“扬州究易团”团长郭坚忍没有出席会议。戴天球、韩国华二位律师在谈及第二次开庭准备工作时，调子也变低了。他们不谈追究方法，只说办案的难处及被告请求调解的条件。

起初，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并不知道事情有了急转弯，他们还蒙在鼓里。原来，案子的幕后操纵人已经走到台前来了。

《闲话扬州》的风波闹得震惊全国，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陈果夫也是始料不及的。而惹起事端的又是他的部下教育厅编审室主任易君左，如果再闹下去连他这个主席的面子也难卸。于是，他便出面找王柏龄出来周璇。

陈果夫和王柏龄同在黄埔军校共过事。王柏龄任少将教授部主任时，陈果夫才是一个负责在上海市招生及通讯采购工作的无名小卒。可如今陈氏兄弟政治势力之大，连王柏龄也不敢不买账了。所以陈果夫一出面，王柏龄不得不从幕后走到台前。他知道，扬州市方面只要做通郭坚忍的工作，事情便十有八九了。于是他屈尊亲自去北柳巷板桥一号拜望郭坚忍，说：“省里陈主席对扬州这件事很关心，希望不要闹大，特地托我向郭老师斡旋。”郭坚忍当时是扬州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所以王柏龄称她为老师。郭坚忍见到一向支持她的王柏龄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思想没有一点准备，因此表情严肃地说：“你也有母亲姐妹，能让他易君左公然侮辱么？这事已弄得全国皆知，省府用这种人在教育厅做事，还能编审出什么好书？难道陈主席就没有责任吗？扬州市各界对易君左极其愤恨，想大事化小，我没有这个力量。”王柏龄一再耐心劝说，郭坚忍深知没有王柏龄、阮慕伯这样的人撑腰，这场官司是打不赢的。权衡再三，郭坚忍最后提出了最低要求：一、省政府撤销易君左的职务；二、易君左必须向扬州及苏北人登报道歉；三、中华书局必须销毁《闲话扬州》，负责人登报道歉。王柏龄认为这个要求不为苛刻，容易办到，次日便急急赶到镇江市向陈果夫复命了。正因为调解成功，所以江苏地方法院决定8月30日开庭。也正因为郭坚忍知道这个官司没有什么打头了，所以没有出席8月26日在扬州市商会举行的各界代表联席会。

王柏龄一出面，上海市方面的阮慕伯就不好再闹了。8月26日的这次联席会上，一致推派阮慕伯和王柏龄为联席会总代表，负责调解交涉事宜。他们由幕后走到了台前。联席会上也同意了调解条件：易君左在京、沪、镇及扬属七县报纸封面上道歉，并辞职离开江苏；中华书局也在上述各报登报道歉，向扬属七县民教馆赠送价值2500元的书籍。与此同时，也同意了向可端和尚道歉、赠匾的条件。

水到渠成，江苏地方法院如期进行第二次开庭。实际上这已是一出做做样子的过场戏了。除了中华书局的陆费逵老老实实如期赶来出庭外，其他原告、被告均未出庭。于是，庭长周宝初如释重负，当即宣布：“鉴于原告、被告均未到庭，本庭暂时休庭。”

陈果夫虽然同意了扬州提出的条件，但他还是和走到前台的王柏龄、阮慕伯一番讨价还价，打了不少折扣。最后，易君左辞去了在江苏省教育厅的职务，只在《新江苏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

“敬启者：君左去年曾著《闲话扬州》一书，本属游记小品，其中见闻不周，观察疏略，对于扬州市社会之批评颇多失实之处，以致激起扬州市人士之公愤，引起纠纷。事后详加检点，亦自觉下笔轻率，实铸大错，抚躬自省，以明心志。荷蒙中委王茂如(柏龄)先生本息事宁人之善意，爱惜君左之苦心，不辞烦累，毅然出面斡旋；而扬州人士亦深喻君左自责之诚意，承蒙谅解，撤回诉讼。谨此公布，诸希鉴谅为幸!”

易君左威风扫地，中华书局破财消灾，扬州人也挽回了面子。闹哄哄达半年之久的《闲话扬州》风波的活剧，终于草草地落下了帷幕。

钱歌川在《浪迹烟波录》的〈易君左与黄四娘〉，回忆他兄长跟易君左皆是长沙明德中学第八班同学。当时易君左已绽露文学天分，写一部白话文小说《他和她》，用油印分赠友好。内容描写他和晚号君略的妻子黄学艺相爱的故事，小说末尾是说六十年后一个白发老翁和一个白发老婆，扶着手杖，相偕归隐；但现实上两人劳燕分飞，晚年易君左居留中国香港，妻子则住中国台湾。

30年代，有人借由《闲话扬州》的风波，出一上联在南京《中国日报》征对：“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应征者颇多，由叶古红获首选：“林森主席国府，连任国府主席；林子，超然。”、另一续联居后：“王子壮监察委员，拒绝委员监察；王子，壮哉。”后来又有好事者续出：“唐生智誓守南京，导致南京失守，唐生，智乎？”、“陈公博计划实业，推行实业计划；陈公，博耶？”。鲁迅写：“假那时我想，假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情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却无异隔岸观火...大家争一通闲气——《闲话扬州》是最近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