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惠康(1868—1909),字叔雅,号惺庵,清末藏书家,
丰顺县汤坑镇金屋围人,福建巡抚、藏书大家
丁日昌第三子。他继承了“持静斋”丰富的藏书,对其中的每一卷都悉心研读,其才华与
谭嗣同、
吴保初、
陈三立齐名,被誉为“岭南四公子”之一,也称“清末四公子”。
丁惠康自
同治七年(1968年)出生后跟随其父丁日昌居住在揭阳榕城。丁日昌是著名藏书家,博学富典藏,在
福州市辟有专门藏书楼“持静斋”。丁惠康自幼深受家庭熏陶,博览家藏群书,常常写诗作文,文采风流出众,因而名噪一时。
光绪八年(1882年),丁惠康之父
丁日昌病亡。此后,他闭门潜心研究经史,对于经史百家、训诂词章、金石考古、目录版本均有涉猎,学问得到进一步提升。不久,丁惠康赴湖南长沙参加
谭嗣同所办的南学会,积极参加
戊戌变法。
丁惠康对科举制度并不热衷,他专注于钻研古籍,对版本、目录学造诣深厚,他曾经与
叶昌炽谈论书籍的版本,能准确辨识书籍的年代,如数家珍般列举出书的来源和特点,显示出非凡的鉴赏能力。丁惠康曾试图仿照
莫友芝、
江标编撰的《
持静斋书目(套装上下册)》体例,编写《清经籍志》,遗憾的是,这本书以及另一本《寰宇访学录》都未能完成他就离世了。“持静斋”的藏书在民国初年分散流传,其中宋刻精品流入了
李经迈、
刘体智之手,明清本则被
傅增湘、
张元济、
李文田、莫伯骥、
徐绍棨等人收藏。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派遣丁惠康到
日本去考察学校教育,回国后在
广州市负责学堂事务,一年后回北京。退休后,丁惠康生活在北京。当时
清代腐败,国家危难,他睹事伤时,但又不愿攀附权贵,备受煎熬,常自慨叹丰才吝遇,终日郁郁寡欢,最终忧郁成疾,于
1909年(1909)郁郁逝于北京,终年42岁。
丁惠康的著作有《丁征君遗集》、《丁叔雅遗诗》,其中《丁征君遗集》记录了他的思想和学术贡献,成为了后人研究的重要文献,而《丁叔雅遗诗》附印于二兄丁乃潜的《匏存室诗钞》之后,与当时广东诗人姚传木的诗歌唱和,则编成《双红豆卷》。
温廷敬先生在《
潮州诗萃》中说:“忧时感事,芬芳悱恻,有骚人意。”《潮州诗萃》书中收录丁惠康诗30 题,96 首,内容丰富,从诗的内容看,大部是他抒写自己的人生经历,交游等,从中“藉知其生平梗概”,在清末民初的诗坛上有一定的影响。
但“清末四公子”的名目实有异说。
徐一士《一士类稿·陈三立》云:“散原共谭壮飞(嗣同,湖北
巡抚继子)、陶拙存(葆廉,陕甘总督模子)、吴彦复(保初,故
广东水师提督长庆子)以四公子见称于世,皆学识为一时之俊者,而陈谭二公子之名尤著。(丁叔雅惠康,故福建巡抚日昌子,时亦有名,四公子之称,或以丁易陶,原非固定也。)”可见一说有
陶葆廉,而无丁惠康。按:陶葆廉,字拙存,新疆巡抚、陕甘总督
陶模之子。
另,
余绍宋日记民国十八年(1929)6月22日载:“孙慕老(按:
孙宝琦)有弟曰宝号仲愚者,已故。当清季时,与丁叔雅、
谭嗣同、陈伯严号称四公子者也。”
孙宝瑄,字仲玙、仲愚,其父
孙诒经光绪时任户部左侍郎,岳父
李瀚章任两广总督,兄孙宝琦民国时任国务总理,有《忘山庐日记》传世。
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
吴保初条又云:“……与海丰丁叔雅(惠康)、义宁
陈三立(三立)、
顺德区罗掞东(惇),人称清季四公子。”此处以
罗瘿公为四公子之一,更属不经之言。按:罗惇曧,字掞东,号瘿公,也是清末民初名士,但并非高官之后,公子云乎哉?此当是由于罗惇曧、吴保初皆号瘿公,遂将吴误为罗耳。
“清末四公子”之后,还有“民国四公子”。
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记:“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
袁克文(按:袁克文),二为余,三为
张学良,四、一说为
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
张謇之子
张孝若。又有谓:一为
爱新觉罗·溥侗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此说盛传于
上海市,后传至北京。前十年余居海甸,人亦指余曰:此四公子之一也。”
“清末四公子”正逢中西交撞、新旧过渡的大变革年代,故多有指点江山、整顿乾坤之慨;
辛亥革命以后,天崩地解,时移世异,所谓“民国四公子”者,则已无雄姿英发的意气,而尚存文采风流的态度。到如今,新的世家公子仍多有其人,然而文采又安在,不过仅余风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