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安大典，又称总理奉安大典，是指国民政府在南京紫金山为孙中山先生举行的葬礼。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遵照他生前“归葬紫金山”的遗愿，在逝世周年之际，南京举行中山陵开工典礼并于1929年春竣工。1929年5月28日上午，停放在北京碧云寺的孙中山先生遗体由专列运往南京，抵达后停灵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从5月28日起由中央委员、各特任官轮流守灵。5月29日至31日为公祭日。1929年6月1日奉安大典举行，由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主祭，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蔡元培陪祭。全国民众停止工作，默哀3分钟。正午12时，奉安完毕。最后由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率人将墓门关闭，奉安大典告成。

在南京举行奉安大典的同时，全国其他地区也举行各种公祭仪式、宗教纪念仪式等。各级各类学校也纷纷举行奉安纪念活动，借此在青少年中植入孙中山符号。奉安大典是近代中原地区史上一件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不但为此后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提供了合法性资源，也奠定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其意义不仅仅是一场国葬，还是一次全民的政治动员和爱国主义教育。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幼名帝象，读书时取名文，号日新，字德明，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名中山市）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894年6月，孙中山到天津市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时政，被置之不理。同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在战争中接连失败，孙中山遂赴檀香山，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次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了香港兴中会，准备在广州市发动起义，因事泄而失败，被迫逃亡海外。此后他在海外16年，先后5次环游世界，在华侨中广泛宣传革命，建立革命组织。1905年8月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一致推举为总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里，孙中山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到南京宣誓就职，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成了临时参议院，公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后，为维护共和政体和临时约法，孙中山先后领导二次革命、护法运动。1917年9月1日，在广州市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上，孙中山当选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1919年10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2年，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创办黄埔军校，训练革命武装干部。同年10月在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后，应北京政府之邀，他扶病北上共商国事，终因积劳病剧，于次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

孙中山先生安葬在南京的墓地是他亲自选的。早在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辞退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4月1日一早，便约了胡汉民等人骑马去紫金山打猎，他在攀登到紫金山的中部南坡时，向远处眺望，顿觉心旷神怡，悠然自得，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就高兴地对同行人说：“候他日逝世，当向国民乞求一块土，以安置躯壳耳！”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遗体暂厝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病逝后，根据他生前的愿望，当时的非常国会和北京临时政府决议国葬孙中山先生于南京紫金山南麓，由孙夫人宋庆龄实地勘察，选定墓址，并从登报有奖征得的四十余份陵墓建筑图案中，选定采用获得首奖的著名建筑师吕彦直设计的自由钟形图案，于1926年3月12日奠基动工，1929年春中山陵基本竣工。中山陵的主要建筑有：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等，从空中往下看，中山陵像一座平卧在绿绒毯上的“自由钟”，山下中山先生铜像是钟的尖顶，半月形广场是钟顶圆弧，而陵墓顶端墓室的穹隆顶，就像一颗溜圆的钟摆锤。

国民政府如此重视移灵事宜，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想请宋庆龄回来参加奉安大典，争取得到她的支持，夺到孙中山这面“正统”的旗帜。宋庆龄因鄙视蒋介石的为人，曾反对他追求妹妹宋美龄。又由于政见不同，俩人几乎处于隔绝状态。蒋介石在南京自立国民党中央，建立国民政府后（1927年4月18日），将宋、孔两大家族拉入内阁。随后，他又指派孔祥熙和宋子文，先后持其亲笔信，到武汉拉拢宋庆龄。宋庆龄严词拒绝，并在出访苏联时，流亡欧洲。尽管宋庆龄在国外不断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蒋介石，但蒋介石依然竭力讨好她，把她当作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对待，不断地向她发出函电，通报他们的一些决定。同时，又促使其家庭断其经济来源，使她在国外生活发生困难，妄图迫使宋庆龄屈服。宋庆龄当时正在柏林，邀请她回国参加“奉安大典”的电报打断了她平静的生活。她一方面为能再一次瞻仰先生遗容，参加奉安大典而欣慰，但另一方面也对这次回国所应持的政治态度进行思考。她正式接到电文后，与邓演达等商量后，决定回国前发表一个声明。于是，在她临离开柏林前，发表了“关于不参与中国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明确宣布：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她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1929年5月14日，宋庆龄回到了中国。

为了顺利完成移灵奉安大典，国民政府于1929年1月14日，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公布了《总理奉安委员会章程》，就总理灵榇奉移南京做准备。根据此章程，奉安委员会是“国民政府为安葬总理大典特设”的“主持一切奉安事宜”的临时委员会。该会由国民政府委员、各部部长、文官长、参军长、葬事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南京特别市市长，为奉安委员会委员，并设主席委员一人。委员会于国民政府内设立办公处，由主席委员指挥；办公处设总干事一名，承主席委员之命，处理关于办公处各组之联络接洽事宜。办公处又分为八个小组：总务组、财务组、文书组、布置组、警卫组、典礼组、招待组、交通组。各组除设主任之外，设副主任一人，干事若干人，同时，办公处所有人员，都没有薪金及车马费用。另外“章程”还规定，委员会每周至少召开会议二次。此外，国民政府指定林森、吴铁城、郑洪年三人为迎榇专员，由何应钦担任迎榇总指挥，由孔祥熙、赵戴文、蒋梦麟、刘纪文、古正伦、郑洪年、姚琮、席楚霖、夏光宇等人为指挥。

奉安委员会积极运作，就奉安迎榇诸事宜，进行了周到细致的安排。制定了《参加奉安大典人员及代表名额之规定》（第九次委员会议议决通过）、《迎榇奉安日市民应注意事项》（第十次委员会议议决通过）、《参加迎榇公祭奉安者应注意事项》（第十次委员会议议决通过）、《迎榇秩序》（由浦口至中央党部）（第十次委员会议议决通过）、《公祭秩序（在中央党部）》（第十次委员会议议决通过）、《奉安秩序（由中央党部至陵墓）》（第十次委员会议议决通过）、《总理奉安礼节》（第十二次委员会议通过）、《参加奉安大典代表执行总纲》（第十二次委员会议议决通过）等一系列规定。

当时制定的“奉安礼节通则”如下：

 为奉安之需，南京修筑了一条起自下关江边的中山码头，经鼓楼、新街口、中山门直达中山陵的迎榇大道，全长15公里，沿途栽种了两万棵三球悬铃木，并且在树还未成年时采用独特的修剪手法，使梧桐树一长到腰部，树枝就会分叉成三枝向斜上方生长的造型，象征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政府希望，当人们看到“路树青葱”，感到备受荫泽。其中由中山门至中山陵段归葬事筹备处负责修筑，于1929年3月完竣通车。而由南京市政府主持招标承建的江边至中山门长达12公里的一段，因1928年兴工后当年南京冬季雨雪甚多，工程进展缓慢，直接影响到原定3月12日举行的奉安大典。为此，南京市市长刘纪文呈请展期，奉安委员会再次将奉安日期推迟至6月1日。

1928年末、1929年初，随着迎榇专员办事处与奉安委员会在北平市和南京相继成立，有关迎榇和奉安的准备工作，便在两地积极展开。前者包括奉移灵车之装置、奉移杠夫之训练及其设备、北平迎榇大道之修筑、北京市及碧云寺之布置、奉移秩序及一切章则之规定等；后者则为有关典礼人员之规定、奉安仪式方案之规定、参加迎榇、公祭、奉安行列、军乐队之配备等事宜。

为了扩大宣传，以使总理灵榇经过之各地民众深知迎榇之重大意义，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于1929年1月17日通过迎榇宣传列车计划及沿途各地迎榇纪念大会宣传列车计划。5月10日迎榇宣传列车从浦口区出发北上，沿途每停靠一站都进行宣传。在蚌埠市、徐州市、济南市、天津市等一些大站，还专门召开盛大的迎榇纪念会，放映有关影片，演出文艺节目。迎榇宣传列车于21日到达北京，次日上午9时在中山公园社稷坛举行了北平市迎榇宣传万人大会。随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部联合江苏浙江两省党部、南京特别市党部及沪宁沪杭两路特别党部宣传部举办总理奉安沪宁沪杭两路宣传列车。5月25日晚由杭州市出发，经上海市，于31日抵达南京。经过地方大小十余处，参加集会之民众不下10余万人。

1929年5月22日，举行孙中山遗体改殓棺仪式，宋庆龄乘车来到西山碧云寺。北京的移榇部署是，从西直门至香山，沿途均悬旗，树木间挂白花。 碧云寺附近迎榇大道、住宅一律下半旗致哀，沿途警卫森严。西山碧云寺内的布置是，祭堂内素坊上亦下半旗，堂前加铺地毯，堂内祭桌上置景泰蓝香炉一个，花瓶两个，铜樽一个，瓶内插鲜花一束，并无香烛之品，堂阶上左端设白漆小桌，为读祭文之所，东侧高悬公祭礼节牍一个，祭堂下有警卫二十余名，阶左为五路军乐队及河北省省府军乐队。 5月22日上午7时正，中国国民党中央特派迎榇专员郑洪年，率8名卫士，将孙中山遗体，从碧云寺最高处的金刚宝座式塔，奉移到下面的灵堂。宋庆龄、孙科、陈淑英、戴恩赛和林森、吴铁城等，将孙中山遗体，从原来的楠木榇中抬起，更换殓衣。宋庆龄率子孙科等，将遗体移至在美国定购的铜棺中。由宋庆龄等家属代表，与迎榇专员商议后决定，孙中山灵柩由杠夫，从碧云寺直接徒步，抬到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所以，5月26日的奉移典礼，开始的甚早。零时，家属的祭奠礼便开始举行，夫人宋庆龄、子孙科、媳陈淑英、孙男治平、治强、孙女穗英、穗华、女孙琬，婿戴恩赛，侄孙满，内弟宋子良、宋子安等，均参加了移灵前的祭奠。接着又举行了迎榇专员和官员的祭奠礼。

整个灵榇队伍长达一里，有儿童千名携灯照耀，路旁观者人山人海。五点行至万寿山，换大棺罩，八点抵西直门，行列变更，十二点三刻到达西长安街街道，二时半至天安门，二时五十分抵达车站。灵榇抵达车站后，杠夫抬入席棚，下棺罩，由孙科、商震、何成浚等，移棺入站，抬上灵车，再由孙科等推入站台。灵车缀以银白色的国旗，整列火车漆成蓝色。四时半，铁甲车先行出发，五点灵车开。宋庆龄在灵车之前一节，孙科在灵车之后一节。当铁甲车护卫的灵车，缓缓驶离北平车站时，天安门广场鸣炮一百零一响，向一代伟人告别。家族车随后，送殡来客车六时发。

沿途致祭礼节为（由北平市至浦口区应停车之各大站）：总理灵车由北平南下，所经过须停之各火车站，各该地党政军警机关及各民众团体，于灵车到达前集合恭候致祭。灵车抵站时，军警均鸣号三番，有军乐队者，奏哀乐，有炮者，鸣礼炮二十一响，军警举枪致敬，军官行举手注目礼（佩刀者撇刀），余均一律脱帽肃立。灵车停后，举行祭礼，礼节为全体肃立、奏哀乐、献花圈、读祭文、行三鞠躬礼、礼成。 灵车启行时，军警鸣号行举枪礼，军官行举手注目礼（佩刀者撇刀），余均一律脱帽肃立恭候。灵车出站后，各依次退。灵车经过不停之小站，各该地党政军警、各机关、各民众团体先时集合，俟灵车经过时致祭。礼节为全体肃立、奏哀乐、行三鞠躬礼、礼成。恭候灵车经过后，依次退。

南京方面迎榇时间为：1929年5月28日上午十时，到达浦口区车站；同日上午十一时，由军舰恭迎过江；同日上午十一时十五分，到达中山码头；同日下午二时，到达中央党部，敬谨奉停于中央党部大礼堂。总理灵车到达浦口车站一小时以前起（时间由奉安委员会另行通知），由狮子山炮台鸣礼炮一百零一响致敬。浦口车站为迎接灵榇，在车站之四周遍悬党旗、国旗及标语，站台前正中标语为“安葬我们的总理”，左侧为“打倒蓄意阻挠总理安葬的冯玉祥”，右侧为“谨以至诚恭迎总理的灵榇南下”，另外还有“行政开始要贯彻以党治国的主张”“发展交通事业是实行民生主义”等标语。

当时灵车停靠的站台，为浦口五号站台。站台口搭有牌楼一座，前面为“总理奉安共典礼”字样，后面为“总理精神不死”。站台右行，为浦口站新开马路，两旁围以青白色相间之布，高四尺左右，路中共立牌楼三座，上书“总理奉安礼”，大路一直通到灵榇渡江之一号码头。站之左侧，为临时设立的招待处，内置方桌十五，四周围置长桌，备有茶点，由沈卓吾等任招待。站前正中，亦为一所临时搭盖的招待处，专以招待各机关之人员；站内楼上津浦路局之办公室，为孙夫人、蒋中正及中央委员、高级长官及外宾招待休息室。当时不仅车站附近戒备森严，还在空中布置飞机数架，在浦口上空飞行，以资警戒。灵车抵站后，赞礼员呼脱帽致敬，并奏哀乐，行三鞠躬礼，之后默哀三分钟。当时蒋中正、孙科、宋子文、宋庆龄、宋美龄、谭延闿、胡汉民、戴季陶、孔祥熙、杨树庄、吴铁成、郑洪年、林森等中委、国委、各特任官及总理亲故家属上车，恭迎灵榇下车换扛。时蒋中正、孙科等扶榇而行，身着玄衣覆玄纱的宋庆龄随榇后，用手扶榇前进。

1929年5月28日12时10分，威胜号抵达下关中山码头，宋太夫人及祥熙夫人宋霭龄前来迎接。灵榇上岸，抬入灵车。灵车由纳雪牍轿车改装，较常车为长，车尾二门可开闭，车中范铜作花形，覆以鲜蕊，二名司机，着蓝色制服，缘以白边，臂束臂徽。灵榇升车时，中央委员及总理家属，亲以手扶榇，态至谨肃。一时许，灵榇已安置车中，即由总干事孔祥熙指挥，各中委及总理亲故执绋引导出发。绋以黑白二色布交互成长条，以国府长官四人各执其一端，车行二绋间，执绋者均以一手扶之徐行。 

灵车于1929年5月18日下午二时，至中央党部二进大门前。中央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家属等，分列两旁，由总干事孔祥熙指挥扛夫二十名，将灵榇由灵车内扶出，在哀乐声中，徐徐入大礼堂内。总理家属、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各特任官及总理亲故恭扶随进，灵榇暂安礼堂，敬谨行礼（就位、肃立、奏哀乐、向灵榇行三鞠躬礼、默哀三分钟、献花、奏哀乐、行三鞠躬礼、礼成），总理家属、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及各特任官，敬谨分班守灵。

从1929年5月28日起，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特任官轮流在祭部守灵，3人为一班，每班4小时。第一班由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守灵。共22班，直至6月1日奉安日为止。

1929年5月29日至31日为公祭日。

灵堂前，中央党部与中山路交差处，设大牌楼一座。路口前后左右，军警密布，男女童子军，分布岗位，并乘自行车，往来巡视，维持秩序。由交叉地点，至中央党部路，亦满布巡察，遍悬党旗。党部大门外，由布置役设置摄影处；大门内通道两旁路之圆花围，均用青白布和松柏扎成精密之短栏。二重门洋台上，高扎松坊，悬总理遗像于极巅，缀以各种素色之花球，门楣上安置播音机。中央一门专备灵榇进出，左边一门为进口处，右边一门为出口处。灵堂处设各界候祭室，并设奉安公祭事务处，分布置、引导、执行三组。

灵堂内，灵榇位于灵堂中央之上方，环以光耀夺目之铜栏，上方额以“精神不死”四字，旁有花塔二座，及各种花圈。灵案上有古鼎一座，艺以名香，银花瓶二只，供以鲜花。四壁悬总理年表与花圈，灵案前设主祭席，左右为祭席。地板上满铺彩色地毯，整个灵堂站庄严肃穆。

1929年5月19日，为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党政军警代表公祭之日，时间自上午七时起。公祭礼节为：就位、肃立、奏哀乐、行三鞠躬礼、默哀三分钟、献花、读祭文、奏哀乐、行三鞠躬礼、礼成。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之主祭者，站立于祭者之前方，与祭者不得超过与祭礼标，凡无祭文者，须在致祭前向典礼组说明；凡集团致祭，须先推举一个主祭者，并因时间问题，应由各团体自择祭文之一，交典礼组恭读。各机关团体致祭以前，在候祭室，有典礼组指定干事，专备询问一切秩序。公祭之位次为正中为灵位、灵几、主祭席、祭典席，左方为陈花圈案、陈设员、宣赞员、纠仪员，右方为祭文案、陈设员、宣传员、纠仪员。1929年5月30日，为各民众团体代表公祭之日。5月31日，为各国专使与其它外宾公祭及总理亲故家属祭奠之日。

三天公祭结束后，1929年5月31日下午6时，举行封棺典礼，由蒋介石主持，席楚霖任宣赞。参加封棺典礼的有宋庆龄、孙科、陈淑英、孙治平、孙治强、孙穗英、孙穗华、孙琬、戴恩赛、陈少白、林焕廷、何香凝、宋霭龄、宋美龄、宋子良、郑洪年、胡汉民、谭延闿等人。众人鞠躬默哀后，由蒋介石率领，依次至灵前，瞻仰孙中山遗容，然后封棺。蒋介石、孙科、孔祥熙率领孙中山生前卫士黄惠龙、马湘、陈兴汉、刘钺、肖芹将铜棺安盖。蒋介石、孙科、孔祥熙亲自涂殡——就是给棺材上涂料。7时，奏哀乐，行三鞠躬礼，然后依次退出，封棺典礼结束。

1929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奉安大典。凌晨二时，奉安委员会准备的奉移汽车已全部停放在中央党部二门前院内。奉安总指挥朱培德、总干事孔祥熙和各组正副主任均已到场。二时三十分，孙中山家属、亲故也陆续到场。包括孙夫人宋庆龄、孙科夫妇及子女、蒋中正夫妇、宋子文夫妇、宋霭龄、杨道仪（朱执信夫人）、唐绍仪、陈少白、张继、叶恭绰、头山满、犬养毅、梅屋庄吉、宫崎龙介等，全体中央委员、国府委员、葬事筹备委员、迎梓专员和十八国专使等。

四时行移灵典礼，灵堂内焚香一炉。典礼由胡汉民主祭，宋庆龄立于胡汉民之后，依次进行（就位、肃立、奏哀乐、向灵榇前行三鞠躬礼、默哀三分钟、读志文、奏哀乐、行三鞠躬礼、奉移）。礼成后移灵榇出礼堂，宋庆龄及孙科第一列，蒋介石夫妇第二列，各专使在右，各中委在左，送灵榇出。四时二十分，出中央党部大门。狮子山炮台鸣礼炮一百零一响致敬。四时二十五分，号兵吹行号，灵车启动，前有铁甲车及骑兵连开道，全副武装的200余名军校学生分列两侧随行护卫。送殡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共分十行列，在事先指定的地点依次加入，队伍长达五六里。通向中山陵的迎榇大道两旁搭起由中央、各省政府、军队及部分单位敬建的松柏牌楼、青白布牌楼、彩棚、救护棚及音乐台计59座，沿途瞻仰送殡的群众达50万人，空中由航空署的5架飞机回翔致敬。

送殡人员及代表，定于6月1日上午六时以前，在中山路指定地点，按照行列次序集合恭候送殡。时行列次序如下：

第一行列，骑兵官长一员（乘黑马执旗开道）、骑兵三名（乘黑马背枪护旗）、骑兵二名（乘黑马背枪各执党国旗，党旗在右，国旗在左）、骑兵三名（乘黑马背枪护旗）、军乐队、骑兵一连（执长矛）。　　

第二行列，军乐队、步兵一团（枪口朝下）、农民代表、工人代表。

第三行列，海军军乐队、海军陆战队（枪口朝下）、海军官长及士兵（枪口朝下）、商民代表、学校代表。

第四行列，警察乐队、员警官长及士兵、学生团体代表、妇女团体代表。

第五行列，军乐队、外宾、海外华侨代表、各编遣区、各师旅、各舰队航空队代表、各省市政府代表、京内各机关职员、各省市党部及特别党部代表、南京特别市党部及所属各级党部全体执监委员、中央党部职员。

第六行列，军乐队、步兵一连（枪口朝下）、遗像亭。

第七行列，军乐队、各国专使、国民政府委员及各特任官、中央执监委员、总理亲故、总理家属、灵车、步兵一连（枪口朝下）。

第八行列，骑兵一队殿后（执长矛）。 

八时，奉安队列先后到达紫金山麓，并由纠察员引导到指定地点肃立。奉安筹备委员们将灵舆安置在石阶前广场上等候。灵舆为亭式，用蓝绸裹扎，四周悬白绸彩球，而一百零八名杠夫肃立两旁。国府军乐队在第一阶石阶上等候。山麓盖数座彩色牌楼，悬挂花圈。旗杆下半旗，下联缀小幅党旗和国旗。广场左边，搭有凉棚六座，为休息所。航空署派出五架飞机在天空盘旋致敬，另有铁甲车两辆参加。

灵榇九时抵达石级下，时各前列均已早到，分站石级两旁空地。右为军官团、教导队、马队、陆战队，左为国民政府各机关职员、各团体代表、各省市党部代表等，所有参加送殡人员及代表，到达陵门前即依照其行列次序，在陵墓前石级两旁指定地点恭候。宋庆龄等下马车后，即围以黑布不令人见。 灵榇由杠夫移下灵车后，随阶而上，总理亲故及各委员随行。灵榇上升时，两旁各有杠夫十名，孔祥熙在前指挥。总理家属、中央委员代表、国民政府主席、总理亲故代表及专使等，恭扶灵榇进墓门（奏哀乐），全体肃立敬谨奉安（鸣礼炮一百零一响）。十时零八分，灵舆抵达祭堂前平台，杠夫换用小杠将灵榇移入灵堂中央。肃静片刻后，宣赞员宣赞举行奉安典礼。由蒋介石主祭，全体肃立，奏哀乐，行三鞠躬礼，然后献花圈，读诔文。礼毕后，孔祥熙率杠夫将灵榇移入墓室，孙中山亲属、中央代表蒋介石、故旧代表犬养毅、各国专使代表欧登科恭敬随入，率领杠夫将灵榇奉安于圹内，十二时正，奉安完毕。参加大典的人员依次进入墓室瞻仰，最后由宋庆龄率领孙科夫妇、戴恩赛夫妇等将墓门关闭，举国哀悼、奉安大典告成。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世纪的伟人，首创民国，奠定中国民主政治之基石。对于蒋介石来说，利用移灵奉安南京这样的大动作，确立全国人民对孙中山的敬仰，统一思想于三民主义之下，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从另一角度来分析，蒋介石经历了1927年的事变，不仅面临坚决反共的一面，也面临党内不同政见的严重压力，如汪精卫、胡汉民等，同时，还面临着新军阀的斗争。利用移灵奉安大典，树立威信，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策略手段。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奉安大典，把孙中山灵榇，奉移至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安葬在举世无双的宏伟陵墓里，这无异是加强蒋介石“正统”形象的一次大好机会。蒋介石还想通过邀请宋庆龄参加奉安大典，进而争取她的“回心转意”，来拔高自己的“正统”形象。蒋介石有意借助此次奉安典礼，扩大自己的声望及威信，并通过此次奉安典礼，加强与各外国势力的友谊。

此外，对于中国国民党而言，“奉安大典”的举行无论对于内部派系斗争的消弭，还是对于一党专政的强化，乃至民众认识的统一，都是一个有效的正统性来源，是一针有力的强心剂，奠定了国民党在近代民族国家政治中的合法性地位。这对于此后发生的中原大战（1930）和抗日战争（1931-1945）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次，对于共产党而言，“奉安大典”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资源，由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主张，既为中共力量的壮大奠定了基础，也同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参与者的地位，中共此后也一直以奉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为己任，这一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奉安大典虽然在南京举行，但它是一个从北平市肇始、终于南京、全国各地普遍参与的空前的纪念仪式。孙中山的灵榜从北平西郊碧云寺启程，沿途经过北平、天津市、河北、山东省、安徽，到达首都南京，行程达上千公里，沿途采用了不同的运输方式：第一路段是从北平西山的碧云寺至前门的火车站，采用人力抬。第二路段由北平前门火车站至长江北岸的浦口，采用火车。第三路段自浦口过长江，采用海军威胜军舰。第四路段自下关中山码头至中央党部，尔后再至中山陵，采用汽车奉移与迎亲过程中，党政官员及各界民众均齐集沿途所经各站，设祭致奠，规模宏大而隆重。

在南京举行奉安大典的同时，全国其他地区也举行各种公祭仪式、宗教纪念仪式等。各级各类学校也纷纷举行奉安纪念活动，借此在青少年中植入孙中山符号。各类民间仪式的融入，使奉安大典具有鲜活的特质，更易于为民众接受，强化了奉安大典的全民参与性，有利于孙中山符号在民间的传播。

这场“奉安大典”规格之高，组织之严密，发动之广泛，仪式之隆重，均史无前例。（纪实人文频道评）

1929年6月1日举行的孙中山先生的总理“奉安大典”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件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不但为此后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提供了合法性资源，也奠定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其意义不仅仅是一场国葬，还是一次全民的政治动员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江苏省委员会评）

奉安大典完毕以后，奉安委员会决定成立“总理奉安专刊编纂委员会”，以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孙科、叶楚伧、于右任、孔祥熙为委员，指定张西曼（一说为梁寒操）为编辑主任，郑洪年、高秉坊、孙璞、符熙腾、夏光宇、刘毅夫等为编辑，负责编写《总理奉安实录》。这本书详细记载了孙中山灵榇移灵、奉安及中山陵兴建的经过，一年后付印出版，由胡汉民题写书名。《总理奉安实录》共出版平装本13680册，精装本543册，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赠发，除参加奉安大典的各界代表每人赠送一册外，并赠送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精装本100册。

《总理奉安实录》分为卷上、卷下两册，文字为楷体印刷体，线装本，卷首有孙中山先生遗像、遗属、奉安哀词。卷上内容从凡例开始，之后是实录目次、130幅奉安大典活动照片和10幅南京中山陵陵墓设计图及两周王陵全图等，记述部分之筹备经过、迎榇专员办事处与奉安纪实。卷下内容由中央迎榇宣传列车纪事开始，专载部分之诔文、祭文、赠诔文者、赠祭文者、赠哀词者、来电致敬者、赠挽联者等一览表，参加奉安大典代表名单等。

对这场“奉安大典”，国民政府印发了大量须知、纪念册、画刊、纪念扇等宣传品。当时，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环球电影公司等全程记录了奉安过程。上海王开照相馆老板王炽开专门请摄影师跟踪拍摄照片，供给各家报社、杂志社出版奉安纪念专刊。在1929年6月1日之前，即在南京举行奉安大典之前，就有《总理奉安画刊》印行。因其为内部印行，故少为外界所知。从1929年5月28日至30日，该画刊印行三期。

此外，参加奉安大典的人员，每人还赠送一枚铜质奉安纪念章。章的正面是孙中山头像，背面是中山陵图案。图案上方是吴稚晖篆书:"孙中山先生安葬纪念中华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二日”章上的这个日期是错误的，奉安纪念章是孙中山葬事筹备委员会在1928年12月1日举行的第63次会议上决议向美商定制的，后来奉安日期更动，但纪念章已铸就，无法更改。每枚纪念章用-个蓝绫镶制的盒子盛装。

奉安大典前后，各国政府及海内外人士出于对孙中山的敬意，还纷纷赠送了许多珍贵的纪念品，计有银盾24只，镜屏16只。祭幛11幅。花圈279只。银花圈3只，磁花圈2只。铜面花圈1只，绣花花圈1只。瓷屏40面，瓷瓶9只。银镜架4只。孙中山遗像5幅孙中山银像3，铜像2座。石像1座，瓷立像1座，其它银器（银杯、银屏。银匾等）20件，以及各种鼎、旗、灯、钟、碑等，各种花木5985株、421盆。各国赠送的花木中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法国租界工部局所赠送的1500株三球悬铃木（悬铃木），栽在通往中山陵的两周王陵大道上。由于奉安前夕各方赠送的礼品很多、奉安委员会在南京毗卢寺设立了收礼处。奉安大典结束后，这些礼品以及北京迎榇专员办事处及陵墓拱卫处所收礼品一并陈列于励志社（即军官俱乐部，现为中山东路钟山宾馆），后来又将陵园万福寺改建为奉安纪念馆，所有奉安礼品均陈列于该馆:除了礼品外，奉安期间，国内外各界人士土及各单位团体还捐赠了现款77314.47元，用于在中山陵的周围建造各种纪念建筑。

2014年是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85周年，北京中山堂和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联合举办"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纪念展览"，将出生地、逝世地并联纪念，以缅怀孙中山的光辉业绩。

2019年，适逢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94周年，中山先生“奉安大典”90周年，由南京武陵文化、网易历史、中华辛亥文化基金会与南京城市记忆民间记录团发起“重走奉安大典博爱之路”行动，欲通过重走奉安大典路线，回顾九十年的历史盛事，反思中山先生的教导，召唤国人传承博爱精神。依据当年中山先生灵柩从中山码头启灵的路线，团队将从南京中山码头出发，沿着“奉安大典”路径，前行中山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