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慎谔（1897.8.26-1975.11.23），男，山东省牟平县人，植物分类学家、地植物学家和林学家，中国植物学科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早年建立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曾赴西北进行植物、森林考察，并只身由新疆赴西藏自治区、印度进行植物地理考察。在学术理论方面，结合中国的植物分布状况和特点，以及在林业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编著了有中国特点的《动态地植物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指导了东北地区森林采伐更新和西北铁路沿线治沙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8月26日，刘慎谔生于山东省牟平区隅峡河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家境比较艰苦。幼时在四伯父办的私塾里读书，后受其兄的资助，考人济南第一中学。毕业后，考人了保定留法高等工艺学校预备班。

1920年（民国九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刘慎谔于法国先后在郎西大学农学院、孟伯里埃农业专科学校、克来孟大学理学院、里昂大学理学院和巴黎大学理学院学习。他勤奋学习，刻苦攻读，就是在星期天和节、假日也很少休息。他带着面包和植物标本夹到法国各地去采集植物标本和调查研究。

1926年（民国十五年），地植物学家B. 勃朗喀(Blanquet)先生给刘慎谔提出了有关法国高斯山区植被的几个问题，他为了解答这几个问题，单身一人在高斯山区辛勤工作了3年，于1929年在巴黎大学提出《法国高斯山植物地理的研究》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获得法国国授理学博士学位。

1929年（民国十八年），刘慎谔怀着研究和发展中国植物学科的雄心壮志，带着一箱子书籍、资料和大量植物标本回到了祖国。刘慎谔回国后，被聘为北平研究院新成立的植物学研究所所长兼专任研究员。

1931年（民国二十年），刘慎谔参加了由中法科学家组成的“中法西北学术考察团”。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市(今乌鲁木齐)考察植物和森林。“中法西北学术考察团”任务完成后，他又只身由新疆、西藏自治区到印度再经上海市返回北京，历时近两年。

刘慎谔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由印度回国后，在北平市万牲园的西部筹建植物园，还先后在北平的几个大学兼课。1936年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地区向关内进犯，北平形势紧张。刘慎谔为了避免损失和能够继续进行科研工作，把植物学研究所迁到武功，和西北农业大学联合成立了西北植物调查研究所。他亲自到西北各地挖掘苗木、收集花木，又筹建了一个植物园。

1941年（民国三十年），他随北平研究院南迁到昆明市，住在昆明西山的一个庙里，继续采集植物标本和调查研究，同时还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兼课，并在昆明又筹建了一个植物园。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市研究院迁回北平，刘慎谔除继续从事原来的研究工作外，还在北平台湾辅仁大学和东北大学农学院兼课。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困北平，国民党政府准备把一些有名望的科学家接去台湾。他就躲了起来，和王云章相约绝不跟中国国民党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哈尔滨市东北地区农学院院长刘成栋为了在东北这片植物学科研究方面还是空白的地区开展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

1950年秋，刘慎谔来到了哈尔滨，任东北农学院植物调查所所长，在东北地区开创了植物学科学研究的新基地。

1954年，刘慎谔被调任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副所长兼植物研究室主任。他除了领导植物学科等方面的科研工作之外，对于东北林区的采伐更新问题和东北西部的治沙、造林以及西北包兰铁路的治理沙漠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8年，刘慎谔参加中苏科技合作的中国科学院黑龙江省流域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队，赴苏联进行综合考察；1961年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植物、土壤考察。

1951-1952年，刘慎谔曾兼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委员，60年代曾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辽宁省政协常委，和沈阳市副市长等职。

1975年11月23日，刘慎谔逝世于沈阳。

红松针择伐

50年代，东北地区不少林区推广“大面积皆伐”采伐方式。刘慎谔怀疑这种采伐方式对于红松针阔叶混交林是否合适，因此在小兴安岭林区连续做了几年关于红松林特性、群落结构和更新关系等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并根据他在欧洲考察森林的资料，认为有异龄复层结构的红松针阔叶混交林不适于皆伐。因为果子松在幼苗和幼龄林阶段，要在一定上层林木蔽荫下才能更新，皆伐破坏了森林环境条件，将对红松更新再次长起新林不利。而人工造林即使成活，也有树冠横向发展、早分杈、早开花结实和枝下高降低而不能成大材的后果。另外，他根据老择伐迹地上保留的中、小径木能加快生长的现象，主张对红松针阔叶混交林实行择伐。这样既有利于增加林木生长量以缩短轮伐期，又能保持各层林木的陆续更新，以达到连续不断地提供大量木材的目的。为此，他写文章、做报告，坚决反对大面积皆伐。他于1964年亲自带领一个小组和伊春林业管理局、伊春林业科学研究所共同进行采育兼顾伐样板采伐试验。通过调查和择伐试验，他提出伐后保留一定郁闭度和一定数量的中、小径木，为天然更新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保证越采越多、越采越好的关键问题。

刘慎谔在当时大面积皆伐和择伐两种观点的争论中，坚决反对大面积皆伐，呼吁采伐森林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不能吃祖宗饭，造子孙孽；要保护森林资源，不能杀鸡取卵，采伐必须做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治理沙漠

东北西部风沙地区是科尔沁区沙漠的东部边缘，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对于沙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破坏，使滚滚的流沙向东蔓延。它侵占了草场、吞没了农田、阻塞了交通，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威胁和损害。早在50年代，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就在辽宁省章古台镇开展固沙试验研究。当时，刘慎谔就把治沙做为重点，经常到东北地区西部风沙地区对沙生植物的生态特性、分布规律和演替规律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注意差不嘎蒿和黄柳的固沙作用，同时进行沙障和草方格等机械固沙试验。1954年，他在草方格内进行栽植樟子松试验获得成功。后来章古台地区大面积发展樟子松，变成了茫茫的樟子松林海，引起了国内外有关方面的注意。

1956年，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接受了铁道部在西北腾格里撒哈拉沙漠修建包兰铁路的固沙任务。刘慎谔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副队长。参加这项任务的专家们面对中卫市县沙坡头地区无边无际的流动沙丘，考虑到当地的风沙大，降水量又很少，都担心用植物固沙能否成功？刘慎谔就带领大家站在大沙丘上遥望黄河南岸一片由油蒿固定的沙丘说：“这片固定沙丘就是我们的样板，将来铁路沿线要能达到这种程度，通车就没有问题了。我们看了这个样板就要有信心，一定能做到。”他的这些话使大家增加了植物固沙的信心。刘慎谔在几年调查中，对选择主要的固沙植物的蒿子做了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分析。他说：“蒿子在这里我们把它当做‘草’。实际上它是非草非木。冬季时它的上部枯死，下半截却不死，但木质化程度不高，叫做半灌木。由于大气候不同，蒿子的种类也不同。在东北西部及小腾格里沙地东部有差不嘎蒿；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一直到甘肃河西走廊有油蒿和黑沙蒿。这几种蒿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固沙。因此在固沙开始时期我们就需要它。籽蒿的枝条是直立的，我把它比做筷子，它不能覆盖地面，也很少积沙墓；而油蒿却能形成一个堆，枝条密而平铺，能够抓沙。所以在沙坡头固沙必须把蒿子配合进去，而且一定要用油蒿而不是籽蒿。但是在固沙方面蒿子只能起草的作用，还必须和灌木〔柠条锦鸡儿、花棒等〕配合起来才行；而灌木也须要草本植物的帮助才能起到治沙的作用。如在科尔沁沙地黄柳的根系虽然发达，但因为容易被风刮出来，所以也不能单独固定流沙，必须有蒿子配合护住沙面，小黄柳的根系就不容易被风暴露出来。所以必须草、灌结合才能达到治沙的目的，才能加快改造自然的速度。”

植物分类学

植物分类学科在20世纪初，都是外国人在中国采集植物标本来研究中国植物，所以有很多植物种都是由外国人来定名的。刘慎谔为了发展中国自己的植物分类学事业，在法国留学期间就潜心研究植物分类学。他大量采集植物标本，广泛收集有关研究中国植物的文献和图书资料，废寝忘食地刻苦钻研。有一次他在标本室里专心一意地看植物标本，竟忘记了下班时间，被锁在标本室里，一直到第二天上班时才出来。他在法国近十年的勤奋学习和努力工作，在植物分类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慎谔 在植物分类学方面的研究范围较广，造诣较深，威望也较高，所以当时在植物学界被誉为“二胡北刘”（胡指胡先驌）。他在法国曾发表过锈菌和苔藓植物的论文，以后又发表过法国地衣的论文，还组织、研究了东北地区的食用菌和毒菌。在维管植物方面除组织编写地方植物志之外，在许多科、属，如蔷薇科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发表了一些论文，并和曹新孙合译了1956年法文版的《国际植物命名法规》 。另外，他非常重视地方植物志和图志的出版工作，可以说他到一个地方，就抓一个地方的植物志工作。他编写了《黄山地区植物志要》 、 《昆明习见植物名录》等，并主编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 、 《东北木本植物图志》 、 《东北植物检索表》 、 《东北资源植物手册》 《东北药用植物志》和正在陆续出版的《东北草本植物志》等。这些著作为有关学科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农、林、牧、副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东北的许多植物是由北部的阿尔泰共和国经西伯利亚地区移动到东北地区、朝鲜、日本和北美的。欧洲植物在漫长的移动过程中，有的植物种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发生了变化而成为新种及种下分类单位。刘慎谔结合他多年来在欧洲和亚洲的考察经验和研究结果，列举了大量在中国各地区由于植物移动而发生变化的植物种。如在欧洲分布的欧洲赤松在东北北部的大兴安岭地区就成为樟子松，是在欧洲分布的本种的变种。

刘慎谔对青年人要求严格。青年人和他一起到野外考察，回来后必须提交考察报告和他所讲问题的记录。他热情地帮助年青人，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闻洪汉教授回忆，他在1947年曾将一篇《渭河滩地植物社会构造之研究》寄请刘慎谔审阅。刘慎谔仔细看完以后，用毛笔写了长达10页有6000多字的回信。他在信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国外各学派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并给以热情的鼓励和指导，使闻洪汉非常感动，至今还念念不忘。

刘慎谔在1962年和1963年在沈阳市举办了“动态地植物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专题讲座，使来自全国教学、科研和生产单位的200多位从事林学、植物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员得到了教益。他鼓励和帮助青年人钻研业务，常说：“搞科研要人迷，一天八小时出不了科学家。

编写了《动态的植物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主编《东北木本植物图志》《东北草本植物志》《东北药用植物志》《东北植物检索表》，发表论文90余篇。198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刘慎谔文集》。

刘慎谔还任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国家科委林业组副组长、辽宁省政协常委、辽宁省民盟副主任委员、沈阳市民盟主任委员、沈阳市副市长等职。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刘慎谔一直强调科学研究要为生产建设服务，应当努力把这些理论应用到解决森林采伐更新和治沙等实际问题中去，用这些理论来指导生产，并通过生产来验证这些理论，为中国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他的这些成就为今后创立和发展中原地区自己的学说和学派打下了基础。他的治学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和诲人不倦的优良作风将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评）

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从事林学、植物分类学等方面的研究、教学工作，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为发展中国的植物学和解决林业生产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贡献。   （陕西省地方志编委员会评）

刘慎谔勤勤恳恳地工作，走到哪里研究到哪里，走到哪里把植物园建立到哪里。他散布的科学种子到处生根、发芽。   （中国科学院评）

刘慎谔老先生最关心林业生产，能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受林区职工尊敬和爱戴的老一辈科学家。（伊春林业管理局宫殿臣评）

刘慎谔去世后，为了整理和出版他的遗著，1977年由朱济凡、王战、曹新孙、刘心和赵大昌等5人组成了《刘慎谔文集》编辑组，收集、整理出24篇论著收入《刘慎谔文集》，于198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为了表彰和纪念刘慎谔在科学技术方面做出的贡献和学习他的优良作风，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于1985年在研究所内为他塑造了半身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