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地坛》是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于1991年1月发表在《上海文学》的长篇哲思抒情散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史铁生也用《我与地坛》这一标题作为自己散文集的名称。

1972年，在延安插队的史铁生因双腿瘫痪而回到北京。面对命运的沉重打击，在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与生活的出路之时，史铁生偶然与地坛结缘。此后的十数年间，史铁生在地坛中体悟人生、思考生命，从而创作出《我与地坛》这篇哲思抒情散文。该散文共七小节、50段，从作家与地坛的渊源写起，首先引出母亲这一重要形象，接着描述了园中四季景色的变化和作家在地坛中的所见所闻，并通过作家与“园神”对话的形式，引入对生存与死亡、为什么而写作等哲理主题的探讨。散文以独具哲理色彩的自白式语言和独特的视角，打破了常见散文的单一格局，将抒情、写景、叙事、议论融为一体，表达了对母亲的追思与感怀，追问了苦难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我与地坛》发表后，不但获得作家、文学评论家们的高度评价，更在社会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散文对于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散文文体形成的模式而言是一个突破，是90年代散文的重要代表作。作家韩少功评价道：“ 《我与地坛 》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我与地坛》的前两段内容被纳入统编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之中，同时带动了大量相关的朗诵、征文等文化活动，在社会各阶层读者间都引发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作家史铁生1951年出生于北京市，1969年作为知青到陕西省延安市“插队”，因双腿瘫痪于1972年回到北京，只能终日坐轮椅出行，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他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曾三次尝试自杀，但三次都被母亲拉了回来。那时的史铁生“脾气坏到极点，经常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地坛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他心中苦闷，所以从来不拦着他去地坛，只是每次无言地帮助他上轮椅车，默默支持他消化苦难。史铁生不止一次地谈到，在双腿残疾之后到1983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奖之前的这段日子里命运的打击、精神的苦闷、生活的压力让他心情苦闷。那时候他整天到地坛去，默默追问生亦何欢，死亦何惧，与地坛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样的背景下，史铁生写出了《我与地坛》这部作品。史铁生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从1979年开始，他坐在轮椅上创作了350 万字文学作品，其代表作有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老屋小记》《原罪宿命》《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散文《我与地坛》、思想随笔《病隙碎笔》《昼信基督夜信佛》《回忆与随想》等等。

《我与地坛》这篇散文打破了常见散文的单一格局，将抒情、写景、叙事、议论融为一体，呈现出不同的创作主题。全文共七小节50段。

第一部分作引，写作者残疾后的心情糟糕、生活无望和偶然与地坛结缘的经历，作者用平缓但饱含深情的语言讲述了与地坛的渊源和地坛给自己的启迪，表明地坛于己具有特殊意义。

第二部分写母亲和母亲给我的启发，通过自己独自来到地坛的行为引出母亲这个最为重要的角色。这一节的语调依然是平缓的，但是其中的细节却压抑着深沉的悲伤，如母亲无言地帮忙准备轮椅车、在家门口张望、在园子中焦急地寻找等情节，表达了对当时母亲的心境的心疼，其间作者还不断重复着“母亲已经不在了”这一信息，表达对已逝母亲的怀念，这种回环的叙述类似音乐中的反复吟唱，强化印象，也回荡悲音。

第三部分是是承上启下的一部分，作者对母亲的叙述戛然而止，转而开始描写园子里自然景色在一年四季中的变化，这既是让自己从失去母亲的痛悔中抽离出来，也是提醒读者调整心情来迎接新的内容，即作者关于四季的生命梦想和哲理思考。这一部分集中描写了地坛的四季，既展现了独一无二的地坛景观，也蕴涵着意味深长的生命哲思。史铁生运用类比联想的方式，从一天的时间、乐器、园子的声响、园中的景物、心绪、艺术形式和梦等七个视角描述地坛的四季，表达丰富而深刻的生命体验。

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开始叙述新内容，是对园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的续写，有终日散步的老年夫妇、相互关心的兄妹、不断长跑却错过人生许多机会的朋友等，作者通过园子里的这些人开始思考生命的价值。此时作者在冥思苦想中明白了 “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或者说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

第六部分的节奏开始加快，作者的情绪进入高潮，并采用了与园神对话的形式，围绕“要不要去死、为什么活、我为何要写作”这三个问题点出了作品的深刻主题，在前面的累积和此处的思考中，作者找到了答案，激烈的情绪也开始归于平缓。

第七部分是作家激烈思辨后的从容，对地坛以及地坛中出现的人进行了回顾，思想也开始升华，即在生命的运动中，追求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

史铁生在面对双腿瘫痪的现实时内心极度痛苦，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巨大的苦难折磨着他的身心，但却并未使他彻底屈服，面对命运对他的沉痛打击，他内心仍有对生存的渴望，生与死的念头使他内心挣扎，但他在地坛中所探寻到的自然景物积极向上的生命姿态使他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他在几近丧失生命希望时当看到了地坛公园中的小昆虫时，不禁思考它们为何和他一样也要来到这世间。与人相比，昆虫们在世间的存活期更短，生命更脆弱，甚至一点风吹雨打便会丧失生命，在这些小昆虫身上，史铁生发现了极其强烈的生命意识，园中自然景物们无一不皆按其生存方式努力地绽放生命力。他明白了哪怕再脆弱再悲惨的生命都能精彩、顽强地活着。

作者对生命的思考与自身的残疾息息相关，在他面对命运的突然打击的时候，他在震惊、痛苦之余，内心对命运的不公充满着怨恨，但当他一旦把目光从自己投向别人时，开始有了新的发现，他看到母亲因为儿子的残疾其实比他承受着更大的痛苦，而自己无谓发泄往往给母亲增添了更深的痛苦和折磨，周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命运，而每个人的命运都布满了坎坷，只是呈现出不同的方式而已。进而他发现了生命本来就是不圆满的，从而领悟到生命的意义本来就是在于自己的选择和抗争之中，只有勇敢地面对命运的残缺，挑战命运，才能体现出生命的价值来。

史铁生认为宿命是存在的，人的困境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些悲观的东西，一切人都有残疾（这种残疾指的是 “生命的困境，生命的局限”），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写他在地坛中遇到的人的困境，各人都有各人的辛酸与苦难。比如在长跑方面最有天赋却欠缺机遇的小伙子，天生丽质却有智力方面的缺陷的小姑娘等等，史铁生在地坛中看到形形色色不公的命运与悲苦的经历，在文中多处表达了他的痛苦和无奈，同时也通过这种种的苦难与差异认识到了苦难本身的价值。他明白了苦难无可避免且有意义，苦难作为一种生命的存在形态，是人类通往幸福与希望的必经过程，在挣扎痛苦中仍旧期待并相信美好，同时感受这努力对抗过程中的种种酸甜苦辣，才是人生。史铁生在文中多次提到“苦难”“宿命”，这一方面说明了史铁生面对疾病与残酷现实的无力感，也暗含了史铁生将一切苦难的根源归结于“命运”等超自然力量的自我劝慰，从而实现心理解。这是史铁生在精神层面为自己寻找到的皈依，也是史铁生自己创造的自我救赎的方式之一。

对母亲的刻画以及对母亲的爱是《我与地坛》最为感人的部分。史铁生在叙写与母亲的点点滴滴时远离了热烈、哭号、哀恸、宣泄等激烈的表达方式，也没有做最常见的赤裸抒情。而是用一种内敛到近乎压抑的语调 讲述着母亲看似平常的几件小事以及母亲过早离世带给他无法挽回的损失与至痛。史铁生在《我与地坛》第二部分中通过与母亲的对话，集中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怀念与愧疚之情。文中多次用“不幸”与“苦”等词汇来形容母亲的人生，同时在第二部分尾部写道：“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史铁生的求生意识也因此变得清晰强烈，对母亲的致敬生出了活下去的力量。且文章的第二部分说道：“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即是直言自己写作的动机之一是为了让母亲骄傲，这也是对母亲的缅怀

《我与地坛》具有自传的性质，因此作者运用了自白式的语言进行表达。文章开头的自述展现了作者在残疾后面临的种种困境，语气平淡、词语简单，但却能让读者瞬间感受到他在身患残疾的过程中与地坛建立起的强烈的情感联系。作者决心进行一次自我解构，即对过去十年写作在内容、思想、形式和写作行为本身进行解剖，为写下去（活下去）寻找理由。

《我与地坛》是“至情之文”，作者用最准确最饱满的文字表达出了最真切、最深沉的情感。作者对于母亲的描写：“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待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这段描写细致入微、颇具忏悔，将一个母亲关心儿子却又害怕自己的行为对儿子造成心理负担的矛盾心理描写得淋漓尽致。作者用主观的抒情式语言塑造了一位“用那柔弱的肩膀，无言地承担起了难以想象的生活和精神的重压”的伟大母亲。再比如作者对地坛这座古园中的一草一木进行了洋溢着生命活力与激情的描写与刻画，可以说在这些事物上寄托着作者最为浓烈的感情，可谓“一草一木总关情”。比如作者对地坛园子里草木生长的生动描画，“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片刻不息”，在这里作者采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仿佛草木在用生长的声音向作者诉说着生存的欢愉，使作者能够感受到这种生命盎然向上的蓬勃动力。

《我与地坛》全篇语言极富哲理性，这种哲理性的文学语言抒写了作者高度的精神世界。病痛仍然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史铁生，但作者已经从自我怜悯中解脱出来，在自己的病痛体验的基础之上对人类的精神现象作自己独特的洞察。他作品中呈现出对苦难命运的忍受和思索以及由此而触及到的人类命运问题是从作者苦难的命运体验中自然地生发的，是他的苦难命运成就了他冥思生命的角度和方式。比如作者认为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我与地坛》是作者在长久的思索中找到了“存在”意义的文章，其看到了生命的价值，用具有本质意义的方式思考，并用充满思辨的语言表达其思考结果。

本篇散文在结构上采用了两条线索，第一条写我与地坛的关系，第二条讲我与地坛的几个人物关系以及引起的思考。两条线一虚一实，写得灵动而有生气。实写内容有现实针对性：怎样面对生存，怎样以良好的心理状态与人相处，如何从别人身上获得正能量等。第二部分是实写，对应第二条线索。第三部分是虚写，对应第一条线索，即我与地坛的关系。从文本的逻辑发展来看，第四部分应承接第二部分内容而写，但作者却安排了第三部分的虚写，这样安排是有意在实写之后穿插一段虚写，类似于美术中的留白，造成一种虚实相间、波澜起伏的艺术特色。 文本的内容与结构在虚虚实实、人与景的穿插叙写中达到了一种和谐统一。作家在结构上的这种安排，是能为内容服务的。

史铁生虽然写了地坛的外观，但他没有对地坛的古今沿革进行考索和记叙，也没有对地坛的面貌作总体的细致的描绘和刻画，作家抓住的是地坛对他的心灵具有启发的部分。《我与地坛》中没有出现对于地坛的整体的、或较为完整的描写。从单个的风景描写来说，《我与地坛》中的景物描写并不着眼于一个完整的画面，或是这个景物本身，他往往是截取一个景物的片段或细节，单独呈现，而不是意图构成一个完整的景物空间。在时间上，他截取的往往也是时间流动中的一个瞬间，将之定格呈现，而不是形成一个时间的连贯发展。史铁生是要在回顾和思索之中，将那些曾经打动他、引发他深深思索的画面一幅幅地呈现出来。

《我与地坛》发表后，不但获得作家、文学评论家们的高度评价，更在社会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与地坛》的发表堪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它对于60年代后中国散文文体形成的模式而言是一个大的突破，是90年代散文的重要代表作。此文的影响不限于文坛，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各个阶层的读者那里都引发了震撼、回味与思考。《我与地坛》出现之后，散文的写作实践才突破了此前散文的模式化梏，并且提示了散文写作所能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

自九十年代后期，《我与地坛》就同时被人教版、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为必读课文，2020年4月被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目前其前第一段和第二段还被纳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一教材中。前两部分注重讲地坛和他与母亲的后悔，对于中学生来说，这是一篇令人反思的优秀文章，对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与地坛》还带动了相关的文化活动，如“文化北京·寻影地坛”主题征集系列活动，围绕“我与地坛”主题，开展音频、文章、照片、视频等多元形式的主题征集系列活动。征集内容主要包括“‘阅读马拉松——《我与地坛》’精彩选段诵读征集”“‘我与地坛’主题征文活动”“‘我与地坛’老照片和视频征集”三大类。北京地坛书市已成为北京重要的文化标志，是北京市民喜闻乐见的的群众性图书文化盛会。此外，在央视综艺节目《朗读者第二季》中，作家阿乙也朗读了《我与地坛》。

韩少功散文《灵魂的声音》: “我以为1991年的小说即使只有他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以说是丰年。”

作家曹文轩评：“《我与地坛》像是与整个人类精神的对话与探寻，字字句句昭示‘生命偶然，但不能轻视’的主题，那些同期作品也揭示了‘人生是一个经受磨难的过程’。史铁生曾经自嘲‘被种在床上’，这句话中充满了磨难和自我调侃，几十年病痛对他的折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和承受力，这种磨难早已融合进他的思想和灵魂。”

当代批评家陈福民评价：“《我与地坛》集中思考和表达了“生命”的困难与意义，这是史铁生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对生命循环反复的思考咀嚼和叩问所得。此前的当代散文写作般也都会触及到这类主题，但是能够以一种平实、冷静、温情而透彻的态度娓娓道来，丝丝入扣、体贴入微、毫不勉强造作并抵达一种能为平常人所理解又难以企及的境界，却只有史铁生做到了。这篇长达万言的作品无论是在表达主旨上还是在写法、语言各个方面，都堪称是史铁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独一无二的贡献，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与地坛》的影响远远超越于文体范围。”

作家王蒙谈到读《我与地坛》的感受时指出：“文中所蕴含的那种深思与宁静、悲痛与超越，让人大为感动。”

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文学教授赵勇评：“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无论是从思想性还是文学性上来看，《我与地坛》在中国当代散文写作中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值得我们去认真分析。”

评论家汪政、晓华夫妇：“史铁生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苦难，以一个富有同情的、健全的身心充分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无限机趣。”

曾在《上海文学》负责编辑发表此篇文章的姚育明时隔多年仍感慨地提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与地坛》的影响仍经久不息，直到现在仍有人说，到北京可以不去长城，可以不去明十三陵，但一定要去看一看地坛。”

当代作家张承志评价《我与地坛》第七部分：“单凭这几百字，也是无与伦比的杰作。”

据作家王安忆回忆，在拿到《我与地坛》 稿件时，《上海文学》的编辑和主编都认为它是一篇好小说，可以作为一篇小说来发表，可是史铁生自己不愿意，他说这一定是散文。且韩少功当初做“丰年论”时，也是把《我与地坛》放在那一年的小说中来评价的。在这个“体裁纠纷”中，史铁生坚持强调不要在小说与散文之间划分出体裁的等级，散文未必比小说低一等。史铁生坚持认为《我与地坛》是一篇散文，就写作手法而言，他并未恪守体裁教条，对束缚写作者手脚的文体模式并不赞同。在叙事手法、人称转换以及对人物的刻画处理上都带有小说意味。除了对母亲形象的传神刻画之外，像那对十五年如一日来地坛的夫妇、不幸的小姑娘与她的哥哥、业余歌唱家等等，寥寥几笔便神形兼备栩栩如生，这种写人物的手法得益于史铁生作为小说家的训练。文学评论家王彬彬曾就此专门撰文指出：“虽然史铁生不同意把 《我与地坛》看成小说，但作为散文的《我与地坛》之所以特别感人、特别成功，却与作者史铁生本是一个小说家’有着某种关系：不知不觉地把一些小说手法用于《我与地坛》的写作是其中的一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