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中国通俗小说流派之一，产生于清末民初，盛行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随后走向低潮，作品多以才子佳人的缠绵悱恻故事为题材，即“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因主要发表在其代表性刊物《礼拜六》上，又称“礼拜六派”或“民国旧派文学”，简称“鸳派”“鸳蝴派”。

鸳鸯蝴蝶派是清末民初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的产物，它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文学派别或团体，该派作家以兴趣爱好结合在一起，并没有统一的文学观念与主张，其思想与创作随时代而变化，作品题材以都市言情为主，也涵盖社会、黑幕、武侠、侦探等内容，以便迎合有闲阶级和小市民的审美趣味，其代表作家主要有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等，代表作品主要有《玉梨魂》《一缕麻》《恨不相逢未嫁时》《啼笑因缘》等。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新文学群体与鸳鸯蝴蝶派共发生了三次论争。鸳蝴派长期被作为斗争和批判的对象，但它拥有众多的读者，社会影响很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流派。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反思，开始重新审视鸳派文学。

清末民初，青年人追求自由平等权利，尤其是对自由恋爱权利的追求，召唤着通俗爱情小说的产生。民初的文学由此进入了一个比较自由的发展阶段，这种特有的时代文化氛围促进了鸳派小说的繁荣与发展。

鸳鸯蝴蝶派的产生还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20世纪初，现代都市逐渐兴起，印刷出版业有了较大发展，稿酬制度日渐流行，这些都促成了文化商品市场的繁荣与发展。1906年时， 上海市出版的报刊达到 66家之多， 全国出版的报刊总数已达到239种。当时鸳鸯蝴蝶派的杂志就有114种，大报副刊4种，小报45种，从而为鸳鸯蝴蝶派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载体。

宋元以后兴起的通俗小说（粤语章回体小说）和文言文笔记体小说形成了“雅”“俗”的对立面。到了近代，通俗小说获得了很大发展，由文学的最边缘滑向了正中心，具有现代意义的通俗小说正式登场。由于民国初期的通俗小说作家们经常写作缠绵悱恻的才子佳人小说，他们的笔名别号中也往往有鸳、蝶、鹃、鹤、雏、鸾、燕等字，即所谓“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因此被称为“鸳鸯蝴蝶派”，又由于他们经常在其代表性刊物《礼拜六》上发表作品，所以也被称为“礼拜六派”。

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前的几年，通俗小说发展较快，呈现出繁荣的景象。1912年，徐枕亚用骈文创作了十几万字的言情小说《玉梨魂》，从而揭开了现代通俗小说的序幕。吴双热、李定夷在民初与徐枕亚并称言情小说“三鼎足”。这一时期著名的言情小说作家还有包天笑、周瘦鹃、天虚我生等，代表作品有《上海春秋》《一缕麻》《恨不相逢未嫁时》《此恨绵绵无绝期》《玉田恨史》等。

民初五年的通俗小说类型齐全，除言情小说之外，社会小说也有一定成就，如李涵秋的《广陵潮》等，黑幕小说则以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为代表，历史小说则有杨尘因的《新华春梦记》等。

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对鸳蝴派进行了猛烈抨击，并逐渐夺得了舆论话语主导权，鸳派因此逐渐沦落到了边缘地位。

礼拜六派的作家们对此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艺术调整，首先表现在言情小说由哀情主调向多种旋律的转变。如周瘦鹃此前的作品主要是凄惨哀伤的爱情悲剧，在此阶段的作品则增加了很多社会问题内容，而且结局也比较圆满。严独鹤此期的作品不但寓意深刻，而且构思巧妙。包天笑则提出了“小说以粤语为正宗”。受新文化运动影响，通俗小说普遍采用了白话，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式的骈四俪六体告一段落。其次，通俗小说在创作阵容上也不断推出新人，新作家带来了新的知识结构和艺术眼光，使通俗小说得以与时俱进，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通俗小说在新文学的批判下，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艺术定位，稳步扩大了自己的创作阵容和阅读市场，而新文学也开始反思自己的立场和姿态，在创作上明显增加了可读性，从而在长篇小说领域取得了大面积丰收，两者一起构成了30年代现代文学的整体繁荣。这一时期的社会言情小说领域以张恨水、刘云若、陈慎言、王小逸等为代表，武侠小说领域则有平江不肖生、赵焕亭、姚民哀、顾明道等代表了20世纪旧派武侠小说前期成就的大家。

20世纪30-40年代，鸳蝴派文人融入了抗日救亡运动，这一时期以爱国、护国为主题的“国难小说”显示了鸳鸯蝴蝶派创作的现代转变，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有通俗文学第一人称号的张恨水，发表了《满城风雨》等大量国难小说，揭露社会黑暗，描绘抗战蓝图，宣传救国主张。

新中国成立后，鸳蝴派仅存在于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在中国内地基本消失了。

徐枕亚，名觉，字枕亚，别署青陵一蝶、泣珠生、东海三郎等，江苏常熟人，早年就读于常熟虞南师范学校，与同邑吴双热为同学，南社成员，任《民权报》编辑，还曾创办《小说丛报》，这两份报纸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发祥地”和“大本营”。1912年，徐枕亚用骈文创作了十几万字的言情小说《玉梨魂》连载于《民权报》副刊，1913年出单行本后，再版数十次，销量达数十万册，曾被改编成话剧和拍过无声电影。这部作品揭开了现代通俗小说的序幕。徐枕亚代表作还有中国第一部日记体长篇小说《雪鸿泪史》，以及《双鬟记》《余之妻》等。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在民初并称言情小说“三鼎足”。

吴双热，名光熊，字渭鱼，后改名恤，号双热，江苏常熟人。他与徐枕亚是同学，同为《民权报》编辑。他的的代表作《冤孽镜》同样连载于《民权报》副刊，作品叙事结构极为灵活，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先锋性”。吴双热的的代表作还有哀情小说《兰娘哀史》，以及滑稽小说《军门之犬》《快活夫妻》和《滑稽四书演义》等。

李定夷，字健卿，别号墨隐庐主，江苏常州人，也是《民权报》编辑，他的的代表作有哀情小说《赏玉怨》《鸳湖潮》《美人福》《伉俪福》等。至此，以徐、吴、李为代表，掀起一股“骈四俪六、刻翠雕红、哀感顽艳”的哀情小说热潮。

李涵秋，名应漳，字涵秋，号韵花，别署“沁香阁主人”，扬州人。他的代表作品《广陵潮》是一部百万字的巨著，该书结构庞大，人物鲜明，语言生动，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史价值。在其影响下，出现了很多以“潮”字命名的小说，如网蛛生的《人海潮》等。

包天笑，名公毅，字郎孙，江苏吴县人，南社成员，他既是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作家，又是鸳鸯蝴蝶派的重要组织者，被称为通俗文学的“无冕之王”。他曾创编《小说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等鸳鸯蝴蝶派的重要刊物，他的代表作有《碧血幕》《琼岛仙葩》《上海春秋》《留芳记》《一缕麻》等。

周瘦鹃，原名祖福，字国贤，别署紫罗兰庵主人，原籍江苏吴县，生于上海市，出身贫寒，勤奋写作，自称“文字劳工”，主编过《申报·自由谈》《礼拜六》《半月》《紫罗兰》等，他的代表作有《恨不相逢未嫁时》《此恨绵绵无绝期》等，因其体裁多，数量大，尤其爱写哀情小说，因此被称为“哀情巨子”。

张恨水，本名心远，祖籍安徽潜山，出生于江西广信。1918年任《皖江日报》总编辑，“五四”运动后曾是北京多家报社的编辑记者。1924年4月，他在《世界晚报》上连载百万字巨著《春明外史》，在读者中产生轰动效应。1927年2月，开始在《世界晚报》上连载另一部百万字巨著《金粉世家》，从而奠定了他一流小说家的地位。鸳鸯蝴蝶派著名的“五虎将”就是指张恨水、包天笑、李涵秋、徐枕亚、周瘦鹃五人。张恨水的代表作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等。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和苏州古城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被合称为礼拜六派的“四大说部”。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新文学群体与鸳鸯蝴蝶派共发生了三次论争：

起因是鸳蝴派作家创作上过多考虑经济因素，为了迎合读者的低俗趣味，作品品位不高，助长了市民阶层的低级趣味。

鸳鸯蝴蝶派与新文学阵营的第二次交锋主要集中在 1920 到 1927 年间，从茅盾接手改组《小说月报》到 1927 年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结束。

1932年12月，《申报》副刊《自由谈》将礼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鹃撤职，换了新派作家黎烈文为主编，老牌阵地的失守真正触及到了鸳蝴派的利益，由此引发了第三次论争高潮。。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新文学作家从思想和艺术上对鸳蝴派进行了强烈批判，鸳派作家一度被认为是流氓文人或堕落文人，是逆流。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反思，开始重新审视鸳派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