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珍（1861年8月19日－1930年7月1日），正定县人，字聘卿，号冠儒，中华民国政治家，将军，先后担任军政要职，直至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与段祺瑞、冯国璋一起并称为“北洋三杰”。

清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四日（1861年8月19日），王士珍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村，出生后便过继给了伯母。王士珍早年在正定城内的私塾读书。1878年（清光绪四年）王士珍考入正定镇总兵学兵队，五年后，移防山海关区。光绪十一年（1885年）王士珍进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毕业后任炮队教习。次年，王士珍率兵到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并于日军作战。回国后，王士珍任命为督操营务处，会办兼讲武堂总教习，不久升任工程营管带、德文学堂监督，并在小站镇练兵。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士珍任军事参谋，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两年后，北洋常备军成立，王士珍担任北洋常备军左镇翼长，不久后任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随后又任陆军部右侍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王士珍任江北提督，次年，参加太湖秋操活动并镇压安庆马炮营起义。宣统三年(1911 年）王士珍任袁世凯内阁陆军大臣，清帝退位后，王士珍辞官回乡。民国初期，王士珍任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的六大办事之一，后任陆军总长。1917年，王士珍曾协助丁巳复辟，但失败。同年，王士珍在被委任为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次年面对倒阁压力称病引退。随后王士珍曾出任军事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临时维持治安会会长，并协调军阀间的斗争。1930年7月1日，王士珍因病去世，享年70岁。

王士珍在任江北提督时，曾进行改革以整顿地方财政，晚年时出任故宫保管委员会委员，参与故宫博物院管理事务。他行事低调，注重个人修养，胸中深藏城府而不露，善于谋略而不争权势。

清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四日（1861年8月19日），王士珍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村的一个没落书香门第，其祖上是从山西省逃荒来正定牛家村的。其伯父王松如没有儿子，王士珍出生后便过继给了伯母。王士珍幼年时家境艰难，其嗣父死后，跟随嗣母刘太夫人搬到正定城内，9岁时进入私塾读书。清光绪二年（1876年），王士珍15岁时，被正定镇台叶志超看中，收在属下当勤务兵。两年后，王士珍考入正定镇总兵学兵队，光绪九年（1883年），王士珍移防山海关区。

光绪十一年（1885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市建立天津武备学堂，王士珍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在炮兵科学习了三年，毕业后仍回山海关驻防。后该军设立了随营炮队学堂，王士珍任炮队教习。他采用了西方的教学方法，赢得了总兵和上司的赞扬。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农民战争爆发后，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加快侵略朝鲜的步伐，寻找发动战争的机会和借口，也尽力怂清政府出兵。同年6月，直隶提督叶志超奉命前往朝鲜助战，王士珍则率领炮队学兵奔赴朝鲜，驻守在牙山。日本也出兵朝鲜，兵力不断增加，远远超过驻朝清军。随后，丰岛海战爆发后，清军损失惨重，王士珍与叶志超撤退至平壤，而叶志超则被任命为平壤清军总指挥。

9月12日，日军兵临平壤城下，王士珍所在的牙山清军负责防御从大西门到七星门的阵地。王士珍在仔细观察地形后，强烈建议在城外山上设置奇巧的防御设施，以便抵抗敌军进攻。但叶志超认为王士珍年轻缺乏实战经验，没有采纳这个意见。9月15日，侵朝日军分成四路进行了猛攻。中国官兵和朝鲜军民进行抗击，王士珍率领炮队学兵在城上坚守，重创日军。在战斗中，王士珍的左手无名指被炸掉，而额头左上部被弹片击中，留下了一寸多长的伤口。敌人四面合围，炮队学兵与王士珍一起杀出重围。虽然平壤失守，清军溃退，但是王士珍跟随着叶志超连夜奔驰，依靠手中的地图，成功指导残军在黑夜中疾行，安全到达新义州特别行政区。回国后，王士珍仍统率山海关区炮队，《马关条约》签订后，随新任直隶提督聂士成一起移居到芦台街道（隶属今天津市宁河区）。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意识到不能依靠原有八旗、绿营、巡防营清军来维持统治，应效仿西方训练军队，于是命袁世凯在小站镇练兵。袁世凯到天津市后，在小站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并让天津武备学堂总办荫昌为他推荐军事教学人才，王士珍被推荐任命为督操营务处，会办兼讲武堂总教习，不久升任工程营管带、德语学堂监督。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北洋政府大臣直隶总督瓜尔佳·荣禄在小站检阅新建陆军，王士珍用工程营设制的水雷、旱雷、踩雷和各种武器一一进行演习，受到荣禄赞赏。对他赞不绝口，认为王士珍具备治国之才，并派他代表清政府去日本阅操。次年2月，荣禄再次检阅，王士珍利用特制的帆布搭建桥梁，让荣禄的步兵、骑兵、炮兵通过。等到检阅完毕回去再过海河时，王士珍仍为他架设帆布桥，荣禄担心天已渐暖冰川解冻，存有危险，王士珍劝他不必担心，三天后冰河才会解冻。荣禄佩服王士珍料事精确。同年，袁世凯创设了随营武备学堂，王士珍任工程队学堂监督，同年冬又经瓜尔佳·荣禄推荐赴日本阅操。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袁世凯委派王士珍去山东省巡视，他在一个月内将沿海各要隘、军营情况全部勘察清楚，并安排好了驻兵计划。袁世凯赞赏他的能力，指派他为小站留守司令官，指挥新建陆军依次从小站开赴山东。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袁世凯临时担任山东巡抚，王士珍则被任命为军事参谋。此时，山东的各个州郡都正在掀起义和团运动，，王士珍向袁世凯提出了一套对付义和团的策略，主张先通过劝解化解危机，然后以武力相威胁，如果不奏效，就捕杀首犯，解散其余成员。 袁世凯接受了王士珍的建议，让他参谋山东省全省军务，最终各路团民死伤惨重。而此时端郡王爱新觉罗·载漪主张利用义和团运动来对抗洋人，袁世凯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引起了端郡王载漪和爱新觉罗·硕塞爱新觉罗·载勋的不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端郡王和庄亲王派一个义和团首领，拿着清政府的令箭，来找袁世凯，要求袁世凯允许他们设坛继续操练。袁世凯便招集群僚商议，王士珍提出由他对义和团的首领进行审问。最终，王士珍以盗窃端郡王、庄亲王的令箭的罪名将义和团首领斩首，随后把令箭封存还给端郡王和庄亲王。避免了义和团重新在山东省设坛，又堵住了端庄王的嘴。

此外，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由于袁世凯奉行大力剿杀义和团、保护传教士的政策，许多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纷纷逃往山东避难。王士珍指使手下士兵组成便衣队，为逃难的人群提供保护，并协助租赁车船，提供粮食、衣服和现金等援助。当八国联军大举进犯京津地区时，王士珍下令山东全省靠近直隶边境的村镇，在墙上用白灰写上了大字：“此山东境！”八国联军看到后便不再进犯。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黄河山东段发生两次决口，其中第二次在章丘南岸陈家窑。王士珍带领工程营参与堵口，日夜巡视并调兵平凹凸荒滩，加固堤坝。命河官储料，五日后合拢，成功让荒滩变成沃壤。此外，王士珍还出谋划策，与袁世凯共同制定堵口方案，成功堵住了决口。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政府大臣。王士珍任步兵第一协统领，兼理全军操防营务处。次年，王士珍奉袁世凯之命前往正定县、大名县、冀州区各县招募壮丁6000人，编组成北洋常备军。随后，王士珍担任北洋常备军左镇翼长，并参与编订了常备、续备、后备各军章制，并编订营制、饷章。后来袁世凯又编练京旗常备军，王士珍任第一任统制官。次年12月，清政府批准袁世凯在北京成立练兵处，王士珍被任命为练兵处军学司正使。王士珍在当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和重视。凡是有重要文件需要处理，袁世凯必定要让王士珍参与并提出意见或建议。王士珍还参与上奏或下发的文件的起草或修改工作，因此被称为“龙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设立练兵处，督练新建陆军，爱新觉罗·奕劻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为会办。同年冬，王士珍被袁世凯举荐为军学司正使。而奕不懂练兵之事，练兵处事权落在袁世凯一人之手，又间接为王士珍等人把握。

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以北洋军左右两镇为基础，组建了北洋陆军6个镇，王士珍任第六镇统制。同年十月，清政府在直隶河间府组织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秋操活动，抽调了2万余名北洋陆军士兵参加，王士珍则被任命为总参议兼操练处军政司正使，负责指挥操练。次年，清政府把兵部与练兵处合并成立陆军部，王士珍被任命为陆军部右侍郎。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王士珍以陆军部侍郎衔外放江北提督，执掌军政，统辖诸镇，兼理盐漕事务。次年，王士珍的母亲去世，他请假三个月回乡治丧。守孝期满后，王士珍被授予正黄旗蒙副都统，赏头品顶戴，并继续统率第六镇，回江北提督任上。王士珍在任江北提督期间，捞到大量银子在牛家庄盖起一座家宅和家庙，后在正定县城内西里街购置宅基地，建起村邻二套宅院的寓所，又在正定城南购买土地10余顷。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王士珍率领江北新军参加了清政府在太湖举行的秋操活动。出发前，他让士兵们抬了许多标注着“无铅箭”“饼饵”的箱子，并亲自盖上封印，而里面实装子弹和银元，王士珍吩咐下属得到军令才可以打开箱子。此时，安徽出现了一个名为“岳王会”的革命团体，安徽新军炮营队官熊成基与革命志士联络，在太湖县秋操期间于安庆市发动了起义。两江总督端方飞请求王士珍出兵镇压。而当时带兵的将官无子弹和兵饷，王士珍下令打开箱子，稳定军心，随后率兵堵截、追击，最终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同年，光绪帝和慈禧相继去世，溥仪继位，其生父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执掌朝政，勒令袁世凯回原籍“养病”，随后王士珍也称病请辞，于宣统二年（1910年）获准辞职。

宣统三年(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后，清政府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王士珍奉袁世凯之命襄办湖北军务，添募新兵一万二千五百名，编为湖北巡防营驻守京汉铁路沿线，以巩固北洋军的后路。同年9月，王士珍署理湖广总督，不久后因病解职。宣统三年（1912年），以袁世凯为总理的责任内阁形成后，王士珍任陆军大臣，仍坐镇上、组织前线战事。同年2月，宣统退位。王士珍为忠于清廷，决计辞职。他称自己身任陆军大臣，决不愿署名于皇帝退位诏后。辞官后退居家乡正定县城里。

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屡次致函致电请王士珍担任要职，都被王士珍婉言谢绝。1914年，袁世凯派其子袁克定及北洋政府同僚数人专车至正定请求王士珍出山，王士珍再次拒绝。随后经陆军军长段祺瑞的设计，王士珍前往北京，被袁世凯任命为海军统帅办事处坐办、模范团筹备处处长，授陆军上将军衔。同年5月，王士珍又任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的六大办事之一，实权最大。1915年，段祺瑞不满袁世凯便装病请假辞职，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并在段祺瑞辞职后正式接任。同年冬，袁世凯宣布帝制，护国运动爆发。次年，王士珍等人被袁世凯召集来商讨撤销帝制案。不久后，袁世凯去世，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制，王士珍被任命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

1917年，黎元洪和段祺瑞因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府院之争”，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位，王士珍被任命为京警备总司令，并任临时国际政务评议会评议员，以控制北京局面并为黎元洪对德宣战制造声势。随后段祺瑞组织督军团，要用武力赶黎元洪下台。同年5月，王士珍在北京召集军事会议，主张和平解决时局，即以和平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随后致电各省，转告黎元洪解决的时局办法，要求各省不要发动军队。王士珍还要求解散国会，并派员赴津与段祺瑞的“总参谋处＂磋商调停方案，但总参谋处坚持要求总统退位。此时，安徽督军张勋借进京调停之命趁机拥清废复辟，6月14日，张勋带着辫子军进京，王士珍下令步兵统领江朝宗用电话通知守城军队打开城门，辫子军涌入城内。7月1日，王士珍还跟随张勋等人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清帝复辟，随后任内阁议事大臣，并被任命为参谋部尚书。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宣誓讨伐叛军，各省军阀也改变了态度，从支持复辟变为支持共和。复辟派随之溃败，但王士珍还留在京城。这场复辟运动仅持续了12天便收场。段祺瑞重新担任国务总理后，认为王士珍维持北京城内秩序有功，要他继任参谋总长。

段祺瑞上任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引发了护法运动，随后被迫辞职。1917年11月30日，王士珍被副总统冯国璋委任为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仍兼陆军总长。王士珍组阁后，段祺瑞通过报纸对王内阁大肆攻击，又唆使新交通系进行倒阁活动。1918年，王士珍吕振羽其他阁员对抗，拒绝惩戒将军李纯，也不同意发出电报训斥李纯。此外，他还公开反对副署罢免冯玉祥的命令。随后，在巨大的倒阁压力下，王士珍于1918年2月称病引退。同年，王士珍被冯国璋封为德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不久王士珍辞去所有职务，退出了军政界。之后曾任月薪500元的北京电车公司董事长。

1925年，段祺瑞重新执政后，召开善后会议，邀请王士珍出任议长，但被王士珍拒绝。随后王士珍出任军事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后段祺瑞下台，善后会议随之结束，王士珍主张和平的心愿并未实现。次年5月，军阀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联手讨伐冯玉祥，冯玉祥的军队退出北京后，王士珍被北京各知名团体推荐为临时维持治安会会长、京师救济联合会会长，以保持北京的治安秩序，并一度调解直奉之间的争端。此外，王士珍晚年时还担任故宫保管委员会的委员，参与故宫该博物馆的管理事务。

1928年5月，北伐军向军阀张作霖发动全线攻击，王士珍组织了和平运动。张作霖退出北京后，王士珍再次担任治安维持会会长，拒绝韩复榘的武力进驻，并电请国民政府迅速和平接收北京。

1930年7月1日，王士珍在北京堂子胡同因病去世，享年70岁。

王士珍在任江北提督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王士珍都请设立督练公所，又积极恳请财政拨款。次年王士珍在太湖秋操时平定了岳王会起事。宣统元年，王士珍整饬地方财政赋税等，竭力筹集军费，他鉴于漕捐、河务、荡务以及防营陆军各项粮饷岁入岁出分门别类，并奏请选派江北陆军正参议许贞干、现办淮海巡防营务处江苏省候补道汪咏沂总办江北陆军粮饷局，直隶试用道朱照为会办，负责设局开办诸项事宜。

王士珍在清末曾跟随袁世凯，参与组建北洋军，并参与编《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及《兵略录存》等兵书。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政府大臣后，王士珍任北洋常备军左 镇翼长，兼理全军操防营务处，专司训练。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士珍赴粤协助训练新军，不久后，参与筹备新军大操事宜，并担任新军大操总参议。宣统元年，袁世凯被清廷罢免后，王士珍作为北洋新军中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物，被清朝官员爱新觉罗·载沣等人笼络。

王士珍晚年时由于在北京的地位，因而在故宫博物院方面，无论是杜锡珪内阁成立的故宫保管委员会，还是各方名流自发组织的“故宫博物院维持会”，王士珍均列名为委员。1926年夏，王士珍担任治安维持会会长，直至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和平接受北京。不久后，国民政府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案，博物院领导人员展开行动，反对该提案，并开放故宫，邀请党政军要人参观，以求得帮助，最终使得故宫博物院得以延续。

清朝末年，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被称为“北洋三杰”，王士珍还被报刊赞誉为“三杰之冠”，又称为“三杰之龙”。

现代学者彭秀良：“进入民国后，王士珍行事低调，尽力远离政治漩涡，并为调节军阀间的战争出力颇多，其悲天悯人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仰。”

近现代学者尚秉和评价王士珍“性恬淡，平生荐举不使人知”，“性至孝”。

近现代改良派人物康有为评价王士珍对待袁世凯称帝的态度：“然忠贞若王士珍、自辛亥玉步之后，即已拂衣高蹈，今虽强率而出，闻其在陆军部上奏，于臣字必加涂抹……”

现代学者章宏伟：“王士珍是北洋军阀中的重要人物，他注重个人的修养，不大喜欢弄权，也不大愿意介入大规模的政争。”

近现代学者徐青、刘红、巫绍泉：“王士珍这个人，并不把功名利禄看得很重，一生淡泊宁静，胸中深藏城府而不露，善于谋略而不争权势，在政治舞台上时隐时现，滑若蛟龙。”

近现代学者丁中江：“王士珍神龙见首不见尾，故曰龙，其实他在北洋政府三杰中官位不及冯的代总统和段的执政，也未抓过实权，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尊他为龙，因为中原地区士大夫传统风格以让为德。”

光绪二十年（1894年），王士珍出兵朝鲜，在士兵饥渴难耐时，某士兵发现了藏有衣物和面粉的两个大缸，但王士珍禁止动用百姓财物。后来，一个士官来哀求王士珍允许取些面粉充饥，王士珍应允。拿取面粉后，王士珍又让勤务兵准备银子放进缸里，原样封掩好，然后率队离去。

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派遣王士珍担任江北提督，执掌当地的军政事务。王士珍只带了一名仆从轻装前往巡视该地区。在途中有一天路过一村镇，王士珍命随从前去找客店，准备休息一夜，然而，他的随从找遍了所有客店，都告诉他们客满不能留客，最终随从找到了一处草棚，并报告王士珍因有知府到江北上任路过此地，下戒严令，今夜不准任何过路人在此留宿，所以他们才找不到客栈。二更时分，来了一队公差查店，发现草棚里有人，便要拿他们主仆二人示问。王士珍只好亮明身份，并将一盏写有江北提督的宫灯打了出来。公差赶紧回去汇报，随后知府前来谢罪。王士珍见那知府言谈举止粗俗不堪，便询问他是否是捐了银子才当上官，对方回答说是。王士珍说他在还未到任的时候就骚扰百姓，以后怕是不能为民办事，并劝他回家好好过太平日子吧。

宣统四年(1912年)，溥仪退位后，王士珍随即辞去了官职，回到家乡正定西门里公馆隐居。他经常在茶余饭后到附近城墙边散步，有一天他发现几个新驻防兵丁正在拆城墙，于是上前询问。这些拆墙的士兵是奉系军队的，他们并不知道王士珍是什么身份。由于王士珍在穿戴和言谈举止上看起来像平民，所以这些士兵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只是粗鲁地咒骂了一句。尽管如此，王士珍依然用和气的口吻劝说这些士兵。但这些士兵不听，反而扬手打了王士珍一个耳光。王士珍没有办法，只好默默地离去。王士珍回到家后立刻联系该驻军的上司，说明了城墙防洪和军事上的重要性，要求停止拆城墙。尽管他已经不再担任官职，但他的经验和名望较高，因此驻军上司得知此事后，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的意外，立即调走了驻扎在正定的兵丁，成功地保住了正定城墙。

王士珍任江北提督期间，江北的一家银号发生了金融挤兑，待支取银两的储户堵住了周围的街道。这种情况持续了数日，并导致银号门几次被挤坏。银号亏空了十万两银子，其尚未兑换的储户因此情绪激动，骚乱不断。银号老板找到了王士珍的师爷蔡寿山，希望用官衙库银抵押。蔡寿山知道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并马上请示了王士珍。按照大清律，私自动用官库银两罪加重惩罚。然而，如果不管银号的问题，也会损害正常经济和社会秩序。王士珍略加思索便吩咐蔡寿山道不能动用库银，但可以打开库门，让储户们来看一看。当储户看到库银充足之时，便纷纷离去，金融风波在王士珍的指挥下迅速消失。

有一次，驻扎在正定县的奉系军队中有一些士兵因酗酒而闹事，其中一个不理智的士兵大声宣称要去找娼妓，其他士兵故意诱导他去王士珍家，说那是个对娼妓开放的地方。他仗着是驻防兵有恃无恐，到了王士珍的公馆，闯入后他被人抓住并遭到殴打。得知这个消息后，王士珍急忙赶到现场，命令停止殴打。之后，王士珍询问事情的详细情况，这时驻防军官的副官得知此事后赶来，向王士珍道歉并表示要严惩那个醉酒的士兵。王士珍则表示要严格管理士兵，不能让他们骚扰百姓，并说那个醉汉也被送到了县衙接受惩罚。随后，王士珍把这个醉汉叫到大厅，询问了他的家庭情况。醉汉深感后悔，王士珍告诉他，他要么被送到军营，要么被送到官府接受惩罚，但是这样都会影响他的家人，于是劝他不要回营，并给这个醉汉一些盘缠，让他回家过安稳的日子。

1917年6月29日深夜，丁巳复辟之际，王士珍任陆军总参谋长兼京畿警备司令。当时，王士珍找到步兵统领江朝宗，向他提及即将复辟的消息。江朝宗建议他们立即去报告总统。两人上了汽车，但就在这时，迎面来了一辆汽车，二人被持枪的士兵包围。一名副官下了车，手持黑帮头目“万绳拭”、刺客雷报春、张振芳的帖子，要求他们跟随着他去见张勋。二人被带到南池子张勋的住处，进入张勋的密室，张勋要求他们下令打开城门，随后放二人离开。

王士珍每次回老家牛家庄，不管是骑马坐轿，一过五里铺便下来步行，一是因为村东口立有梁梦龙神的神道碑，他对梁阁老十分敬重；二是因为自己在王氏家族辈分较低，所以逢乡亲们便热情打招呼。有一次家族要举行隆重的典礼，特地准备了大量的乐队和人群迎接他的到来。可是当他到达时，已是中午时分，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到来，可是他却已经悄悄地从小道进入村庄了。族长很不高兴地责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自己在外面做官，看到了官场的险恶，深知什么是真正的忠诚和真诚，我并不想展示自己官员的身份，并称没有什么比朴实和谦虚更加重要。族长听了他的话，夸赞他明事理，有出息。

王士珍担任总理后工作十分繁忙，每天都有大量文件需要处理，常常工作到深夜。他身边的人劝他出去走走放松一下，但他总是不愿离开，回头继续处理文件。王士珍并没有其他的嗜好，他的秘书郝立斋尝试说服他去看一场戏，后来他勉强同意了。到了晚上，王士珍来到了戏院，发现前排空荡荡的，一个牌子上写着“总理席”。但戏院管事的误认为他不是总理，大呵一声拦住了他。王士珍本来就对这场戏没有兴趣，他与秘书郝立斋离开了戏院。郝立斋觉得事情很奇怪，去问前台发生了什么事情。管事的称刚才来了一个土里土气的老头，自己把他赶走了。郝立斋告知那个老头就是总理，怒斥管事的不该这样做，并把戏院停业。次日，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新闻，说总经理看戏不成封了戏院。王士珍看到这条新闻后责备了秘书并要他通知戏院照常开戏。

在牛家庄村，农民杜焕成的牛被偷后失踪，他求助于当时的北洋政治人物王士珍。王士珍立即派人到警察局请警察帮忙寻找。警方采取了多项措施，最终在城墙根的一苇地坑处找到了黄牛。警方将黄牛送到王士珍处，杜焕成对此非常感激，王士珍也立了一个规矩，凡是乡亲找上门来，不论是大事还是小情，都要尽全力协助。

王士珍故居建于1912年，为民国时期北方典型的四合院，大院原有东、中、西3个院落，现仅存中院。清帝退位以后，王士珍退隐乡间，多数时间住在这里。其样式为典型的清末民初结构，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1982年，正定县人民政府确定其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县文物保管所负责对其进行保护和管理。自2010年以来，王士珍故居以中式饭店“王家大院”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

王士珍是否时冒名顶替进入的天津武备学堂历来说法不一。学者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记载：“聂士成编练武卫新军时，曾向朝阳镇总兵杨瑞生（杨度的伯父）调用军事人才，杨总兵开了一张保单，有个守备王士珍在内。王士珍因老告退回籍，而保单又己送了出去，杨总兵就叫一个姓王的马弁冒名顶替到武卫新军，不久又由武卫新军选送到武备学堂肆业三年。他曾经参加甲午年中日战争，战后跟随聂士成驻军芦台。他后来一直冒用王士珍的名字。那个真王士珍却因年老失业，晚年在湘潭市杨瑞生家做烧饭司务。”常年从事王士珍研究的王发敬认为光绪十一年（1885年）直隶总督兼北洋政府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市建立武备学堂后，叶志超部下以为王士珍的福建籍军官被选入册，但临近入学时，王士珍不辞而别，于是王士珍顶替福建籍王士珍进入天津武备学堂。此外，《中华民国史》中也记载福建籍王士珍因年岁大不愿去武备学堂，便由正定县王士珍顶替他入学。

而学者彭秀良的《王士珍传》中认为上述说法存疑，一来陶菊隐解释假王士珍顶替真王士珍入学时称，假王士珍早年曾是杨瑞生的马弁，因为机灵勤快受到主人赏识，遂保荐其入北洋武备学堂。而为王士珍作行状的尚秉和根本未提到过王士珍给杨瑞生当马弁的事，王士珍自己也说从军开始就在正定镇标，跟随叶志超。因此彭秀良认为，杨瑞生保荐王士珍的说法无法成立。二来，彭秀良认为叶志超的部下竟然有两个同名同姓的王士珍十分奇怪，因此对该说法也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