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1917年7月24日－2006年6月7日），女，原名潘希珍，籍贯浙江永嘉，中国台湾当代小说家、散文家、词人。

琦君一岁丧父，四岁丧母，琦君兄妹由大伯父潘国纲、大伯母叶梦兰抚养。从小由叶巨雄先生专教古典文学，饱读诗书，积累了深厚古典文学基础。自杭州弘道女中毕业后，保送入之江大学中文系，师从词学大家夏承焘。后曾留校任助教、高校图书管理员等。

1949年，因时局动荡，琦君前往台湾。此后，琦君服务于司法界26年，任高检处记录股长及司法行政机关编审科长等职。她先后在大学兼任教职，并挤时间写作。第一篇散文《金盒子》于1949年发表后，琦君开始写作生涯，发表出版多部散文集、小说作品。其屡次获得台湾文艺奖、散文奖等荣誉，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受邀多次访问美、韩、朝鲜等国。因丈夫调美工作原因，两次跟随前往美国，专心于读书写作。2004年6月回台北淡水定居。2006年6月7日，琦君以90岁高龄逝世。

主要代表作品有散文集《烟愁》《红纱灯》《桂花雨》《三更有梦书当枕》《水是故乡甜》，小说《琴心》《橘子红了》《百合羹》等。琦君以怀旧散文创作最为突出，主要内容是怀乡思亲及在台生活感受等，其创作特点为忆旧怀人、抒情回忆，见微知著、取材生活，描绘习俗、点染风光，淡雅素朴、古典传统，散文有小说笔法，形象立体文风，文风淡雅自然、温柔敦厚，被誉为“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

1917年7月24日，琦君出生于永嘉县翟溪乡（现浙江温州）。幼年时期，她随母亲住在乡间，其父潘国纲虽任军职，却酷爱文学，琦君从小受其影响，由叶巨雄先生专教古典文学。五岁开始学习方块字“人手足刀尺”，七岁开始学读唐诗、诗经，学写对联，九岁读《论语》、唐宋古文、《左传》，学作文。十岁时已经能熟读《千家诗》《幼学琼林》。经过叶老师特准，琦君开始看《三国演义》及《东周列国志》指定部分，但因为要写感想，而感到苦闷。

12岁时，琦君随父母迁往杭州市，就读于杭州弘道女中。因常常在作文比赛中获得第一，被同学们封为“国文大将”。高一时，琦君在《浙江青年》杂志上发表处女作《我的好朋友——小黄狗》，自此立志当文学家。由于琦君古典文学根基好，加之家中藏书众多，她常常偷读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暑假中，饱看新文学作品，外国小说中偏爱《简爱》《约翰克利斯多夫》《小妇人》等等。

1933年，琦君尝试创作了一篇小说《桃花开了的时候》，投稿浙江东南日报副刊被退回。同年，因成绩优异，免试直升高中部。暑假期间，在父亲的督促下重温左传、史记，并读通鉴，并偷偷读新旧小说。1934年，在高一老师的教导下，创作的《烟鬼下场》获奖，奖励二刀稿纸、半打铅笔。

1935年，琦君在国文老师的鼓励下耐心作文，并从回忆文开始。先是写了《童年琐记》，又将《桃花开了的时候》改写，两篇文章均被选入墙报与学校年刊。她向浙江省青年投稿了《我的朋友阿黄》，并被刊出，获得稿费二元四角。于是，她再一次以新诗投稿，得稿费七角。此外，琦君还当选为学生自治会学术股长，主办演讲会、辩论会等，这一阶段是她学生时代最辉煌时期。

自杭州弘道教会女中毕业后，琦君保送入之江大学（今杭州大学），就读于中文系，师从词学大家夏承焘先生。1943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常代课讲授大一国文。后曾在上海汇文女中及故乡永嘉县中教书。抗战中，琦君双亲先后逝世，于是整理出先人藏书数万卷，后捐赠浙江大学图书馆。1945年，抗战胜利复员后，琦君回到杭州市，任教母校兼浙江高院图书管理员，得以畅览群籍与杂志，偶写杂感寄报刊。

1949年5月，琦君因局势变动前往台湾，服务于司法界，任高检处记录股长及司法行政部编审科长等职，并编写了一套受刑人教化教材。同时，她在大学任教，先后在世界新专（现改制为世新大学）、文化学院（现改制为中国文化大学）、“中央大学”兼任教职，并挤出时间写作。琦君在台湾司法部门工作二十六年，又在大专院校教授新旧文学多年。

1949年初到台湾后，琦君在精神上感到空虚无依，于是通过写日记聊以慰藉。当时，琦君惟一的好友孙多慈女士带着琦君去拜访谢冰莹先生，后在两位的极力鼓励下，琦君将回忆手足的文章《金盒子》修改后寄到《中央副刊》。该散文得以发表，并受到广大读者的共鸣，从此琦君开始了写作生涯。

1953年，琦君在台湾国风杂志出版短篇小说集《琴心》，1956年自费出版短篇小说集《菁姐》（今日妇女半月刊）。1958年出版长篇小说《百合羹》（台湾开明书局），其后陆续出版散文集、小说等。

1965年，她代表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应邀访问韩国，并且将韩国名女作家崔贞熙的英译长篇小说翻译成中文，促进了中韩文学交流。1969年，出版了《红纱灯》散文集，并于次年获中山学术基金会散文创作奖。

1972年，55岁的琦君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访问夏威夷与美国本土，并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班讨论会。1977年因丈夫调美工作，于是司法界退休，辞去兼任教职前往美国，专心于读书写作。散文之外亦醉心于小说。

1980年，琦君自美返国，任教“中央大学”中文系，直到1983年再随夫留居美国，并于5月出版散文集《水是故乡甜》。1984年，琦君应邀出席纽约美东区中华妇女联谊会座谈。

1985年，琦君出版散文集《此处有仙桃》。《琦君寄读者》获新闻局儿童创作金鼎奖。1986年获台湾中山学术基金会文艺创作散文奖。琦君应邀出席休斯敦中华妇女工商会美国总会演讲“妇女与文学”。同年，应邀出席旧金山国建会美西分会文学组座谈。1989年，应台湾现代文学讨论会之邀，琦君回台讲评潘人木名作长篇小说《马兰的故事》。次年出版小说《橘子红了》。1992年应邀赴巴黎，在海华文艺座谈会上与当地华文作家交换心得。

2004年六月偕同夫婿回台北淡水定居。2006年6月7日凌晨4点45分病逝于台北市和信医院病逝，享年九十岁。

琦君的作品主要内容是怀乡思亲及在台生活感受、海外游踪的论述、杂谈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思念故乡与缅怀亲友的散文，呈现出个人的回忆录和强烈自传性，情深意切，真挚感人。散文多以童年视角回忆故乡，以写实的自传体对故乡人事物进行描写，处处充溢着浓浓的思乡情，离别恨，避开了战斗主题的缠绕和政治话语的介入，书写漂泊人生的乡愁。

琦君塑造的母亲形象是一位旧社会典型的贤妻良母，充满了"母心”“佛心"。《毛衣》一文就是怀念母亲的名篇。通篇透过自己替母亲织毛衣的曲折，刻画母女情深。其它书写母亲的篇章或描写母亲坚毅俭朴的美德，或叙说自己与母亲相处的情感，或歌颂母爱的光辉伟大。琦君笔下的母亲，除了慈悲佛心的母性外，也侧写了传统怨妇和弃妇的幽叹，《一朵小梅花》和《髻》两篇就是典型。

此外还有琦君终生感念不忘的师长们，童年家塾时期虔诚信佛的启蒙师，中学时期鼓励写作的王老师、慈爱和蔼的韦先生、善体人意的房老师、民主讲理的训导主任沈先生、终年蓝布旗袍的梁老师，以及大学时期令人钦仰以言教身教的夏老师。夏先生对琦君影响深远，在多篇的文章中，琦君深刻记下了她对这位恩师的追忆与思念，如《一生一代一双人》《遇寄翟师》等篇。

琦君的童年回忆散文组成一个温馨的小世界。以母亲为中心，加上了外公、阿荣伯、五叔、阿标叔、家庭教师，各有其性情形象。从双亲到德高望重的桥头阿公、善心慈爱的姨婆、谆谆教诲的老师、帮佣的阿荣伯伯和阿标叔叔等等，他们的一言一行、性情思想均栩栩如生。

琦君的作品多取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与身边事，这些生活随感，写来自平凡生活的平凡感悟。琦君绝少采取直抒胸臆的粗糙手法，她善于精心筛选出典型的生活细节。她擅长捕捉人物心理活动的微妙之处，尤能抓住见出人性深度的心理活动。《桂花雨》《人鼠之间》《垂柳斜阳》《浮生半日闲：笔记小品赏读》等，是生活随感的代表作。总体而言，琦君的童年忆往散文，大多是"因物起兴"，由外在事物引发回忆，例如：《杨梅》《晒晒暖》《第一双高跟鞋》等。

有学者指出，琦君的怀旧散文取材偏狭，只着眼于乡村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对于贫富不均的现象轻描淡写，忽略了剥削与压迫的客观存在。由于笃信佛教，她对人生的感悟有时变成了对佛教教义的阐释，这一点是琦君散文的美中不足之处。

琦君经常将家乡美好淳朴的人情与庶民文化透过民俗节庆的描写融入作品当中，表现出浓厚的家乡情味。琦君的故乡，是一个风俗淳厚的小村庄，以"官家小姐"身份置身其中，写出她所经验的丰富而淳美的民俗文化，举凡节庆、宗教，饮食、手艺、偏方、俗谚，表现传统农村社会的温良美善，生趣盎然。受古典文化典籍的陶染，琦君的忆旧书写充满诗意的美感。故乡风土习俗的忆念多穿插在记人记事写景散文中，如《喜宴》《月光饼》《红纱灯》等，都是描写家乡风俗习俗的名篇。

琦君文笔清新流畅，展现了作者“超人的记忆力”。她将故乡的一景一物清楚描绘，笔下的江南美景——西湖、苏堤，垂柳、软草，寺院、水乡，长江、钱潮……仿佛跟着琦君旧地重游。思乡的篇章如《忆苏州》《何时归看浙江潮》《故乡的江心寺》等文皆为佳作。

除了文字精炼清新优美之外，透过故乡景物的描述，琦君"以景入情"，思乡怀乡之情浸透于文中，如《故乡的江心寺》写永嘉城郊的名胜古刹江心寺，除了介绍江心寺的历史流变，文末更透过寺中泉水"回头水"的寓意，象征自己思乡归乡的向往。

琦君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情真意善，笔素文美。文风淡雅自然、温柔敦厚，叙事与抒情结合，布局多样，联想丰富，颇具诗情画意，富有感染力。

琦君的怀旧散文表现了浓郁的人情人性美，其叙事如同“画龙”，所寄寓的人性美就是“点睛”之笔，使文章具有温柔而又强烈的震憾力。琦君的散文承继古典诗文的遗绪而来，涵泳了“古典”的气质。在她建构的故人旧事童年记趣所交织的天地里，充满浓郁的中国传统韵味，忆旧伤怀却显温馨平和，这是琦君为自己所写，也同时为那一代离乡的中国人所编织的摇篮。

如名篇《髻》，透过母亲和姨母发髻的不同，来显现两人性格的差异。透过书写母亲，琦君书写出传统女性处于被弃、冷落，“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的委屈与幽怨，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中国女性的勤劳，节俭和容忍、温柔、内蕴、坚强的美德，这更使琦君的散文呈现着“温柔敦厚，不怨不尤”的美学风格。

琦君比较注重散文小说化，强调散文脉络的故事性，行文中有或浓或淡的故事情节。有的是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如《碎了的水晶盘》《髻》《一朵小梅花》《一袭青衫》《香菇蒂》《金盒子》等；有的是枝枝节节的片断组接，如《秘密》《水的怀念》《外祖父的白胡须》《母亲的偏方》等。

此外，琦君的散文追求形象化、立体化的戏剧效果。她认为，“要想一篇散文产生吸引人非读下去不可的魅力”，就要“有小说戏剧鲜明的形象化、立体感”。她归结为“适度运用对人物语言动作的详细描绘手法”，也就是运用小说笔法刻划人物的形貌、心理和性格特征。这种用小说戏剧手法作文，使琦君的怀旧散文富有故事色彩和立体效果。

琦君的散文作品斩获多项文艺创作奖项，包括中山文艺奖、台湾“国家文艺奖”、台湾中山学术基金会文艺创作散文奖等。

1963年，其散文集《烟愁》获“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章。1970年，著作《红纱灯》获第五届中山文艺创作奖。著作《此处有仙桃》获第十一届“国家文艺奖”，著作《琦君寄小读者》（后改名《鞋子告状》）获台湾“新闻局”儿童创作金鼎奖。

此外，琦君到访多个国家及地区，参与文艺创作交流活动。1966年，琦君代表台湾妇女写作协会访问南朝鲜。1972年，应美国官方邀请访问夏威夷及美国本土。1984年，应邀出席纽约美东区中华妇女联谊会座谈。1986年，应邀出席休斯敦中华妇女工商会美国总会演讲“妇女与文学”。后应邀出席旧金山国建会美西分会文学组座谈、休斯敦建国会美西分会文学组座谈等。

2006年，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向琦君致敬颁赠“资深作家敬慰奖”，著作《永是有情人》入选第四十九梯次“好书大家读”。其散文作品多次被推介成为中小学优良课外读物。小说《橘子红了》曾被台湾的公共电视台改拍为电视剧，散文《春酒》入选人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第19课，《桂花雨》入选人教版五年级上册《语文》第3课。

2001年大陆在琦君家乡建成“琦君文学馆”，10月18日，琦君以84岁高龄回到故乡翟溪，亲自为“琦君文学馆”开馆揭幕。2004年夏初，琦君由美国返台定居后，台湾掀起了新一轮“琦君热”。同时，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特意举办了琦君及其同辈女作家学术研讨会及资料展，探讨琦君作品中诗化小说、怀旧散文及佛教意识等主题，并与同辈女作家进行比较考察。2005年，由她早年执教的台湾“中央大学”建立了“琦君研究中心”。

2010年12月29日，瓯海区政协成立了琦君文化联谊会，这是大陆首家专门研究琦君文化的机构。2011年，瓯海区政府着手琦君文化资源的挖掘，打造“琦君故里”文化主题公园。

白先勇：“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相薄，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重的记忆与怀念”。“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那一幅幅的形象，都在诉说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幽幽的枪痛”。

林海音的《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综合评价了琦君的散文集《烟愁》及其前期小说，认为琦君的散文“乍看来，是朴实无华的，但仔细的玩味，就会觉得那种淡雅，也是经过作者细心琢磨的”。张秀亚的《烟愁》则认为“在琦君的文章中，有一种清新俊逸之气，一股高雅的气韵，一种难言的神韵”。

学者夏志清先生认为琦君的一些名篇，如《看戏》《一对金手镯》，即便列入世界名作之林也无愧色。“琦君的散文和李煜、李清照的词属于同一传统”。“朱自清五四时期的散文（《背影》可能是唯一的例外），读后令人肉麻，哪里比得上琦君？我想琦君有好多篇散文，是应该传世的”。

楼肇明认为琦君在许多方面与“五四”时期的冰心相似，多半写童年记忆、母女之情、友伴之谊，但是琦君却写出了新水平，她在一个新的散文水准线上营造了一个只属于她的艺术世界。

著名诗人、散文家杨牧则认为“她的散文在许多方面已超过了朱自清和冰心”。在《给予他年说梦痕——琦君的散文》一文中，杨牧提出：“琦君是能充分驾御文字以驱策新感性新思维的二三健笔之一”，“琦君散文的严密深广，复于平淡明朗之中”。

龙榆生是琦君的老师夏承焘先生的挚友，因在敌伪时期做过事而入狱。琦君此时供职于苏州高等法院。夏先生为了救朋友出狱，托琦君带信给此人。夏先生在与龙榆生数度通信提到琦君时，为了避嫌疑，都用一个“琦”字为代表。因琦君的本名是“希珍”，常以“希世之珍琦”勉励琦君。

龙榆生知道“琦”字指的是琦君，回信时便在“琦’字之下再加一个“君”字，表示礼貌。于是，琦君二字便经常出现在两人的信件往来中。另一边，琦君做担保，以学生的身份上书，为龙榆生申请了保外就医并获准，最后成功出狱。“琦君”之笔名即为纪念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