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1897年3月26日—1999年4月21日）是一位中国作家和学者，出生于浙江省，原籍安徽黄山区。原名苏小梅，后来改名为苏梅，字为雪林。曾用名瑞奴、瑞庐、小妹，她还使用过笔名绿漪、灵芬、老梅等。

1913年，苏雪林进入一教会中学读书，次年冲破家庭阻挠，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毕业后在母校附小任教。1921年考取了由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开设的海外中法学院，后转入里昂中国美术学院学习美术、文学。1930年任安徽省立大学教授；1931年至1949年在武汉大学任教，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她在武大任教达18年之久，与凌淑华、袁昌英一起被戏称为“珞珈三剑客”。1952年，苏雪林经香港到台湾并任教台湾师范学院（后改为台湾师范大学）。1955年，担任中国台湾“教育部”编辑员，改任师院兼职教授。1973年，苏雪林退休后，从事学术研究。1991年，苏雪林以近百岁高龄完成了回忆录《浮生九四》。1998年5月，苏雪林以102岁高龄回到家乡太平，1999年4月21日，苏雪林病逝于成大医院，同年8月，归葬故土母亲坟旁。　

苏雪林的著作丰富多样，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绿天》、《青鸟集》、《屠龙集》，长篇小说《棘心》，小说集《蝉蜕集》等。

苏雪林原籍安徽省黄山区（今黄山市）岭下村，祖父曾出任浙江瑞安市知府，父亲捐到一个候补道员，分发去山东省候补。由于祖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见，苏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她七岁开始，才跟着叔叔及兄弟们在祖父衙署所设的私塾里跟读，只是不解其意，囫囵吞枣地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幼学琼林》等。在私塾里只跟读一二年，男孩子们都纷纷去学校读书了，她不得不辍学。利用在私塾里学得的一二千汉字，从叔叔和哥哥那里借一些通俗小说当作课本自读。久而久之，她不仅能读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也能粗读文言文的《耳中人》、《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书。于是她模仿林纾笔调写日记。不久父亲山东省未能补上实缺回家，父亲教她和大姐念完《唐诗三百首》、《古诗源》、《古文观止》，12岁的苏雪林已能写古诗，父亲称赞她为奇才。

1911年武昌革命爆发，苏雪林的父亲从云南仓皇逃回，祖父不愿效力新政，托人在上海租界租房，举家从浙江省迁移寓居上海。苏雪林的叔叔、哥哥们都先后进入上海新式中学或大学，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带回一些新旧图书和当时流行的报刊，苏雪林便借机有挑选地阅读，《史记》、《汉书》、唐德荣、宋词、元曲、明清传奇，以及历代名家的专集也都有涉猎，连当时流行的译作《天演论》、《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十字军英雄记》等，也都深入了解。

苏雪林一家在上海住了两年，祖父眼见清朝恢复无望，家庭经济日益窘迫，于是回到老家安徽太平县岭下村。父亲在安庆谋到差事，她和母亲、三妹一起到了安庆。1912年，16岁的苏雪林由祖父做主，被许配给江西南昌经营五金生意的张余三次子——张宝龄。1913年她与三妹进了基督教办的培嫒女校读了一学期后回到故乡，直到1914年祖父病故。

1915年，苏雪林考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在校期间能诗善画，引人注目。1919年毕业后即留在母校附小教书。在这段极短的教书生涯中与黄庐隐女士相识。苏雪林不甘于做一辈子小学教师，以了此一生。于是，再一次向家长提出继续升学的要求，祖母以婚嫁为由进行阻挠，后因苏雪林大病而停止逼婚，还满足了她的升学愿望。这一年，她与庐隐结伴同行，离开安庆，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在系主任陈中凡先生的帮助下，很快从旁听生转为正科生。

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新文化运动对她产生一定影响，加之苏雪林受教于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知名教授、学者，同学中又有谢洪赉、冯沅君、石评梅等追求女性解放的才女，在师友的影响下。她的思想也深受震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五四运动中，苏雪林接受了新文化，写过一批白话文，刊于《晨报》副刊、《益世报》副刊等。

1921年，苏雪林去法国求学，先后在中法学院、里昂中国美术学院学习西方文学和绘画艺术。苏雪林在法期间恩了一次很严重的病，躺在医院里，医院里一些天主教修女细心照顾，使她的病逐渐好转并恢复健康，苏雪林深受感动。在一位外国好友的劝说下，皈依了天主教。后因母亲生病，于1925年提前回国。

1925年她与张宝龄结婚，二人关系并不融洽，1926年春节后，由她的恩师原北平女高师国文系主任陈中凡介绍，去苏州景海女中、东吴大学任教，曾任景海女中国文部主任。1927年夏苏雪林由在上海任编辑的六叔介绍，去沪江大学任教。苏雪林在沪江大学任教时，十分厌恶沪江教会学校浮华攀比的风气，认为学校当局应加以制止，就把自己想法写文贴在公告栏上，对这种奢华之风予以批评。竟引起了校内风波，后未获得学校续聘。后又和丈夫一起重返东吴大学。

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她在苏州写下的散文集《绿天》，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作者自传体小说《棘心》，首版3000册很快销售一空，连印四版，畅销不衰。上海真善美书店接着出版了她的《鱼生活》。

1930年6月苏雪林接受安徽大学聘请前往该校文学院任教。校内无政府主义泛滥，她与学生关系僵化，1931年夏仍回上海张家。当年8月接受了武汉大学邀请，前往武汉大学任教。在武汉大学教学期间，苏雪林接姐姐苏孟淑来校居住，组成姊妹家庭，由姐姐主持家务，她专心从事教学和著述。1934年秋，苏雪林增开新文学研究课，评品现代作家，如郁达夫、郭沫若等，对鲁迅批评较多。1936年，鲁迅逝世，她致信蔡元培、马相伯、胡适，攻击鲁迅，致蔡元培、胡适的信，发表于武汉市的《奔涛》杂志，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左翼文艺界的激烈批评。胡适在回信中，也对她提出了批评，认为其言词过当。

1936年上海新兴书店发行了苏雪林的《苏绿漪创作选》；193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青乌集》；194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屠龙集》。上海北新书局还出版过她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李商隐诗》。她去台湾后先后出版了《绿天》增订本、《归鸿集》、《欧游揽胜》、《闲话战争》、《我的生活》、《文坛旧话》、《眼泪的海》、《我论鲁迅》、《人生三部曲》等；而她的散文选集出版得更多。1938年4月，苏雪林随校迁四川乐山。1946年，转回武汉，1949年5月5日，苏雪林前往香港，开始时与张宝龄尚有书信来往，一年后就失去联系。

1950年，苏雪林借前往罗马朝圣之名，再度赴法，收集神话宗教资料用以研究屈赋。先赴巴黎，与方君璧、潘玉良重逢，不久赴罗马朝圣。1952年夏天，经香港到台湾。秋天，任教台湾师范学院（后改为台湾师范大学）。1955年，担任中国台湾“教育部”编辑员，改任师院兼职教授。1956年，60岁的苏雪林赴台南市任成功大学教授，其间，在台南与苏孟淑重建姊妹家庭，直到1972年苏孟淑81岁逝世。1964年，苏雪林利用一年休假时间，赴新加坡，任教南洋大学，讲授《孟子》、《诗经》，12月，赴马来西亚游览。次年，加开《楚辞》课，续假半年后，返成功大学。1968年是她在大学执教的四十周年，中国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向她颁发了奖金。

1973年，苏雪林退休后，从事学术研究。1978年，是苏雪林执教五十周年和八十诞辰，在中国台湾的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师范大学、台湾成功大学校友代表前来为她祝贺，并出版《庆祝苏雪林教授写作五十周年暨八秩华诞纪念专集》。全书分甲、乙、丙、丁四集，共收录一百一十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对她生平的记述和著作评价。1991年，苏雪林又以近百岁高龄完成了回忆录《浮生九四》。

1998年5月，苏雪林以102岁高龄回到家乡太平，参加了安徽大学70周年校庆活动，终于完成了强烈的回家夙愿。1999年4月21日下午3时53分，苏雪林病逝于成大医院，同年8月，归葬故土母亲坟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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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把新文学分为新涛、散文、小说、戏剧、文评五个部分，然后依照作家所长分门别类加以评说，既较为系统，又兼顾作家的创作个性，文体意识较强。

苏雪林的文学批评大多是结合当时的文学现状而进行的作家作品的批评，采取的是微观实证的批评方法，注重个案研究。注意将作家生活经历、所处环境、艺术风格与所属流派进行综合观察，凭借敏锐的文学鉴赏力和对作家作品的了解，她的作家论谈文论人，见解独到，别开生面，对其艺术倾向、作品优劣把握到位，笔锋犀利，出刀见血，淋漓痛快。

苏雪林十分关注同时代作家的创作状况，并加以系列化、集束式地推出。如：诗评系列《胡适的（尝试集）》、《闻一多的诗》、《徐志摩的诗》、《论李金发的诗》、《论朱湘的诗》、《颓加荡派的邵美》等；作家论系列《沈从文论》、《郁达夫论》、《周作人先生》、《幽默作家老舍》、《巴金作品》、《王鲁彦与许钦文》、《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等；女作家系列《冰心女士的小诗》、《关于庐隐的回忆》、《记袁昌英先生》、《凌叔华的（花之寺）与（女人）》、《我所认识的女诗人冰心》等。从中不难看出，活跃在五四前后文坛上的许多作家及其作品，苏雪林都一一评述，并对那些有争议的甚至处于论争漩涡中的作家进行个案研究，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寻求事实支撑。

苏雪林以一个作家的感觉发现问题，也可能纠结着自己的某些困惑，既有一些武断的批评，同时也闪烁着许多真知灼见，体现出率直、任性的特点。苏雪林对自己深为佩服的胡适先生《尝试集》中的一些诗并不一味予以恭维，敏锐地指出“像胡先生那样一个头脑冷静、理性过于发达的哲学家，做诗人是不合条件的”，并对他的诗歌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苏雪林的文学批评不仅涉及了当时已经成名的大家，而且还评论了当时初登文坛的新人，如邵洵美、白采、王鲁彦、许钦文等人，并为其总结创作中的经验与缺失。比较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与艺术追求，对作家创作特色的勾勒也较为到位。苏雪林这些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二三十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评论，往往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与作品“共生”，一起构成当时的文学生产传播的语境，有不少已成为后来文学史写作经常使用的资源。

苏雪林不是凭借一篇或有限的几篇作品，率尔操刀，解剖对象，而是把内容的解读与形式的考察结合起来。苏雪林的文学评论，多从具体作品出发，在阐述一篇作品时，往往利用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体悟”方法，抓住作者的用心之处，从作品构成的方式上诠释其艺术特征。

苏雪林兼具作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矢志游学的遭际，好学不辍的意志，成就了她与众不同的天资、学养与知性，具有一代知识女性精英迥异于传统女性的气质。苏雪林的文学批评善于点面结合，选取共时与历时两个向度，常常将评论对象置于横与纵的多方面对照中加以考察，这样既可避免评论的片面性，又能克服局限性。

苏雪林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思想接近于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她反对把道德从文学中剥离，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拥有健全的人格，在创作上尽量避免不道德的题材; 相信文学是对最基本的人性的表现，贵在表现人类“基本的情绪”和不变的“人间性”，从而具有“永久的兴味”; 反感因想象力或情感的泛滥导致文学形式的失范，推崇在理性节制下所产生的文学的力量。

苏雪林并非泛泛地谈及读书，而是列出具体的书单：“文学方面：白诗经、楚辞、汉赋、魏晋六朝的五言诗，唐朝的近体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均须略知大概，以明其逐步变迁演化的痕迹。”怎样读？她认为，名家作品有的可以“精读之”，有的“可以粗粗涉猎”。“思想方面，先秦诸子的学说，宜知大概，作为中国正统思想的五经、四书，更不可不择其重要者圈点熟读。我们若能读完一百部以上的中国书，同学便算奠了基础，才可以称得起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文化人。”她还谆谆告诫道：“我们既系中国人，对于丰富的中国文化遗产，万不可不加接受。”“作为一个文化人，决不能以读中原地区书为满足，一定要到世界文化宝库里去探索一番，择其珍品，充实白己的蠹囊。”

苏雪林指出：“我们想做作家，光读有字的书是不够的，还该多读无字的书。所谓无字的书，是要到大自然里去读；到千变万化，云楼雾阁似的社会里去读；到炎凉瞬易，覆手雨云的人情里去读。我们把人生认识得仔细了，分析得透彻了，写出来的文章，不求工而白工。”关于收集人生经验，她认为有“间接”与“直接”两种，“必须交替而用，缺一不可。”她还着重强调获取“直接经验”，“到生活的大海去游泳，去翻滚”，以便体验复杂的人生，品味切身的感受。

苏雪林着重强调情感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文学与其他艺术不同，乃以情感为其生命。好的文章虽历千百年，感动读者的力量始终不为减损。司马迁的史记，与其谓之为历史，毋宁谓之为文学，因为史记写人物传记，每有极深厚的情感，渗入人物生命之中，故其所写人物，个个有血有肉，有精气灵魂，千载以下读之尚觉那些古人像与我们面对面站着，我们听见他们的说话与笑声，看见他们的各种行动，因而受其感染，心理上引起极大的反应。”苏雪林进一步阐述道，“要想你作品里的情感能感染别人，必须十分真实，十分挚恳，十分热情，这就是你要读者哭，你必先自己哭，你要读者笑，你必先自己笑。”她还以曹雪芹写《红楼梦》、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为例，来说明创作主体情感的投入所起到的作用。

在苏雪林看来，人品与文品的关系十分密切。“真正伟大的文学，除了忠实地反映人生之外，还须含蕴崇高的理想，超卓的见解，纯正的主义，才可以纠正人类生活，指导世界思潮，创造新的社会和明日的黄金世界。完美的人格是伟大文学的根本，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我国人说‘言为心声’，西洋学者则说‘作品即人’，作家人格若不完美，则其人必卑琐，自私自利，写出的文章纵极其美丽，究竟没有灵魂，不能感动读者，且引读者反感。作家人格若有相当的完美，则其人必光明磊落，有正义感，有真理爱，写出来的文章，虽技巧稍欠熟练，字里行间，喷溢着一种充沛的生命力。若他的文章手段高强，则他便成为时代的信号和灯塔，他将身于伟大作家之列。”苏雪林对作家人格的强调与中国古典批评中的“知人论世”有着一些潜在的关联，她在品评作家时，常常以文论人，用文如其人的标准来衡量，并反过来以其人格推及其所有创作。她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在人生舞台上，无论做主角也罢，做个跑龙套也罢，都应该拿出气力来好好表演一下。倘能增加一丁点戏剧的精彩，我们付出的血汗，便不是没有代价。代价并不是观众的喝彩，而是自己尽了应尽义务的慰安。”

苏雪林以屈赋研究为其半生的事业，历时三十余年，自1943年为《纪念吴稚晖先生八十诞辰学术论文集》撰写《天问整理的初步》起，至1973年出版《屈赋新探》为止，期间发表了六七十篇文章，形成了她独特的“屈赋研究”系列。她广泛阅读了自东汉楚辞研究家王逸至现代学者陆侃如、游国恩、闻一多、徐嘉瑞等人的著作，并汲取其研究精华。

苏雪林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计划宏大且深入，其研究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首先是对《天问》中的神话及其与旧约创世纪关系的探讨；随后是对《九歌》中十神问题的研究；最后是基于这些研究，进一步探讨世界文化与屈原作品之间的广泛联系。

在《我研究屈赋的经过》一文中，苏雪林阐述了自己研究屈赋的特点。她发现世界文化同源，中国文化是其中的一支；她总结出了一个“一以贯之”的研究方法，该方法不仅可以整理中国杂乱无章的文化分子，使之秩然有序，还能为世界文化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她主张将经史子集融为一体，以解决屈赋问题，并贯穿我国古书的脉络；她认为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结合，才能全面揭示中国文化的全貌。

苏雪林的屈赋研究方法确实有其独特之处，正如糜文开在《屈原研究的新发展》一文中所评价，她的研究不仅发掘了先秦时代外来文化的矿藏，还进一步连接到了世界文化同源说的更庞大的矿藏，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大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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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绿漪是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作家阿英评）

苏雪林是一位著名的作家、教授、学者，于从事繁忙的高校教学工作、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述之外，她还创作了不少的散文、小说、戏剧等。不少作品发表在《晨报》副刊并由上海书局出版专集的。她所创作的散文，独具风格，享誉文坛。（《团结报》评）

苏雪林往往从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把握出发，对作家的创作形式予以恰当的美学评价。她的敏锐和机智，感性的辨识和充满热情的判断，既能比较全面的观察文坛现状，又能较为客观地透视作家的整体面貌。并在那些司空见惯，别人停止思考和追问的地方，找到自己新的切人点。（学者王世朝评）

苏雪林故居 

苏雪林故居，位于黄山区永丰乡永丰村新屋组。占地面积409平方米，高约5.2米。由两个二进三开间的民宅东西组合而成，前有宅院，三天井院门为八字门，门楣饰有彩绘。主宅木架结构穿斗式水门汀地面，斜方格纹饰，平铺式天井（前后共有三天井），板壁墙，圆柱方梁，天棚望板，后进有卷棚，卷棚处设双狮绣球科。前进两厢二层阁楼。清晚期修建，该宅是苏雪林结婚时婚房。

学者孙瑞珍认为苏雪林以“老梅”的笔名在20世纪20年代曾公开发表《相对性原理和哲学史的问题》《相对性易解》《世界语者之宣言》《民众艺术论》《男盗女娼的世界》《对于“五一”的两大希望》《自由交爱论》《说内外》《说美恶》等文章。学者左志英、陶雅慧等均沿袭此说。经查，上述这些文章发表于北京《国风日报·学汇》副刊，署“老梅”，思想主旨上明显流露出无政府主义倾向。虽然苏雪林确实用过“老梅”这个笔名，但主要是用于中年以后。据《苏雪林年谱长编》，1967年6月14日苏氏撰写《我们能任凭黄色文艺永远猖吗？》，以“老梅”为署名发表于7月23日台北《中华日报》“文教论衡”版。其实《国风日报·学汇》上的“老梅”身份学界已有定论，即该报的创办人之一、主笔景梅九先生，而非苏雪林。

苏雪林12岁时，四叔听说她会写诗，出了考题《种花》，她一挥而就，当场交卷。诗中写道：“林下荒鸡喔喔啼，宵来风雨太凄其。荷锄且种海棠区去，凤蝶总科随人过小池。”

苏雪林曾于1921年赴里昂留学与潘玉良结识。当时，吴稚晖和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办中法学院，为中国留学生进行法语培训。该学院在1921年从中国招收了100多名学生，从上海市搭乘邮轮去法国。因为赴法留学的女生不多，同去留学的苏雪林、潘玉良很快就成为闺蜜、情同姐妹。在留学法国的那段时间里，很多女生了解到潘玉良曾为“失足女”的身世，都难以接受，纷纷疏远她。可苏雪林并没有对她另眼相待，反而时时以闺蜜身份，出手相助；每当有女生旁敲侧击地攻击潘玉良时，苏雪林都出面阻止，对她的不幸身世寄予同情。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11月12日，苏雪林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揭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在致蔡元培的信里，苏雪林对鲁迅颇多指责，言辞激烈。与此同时，苏雪林还给早年的老师胡适写了一封信，要求借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一角，发表批判鲁迅的文字。胡适给苏雪林复了一封长长的信，对这位昔日的女弟子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和劝诫。但苏雪林没有听进胡适的意见，又相继撰写了一系列批判文章，对鲁迅口诛笔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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