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家族，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实业资本家族之一，崛起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历经荣宗敬和荣德生、荣毅仁、荣智健三代。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荣氏家族第一代荣宗敬、荣德生从开创广生钱庄起家，后建立茂新面粉厂、振新纱厂、福新面粉厂等企业。1921年，荣氏兄弟采取集权和股份制的管理形式在上海江西路成立了“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简称茂福申总公司。抗战期间荣姓企业遭受日军战火损毁，解放后接受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启了荣氏企业发展的新时代。1979年10月，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荣毅仁成立了直属国务院的中信集团投资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1986年，荣氏家族第三代荣智健进入中信后，将泰富发展公司收购并更名为“中信股份”，荣智健任董事长，之后荣氏家族进军房地产、钢铁等行业。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德步评价说：“从近代开始，荣家三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企业是中国民族企业的前驱；解放后，荣毅仁支持中国政府的三大改造，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荣家第三代荣智健等人对中国市场经济、新兴民族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荣姓出身上谷郡（今河北省中部和西部地区），得姓始祖是黄帝的大臣荣将，后由于战乱后代迁居南方。春秋时的荣启期、汉代经学家荣广、隋朝刺史荣建绪等等著名人物都出自荣家。荣氏鼻祖，荣启期(前571——474年)字昌伯，春秋时期国人，生于周灵王元年，卒于周元王二年。荣启期为叔公后人，精通音律，博学多才，思想上很有见解，曾为孔子师。明代正德年间，无锡荣氏始祖荣清从南京迁居无锡，定居于龙山南麓、梁溪河下游北岸的荣巷古镇。荣家在无锡曾是望族，远祖水濂公在明朝为官，后辞官携子孙移居无锡乡下，并规定后代以耕读为业，不走仕途。荣家后人多经商有所成就，代代相传，家族不断壮大。荣宗敬的祖父荣锡畴当家时，他开始做长途贩运的小本生意，经常驾着小船经太湖、吴淞江等河道往来上海市。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荣熙泰出生于无锡的荣巷，十一岁时被父亲荣锡畴送往上海做学徒。传到荣宗敬的父亲荣熙泰手里的财产，只有几间旧屋，但这些原始的商业活动，却为荣家子孙注入了商业细胞。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忠王李秀成曾取道无锡荣巷攻打南京，荣熙泰的祖父母、父亲、伯父母、堂兄弟等人全部遇难，荣熙泰成为家族这一支系的唯一男子，后荣熙泰在上海一家铁匠铺中被提拔为会计（账房先生）。荣熙泰从江浙辗转至广东，通过张之洞的掌印官、族叔荣俊业结识了广东厘金局总办朱仲甫，在其安排下荣熙泰在三水县（今佛山市三水区）厘金局做司账。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荣熙泰的长子荣宗敬出生，两年之后次子荣德生出生。荣宗敬14岁时被父亲送到上海南市铁锚厂做学徒，次年又被送到上海永街豫源钱庄做学徒。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森泰蓉钱庄资金周转困难停业，荣宗敬不得不返回无锡老家。而次年荣熙泰由于常年辛劳而患上黄疸病，只得和次子荣德生回到老家无锡养病。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初八，荣氏三父子经过商议后与朋友合伙在上海南市开设广生钱庄，而荣熙泰由于患病的原因不直接管理钱庄，广生钱庄由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管正帐。同年他们在无锡设立钱庄的分庄，荣德生担任分庄经理兼营江阴、宜兴市等地汇兑，不久荣熙泰去世，广生钱庄的合伙人认为店小利薄而撤资，于是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起广生钱庄由荣家独资经营。荣氏兄弟经营钱庄期间立足市场形势而逐渐稳定获利，此外还利用钱庄的资金经营收蚕业务获利。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天，荣德生应朱仲甫的邀请到广东省河抽补税局任总帐，期间他发现广东进口的外国面粉免税，同时也从接触到的介绍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书刊中获得启发，于是荣德生决定北上回乡另谋出路。次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致使上海市等地物价上涨、大量商店倒闭，而荣宗敬管理的广生钱庄在南粮北运的局势下生意兴隆，荣德生回到上海后与哥哥荣宗敬商议转入生产面粉行业。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参观、访问、选址、采办机器等准备工作后，于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八（1900年3月27日）正式开工建厂并定名为“保兴”面粉厂。但地方乡绅勾结官吏诬告荣氏兄弟“私圈公地民田”，且“保兴”面粉厂阻碍风水，兄弟二人经过几个月上下打点才将事情摆平。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八（公元1902年3月17日），“保兴”面粉厂正式开机生产，荣德生任经理并全面负责工厂的经营管理，而荣宗敬主持广生钱庄的同时负责面粉厂的对外业务，后荣氏兄弟取代朱仲甫成为最大的股东并将厂名改为“茂新”。光绪三十年（1904年），“茂新”面粉厂以资本六万元注册，由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任批发经理，后两人为打开北方市场的销路而委任王禹卿负责开拓北方市场。同年日俄战争致使东北地区面粉畅销，荣氏兄弟趁机派王禹卿赴烟台市销售面粉，后又在销量增加的同时学习外资企业更新设备、扩大厂房，提高面粉生产的质量，于次年获利八万两。

光绪三十一年阴历七月初七（1905年8月7日），荣氏兄弟在上海怡和洋行买办荣瑞馨的支持下建设“振新”纱厂，张石君、叶慎斋、鲍咸昌等买办或老板也都入股，荣德生负责购地和监造厂房并于两年后将纱厂建成投产。但从1906年至1908年，由于外国商品纷纷涌入中国市场，面粉行业竞争加剧，致使“茂新”面粉厂连续出现亏损，同时广生钱庄的信用也受到波及甚至债台高筑。荣氏兄弟为保住“茂新”面粉厂而关闭广生钱庄，后荣德生等人向美商借款并定购美国最新面粉机，同时翻建并扩充厂房，使得面粉的质量明显提高，不久兄弟二人将生产出的面粉命名为“兵船”。但“振新”纱厂在大股东荣瑞馨的经营下亏损严重，宣统元年（1909年）改由荣氏兄弟领导，后由于上海橡皮股票价格下跌引发市场波动，“振新”纱厂也因此受到牵连，虽经保全但资金周转出现困难。1912年，振新开始有所好转，之后荣氏兄弟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德国机器，同时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直到1914年“振新”纱厂重新盈利，此前荣氏兄弟还出资建设“福新”面粉厂，之后又租办中兴面粉厂并在闸北吴淞江沿岸相继创办“福新”二厂、“福新”三厂。

1914年秋至1918年，实行垄断资本主义的欧洲列强忙于“一战”，暂时无暇顾及中国国内的市场，因此国内机制面粉工业迎来“黄金时代”。从1915年至1918年，荣氏兄弟首先正式收买租办的中兴面粉厂并改为“福新”四厂，之后又在汉口筹建“福新”五厂，在江苏无锡收购惠元的产权并正式改为茂新第二面粉厂。1919年，他们正式买进由上海洋行买办祝兰舫的华兴面粉厂并改称为“福新”六厂。荣氏兄弟在经营八个面粉厂的过程中不断更新设备、扩大厂房，同时注重改进生产技术以控制面粉市场，致使“兵船”牌面粉受到中国国内市场欢迎。虽然面粉厂的生意比较兴隆，但荣氏兄弟在“振新”纱厂上的生意受阻，于是二人退出“振新”股份并在上海建立“申新”纱厂，申新从1916至1918年趁欧美棉纺织品输入减少之际大量获利。1920年1月11日，荣氏兄弟为抵制日本商人而联合同行中人组织“中国机制面粉上海贸易所”（后改称“上海面粉交易所”），同年由于荣德生兴办实业卓有成效而当选为国会议员。此外，荣氏兄弟创办的“茂新”三厂、“茂新”四厂、“福新”七厂和八厂均获利不少且产品质量上乘。

1921年，荣氏兄弟为统一管理工厂而在上海成立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由荣宗敬任总经理并掌握公司大权，各厂的经理、厂长负责本厂的生产，总公司则管理各厂的购料、销售和调动资金，之后他们对“申新”纱厂进行内部行政权力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取消工头制以提高生产效率。1925年“五"惨案发生以后，荣宗敬率领公司及其工厂于同年6月在《锡报》上发表提倡国货的宣言，同时支持和参与上海商人罢市以抵抗洋货的活动，并利用日货低迷的形势扩大事业发展。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为筹集军费而要求华商集资，但荣宗敬以“各厂经济困难”为由未能筹足，于是蒋介石查封荣宗敬在无锡的家产，后在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的帮忙请求下荣宗敬的家产才被启封。

从1929年开始世界经济大危机波及中国，荣氏兄弟创办的企业受到不小影响，经几年的波折之后他们于1934年7月4日宣布停止申新总公司运营。同年由于“申新”七厂抵押贷款未能如期归还而被日本汇丰洋行拍卖，在中国社会舆论压力下日本洋行被迫同意解除拍卖，荣氏兄弟之前的二百万元抵押借款延期到1940年底归还。之后荣氏兄弟成立“申新改进委员会”，改进制度并精简机构，致使申新开始扭亏为盈。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上海市、无锡等地的工厂受到战争的摧残，荣氏兄弟的“申新”五厂、六厂和七厂等的车间和宿舍被日军炸毁，“福新”一、三、六厂等被日军强占，工厂职工被日军轰炸致死伤严重。次年2月10日，荣宗敬因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去世。

1938年3月，申新六厂先后被日军改为“上海纺绩株式会社管理所”“海陆军特务部指定日商上海纺绩株式会社”，明目张胆地把申六攫为日本军部，之后申五、申七及无锡的申三也陆续被日军委托的日商裕丰纺绩株式会社、钟渊公大实业公司和上海纺绩株式会社经营。此时荣宗敬的儿子荣鸿元担任申新总公司的总经理，而王禹卿则独揽福新面粉厂的实际事务，同时上海银行等集团支持荣德生出任总经理，但遭到荣鸿元和一些老股东的反对，而且荣德生回到上海后暗中受到排挤，于是此后荣德生将企业交给子侄辈接替荣宗敬管理公司。1939年，荣德生发起组织广新银公司经营银行业务，后他又提出“天元计划”（大农业计划），独立出来建立天元公司并都担任总经理。

1941年之后，荣德生等人严厉拒绝日本商人高价收购“申新”一厂，其他股东也坚持不售让、合办或租借，荣氏家族的荣德生、荣鸿元等人向当时的汪伪政府交涉，日本商人虽然在名义上宣布“发还”一、八两厂，但“发还”之后两厂仍继续被丰田汽车霸占，直到抗战胜利之后荣氏家族被霸占的工厂才全部归还，而后荣氏家族的企业分为三支（长房荣鸿元等管辖申新的一、六、七、九厂及福新除五厂外的所有工厂，仍沿用“茂、福、申新总公司”的旧称；二房荣德生管辖申新的二、三、五厂，茂新的一、二、三、四厂和天元、合丰等厂；李国伟等人管辖汉口的申四、福五和战时内迁与抗战胜利前后新建的各厂）。1945年抗战胜利后，荣氏家族开始重建战前的企业和工厂，到1946年底，荣家企业的规模还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其利用扩大的国内市场而盈利不少。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借口取缔投机而实施“经济乱急要措施”，进行金融管制和物资管制，次年又强行发行金圆券并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及“修正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致使物价上涨且市场混乱，荣氏家族的企业也因此受到影响。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进行渡江战役，荣氏家族的第二代人致力于自立门户，随着中国国民党统治的覆灭日益临近，有的人开始大量抽逃资金，把许多设备运往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并另建新厂，而荣毅仁和父亲荣德生对离开上海心生犹豫。同年6月2日，荣毅仁受上海市军管会的邀请出席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期间接触到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等人，在获悉共产党对民族资本家和工商界人士的扶持政策后，荣毅仁决定积极配合人民政府并恢复生产。同年8月，陈毅和夫人张茜，潘汉年和夫人董慧等人做客荣毅仁的荣公馆，经过沟通商议成立上海市工商联筹委会，荣毅仁当选为筹委会副主任。

1950年2月6日，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对上海进行轰炸，致使上海工商业遭到破坏，荣毅仁的公司一时之间交不出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资金。后“申新”在中共中央和上海市政府的帮助下改组成立总管理处，设组织管理委员会，荣德生为主席，荣毅仁任总经理。到1951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总共向申新总管理处贷款355万元，荣毅仁的“申新”公司债务危机得以解决，期间荣毅仁建议政府对纱布统购统销，改进企业的税收工作并调整税率等。1953年，中共中央开始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同年8月通过荣毅仁的带头申请，上海市宣布批准申新等168家私营工厂实行公私合营，至1956年底在荣毅仁等的带头下，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从1957年至1959年，荣毅仁先后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此后荣毅仁到四川省、山东省、河北省、江西省等中国各省考察，调查研究基层情况，同时参与研发和推广生产野杂纤维以及考察国内生产技术情况。1961年，荣毅仁先后跟随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跟随王震代表团访问越南，之后又参与考察新疆的活动。1966年5月初，红色风暴“文化大革命”爆发，荣毅仁等资本家成为“造反派”重点批斗的对象，同年8月底，全国工商联的“造反派”率先贴出《火烧荣毅仁》的大字报，之后荣毅仁被红卫兵“勒令停职”并到全国工商联机关食堂的锅炉房运煤。在高强度的劳动中荣毅仁身体受创且左眼失明，不久在中央政府的关照下荣毅仁夫妇的生活得到改善，政府将荣毅仁被抄去的上海荣宅财产登记造册，并交有关部门代为保管，此外恢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和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之职。

1976年10月政治风波结束之后，邓小平、叶剑英等国家领导人征询荣毅仁对国内外问题的看法，他们认为荣毅仁的看法有一定的见地，于是在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荣毅仁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后邓小平等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座谈会议上提出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发展经济，荣毅仁为此先向政府提出《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后，荣毅仁等着手筹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78年10月4日，中信公司正式成立并由63岁的荣毅仁担任董事长。公司成立初期经营效益不佳，经过商议和政府领导批准之后，荣毅仁于1982年1月以中信公司名义在日本首次发行日元私募债券100亿元。中信公司用发行日元债券筹集来的大部分资金投入仪征化纤工业联合企业建设，后荣毅仁率领中信公司开拓租赁业务，他们联合北京机电公司、日本企业共同筹建租赁公司，从日本租赁400辆汽车供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出租汽车公司使用，两年不到中信所租赁来的出租汽车就将租金全部回笼。

在荣毅仁的中信公司发展兴盛之际，其子荣智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业也开始发展起来。此前荣智健先后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龚嘴水电站、北京机电部的电子研究所等地工作，1978年6月，荣智健放弃科研工作决定独自南下香港做生意，后荣智健摸清香港的市场形势，利用父亲荣毅仁在香港各纱厂的股息分红以及专业能力投资建设电子厂。同年12月，荣智健等人在新界大埔合伙开办爱卡电子厂（ELCAP）。起初爱卡电子厂主要生产电容器、电子手表和玩具等产品，利用香港和大陆产业发展不均衡的态势成功打开大陆市场，后转为生产集成电路和电脑随机存取存储器，同时荣智健通过增加个人在爱卡的资本掌握爱卡主要股权，从而升任爱卡电子厂的总经理。

虽然爱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发展顺风顺水，但荣智健鉴于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电子产品成本提高等问题，于1982年以1200万美元的高价将爱卡电子工厂卖给美国的Fitelec公司，而荣智健在爱卡60%的股份卖出5600万港元。之后荣智健回北京受父亲激励到美国发展，他瞄准当时在美国未能引人瞩目的CAD技术，在堂妹唐芙生等人的支持下与人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合伙创办加州自动设计公司（CADI）。1984年，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和蒙特·加菲克斯公司两家公司合并上市，股票上市效果不错，使得荣智健的的个人资产已经超过4亿港元。

荣智健见好就收并将自己的股份卖掉进军房地产行业，他于1986年正式加盟香港中信（后更名为中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并出任公司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次年2月，中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再度改组，荣智健继续出任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之后荣智健先是说服董事局并在中央支持下收购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的12.5%股份，之后又于1990年斥资103亿港元收购香港电讯20%的股权，与太古集团联合收购港龙航空公司，此外中信香港还拥有香港东区海底隧道、澳门电讯、亚洲卫星公司、和记黄埔有限公司传讯、百富勤集团和嘉华银行的企业的一部分股权，再加上约10亿港元的房地产以及在大陆投资4亿多美元的发电厂，中信香港的总资产接近200亿港元。1990年1月，荣智健的中信香港获得泰富公司49%的股权，成为泰富公司的控股公司，从而进入香港证券资本市场，次年荣智健认购泰富公司发行新股的49%，并将泰富发展公司改名为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荣智健担任中信泰富的董事局主席。直到1995年年底，荣智健以80亿港元的身价跃居香港特别行政区十大财阀的第8名。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荣智健的投资重心转移到内地，2002年，中信泰富中国投资公司在上海市中心地区豫园附近投资开发地产项目“老西门新苑”，中信泰富在中国大陆的航空、电力、通讯等行业领域已经站稳脚跟。2004年12月，荣智健开始进军内地的钢铁产业，他的中信特钢及旗下公司花费6.09亿元人民币将大冶特钢收购。2008年，中信股份公司净亏127亿港元，投资澳元巨亏155亿港元，同时荣智健的个人资产也有30亿美元缩水到7.5亿美元，中信泰富内部高层基本认为应让荣智健辞职，但荣智健对此唯有正面表示。次年1月2日，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确认，香港证监会对该公司包括董事会主席荣智健在内的17名董事展开正式调查，4月3日9时左右，香港警务处商业调查科以涉嫌虚假陈述和串谋欺诈行为搜查中信泰富公司总部，20多名香港警员搜查其公司高层人员的办公室，并带走多箱档案及电脑等证物，五天后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公司的董事长一职，董事总经理范鸿龄也随之辞职，董事局主席一职由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常振明接任。

2011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常振明旗下的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整体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并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集团”）。中信集团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其中，金融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资产管理等行业和领域；实业涉及房地产、工程承包、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机械制造、信息产业等行业和领域，具有较强的综合优势和良好发展势头。而荣氏家族的第四代继承人荣明方、荣明杰（荣智健的子女）于二十世纪末逐渐崭露头角，二人都在中信泰富公司工作，而荣智健的堂兄弟荣智鑫之子荣文渊是方正数码的执行董事，同时还控制着荣智鑫创立的浩荣、荣文等多个电脑业公司，荣智鑫的女儿荣文蔚则是香港社交界的名媛，活跃于大小舞场派对；荣智健的堂妹荣海兰曾在纽约大学读戏剧专业，兴趣主要集中在时尚与演艺，当过模特和演员还多次主办过选美比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德步评价说：“从近代开始，荣家三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创办的企业是中国民族企业的前驱；解放后，荣毅仁支持中国政府的三大改造，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荣家第三代荣智健等人对中国市场经济、新兴民族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评价：“荣家是爱国资本家的典型代表，解放后，获得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对于这样家族重视有加也是理所当然。”

毛泽东评价：“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周恩来评价：“荣毅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

邓小平评价：“从历史上讲，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华族作出了贡献。”

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1915年的十年间，荣姓兄弟建了四所公益小学、四所竞化女子学校及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得益于荣氏兄弟建立的学校，荣巷成年人的识字率达到近50%，远超当时的平均水平；荣氏家族在大学教育方面也做了许多贡献，抗战胜利后荣德生安排三子荣一心创办江南大学，以进一步“造就人才，为国效用”，后来荣一心遇难。1949年，荣毅仁开始参与主持江南大学校政，期间严格遵循荣德生“教育贵在实学”的办学指导思想，竭尽全力完善教学体制，除此之外荣德生还邀请无锡同乡、国学大师钱穆担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1912年，荣德生开始在荣巷故居旁边筹办建造大公图书馆（中国最早的乡村图书馆），两年后在采购相当数量的图书后开始筹划图书馆的馆舍，规模大概有四十方二进，可以容纳二十万余卷图书。1916年10月10日，大公图书馆正式开馆且无条件向公众开放，到1921年的时候图书馆藏书已达十万卷，大公图书馆成为当时无锡地区经济条件较好、规模和影响力较大、管理也最完善的私人图书馆。1936年，荣德生还为杨筱荔代印其著作《中国财政史辑要》500部，分寄给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公图书馆被日军的炮火毁坏，直到抗战胜利后，荣德生再重新投入巨资修复图书馆。1952年，荣德生去世后将大公图书馆全部藏书多部几十种善本、万多册捐赠无锡市图书馆。荣氏赠书中的善本数量达1051种19957册，占馆藏善本总数的93%。其中被古籍版本专家鉴定为珍本并收入《中国善本书总目》的就有600多种，如元版《范文正公文集》、宋代著名4部大书之一《册府元龟》的明刻本、清代泰山徐志定的磁版印本《周易说略》。

在抗战期间，荣德生从1940年起捐资维持唐文治的娄粥厂，共养活八百多人；1918年，荣宗敬与荣德生在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向上海交通大学捐赠一万银元，同时捐赠大量图书，后唐文治根据筹建章程在图书馆的东侧建立荣熙泰的铜像；1934年，荣宗敬的长子荣溥仁在上海交大毕业后，与南洋同学会和本校教职员集资0.8万元修建纪念堂——“茹经堂”；从1996年起，荣智健先后向上海市教育基金会、慈善基金会等捐助5000万港元。根据荣智健的捐资意向，上海市教育基金会资助400万元与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共同组建四个“上海市研究生电子文献检索中心”，向本市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生及其导师提供光盘数据库检索、国际互联网络漫游、联机检索的场所。

1946年4月25日，定居上海的荣德生在家中用过早餐后，和三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乘黑色福特轿车去江西路的总公司上班。轿车刚驶到高思路转角处，突然三个身穿军装的人从斜刺里冲出并拦住汽车，威胁车里的荣德生等人下车，他的保镖询问三个人的来历，为首的军官取出一张盖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红色逮捕证，上面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的签字，为首的军官宣布荣德生是经济汉奸，并要求其到警察局问话。之后他们将荣德生拉下轿车并将其强行推进一旁的小汽车。荣一心和唐熊源二人当即乘车赶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但淞沪警备司令部一口否认逮捕荣德生。而此刻的荣德生发觉汽车不是去警察局，而是向上海西郊的方向行驶，纵然知晓被绑架但无可奈何。荣德生被绑架的消息顿时引起全国的关注，蒋介石获悉后严令上海当局限期侦破却一筹莫展。直到1946年5月28日晚10时左右，绑匪顺利拿到50万美元后，用一辆三轮车将荣德生送到了他女婿唐熊源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于同年冬天占领上海市，荣姓企业被日军炸毁或占据，只有租界内的工厂维持生产。次年5月，荣德生由汉口来上海，闲赋在家并以收藏和购买古籍字画为乐，同时暗中观察时局的变化。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因此派遣汪伪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荣德生当场严词拒绝汪伪政府的无理要求。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只得亲自前往上海，在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荣德生派遣自己的次子荣尔仁代替前往，荣尔仁对褚民谊讲明父亲不会改变初衷，但褚民谊却认为中国的半壁江山都在日本人手中，小小申新两个厂也不在话下，之后又威胁荣德生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德生闻言表示自己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荣毅仁纪念馆位于滨湖区荣巷西浜，占地面积1.1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474.61平方米总投资约2.5亿元，于2012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江泽民同志为荣毅仁纪念馆亲笔题词，该馆由荣毅仁事迹陈列展示馆、荣氏故居、大公图书馆及荣毅仁北京旧居四部分组成，集中展现了荣毅仁的生平事迹及爱国创业的故事，真实展现荣氏家族的创业和生活历史场景。2017年，荣毅仁纪念馆被江苏省纪委评为“江苏省廉政教育示范基地”，同时，荣毅仁纪念馆也是无锡市“崇德倡廉”教育专线的重要参观点。

荣巷是华东地区保存较为完整、价值较为丰富的近代建筑群落。荣德生家族旧宅在荣巷西浜头，属于无锡农村朴实常见的江南阔门式平房，现存旧居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建成，加上后来加建的大公图书馆，占地共3000多平方米，是江南地区比较罕见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新中国成立后，荣氏故居一直由驻守无锡的部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