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炼（1507－1557），字纯甫，号青霞山人，明朝中期名臣，锦衣卫， 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

沈氏一族自唐朝迁至杭州钱塘，元末时追随朱元璋起兵，自此世代居住在浙江省会稽县。至沈炼父亲沈璧时，家道旁落。成长于这样家庭环境的沈炼天资聪颖，嘉靖元年（1522），其年仅15岁便补为县学生员，嘉靖十年（1531），顺利通过乡试，考中举人。嘉靖十七年（1538），沈炼进士及第，自嘉靖十九年（1540)始，先后任溧阳市、茌平区、清丰三地县令，颇有政绩。嘉靖二十八年（1549），经陆炳的推荐，沈炼调任锦衣卫。此后，为人亢直的沈炼看不惯严嵩一党败坏朝纲之举，于嘉靖三十年（1551)上疏弹劾严嵩的十宗罪，被嘉靖处以杖刑，居保安。尽管去职，但沈炼依旧是心怀天下，其对于宣大守将畏惧而不敢拒敌，往往采取退让之策，杀良冒功，感到愤怒，修书痛斥的同时还上疏言明；宣大总督杨顺等人担心事情败露，与严嵩父子合谋，诬陷沈炼造反。嘉靖三十六年（1557)，沈炼遭弃尸于宣府街头，享年51岁。隆庆元年（1567），追赠沈炼光禄寺少卿；天启初年，追谥沈炼为忠湣。

沈炼死后，长子沈襄将其作品汇编成了《青霞集》，另外，其行世的作品还有《青霞山人集》5卷、《鸣剑集》12卷等。沈炼深受儒家“士以天下为己任”理念的影响，其在与严氏父子的斗争中表现出了不卑不亢的品格，以及执着坚守道义的原则，成为了后世文人士子所敬仰的楷模。

沈炼的祖系来源于东汉沈戎的一支，唐朝时迁至杭州钱塘；传至宋代，沈焕又迁入绍兴。沈炼一脉的一世祖名为沈继先，字承美，为南宋淳熙年间的进士，官至江宁知府，沈继先后裔再由绍兴徙居于丽水市，元末群雄割据之时，沈氏祖、祥二公随朱元璋起兵，被编为军户，隶属于绍兴卫，自此世代居住在浙江省会稽县。

按照明朝的惯例，军户实行严格的世袭制，不过，沈家至少在沈炼父亲沈璧这辈时，已经摆脱了军籍的制约，得以自由发展。沈璧不乐家居，执意将家中财物尽数变卖，只身赴京经商，誓不回乡，致使家道旁落。成长于这样家庭环境的沈炼，天资聪颖又学博观而手不释卷，文史经义自然不在话下，同时兼通书法绘画，熟知兵法韬略，展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才华，年仅15岁便于嘉靖元年（1522）补为县学生员，备受明代文学家，亦是同乡后辈的徐渭推崇；明代大儒王阳明回乡守制期间，对于拜于门下学习的沈炼，也是青睐有加，多番赞赏。此外，嘉靖五年（1526）时任浙江省督学汪文盛考察浙江士子，惊艳于沈炼诗文，将其拔居为第一名。

嘉靖十年（1531），沈炼顺利通过乡试，考中举人，却倒在了次年的会试，这一年，沈炼见到了落魄已久的父亲，恳请其归家，但沈璧执意不肯。沈炼不禁哀号痛哭，长不起，沈璧被儿子的孝诚之心大为感动，二人得以一同踏上归途。归乡之后，沈炼并未因家境窘困而有所言，一心侍奉父亲，一家人将以往的隔阂抛诸脑后，相亲如初。嘉靖十二年（1533年），母亲俞夫人生病，沈炼一连三个月衣不解带，昼夜侍于床畔；病情加重之时，甚至焚香祷告，希望由自己代替母亲生病；俞夫人病愈，乡人都认为完全是沈炼的孝心感动了上天。

学从良师，年少成名的沈炼心无旁骛，潜心读书，于嘉靖十七年（1538)终于进士及第，嘉靖十九年（1540)出任溧阳县令一职，由此入仕，亢直的个性伴随了其整个仕途生涯。这一方面是未出仕之前，沈炼深受儒学的滋养，将“恪守孝道”的“小伦”扩展到“忠君爱国”的“大伦”，其认为“父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因此“君不礼，臣不可以不忠”，但君臣纲常又凌驾于所有伦理关系；另一方面则受到沈氏家风的影响。将沈氏迁到绍兴的沈焕在赵顼重用王安石，大力推行王安石变法的时代背景之下，直言青苗法之弊端，受到宋神宗的赏识，官至枢密副使；赵构时，沈焕长子沈琰官至御史，因上疏弹劾秦桧和议之策引高宗不悦，左迁翰林博士，后致仕归家；沈琰长子沈继禄同样因逆权臣而遭到免职；赵扩时，诏补御史，但沈继禄却托病不仕。

溧阳市任上的沈炼，不仅廉洁勤政，而且还勇于搏击豪强，保护良善，多次为弱势群体出头，杖毙了县中仗势欺人的恶霸，受到百姓的爱戴，但同时也容易得罪官场，嘉靖二十二年（1543)，由于刚直而得罪御史而调离阳，转任平县令。到任后，沈炼依然坚持自己的理念主政茌平区，几个月内便政通人和，同时，沈炼体恤民情，饥荒之年，为民请命，开官仓借粮于民，救民于水火之中。此外，沈炼践行着儒家经典，不仅亲自为民众讲论经义，而且数次受邀到民间家塾中言传身教。一年后，父亲去世，沈炼回到家乡守孝。丁忧期间，沈炼不仅热心桑梓教育，广收门徒而亲自授学，一时间，呈现了“户外之履常满，虽为铁门限，亦不胜求道者之出入矣”的盛况，还与徐渭、陈鹤、杨珂、朱公节、钱、诸大绶、萧勉、柳文、吕光升意气相投，结成了越中十子社，在当时复古思潮和心学思潮共振的背景下，完成了由颜师古转向师心，最终突破了复古的梏，引领了晚明的文艺解放思潮。

嘉靖二十六年（1547)，结束丁忧的沈炼转任清丰县令，期间，其“以澄清为己任”“化易民俗兴民利”，造福一方，颇得民心，声名很快传到了京城，受到时任锦衣卫指挥使陆炳的注意。嘉靖二十八年（1549），经陆炳的推荐，沈炼调任锦衣卫，担任七品的经历一职，主要掌文书之出入；陆炳对沈炼渐渐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并没有看轻，反而欣赏其气节，以平等之礼相待。此时的明朝不仅有“南倭北虏”的外患，更有朝纲不稳的内忧，为此，朝中大臣进谏不止，常有因言获罪者，沈炼在陆炳面前，极力斡旋，令不少大臣免于危难。

另一方面陆炳是朱厚熜朱厚熜身边的红人，其父祖为朱厚的潜邸旧人，其母是朱厚熜的乳母，而陆炳又与严嵩父子交情深厚。在陆炳身边的沈炼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严嵩、严世蕃，对其倚恃权威，贪污纳贿等败坏朝纲之举是深恶痛绝。一次在酒宴之上，恃宠而骄的严世蕃强灌不胜酒力之人，如若不饮者则用酒浇洒在身上。看不惯此等行为的沈炼一把夺过严世蕃手中的酒杯，将酒强行灌入其口中，并声称这是代客人的回礼，严世蕃忌惮于陆炳，只得忍气吞声。

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土默特部因数次请求互市不成，在首领俺答汗的带领下攻破北古口，至京郊修书一封，再次要求互市，否则将兵临城下，言辞轻慢，史称“庚戌之变”。司业赵贞吉极力反对通贡，朝中大臣迫于严嵩父子的淫威，无人敢于声援。关键时刻，沈炼挺身而出，分析形势利弊，支持赵贞吉的主张。当即遭到了严嵩党羽、吏部尚书夏邦谟的质疑，声称朝中重臣都没说话，哪里轮得到七品芝麻官；沈炼也不退缩，直接回击，大臣不敢说，所以小吏来说这件事。次日，沈炼又上疏请调集万余军队应对，不过，奏疏却拦截，落入严嵩之手。严嵩一党因畏怯俺答汗，力主互市，沈炼则坚决反对，认为敌人狡诈贪婪，双方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以致沈炼一连数日意难平。

而后沈炼继续目睹了严嵩、严世蕃父子把持朝政的种种不法。如平时边臣便竞相贿赂送礼，一旦战事失利又惧怕获罪，更加奉上重礼贿赂位尊的严嵩，从而边事更加被忽视；沈炼更加忧心如焚严嵩一党对待边事放任的态度，与尚宝司丞张逊业喝酒时，其痛斥严嵩父子误国时，声泪俱下，不能自已。嘉靖三十年（1551)，沈炼为天下计，上疏斥责严嵩“贪婪之性，疾如膏盲，愚鄙之心，顽于铁石”，并列出其纳贿、揽权等十大罪状，直指严嵩父子为误国奸臣，兼劾夏邦谟贿嵩之罪，请求朱厚熜罢斥之。遗憾的是，经过大礼议事件后，嘉靖愈发不喜欢谏诤之臣，此前已有沈束弹劾严嵩而落得凄惨下场的前车之鉴，而沈炼在庚戌之变时与严嵩一党的几次争执，本就犯了嘉靖的忌讳。更为重要的一点，嘉靖虽久居深宫，但仍然大权并未旁落，此次沈炼疏中言辞犀利，表面上直指严嵩父子的擅权揽政行为，实际上却损害到了嘉靖的尊严。同年，嘉靖下诏将沈炼廷杖数十，贬谪至保安种田。

嘉靖三十年（1551)，为官十年，两袖清风的沈炼，原本积蓄就不多，加之被突然贬谪至保安，未能置办屋舍。当地一贾姓某之人得知沈炼大义，主动腾出房屋，百姓们听闻后，在生活上对沈炼多有接济，里长老天天送柴米给他，沈炼亦乐于在当地开办书院，教导诸生。不过，尽管答应了互市的请求，但俺答汗因“市利不博”，时不时越境骚扰；嘉靖一怒之下下诏罢马市，俺答汗的愈加频繁。保安属于边塞，紧靠着了明代九边重镇宣府、大同市，深受其害；而宣大守将畏惧而不敢拒敌，往往采取退让之策，杀良冒功。

嘉靖三十三年（1554），虽已去职，但心怀天下的沈炼修书一封加以痛斥，而后战事日紧，又以“不发兵，必闻之朝廷”相威胁。严嵩党羽，时任宣大总督杨顺害怕，密报严嵩父子，谎称沈炼勾结死士欲图谋刺严氏；早已与沈炼结下梁子的严世蕃此前便听闻，沈炼在保安的“斑斑劣迹”，诸如常驰马至居庸关下，凡遇绅往来，必南望恸哭唾骂严氏父子；还扎了数个草人，分别贴上李林甫、秦桧和严嵩的名字，以乱箭射之；同时还听闻沈炼与四方游士公然论议朝政得失，毫不避讳，甚至还打算起义以清君侧之恶。

于是，严世蕃串通宣大总督杨顺，巡按御史路楷，借白莲教蛊惑民心之机，逮捕了白莲教教徒阎浩等人，上报名单时，将沈炼之名也列入其中，诬其谋反。举朝皆知其中冤情的情况下，前宣大总督许论此时是正掌管兵部，竟也不予审理，判沈炼以极刑并籍其家。嘉靖三十六年（1557)，沈炼遭弃市于宣府街头，享年51岁。

嘉靖四十三年（1564)，严世蕃论死西市，保安弟子持长幡标沈炼姓名入市观刑，完毕大呼“吾师慰地下矣”，恸哭而去。严氏倒台后，沈炼长子沈襄得以无罪获释。隆庆元年（1567)，沈襄为父伸冤，揭露杨顺、路楷二人罪行，得到朝中大臣的鼎力支持，沈炼冤屈大白于天下，复原官，加赠光禄寺少卿。天启初年，加谥“忠湣”。

明代文学家徐渭评价沈炼还是生员时，其才学、思想便远超同龄人，言谈之间气质不凡。

明代大儒王阳明认为沈炼有“真用世之才也”。

《明史》总裁官张廷玉评价沈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每次饮酒不拘礼节、傲慢不敬，旁若无人，是颇为疏狂的。

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认为，在严氏父子把持朝政的昏暗时代，沈炼不明刚柔并济，明哲保身之道。

嘉靖八年（1529),有渔民捕获一只白色巨龟，县守听说沈炼博闻便派人询问。沈炼认为，白龟杀之必有水害，力主将其放生。之后白龟不幸遭到其他郡县杀害，果然发生了水灾，县守听说后惊叹沈炼的非凡能力。

嘉靖二十八年（1549），沈炼宴请太子宾客饮酒期间，一位道人见，赠予一把宝剑。沈炼一边把玩，一边高兴地问道：“宝剑价值几何？”道人回应道：“不下百金，但沈大人刚正有气节，特前来将此剑相赠，莫谈钱财。”说完，道人长揖而去。沈炼发现道人出门后便不见了，转念一想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认为得到了上天赠予，可以斩除皇帝身边的奸的斩马剑，旋而拔出剑舞了起来。不久，空中飞来黄布，又有一只鹤从南方飞来，长鸣数声后向北飞去，与沈炼剑舞不相上下。剑舞结束后，鹤在庭畔上栖息了几个月，直到沈炼上疏弹劾严嵩，才戛然飞鸣而去。

沈炼的主要作品为《青霞集》。由于沈炼的作品多数讽刺朝政，包含了许多官员的不法之事，故宣大总督杨顺，巡按御史路楷等人为求自保，下令销毁沈炼的全部著作，同时张贴告示“凡匿沈氏遗稿片纸只字者，按捕同罪”，以绝后患，沈炼众弟子被迫将其投诸水火之中，唯有一名叫作武崇文的门生私藏文稿于地下，加之先前已有部分作品刊刻赠友，侥幸免难；沈炼长子沈襄出狱后，遍寻沈炼生前做官之地和故友门人，最后整理得诗文遗稿五百余篇,约占其原始创作的十之一二，编排成集，名为《青霞集》。

其中诗文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既有壮志抒怀之作，也有仕宦酬赠之篇，既有秀丽的自然美景，亦有奇幻的世外仙境，不同的诗卷绘刻出不同的风格特色，体现出诗人不同境遇下的心态转折，主要是以斗争为基调的人生历程，诗歌始终覆盖着昂扬豪壮的主旋律，在抑郁忿愤中满怀对国家、君主的期待。而散文则涉及多种文体类型，多叙及军防政事、国计民生，或宣扬德义、昌明教化，渗透着鲜明的载道致用观。相比诗歌，沈炼的文章行文放言驰骋、气势盛大，亦讲究情理兼备、表达真率，更具现实意义，是其政治、文学思想的最直接体现，彰显出士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此外，还流传下来了沈炼的《青霞山人集》5卷、《鸣剑集》12卷。

冯梦龙在《喻世名言》中有《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一篇。作品中，刚正不阿的沈链深受诸葛亮《出师表》忠义思想的感染，对严氏父子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先是当面斥责严世蕃的胡作非为，继而又上表章弹劾严氏父子十大罪行，结果遭到削职为民，递解宣化保安州，因得知严氏党羽杨顺杀良冒功而愤而上疏，遭到了严世蕃指使亲信诬陷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