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同祖，男，1910年7月12日出生，湖南长沙人，中国历史学家。

1934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1936年获硕士学位，1939年任云南大学社会、政经、法律三系讲师，后升任副教授、教授，1944年兼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师，期间撰写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成为学术界的开新之作。

1945年春应邀赴美，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哈佛大学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汉史研究。出版《清代地方政府》，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65年回国。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2008年10月3日，因病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98岁。

祖父瞿鸿禨亲自教授，为其开蒙。除了让瞿同祖为《论语》断句，还以朱笔写楷书，让年幼的孙子在上面描摹。

瞿同祖的叔父瞿兑之先后任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着有《汉魏六朝赋选》《中国社会史料从钞》等。他指点瞿同祖文言文，给他讲汉赋，还教他历史。

幼承庭训，瞿同祖的文史知识远远超过了同龄人，他还在中学时便自学了《尚书》，而《尚书》之难，居五经之首，连韩愈都认为它十分难懂，称其为“屈聱牙”。

1930年，瞿同祖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吴文藻时任社会学系主任，瞿同祖与同门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等皆生于狗年，四人被冰心戏称为“吴门四犬”，都是社会学牛人。

1934年获燕京大学文学士学位后，即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在吴文藻与杨开道的指引下，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

1936年，瞿同祖硕士毕业，又因成绩优异而获得金钥匙奖，其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清华大学图书馆至今存有瞿同祖1937年的亲笔赠书，上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惠存，著者敬赠。”该书由陶希圣和杨开道为之做推荐序，很快成为了国内若干大学的指定参考书，书中以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古代中国社会，引起国内学界的瞩目。罗隆基后来告诉瞿同祖，他在西南联大兼课时即以此书为主要参考书，并说若无此书，他便无法开课了。但瞿同祖本人并不苟同，他认为20多岁写不出好书。

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系。不久，抗战爆发，瞿同祖南下避乱，并应吴文藻和费孝通邀请，到云南大学任教，兼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师。

1939年，瞿同祖到昆明云南大学执教，并兼任西南联大的教师，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期间，他撰写了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当时的写作条件极其艰苦，为了躲避空袭，瞿同祖和费孝通等一起住在了云南呈贡区的农民家里，每个礼拜都骑马到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到城里去上课，上完课又坐火车，再骑马回来。

1945年后，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研究员，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

1965回国。历任湖南文史馆馆员、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着有《中国封建社会》《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清代地方政府》《汉代社会》等。

1947年，《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以《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为名，在巴黎和海牙出版英文版，赢得国际声誉，后者被认为是关于中国法律研究最好的西文著作。而当此书还在征订单上时，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就提前预订了。这位20世纪伟大的思想者，不断追问自己的中国学生林毓生，这本书有无到货，以及他对于该书的意见。

1945年春天，经费孝通联络，应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的邀请，瞿同祖携赵曾玖及子女抵达纽约，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哈佛大学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瞿同祖的研究日臻化境，美国《亚洲研究学报》赞扬他的新作《清代地方政府》，认为其“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

1944年应德裔美籍社会史学家魏特夫邀请，入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任研究员。

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1955年，应费正清之邀前往哈佛大学任研究员，在东亚研究中心继续从事中国史的研究，并与中心成员杨联陞教授和哈佛法学院梅伦(Arthur von Mehren)教授共同开设“中国法律”一课。

1961年英文版《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瞿同祖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用业馀时间将此书译成英文，并利用哥大图书馆丰富的馆藏，弥补了最初在昆明市写作此书时由于缺少《宋刑统》这份材料而造成的遗憾，写成了英文版的《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由巴黎和海牙穆东书店出版。

1962年英文著作《清代地方政府》，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962年瞿先生应朋友威廉·荷兰的邀请，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亚洲系副教授，讲授中国通史。

1965年辞职回国。先在北京后回湖南省，等候安排。

1972年，英文著作《汉代社会》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1976年，被借调（1978年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1976年与夫人赵曾玖应约合译的《艾登回忆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编译的《史迪威资料》一书，197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6年，时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的李新，听说了瞿同祖的际遇，将瞿同祖借调到了近代史研究所，且于1978年，为之正式办理了调动手续。此时，瞿同祖已年近七十，方回归到学术圈内。他始终记得燕京大学师友的鼓励，再写一本好书。为此，他每天坚持坐公共汽车，去王府井和美术馆之间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查数据，但渐渐感到力不从心。

1981年后，瞿同祖的胃病多次复发，数次住院，没有治愈。直到他在北京协和医院碰到张孝骞，解放前张孝骞就曾经给瞿同祖看过病，张孝骞一针见血，你的病是由于想写书而写不成书引起的。瞿同祖从此彻底放弃了写书，结果10多年病都没有复发。

1976年，赵曾玖病逝，给瞿同祖带来了莫大的打击。

1978年，瞿同祖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为了写书，瞿同祖每天坐公交车去近代史所附近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按照瞿同祖严谨的写作习惯，年事已高的他明显精力不够。随着时间的逝去，瞿同祖心里越发着急。有一次因胃溃疡住进北京协和医院，著名的内科大夫张孝骞就忠告他，为健康考虑，最好放弃写书的想法。限于诸多条件，瞿同祖最终放弃写书，安享晚年。

2007年3月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学者赵利栋对瞿同祖进行了数次访谈，而在多次交流中，赵利栋从未主动涉及瞿同祖归国后的话题。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爱国而报国无门，不问名利，但求努力工作而未果，他不愿触及这份时代造成的隐痛与焦虑。而瞿同祖亦从未向外人公开过自己的想法。当他预感到赵利栋将是最后一个采访他的人，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讲话，一次，凌晨5点，他拨通了赵利栋家的电话，详尽解释了自己当年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经历；还有一次，瞿同祖委托儿子瞿泽祁，告诉赵利栋自己半生蛰伏的缘由，瞿同祖表示：“过去说回国后没能写出书，是自己的疏懒，那是谦虚，实际上，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

祖父为晚清大学士瞿鸿禨。父瞿宣治先后任职于中国驻瑞士及荷兰公使馆，1923年病逝于马赛。叔父瞿兑之，妻子赵曾玖。瞿同祖九十寿辰时全家合影，立者左起：儿子瞿泽祁、女儿瞿泽仁、大外孙媳郝玉玲、小外孙媳姚晖、小外孙余启新、孙女瞿浩东、儿媳蔡梦、大外孙余启晴。前排小女孩为大外孙的女儿余咪咪。

1932年8月，瞿同祖与赵曾玖结婚。

2008年10月3日，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瞿同祖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学术成就斐然，堪称国际一流的学者，其极富原创性的法律社会史研究庶几可与马克斯·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东西辉映，其中国法律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堪称独步学林，足可垂范后世。

美国社会经济史学家魏特夫认为：瞿同祖的工作已经将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魏特夫表示：“瞿教授在与他早些时候返回中国大陆的妻儿会合之前，完成了他的工作。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命运，在这个计划里面，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发展都留下了印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赵利栋：“瞿同祖不能够算是同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不具代表性。使得他有能力不求名利、努力工作，永远不会因为受到一点挫折而走向偏激。”。

林端认为：瞿同祖回到大陆，其后半生清淡无为，反而成就了他的人格典型，既然被大环境左右，没有办法随心所欲，便做一个隐逸之士，回到他自己的生命世界里去。林端钦佩这样的“者”，因为无论入世还是退隐，进出之际，都需要强大的自我克制和自我信心。而他认为，这种自信，源于真正的学贯中西，是传统中国与西方现代性的天作之合。

吴正茂：瞿先生的法律观虽然受到西方的影响,但仍较为偏狭,主要体现在将“礼”排除在法律概念之外,以及忽略了对体现君臣关系法律的考察。

2006年，瞿同祖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