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帮又称清帮、安清帮、安清道友、清门等，是晚清民国时期三大帮会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帮会史上仅次于洪帮的第二大势力。

青帮的起源存在多种说法，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其与漕运及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信奉罗教的漕运粮帮水手演化而来。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将江浙地区的漕运改为海运，造成大量水手失业。失业水手纷纷聚集到长江下游的两淮、浙江盐区，其中的罗教水手行帮与当地的盐枭结合，形成武装贩卖私盐为主的帮会组织，从而完成了由罗教水手行帮向青帮的转化。清末民初时期，青帮与洪帮走向合流，并大量从事贩毒走私、绑架勒索等非法活动，逐渐黑社会化。

青帮内部实行严格的家长制，每个成员都有各自的辈分，辈分最高的“老头子”拥有最高权威，对徒众拥有生杀大权。此外青帮还订立了一系列帮规仪式，用来约束和规范帮会成员的行为。

北洋军阀时期，青帮沦为各类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1927年，又参与“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南京政府时期青帮势力进一步膨胀，军、政、工、商等界都存在青帮分子；抗战期间一部分青帮成员沦为汉奸；战后又与中国国民党特务勾结，对解放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但也有部分成员投靠共产党，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一定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青帮组织被彻底取缔。目前的青帮主要分布在台湾地区（部分流窜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东南亚地区），并以合法社团“中华安清会”为名公开活跃，主要从事社会救助和慈善等事业。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了满足宫廷和京城官员俸禄及财政需要，会将全国各地征收的农业税，特别是米粮运往京城。这些物资往往通过水面运输，因此也被称为“漕运”。明代主要由军人承担运输漕粮的任务，清代沿袭明制，也实行军运。然而在实际运输过程中，由于财政、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军运的弊端层出不穷，运粮军人也纷纷逃亡。为解决这一问题，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政府下令将原来的每船运军由十名改为一名，剩下的九人从民间招募水手充任。清廷所招募的这些水手、船工，大多是来自直隶、山东省一带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些水手、船工不仅收入微薄，还经常面临被克扣钱粮的问题。再加上他们大多属于游民，没有固定住所，日常生活和生老病死都需要互相间帮助。因此，为了生存以及维护自身利益，水手内部逐渐出现了互助性经济组织。

罗教又称无为教，由山东即墨县人罗清于明正德初年创立。罗教创立后分化为众多派系，江浙漕运水手中的罗教就属于其中一支。明末时期，密云区人钱坚、翁岩，松江区人潘清寓居杭州市传播罗教，他们在杭州各自建立庵堂，供奉佛像、吃素念经。由于他们所建立的庵堂靠近码头，水手在漕运结束后便可以借住在庵中。罗教的庵堂对于生活艰辛且没有保障的漕运水手来说，不但在精神上提供了慰藉，而且在物质上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因此，罗教在水手中迅速发展，杭州的庵堂也由最初的三座增长至七十二座。到清代初中叶，罗教在江浙形成了浙江省和苏州市两大活动中心，以罗教为纽带的漕运水手也逐渐形成为一种民间宗教组织，为日后水手行帮以及青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随着入教水手的不断增多，罗教庵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而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雍正帝五年（1727年），浙江巡抚李卫奉命查禁罗教，将罗教庵堂中的经书和佛像销毁，但这一行为并未断绝罗教在水手中的传播。爱新觉罗·弘历三十三年（1768年），水手中多次发生械斗被清政府得知。爱新觉罗·弘历认为罗教已成为危及社会的隐患，便下令铲除罗教庵堂、销毁经书，并将水手驱散。庵堂被禁毁后，水手罗教的活动中心被迫从庵堂转移到水手自己的船上。

以老堂船为核心，水手们制定了各项帮规，同时以宗法师承关系为纽带，建立起了等级森严的水手行帮组织，并逐渐控制了江浙的漕运。在水手罗教向水手行帮的转变过程中，原属罗教翁、钱、潘三庵的势力逐渐形成三支派别。其中翁、钱两安势力被称为“老安”，潘安势力称为“新安”，两者一直存在较大的矛盾，常常相互争斗。钱、翁两支因为收徒比较严格，很快衰落下去，“潘安”则因为广收徒众，获得了迅速发展，此后的安清帮也大多来自“潘安”势力。

爱新觉罗·旻宁、咸丰年间，由于运河堵塞以及太平军进入江南，切断了运河，清政府便于咸丰三年（1853年）将江浙两省的漕粮全部改为海运。漕粮海运造成了大批水手失业，失去生计的水手一部分加入了太平军或清军，但大部分则以贩卖私盐来维系生存。此后，水手行帮开始与长江下游的盐枭集团结合，形成武装贩卖私盐为主的帮会组织，完成了水手行帮向青帮的转化。青帮形成后，在光绪年间获得了迅速发展，并形成了江南、江北两大势力中心，其主要代表是江北里下河地区（今江苏省中部）一带的安清道友和江南太湖一带的巢湖帮。

安清道友又称“安清帮”“安庆帮”“庆帮”，其名源于安庆帮的粮船。安清道友在初期阶段，依附于李昭寿（原捻军将领，降清后在两淮地区拥兵自重）之下，主要从事走私活动尤其是贩卖私盐，其势力迅速壮大。同治三年（1864年），李世忠的部队被裁撤，此后安清道友与盐枭集团“青皮党”结合，继续从事贩卖私盐和抢劫讹诈等非法活动。巢湖帮在爱新觉罗·颙琰道光就是较大的盐枭集团，太平天国以后的巢湖帮融合了失业的江浙水手、青皮盐枭以及一些散兵游勇，形成了成分复杂的青帮组织。巢湖帮凭借着长江下游地区特殊的地理、社会环境，发展也较为迅速，主要从事贩盐聚赌、抢劫勒索等非法活动，但其势力远不及安清道友。除此之外，清末山东省、江西省等地也发现有青帮组织。

红帮又称洪帮、洪门，是天地会、哥老会的统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哥老会成员曾大量加入湘军。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曾国藩开始有组织地裁撤湘军，大批湘军由于返乡后没有田产，便开始前往长江中下游平原发展。哥老会的势力蔓延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后，不免与青帮发生冲突。然而，青帮向长江中游贩运私盐，红帮向长江中下游贩运鸦片，都需要对方的照应和协助，因此双方很快由冲突转为合作融合。青红帮的合流大概始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合流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帮会成员各自加入对方的帮会，像号称“长江三龙”之一的陈金龙，既是红帮首领，又是青帮的“通”字辈。另一种方式就是青帮、红帮首领合开山堂。1898年，青帮首领徐宝山与红帮首领任春山合开“春宝山”山堂就属于这种。至20世纪20年代，青红帮的合流已经达到“青红不分家”的程度。但因青帮势力过大，洪门内部也曾有“先清后洪，鲤鱼跳龙；先洪后清，剥皮抽筋”的规定，以避免洪门子弟转投青帮。

青红帮合流的同时，也伴随着其组织向黑社会的转变。自清末以来，上海市不仅是粮食的重要转运点，也是中国主要的商业和工业中心，因此吸引了众多外来移民，其中就包括大批青帮人士。为了站稳脚跟，青帮与地痞流氓结合，垄断大烟买卖，贩盐走私，绑票抢劫，娼妓卖淫等黑道行业，逐渐沦为黑社会组织。此外，各类军阀也收买青红帮作为羽翼、爪牙，将其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青红帮逐渐由等级森严、帮规严密的组织逐渐转变为以实力强者为尊的组织，同时其成员的成分也日渐复杂化。

随着青帮的不断发展，其成员的成分也逐渐复杂化。在水手行帮时期，青帮的成员大多是以漕运为生的行帮水手。在漕运废弛、青帮正式形成后，其组织成员从单纯的船帮水手扩大到了整个下层社会，主要以破产农民、城市小手工业者与流氓为主。在这一时期，青帮仍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集中代表，是封建社会下层的社会组织。

然而随着青帮势力的不断发展，民国以后，青帮组织的成员开始向社会中上层发展，并且最终涵盖了社会所有阶层。至二十年代中后期，青帮的成员不仅包括失业无产者、体力工人、城市流氓等社会下层人员，还包括许多工商实业家、文化界人士、军政警特人员甚至达官显贵等上流社会人员。青帮成员向社会中上层流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大批军政警界以及工商界人士的参加帮会，无形中提高了青帮成员的层次。另一方面是青帮份子为了扩张个人势力，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便利用各种资源竭力向社会的中上层渗透。

青帮源于信仰罗教的水手行帮会社，因此其内部组织结构也沿袭了漕运水手行帮会社内的宗法性师徒关系，这种通过师徒关系传承的方式是青帮与其他秘密会党之间重要的区别。青帮的每一位成员在帮内都有自己的字辈，用以排列成员的等级和位置。字辈有前二十四字和后二十四字，前二十四辈以“清净道德，文诚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性，元明兴礼，大通悟觉”作为字派。光绪十七年（1891年），青帮又设立后二十四字，即“万象依版，戒律传宝，化度心回，普门开放，光照乾坤，代发修行”。民国时，又续二十四字，即“绪结计，山芮克勤，宣华转忱，庆兆报魁，宜执应存，挽香同流”。

到清末民初时期，青帮辈分已经传到“大通悟觉”这四个字辈，像著名的青帮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属于通字辈，杜月笙属于悟字辈。由于青帮非常重视宗法性的师徒关系，因此其在内部也实行家长制的统治。堂主被徒弟们呼为“老头子”，老头子的命令成员们必须绝对服从。堂主甚至像皇帝一样拥有绝对权威，可以一言决定任何徒众的生死。青帮成员中同辈称兄弟，不同辈便是叔侄祖孙关系。

在各类的青帮秘籍中，都记录着一种叫“香堂”的建制，描述其内部陈设，以及香堂中拜师收徒的步骤与帮规、家法。香堂又被称为老窝子，是青帮的活动中心，主要用于巩固帮派、扩展组织，联络帮内成员，也是帮主的驻地。明末清初时期，江浙一带就建有罗教庵堂作为水手的活动中心。爱新觉罗·弘历三十三年（1768年）后，水手帮会的活动中心转移到老堂船，老堂船内设有罗公画像，供水手行帮拜祭。此外，河边的一些酒馆、茶馆也是帮会活动、联络的中心，这是香堂的雏形。

香堂的真正建立与哥老会有着密切关系。哥老会早年活动于四川、两湖地区，太平天国运动时加入湘军。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军逐渐被裁撤，大批哥老会成员再次沦为流民，纷纷拉帮结伙，建立山堂。哥老会结为山堂之后，其活动遍布大江南北，但主要集中在安徽、江苏省一带。青红帮合流时，青帮也开始建立类似山堂式的香堂。至清末时期，香堂之风十分兴盛，青帮的香堂不仅在安徽、江苏建立，甚至在租界内也出现了香堂。

青帮最重要的仪式就是开香堂，有大香堂和小香堂的区别。大香堂是上大香，基本只有在开山门（即开始收徒）和关山门（停止收徒）时才会举行，小香堂则主要在平时收徒时举行。小香堂的仪式较为简单，先是入帮弟子由师父引进，然后由传道师主持仪式，供奉翁、钱、潘三祖，唱焚香歌，拜本师，授予帮规，最后焚纸送祖归山。大香堂的仪式更加隆重，一般必须在香火船上举行。但除了出席人数、请神香赞、拜师礼仪、传授帮规的流程更加繁琐外，仪式的结构与小香堂并没有多大区别。除了收徒外，在帮会讨论重要事项或者惩罚违反帮规者时，也会举行开香堂仪式。

到晚清时期，青帮的组织已经非常庞大，作为一个非法组织，其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帮规、家法，用来规范其成员的行为，以保证其活动的安全性。青帮的帮规也被称为“通草”，《清门考源》等书中对这些帮规、家法都有详细记载，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辛亥革命之后，各类军阀争相收买青红帮，将其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袁世凯在获得大总统职位后，为了与中国国民党斗争，便收买利用应桂馨、徐宝山等青帮首领。相传1913年，应桂馨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刺杀了宋教仁，制造了“民国第一大案”。此外，袁世凯还以军费物资收买徐宝山，在袁准备进攻南方军队时，徐宝山公然劫夺国民党自上海市运往安徽、江西省的军火。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地方军阀成为了实际的统治者。青帮势力便与地方军阀相勾结，许多军阀也都纷纷加入青帮，用帮规和军规双重标准来控制军队，像张宗昌、韩复矩等人，都是青帮成员。这一时期，在华北、东北等地区，青帮组织都得到了扩大，不少青帮成员还进入了军界和警界。上海更是形成了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组成的“青帮三大亨”，他们成立三鑫公司垄断当地的毒品贸易，获取了大量财富，而军阀也从中分得了巨额利润。

“四一二政变”期间，上海市的青帮三大亨极力配合蒋介石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蒋介石掌权后，为了回报黄金荣等人，便授予他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等崇高职位，青帮势力首次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重用。此外，青帮还获得了国民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他们不仅得以继续垄断鸦片等贸易，还大力投资证券、金融等行业，从中获取了大量财富。而青帮也积极配合中国国民党政府，镇压工人的罢工运动。除了上海外，华北地区、西北等地的青帮势力也得到了迅速膨胀。这一时期许多国民党员都加入了青帮组织，军政界、商界、文化界等都存在大量青帮分子。

但青帮与国民党除了合作外，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例如在鸦片贩卖问题上，蒋介石政府想要独揽鸦片收益，企图抛开青帮独自经营。青帮对此极力反对，甚至曾两次密谋刺杀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1934年，蒋介石指派杜月笙担任上海禁烟局局长，双方才得以继续合作。此外，为了抬高身价、身主流社会，从1933年开始，青帮开始建立起一系列新式社团，比较著名的有杜月笙的“恒社”、黄金荣的“荣社”和张镜湖的“仁社”等。这些新式社团不仅对原有的帮会组织形式作了变动，还打破了青帮内部等级森严的字辈阻隔，帮会首领的地位更多的是由政治经济学实力决定，辈分大小则变得无关轻重。

日本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控制中国社会，积极在华培养亲日势力，青帮份子便成了他们的主要争取对象之一。但并非所有的青帮成员都投靠了日本，他们的态度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种是持积极抗日态度，努力支援各种抗日活动，其主要代表是杜月笙。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时，杜月笙就曾发起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用以支援抗战和救济难民。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青帮成员也都积极参加募集和运送抗战物资的活动，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二种则是投敌叛国，沦为汉奸，其主要代表是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地的青帮分子。日本全面侵华后，曾依靠这些青帮建立起数量众多的汉奸帮会，像“天津内河航运公会”“民生总会”“中国安清总会”等，都是依靠青帮势力组织建立而成。第三种是骑墙派，既不愿成为汉奸给人以口实，又不敢得罪日本人，其主要代表是黄金荣。黄金荣自己虽没有直接成为汉奸，但他却派自己的门徒充任日本人所提供的各种职位。但他同时还为国民党潜伏的特务提供便利条件，也掩护过共产党员在沦陷区的工作，为抗日做出过一定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投敌的青帮分子由于和中国国民党当局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大部分人并没有受到惩罚。而那些支持抗战的青帮首领也从大后方卷土重来，积极涉足金融、工商等行业，扩大其社会影响。再加上失业人群的扩大以及国民党特务机构对帮会的利用，抗战胜利后的青帮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随着帮会势力的发展，一些帮会首领为了获得更高的政治权力，便试图组建全国性的帮会政党团体。青、洪等帮会组建的中国民生共进党，更是公然打出“打倒国民党之贪污官吏”的口号，而帮会首领的政治野心也激化了他们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中国国民党当局对此一方面限制他们建立全国性政党，另一方面又给予其政治、经济上一定的特权，以转移其政治目标。

面对国民党的拉拢和打压，一部分青帮分子投靠了国民党当局，充当国民党的反共打手，对群众和民主运动进行镇压，另一部分则企图恢复过去的权势，激化了与国民党的矛盾。青帮内部虽然分化，但他们仍旧从事贩毒走私等非法活动，其本身的破坏性、违法性并未改变。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青帮内部再次出现分化。一部分青帮中国国民党的扶持下建立武装组织，在解放区进行特务和破坏活动。另一部分成员则向共产党靠拢，像黄金荣、朱学范等人都曾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一定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政府通过镇压、肃反、改造等形式，基本清除了青帮在中国大陆的势力。部分青帮份子则在解放前夕，随蒋介石逃到了台湾。因此台湾还保留有青帮组织，但人数并不多，主要是一些地位较高的青帮首领，像陆京士等人都曾担任过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目前的青帮仍主要分布在台湾，台湾解严后民间社团活跃，青帮以“中华安清会”为名公开活跃。2001年开始设立专门的博客与Facebook，公布青帮过去一直秘而不宣的渊源、帮规、香堂等。据2001年中华安清会所公布，台湾青帮还有6支，号称有20万会众。他们强调订有严格帮规，讲忠义，提倡传统的伦理道德，不同于不良的非法帮派。目前，“中华安清会”经常举行春节团拜、祖师爷圣诞节、理监事会、年度会员大会聚餐等活动，并热心于社会扶助以及慈善事业。除了台湾外，一些青帮分子（如杜月笙）在1949年后逃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并与当地其他帮派在控制毒品市场上发生了争斗。青帮的生意很快被潮州三合会摧毁，多数药剂师也都转而投靠了三合会。此后，潮州三合会的势力逐渐扩展到东南亚等地，并于1960年代晚期在泰国和缅甸边境开设了第一个制作的4号海洛因的实验室，使金三角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生产地。

黄金荣（1868-1953）字锦，祖籍余姚市，生于苏州市。1880年迁居上海市，在城隍庙萃华堂裱画店学艺。1892年，黄金荣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当侦探，后升为督察长，并成为青帮头目之一。其依靠租界当局，勾结军阀势力、广收门徒，并通过贩毒走私、绑票勒索等手段积聚大量财富。此后，其与张啸林、杜月笙结拜为把兄弟，并称为“上海三大亨”。1925年又与张啸林等合伙开设三鑫公司，专门用于贩卖鸦片，同时还开办多家舞台、浴室、戏院等。1927年，黄金荣在蒋介石指示下，与张啸林、杜月笙重组中华共进会，在“四一二政变”期间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民政府成立后，被授予陆海空军司令部顾问、军委少将参议等职位。全面抗战期间，黄金荣留居上海市，与日伪政府的高级官员有密切往来。抗战结束后，利用“荣社”来巩固和扩展自己的势力。解放前夕，黄金荣接受中共劝告，同意不出走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并为上海战役做出了一定贡献。1951年发表《黄金荣自白书》，公开检讨悔过其罪行，获得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

张啸林（1877-1940）原名小林，后更名为“寅”，号啸林，慈溪市人。张啸林从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后，投靠到杭州衙门领班李休堂的门下，以敲诈赌博为生。1912年前往上海市，结识了公共租界青帮头子季云卿，不久又拜“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此后张啸林在沪杭一带广收门徒，并勾结军阀扩大自己的势力，很快成为青帮头目之一，并与黄金荣、杜月笙结拜为把兄弟，并称为“上海三大亨”。1925年与黄金荣等合伙开设三鑫公司，专门从事鸦片贸易。“四一二政变”时，受蒋介石指使重组中华共进会，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被授予陆海空军司令部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等职位。1931年与杜月笙在上海合开大赌台，并投资银行及工商企业。八一三事变以后，其投靠日伪政府。1939年，在日本指使下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次年国民党军统局策动其保镖将其刺杀。

杜月笙（1888-1951）原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人。早年在十六铺水果行当学徒，因偷窃聚赌被驱赶。后拜上海青帮流氓陈世昌为老头子，从事盗窃、贩毒等活动。不久杜月笙到法租界巡捕房任职，受到捕房督察长黄金荣的赏识，后与黄金荣、张啸林结拜为把兄弟，并称为“上海三大亨”。1925年与黄金荣等人合伙开设三鑫公司，贩卖鸦片，在蒋介石指使下参与中华共进会。“四一二政变”期间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南京政府成立后被授予陆海空军司令部顾问、行政院参议等职，并多次破坏工人组织的罢工斗争。1929年开设中汇银行，自任董事长。1932年组织建立“恒社”，广收门徒，1934年又担任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职位。七七事变后参加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并与戴笠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总队”。上海沦陷后前往香港，后到重庆协助戴笠搜罗流亡后方的帮会分子。抗战结束后回到上海，扩大恒社组织，并担任多个团体和企业的董事长、理事长。1946年又兼任军统外围组织“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的常务理事，解放前夕逃往香港。

关于青帮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青帮内部流传的“通草”一类的秘籍认为，青帮是由翁岩、钱坚和潘清三人所创立记载，创立的时间在清康熙或雍正年间，具体说法不一。而创立青帮的来由，是因为清政府兴办漕运，张榜招贤，翁、钱、潘三人的师傅陆逵令他们揭榜，替清政府造船兴运。此后清朝皇帝钦准三人各自按八仙、二十八宿、三十六天罡之数招徒七十二人，创立青帮。三人创立青帮后，以达摩为始祖，金碧峰为第一代祖师，罗清为第二代祖师，陆逵为第三代祖师，以示其源远流长，并以此标榜其为佛门正统。

还有一种说法是，清朝雍正四年（1726年），清廷鉴于盗贼遍地，漕运不通，便贴出皇榜招揽人才。洪门弟子翁德惠献反间计，揭皇榜假意归顺满清，实际上成立清帮，趁机搜集朝廷情报和募集资金。于是翁德惠就与钱德正及潘德林成立安清帮，其主要成员来自潘氏所属的哥老会。三人对外宣称为“罗祖”弟子（罗祖一说为禅宗思想六祖慧能，因有传言说六祖的俗姓为罗；另一说则为罗教之祖。两者清帮都有供奉），向朝廷提出“替天行道，带发修行”的口号。

对于上述说法，大多数学者认为其与史实出入较大。虽然翁、钱、潘三人，历史上确实存在。但学者李世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民俗学家）指出：青帮早期组织，就是在官方粮帮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各帮水手的组织，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也没有自己独立的名称，因此很难说是创自何人。关于青帮源于洪门（红帮）一说，学者周育民（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长）和邵雍（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理事）认为，这是民国初年青帮为了把自己说成是“反清复明”的团体以争取合法化的实际需要，是蓄意篡改历史的结果。至于青帮的真正起源，学术界经过长期讨论后，认为其与漕运和罗教有着密切联系，而马西沙和程歗所著的《从罗教到青帮》一文，则基本揭开了这一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