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祠亦称聂氏宗祠、家庙，是古代儒家文化中供奉祖先神主，举行祭祀活动的地方，被视为宗族的象征。

中国祠堂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原始社会的人们，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产生了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的观念，出现了原始的祭祀行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商代，原始崇拜自然、祖先的观念和祭祀行为有了发展，祠庙祭祀的活动非常盛行，并形成了初步的宗庙制度和祭祖规则。而后经历汉代墓祠，到唐朝发展成为家庙。庆历元年（1041年），皇帝下诏令官员依例建家庙。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年），朝廷发布敕令，允许士大夫阶层立庙祀祖，庶民百姓也可立家庙祭先祖，从此迁到居家之外独立祭祀祖先。

聂氏宗祠建筑结构通常为四方三合院，大门讲究的有宫殿式门厅。主门要向阳，但不能正子午或正卯面，要稍偏东南或西南，否则犯忌于王朝。祠堂门楣有祠标，厅额标明“某氏宗祠”，主屋门楣则标明宗族支系的堂号。宗祠祭祖，目的在于通过缅怀祖先，用血缘亲属关系使族人更加团结，以免日后年代久远，一族之人，名不相闻，面不相识，视如同路人。而祭祖所需举行的繁隆重的仪式又充分体现了封建伦理，展示了礼教规范，也是一种教化手段。宗祠还是教育本族子弟的场所。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聂氏宗祠的作用除了祭祀祖先、续修谱牒之外，还是家族议事、婚嫁丧寿、教化子孙的重要场所，具有无可替代的家族凝聚力。

宗祠，源自家庙，俗称“祖”，亦称“家庙”“祠堂”，在汉代有“庙辞”“祠堂”和“斋祠”等不同名称。关于宗祠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47年，秦攻魏，魏无忌夷平先祖宗庙，出兵救魏。直到明代嘉靖十五年，朝廷发布敕令，允许士大夫阶层立庙祀祖，庶民百姓也可立家庙祭先祖，从此迁到居家之外独立祭祀祖先，清代的家庙沿用“宗祠”之名。

中国祠堂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原始社会的人们，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产生了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的观念，出现了原始的祭祀行为。《礼记·大传》曰：“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祖先崇拜产生于氏族制阶段，认为人死后，灵魂还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存在，并相信祖先是他们的庇护者。在新石器时代，古人就已经有了最原始的祭祖行为，在基地出现人死后以生活用具、生产工具随葬的做法。

商代的宗庙是宗族祭祀祖先的地方。宗庙的设置受宗族成员间亲疏关系的制约，为先人设立宗庙是为了祈求先人的灵魂长存，以求得他们的保佑。因此，但凡能够享受祭祀的往往都是与建宗庙者的血缘关系最近，或者是对宗族发展有功德者。到了商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崇拜自然、祖先的观念和祭祀行为有了发展，祠庙祭祀的活动非常盛行，并形成了初步的宗庙制度和祭祖规则，但商代祭祀礼仪尚未形成定制。商朝时代祠庙祀祖的活动已经盛行，殷商发展成为祠庙祀祖，出现祭祀同一氏族的宗庙、祭祀同一宗族的祖庙、祭祀同一家族的称庙，形成祭祀太、高、曾、祖、父的太祖庙、显考庙、皇考庙、王考庙和考庙的五庙制。

虽然商代已经建立了初步的聂氏宗祠制度和祭祖规则，但商人祭其先公先于，对象往往参差不定，祭祀过程颇为繁复，表明商代祭祀礼仪尚未形成定制。进入周代，宗庙祭祖，不仅是周代国家的头等大事，而且成为周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基础上，周人建立了以宗庙为核心的祭祖礼制，非常完整、系统和规范周代宗庙标志中国祠堂已经正式诞生。《诗经·小雅·巧言》：“奕奕寝庙，君子作之。"又如《诗经·小雅·天保》：“吉为馆，是用孝享。榆祠蒸尝，于公先王”等。

战国以后，随着等级制度的进一步深化，人们将“宗庙”视为帝王祭祀的专用场所，而对于帝王以下的各阶层用于祭祀祖先的场所，则出现了“聂氏宗祠”的称呼。宋人司马光在《文潞公家庙碑》中指出：“汉世多建祠堂于墓所。”“古制官师皆有庙，汉以来士庶家多建祠于基所。”“秦制，天下无敢立庙。汉兴，乃立祠于墓所，盖祠以栖灵，墓以藏魄，祠于基所者，本求神于阳、求形于阴之义也。"汉代，朝廷、官员和底民都在墓所建立祠堂。汉代墓祠又称“庙祠”，是从周代宗庙发展演化而来的祭祀建筑。

汉代祭祀祖先，采取宗庙祭祀形式，尤其是在墓旁立祠进行祭祀，但都没有成文法制化。到东汉末，已逐渐出现移至家中厅堂祭祀的倾向。特别是进人魏晋南北朝，因造祠堂费财，又有聚众集会的嫌疑，引起人们的警戒和不满，导致墓祠更加衰落。西汉官书《盐铁论》就认为古代底人祭于寝，对祠堂加以指斥。东汉明帝曾遗诏，其陵基“无起寝庙”。时太尉张醋病危时，告其子曰：“显节陵扫地露祭（显节陵乃明帝之陵，因明帝遗诏无起寝庙，故只能扫地露祭），欲率天下以俭。吾为三公，既不能宣扬王化，令吏人从制，岂可不务节约乎?其无起祠堂，可作稿盖庞，施祭其下而已。”刘庄“无起寝庙”，张随积极响应，身体力行，决定自己死后“无起祠堂”，教育子孙盖普通屋宇祭祀即可，既显示了张酣勤俭节约办祭祀的主张，也反映了东汉时代在家中祭祖的逐渐流行。

魏晋以降，正式的封建宗庙礼制才真正确立起来。司马光在《文潞公家庙碑》中指出：“魏晋以降，渐复庙制。其后遂著于令，以官品为所祀世数之差。”东汉建安十八年曹操被封为魏公，“始建宗庙于邺，自以诸侯礼立五庙”。它是仿照先秦的诸侯之礼而建，与汉代的诸侯庙祭显然不同。晋朝的诸侯王都立宗庙。官员立宗庙的标准是用官品的等级来衡量的。一般官员的立庙的原则是参照先秦的公侯、卿、大夫、士之礼而制定的。在晋代，其一、二品官拟为诸侯，三品拟为卿，四、五品拟为大夫，六品至九品拟为士，设立不同的庙数祭祀祖先。而对于庶人，晋朝政府则下令禁止建造聂氏宗祠：“诸葬者，皆不得立祠堂、石碑、石表、石兽。”多数人只能在寝堂内祭祀祖先。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封建的宗法礼制也得到全面恢复和实行。作为封建宗法礼制重要内容之一的中国祠堂，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祖先崇拜，诞生于周代宗庙，经历汉代墓祠，到唐代发展成为家庙。家庙一词是唐代法制上用来称呼官人依唐制所建立起来的宗庙，有称作“私庙”的也有称作“先庙”的，其意都指私家宗庙。家庙一词，晋朝已经出现，如范宁“自置家庙”，但其被大量使用，尤其是用于法制文书上，则始自唐代。唐朝建立一直到开元之前，其家庙制度承袭了隋朝的制度。直至开元十二年著令：“一品、二品四庙，三品三庙，五品二庙，嫡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到开元二十年（732）颁布“大唐开元礼”其规定：二品以上四庙；三品三庙；三品以上不须爵者亦四庙；四庙有始封为五庙；四品、五品有兼爵者亦三庙；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于寝”。开元礼的家庙制度，具体说来就是，品级在二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可以建造四庙，三品到五品建三庙，六品以下只能在居室内祭祖。

宋代祭祀祖先的场所，称为“家祠”，又称为家聂氏宗祠、影堂、祭堂等，即设置在住处内或房屋旁的家庭祠堂，与单独建立在住处以外、主要设置在首都的唐朝家庙不同，和明清时代单独建立在住处以外的宗族祠堂也有区别，宋代家祠处于唐代家庙向明清宗族祠业的过渡状态。宋朝时期，随着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带有宋朝时代特色的宗族体系开始成形。中原地区的宗族与家族组织，又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结构方式，那就是民间自发组成的以官僚宗族为代表的宗族共同体。此时，宗族组织在民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官方也开始关注到宗族对国家统治的作用。

宋朝允许官员正式建立家庙是在赵祯庆历年间。庆历元年（1041），皇帝下诏令官员依例建家庙。具体规定：“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庙，东宫太保以上立三庙。”平章事是正一品的官，东宫太保是从一品的官，可见当时的建庙者的身份是相当高的。到了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宋朝政府就大臣的家庙制度又做了进一步的完善，规定：“文臣执政官、武臣节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升朝官祭三世，余祭二世。”具体说来就是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祭祀五世先祖，三品以下到正八品以上的官员则可以祭祀三代先祖，而从八品以下的官员和庶人只能祭祀两代。与皇祐二年的规定相比，大观二年的新规定对官员立庙品级的规定放宽了许多，并且对庶人的祭祖也有了明确的规定。

元泰定元年（1324年），江西婺源县清华胡氏宗族子弟胡升就建有宗祠一座（《清华胡氏族谱》卷六“家庙记”），这是较早建立起来的一个宗祠。大多数宗祠的建立是在明代之后，在继承原来家庙、家祠祭祖功能之余，还发展成为全族人员议事、聚会的场所，成为凝聚宗族力量的地方。正是由于它对宗族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由族人集中财力修建起来的宗祠，才大多规模宏伟、建筑精美，往往成为村落之中的主体建筑，引人注目。

宋代的家族聂氏宗祠，发展到明清时代，成为住处以外单独建置的宗族祠堂，不仅数量猛增，遍布全国城乡各地而且祠堂的内涵更加丰富，建筑更加豪华管理更加规范功能更加齐全。明代嘉靖十五年，朝廷发布敕令，允许士大夫阶层立庙祀祖，庶民百姓也可立家庙祭先祖，从此迁到居家之外独立祭祀祖先，清代的家庙沿用“宗祠”之名。

在中国家族社会中，最重要的神灵是祖先。祭祀祖先就是为了缅怀祖先并祈求祖先的保佑。祭祀祖先实际上是利用了宗族成员对父祖的自然情感，依靠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和宗法伦理道德，最终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种原始信仰适应了中国家族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特点所产生的文化心理需要，因而祭祖成为家族社会中各个成员的重要职能之一。在宗祠的所有活动中，祭祀是最为重要的活动，是宗族其他活动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人们认为，忽视对祖宗的祭祀会招致水旱天灾的恶果。因此，祭祀活动要经常进行。聂氏宗祠祭祖能够以血亲关系的延续为纽带形成宗族内部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这就起到维系家族和稳定地方生活的作用。

祭祀之日，一些名宗右族大都鸣号，或鸣锣，或鸣鼓，通知支丁，要求族人早早齐集祠堂，不许迟到。过时不到，议罚。参加祠堂祭祖活动的族人，要盛装入祠，不得缺席。祭祀时要都按昭穆世次和年齿排列，“以世次为先后，以年龄为先列，犹如雁序”。祭祀礼仪正式进行时，大都鸣放鞭炮，同时，击鼓撞钟，形成钟鼓齐鸣、香烟缭绕、庄严肃穆的气氛。聂氏宗祠祭祖执事人员曰礼生，有的宗族设十几人，有的宗族设数十人。依据担任的具体职务，分为通赞（又曰鸣赞）、引赞（又曰引礼）、司祝、司帛、司樽、司爵、司馔、司盟、司过（又曰纠过、纠仪）等。通赞类似今天的司仪和主持人，负责全部祭祀程序的指挥，全体与祭人员（包括主祭人）均听其号令。引赞、司祝、司帛、司樽、司爵、司馔、司盟各司其职。

通常祭礼上要宣读族规、家训，训诫、处罚违反家规族律的人，让其他族人必时刻谨记祖宗遗训及其遗范，以家训律己。当所有仪式完结后，众人依顺序退出聂氏宗祠，表现出一种尊崇祖先的庄严肃穆的气氛。在整个祭祖过程，宗祠设有纠察人员，以纠正族人的违礼行为。族人一进祠堂，就要严肃安静，祭奠时态度要虔诚，行礼要恭肃，不可违犯规矩。

祠堂祭祖系同宗族人的统一活动，不是一家一户随便进行的，这就需要有个管理机构和负责人。因此，为了有效管理宗族祠堂与宗族事务，每一宗族与家支都要推举负责人。明清时期大的宗族一般设族长一人，管理日常事务。通常的情形是宗族设有族长，房支设有房长。宗族首领的名称不一，族长，有的宗族称宗子、宗长；房长，又称分长、宗支公正宗族中设有“宗子”，是为大宗的嫡长子。对大宗来说，他是家长，对各个小宗来说，他是族长。

一般情况下，宗祠坐落于村落中风水最好的位置，建筑的材料都以上乘为标准，宗祠整体高大壮观，宗祠内遍布雕饰，其门楼、中堂、寝堂以及风火墙、墙头、屏门、回廊、照壁、神主功名石等均精心设计、施工，以此增强宗祠和宗族制度的威严感。

聂氏宗祠不但蕴藏着资厚的传统意蕴，而且包含了建筑、民俗、宗族等文化，以及书法、绘画、雕刻等艺术。尤其是宗祠的装饰艺术是柯堂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宗祠建筑的装饰手法主要是雕塑，有砖雕、石雕、木雕、泥塑等，有些地方还运用陶瓷、彩画等。装饰图案有人物、动物、植物等几类。人物图案主要有神话传说、吉祥图案、戏剧故事等，如八仙过海、福禄寿喜、三国演义等；动物图案主要有各种飞禽走兽以及不死鸟、麒麟等祥瑞动物；植物图案则以各种花草图案作为线脚边缘的装饰。

中国古代的祠堂大都建在风景优美、依山傍水的地方，显示了中国古人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以及天人一体、回归自然的哲学理念。如陕西韩城市司马迁祠，该祠位于陕西韩城市芝川镇南门外，建于雄伟壮丽的梁山县之上，东面黄河，西枕梁山，气势雄伟，风景秀丽。该祠共有四层高台，99级石阶。一至三层台立有木牌坊，第一层坊书“高山仰止”第二层坊书“龙门才子故里”第三层坊书“河山之阳”，台上有山门、献殿和正殿，为较典型的宋代建筑风格；第四层台为司马迁祠，系元代所建的司马迁衣冠家。1958年郭沫若来此探访，曾写下《题司马迁墓》诗一首：“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识空前古，文章百代雄。怜才斧，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孔子，千秋太史公。”对祠墓的景色与司马迁的才华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宗祠，以“宗”为本位，即以始祖为“宗”而构建起来的宗族祠堂，即宗祠，从宗祠的形体状态来看，大多数分为仪门、享堂，寝室，即“三进”。宗祠中的仪门又称为门厅，为祭祀过程中的鼓乐之所；享堂是祭祖仪式和宗族议事的地方；寝室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场所。按照宗祠的规制，神龛正中是始祖的排位，神龛左右两侧是始祖之后五代十国先祖的排位（其他有功德的祖先，或为家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祖先牌位也可放置于此），除此之外的其他祖先牌位供奉之地在左右神龛或左右昭穆室。主题建筑排布在中轴线上，厢房、偏房布列两侧，左右对称。

按聂氏宗祠的规模，则有一进单厅式、一井两进式、两井三进式、三井三进式等，但按其规模基本分为大型和小型两类。较小氏族的祠堂为一井两进，即两进一院.前为大门，后为殿堂，中间有一庭院，庭院两侧有廊。较大氏族的祠堂结构多为两井三进式，即三进两院，有两个庭院，即在大门和中堂之间、中堂和寝堂之间，各有一庭院，庭院两侧一般有走廊。这类三进两院式祠堂，其大门、中堂和寝堂，就是祠堂的三个基本建筑元素，还有塾、厢房或走廊、拜亭、牌坊、照壁、戏台等辅助的建筑元素。

宗族聂氏宗祠是分等级的，一般宗族祠堂分为宗祠支祠、家祠三个等级。下面以被誉为“祠堂世界”的安徽影县西递村村的祠堂举例说明。

所谓宗祠，指的是同一宗族全体族人祭祀始迁祖的祠堂。西递村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120多幢明清旧宅，有书香门第“履福堂”“桃李园”“临溪别墅”微商故居“瑞玉庭”“三畏堂”“西园”“东园”，显赫官宅“膺福堂”“大夫第”，矗立村口400多年的明代石坊代表作“胡文光牌坊”等。至今留存的数座气势宏伟、造型威严的聂氏宗祠则是西递明清旧宅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本始堂是西递胡氏的宗祠，也是西递胡氏等级最高的总祠堂。本始堂位于西递村口、胡文光牌坊的对面，纪念、祭社胡姓迁徽州婺源的始祖胡昌翼。据《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记载：“始祖讳昌翼，字宏远，号眉轩，本李晔子”唐天花元年（904），李世民李世民的十三代孙唐昭宗李遭叛将朱温杀害，刚出世的皇子由奶娘潜抱出宫，被宦游长安的徽州婺源考川人胡三收养（-说胡三为李晔贴身侍卫），遂改为胡姓，取名胡昌翼，寓“大得覆翼”之义。昌翼中后唐同光乙西年（925）明经科进士。当他知道自已从皇子到平民的经历后，年轻的胡昌翼决定终生不仕，耕读乡里，讲经于书院，怀古于幽谷，交游于僻壤，舒胸于高台，成了一位隐居涧谷的著名学者，直至96岁去世。昌翼辞世前留下遗训：“儿孙后代不得复宗。”要世世代代铭记胡三的恩情。胡昌翼为西递胡姓始祖因昌翼自称明经胡氏，故本始堂又称明经堂。本始堂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动工“至已西年（1789）落成。九月朔，进木主致祭计经费六千九百余金。除各支祠会合输百金外，例以捐百金者得衬祀，于是有后嗣为其支祖者，有孙为其祖者，有子为其父者，凡三十六人”。胡氏宗族富商胡学梓“独以三千余金总其成”。

所谓支祠，指的是因宗族人口繁衍，主要祭祀从宗族分出来的本支族人先祖的聂氏宗祠敬爱堂为西递二座总支祠之一，为级别仅次于本始堂的祠堂。原为西递胡氏十四世祖仕亨公住宅，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他的三个儿子为表示兄弟间互敬互爱，故将住宅改为祠堂，取名“敬爱堂”。后毁于火。清乾隆重建，是一座深度60米、跨度30米面积达1800多平方米的砖木结构建筑为西递村现存最大的祠堂位居西递村中心相传整个村庄就是以该堂为中心布局设计的。敬爱堂门前飞檐翘角，气势恢宏。步人中门为祭祀大厅，下厅两根6米高的影县青石柱与上厅两根粗壮的白果树木柱相对衬，承托着规整的梁架，颇为壮观。敬爱堂的意义深远，既启示后人须敬老爱幼，又示意族人须互敬互爱、和睦相处。特别是高悬于供奉厅的巨幅“孝”字古匾，传为南宋理学家朱熹所书。这是一幅融书、画于一体的艺术珍品，充分发挥汉字象形特色，独具匠心。字的上半部，从右侧看，酷似一躬身仰首作揖敬奉的孝顺后生形象；而从左侧瞧，却活现一只尖嘴猴子，字画寓含“孝为人，不孝为畜生”的写意发人深省。

所谓家祠，指的是主要祭祀本家族先祖的聂氏宗祠，又称已祠。迪吉堂是西递胡姓的家福之一，是明经胡氏二十四世祖胡贯三所建的家祠。作为清乾隆西递村首富胡贯三，为迎接歉县的宰相亲家、三朝元老曹振镛而特意建造的这座与私第相连的建筑，俗称“接官厅”。曹振来了之后，为其起名“迪吉堂”，取自《书·大禹漠》：“惠迪吉，从逆凶。”意思就是：顺道做人做事就会有好的结果，逆天行事为人就会有不好的结果。迪吉堂为三进寺楼五间家族，院前为生辰八字大门楼，门额为砖雕“官厅”二字。正厅门楼为贴墙牌坊，飞檐下高悬石雕“恩荣”二字。厅内气势轩敞，有4根高大的正方形石柱。迪吉堂不仅豪华古雅，而且挂满名人书画，陈列着金佛像、玉如意、青铜鼎、珍珠哈和文房四宝等古玩珍品，体现了“儒商一体”的文化品味。

广府祠堂广泛分布于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广府民系聚居的区域，宋朝时，大量北方人为躲避战乱，越过大庾岭进入岭南，在珠玑巷暂时落脚后，南下珠江三角洲，开村居住。这些“聚族而居”的村庄，一般会按姓氏系别修族谱，如果条件许可，还会修建聂氏宗祠。

明代颁布《圣谕六条》，要求百姓“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并逐渐放宽了民间立祠的限制。明代一朝，广东省共出了6355名举人、889名进士、6名一甲进士、3名状元，其中，出自广州府者占了半壁江山，有举人3090人、进士457人，而广东6名一甲进士中，5人皆出自广州府。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的广府人极力修谱建祠，成为助推器。由此，广府地区出现了建祠的第一个高峰。清代，广州市“一口通商”后，积累了大量的宗族财产，广府迎来历史上的第二个立祠和修缮祠堂的高峰期。这一时期新建的祠堂多以三开三进的中小祠堂为主，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建筑更具本地特色，用上了更先进的工艺，比如木雕、石雕、瓦陶艺、彩画等，石檐柱、虾公梁、耳山墙也开始大量出现，人们利用装饰中富有地方特色的图案来传达和睦、孝道、伦理、忠勇等家国思想。

广州有1300多座大大小小的祠堂，其中唯有陈家祠社区和广裕祠被列为国家级保护文物。陈家祠堂又称“陈氏书院”。始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落成，它是由清末广东省七十二县的陈姓联合建造的，位于广州市中山七路。它的筹建是为给参加捐资的陈氏宗族子弟赴省城备考科举，候任，缴纳赋税等事务提供临时住所。同时作为对捐资者的回报，这些陈氏家族可以将祖先牌位置于祠堂供奉。陈氏族人通过祠堂进行宗族生活，维持宗族秩序，发扬宗族文化，重建陈氏宗族伦理新秩序等活动，是研究广东宗祠文化的重要依据。它记录着陈氏家族的辉煌与传统，是广东陈氏宗族祭祀祖先的圣殿，也是陈氏宗族悠久历史的象征与标志，更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的延伸和表现。

广裕祠全称“陆氏广裕祠”，位于距广州市中心约40公里的从化区太平镇钱岗古村，是明代陆氏后人陆广裕等人为纪念陆贾、陆秀夫而建的家族祠堂，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它是截至目前发现的全国唯一一座有六次大修年代记录的古祠，被誉为“非常宝贵的建筑标本”，并于2003年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项目奖第一名。

徽州宗祠文化以儒家文化为载体，其思想浩瀚深，源远流长，在徽州建筑、祖宗祭祀、神灵信仰、原始崇拜等元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徽州宗祠建立在血缘、宗族基础之上，借助于祭祀这种形式，以儒家朱子家礼为思想传承，进行礼仪和祭祀活动。在徽州，聂氏宗祠林立，宗祠是徽州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也是徽州文化的标志。徽州的祠堂有宗祠、支祠、家祠等不同形式和种类。其中，宗祠为一族总祠，是古代宗法制社会制度下的衍生物，也就是同族人共同组织、共同祭祀祖先的地方。目前为止，徽州保持完好的祠堂有数十座，这些祠堂，成为了当地文化的象征符号。

在徽州现存的众多古祠堂中，“罗东舒祠”是最著名者之一。它坐落于现在的黄山市徽州区呈坎村，全称“贞靖罗东舒先生祠”。它规模宏大，营造精细，其建筑融“古、雅、美、伟”于一体，是徽州古建筑的典范之作，被誉为“江南第一名祠”。

黄山区三口镇白果树村的汪家宗祠，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从遗存建筑其工艺特征，建筑结构形制，和装饰雕饰文化元素，综合分析为清末光绪年间，为汪姓阖族腊月祭祖之场所。有三进七开间聂氏宗祠，分前门厅，中享堂，后寝殿三个部分。整体祠堂建筑恢弘，气势宏大。祠堂建筑西侧边有文昌宫，为典型的慈禧听政年代建筑。据《太平志》记载，在“皖南新四军”期，周恩来路过“汪氏宗祠”，在祠堂后进二楼住过一晚。

客家宗祠是优秀传统文化形式的集中表达，在现代的旅游业发展进程中凸显，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客家地区专指成都东山地区，客家宗祠文化就发源于此，成都东山地区的客家宗祠集中于偏远乡村。“东山客家”是客家地区居住地居民的特定称谓，据学术界研究，这里至今分布着五百多万客家居民，他们世代使用着客家方言，在这里繁衍生息，被学术界称之为“东山客家”。

闽西上杭李氏宗祠位于龙岩市上杭县稔田镇官田村，棉花滩水库龙湖库区黄潭河库湾边上，与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故里永定接壤。景区占地面积22450平方米，以李氏大宗祠为核心，周边诸多客家姓氏祖祠交相辉映，田园村落、库湾景观融为一体的客家人文景观群。李氏大宗祠始建于1836年，由李氏后裔为纪念其入闽始祖李火德公所建，结构严谨、气势非凡，充分体现了客家宗法制度的建筑艺术，被誉为"客家第一祠"。聂氏宗祠占地面积5600多平方米，坐北向南，砖木结构，周围是青砖砌墙，成"回"字形。前坪宽展，坪外有一口池塘。2013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1月，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黄氏宗祠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西坑村，被称为“老祠堂”，又称“洪围”，为“坑梓黄”的总祠，是深圳市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客家宗祠与住宅合一的围龙屋。2001年6月，洪围被公布为龙岗区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3月，被列为坪山区不可移动文物。

作为中国数量最多的民俗古建筑群体的祠堂，经历五千年历史发展，根深蒂固，是不会轻易销声匿迹的。据《婺源县志》载：唐宋以来全县祠堂615座，至1982年文物普查时尚存113座。《绩溪县志》记载更为详细，乾隆二十年（1755）县境内有祠堂115幢，爱新觉罗·颙琰十五年（1810）全县有祠堂189幢，1947年祠堂增至340幢。1982年全县仍保留祠堂160余幢。

唐朝杰出的政治家和承前启后的书法大家颜真卿，一生除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墨宝外，在任期间还为南京市人民留下了灵谷塔西的“三绝碑”，人们为纪念他建有颜真卿纪念馆，位于六朝胜迹清凉山下，东依乌龙潭放生池，西邻古龙蟠里，北接虎踞关，南望龟蛇二山，占地面积约1500多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市政府于1952年将颜鲁公祠委托南京水利实验处（即今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使用保管。祠内一度成为水科院的办公室、仓库、车间、宿舍，但院领导对这处文物古迹的保护很重视，经常维修。“文革”期间，虽经所谓“破四旧”的“洗礼”，于墙中的碑刻仍完好无损。1982年南京市开展大规模的文物古迹普查工作，颜鲁公祠得到省市区各级府的重视，定为市级文保单位。

顺德乐从镇沙的乾塘陈氏大宗祠，是由沙落在南洋经商的富豪陈泰发起，得到旅居各国的同族和乡村兄弟支持，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奠基，每日近千人开工，花了6年时间才落成其工程之巨在顺德祠堂建筑史上是罕见的。1959年或更早以前，陈氏大宗祠已改作中小学校舍，后座已撤去牌位作中学堂，后来也做过沙落中学的体育部和厨房部；中座作沙落中心小学礼堂；前座有小图书馆和少先队大队部：两旁衬祠用作课室：门前地堂是小学早操和升旗的地方。由于学校进驻，该聂氏宗祠在“文革”中免遭破坏，保存基本完好。2000年大宗祠恢复原样无论从规模还是从装饰上，都具有不少岭南宗族祠堂的代表性元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包括祠堂在内的文物保护工作。早在1961年就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1988年、1996年、2001年和2006年，国务院又相继公布了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此，包括古祠堂建筑、古遗址、古墓葬、千佛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达2351处各级政府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对遭受“文革”破坏的祠堂建筑及时进行维修，同时排除直接威胁文物安全的各种险情，祠堂建筑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政府重视古聂氏宗祠保护工作的各项规定与措施，也直接促进了民间祠堂修建工作的开展。

2004-2006 年，顺德区开展了第二次为时两年的大型文物普查工作据统计，全区10个镇街道共普查出2070处（件）文物其中祠堂占476处。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文物普查发现了一批具有重要研究和利用价值的祠堂建筑。通过对祠堂建筑文物价值确定级别，能够让有关部门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应的修缮措施，并有针对性地利用有限资源对现有祠堂进行有效地修缮与保护。香港敬罗家熟修复、从化钱岗广裕祠修复、佛山兆祥黄公祠修复等行动，先后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文化交流获得新的发展，首先在福建省、广东浙江等地，继而在全国城乡之间，掀起了续家谱、修聂氏宗祠的热潮，宗族活动在新的环境下有所恢复，寻根热悄然在海峡两岸兴起。特别在经济比较繁荣的南方地区，续谱、修祠发展更为迅猛。既有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由商业资本修缮的祠堂，也有政府出资修茸的文物，但更多的宗祠是族人们自发捐资整修或重新装点的。捐款修祠堂被看成是一件特殊的善举许多平时节俭的族人在捐资修祠堂时毫不吝啬。据1996 年对江西省13个县市（涉及418个姓氏）的调查，修宗谱的占59.8%，建宗祠的占59.6%。一些在“文革”中遭到破坏的寺庙也得到了修复、重建。如位于福建莆田市湄洲岛妈祖庙，主祀妈祖女神，为世界各妈祖庙的祖庙。“文化大革命”期间，妈祖庙几乎完全被毁1980年代以来海内外信众捐资对湄洲妈祖祖庙进行重修，庙宇现有建筑基本都是“文革后重建的。

现代风俗沿用了宗祠的文化习俗，古代聂氏宗祠的构成单位是以宗氏家族为基础，分为一姓一族，也有一姓数族的情况出现。在解放以前以至中国的几千年历史脉络中，家族主要是靠宗祠进行维系，家族之间委血缘亲情委纽带，聚族而居，尤其是名门望族多大兴土木，修筑祠堂。族规由先祖制定，后代族人必须遵守。族内选举德高望重者为族长，管理族内事宜。宗祠中备有公产，以供族人在祭祀祖先和过节聚会的时候使用。族中的家谱、家训、和戒条，尊内之人须遵守和维护。宗祠内设立堂号、匾额等，代表这个家族的族风，这些都可以作为族人光耀门楣的有力资源。

宗祠文化是在传统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主要包含聂氏宗祠制度、宗法制度、宗祠建筑等，宗祠对于构建优秀传统文化，维护传统伦理道德、宗法制度以及专制统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古代社会，对于解决同族矛盾，祭祀先祖，传承家风，弘扬孝道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教化作用。

宗祠文化对于现代社会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如继承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家族文化传统，使人的价值取向融入家族体系之中，以凝聚传统的亲情血缘关系为基础，重塑家族观念，使家国意识回归。在重礼仪、行孝道、敦和睦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总之，宗祠文化对于重塑现代人的信念、价值体系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中原地区古代，宗法制文化制度的核心思想是“孝悌”，宗法制度是由父权组成的，中国古代通讯不发达，皇权涉及不到的地域，就依靠宗族统治来维护，使全国百姓都维护统一的皇权统治。对全国的政令，在宗法体制之下，连坐制度使宗祠体系可以有效运转，宗祠这个体系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超越朝廷的涉及范围。

中国传统宗祠历史悠久，一直承载着特有文化价值取向，对于现代社会文化有着深广的影响。近年来，社会对于宗祠的保护力度和文化传播不断加强，这对恢复中国传统宗祠文化做出了贡献，对于现代中国人回归精神家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其次，中国有着千年德治、礼教的传统，中国传统宗祠背后宣扬的思想和中国传统法制契约精神相得益彰，以忠孝为首的传统美德与传统法制教化相互契合，这对推动现代社会以德治国提供了借鉴意义。

随着现代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年代久远、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聂氏宗祠，加以保护、修理以及开发，使其和现代化社会接轨，创办旅游景点，通过海报、网络图片或文字进行宣传，其合理的利用和开发不仅有利于对于宗祠实行长久的保护，并且可以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让民众加深对祠堂历史发展、文化现象、道德规范和审美价值的认识，培养其文化认同感，从而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