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钱（英文：Hot Money），也称游资或投机性短期资本，指的是以追求快速利润为目的的流动性强的短期资本。当投机者预期某种货币的价格会下跌时，会以售出该货币的远期外汇的方式进行操作，以便在期限结束后以较低的即期外汇价格进行买进，以获取汇率差价的利润，这是一种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热钱通常以外汇、股票、贵金属及其衍生产品市场等为投资对象，具有投机性强、流动性快、隐蔽性强等特征，但热钱的投资既不创造就业，也不提供服务，具有极大的虚拟性、投机性和破坏性。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由于资本市场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推动，国际金融市场开放，资本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这导致了大规模的跨国资本流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全球资本市场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和债务泡沫。危机爆发后，热钱迅速撤离高风险地区，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尽管经济缓慢复苏，但国际资本市场仍然高度流动。同时，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也导致了资金的涌入和流出。

国际上对于热钱规模的测算方法主要以直接法和间接法为主。直接法的测算公式为：热钱=误差与遗漏项流入+私人非银行部门短期资本流入。间接法的测算公式为：热钱=国家（或地区）的外汇储备增加量 - 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 贸易顺差金额。热钱流入会使流入国货币升值，加大外汇占款规模，影响货币正常操作，扰乱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行，加大了流入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也会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带来套利机会；热钱流出会使流出国的外汇储备减少，提高外贸出口的竞争力，舒缓流出国货币升值压力，甚至于一定程度上的货币贬值。热钱流出也会使经济剧烈波动，如房地产价格迅速回落、债券价格以及股票市场大幅震荡等。

在1992年的《新帕尔格雷大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中，国际游资是指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金持有者通过投机心理，出于对货币贬值（或升值）的预期，或者受到国际利率差异带来的明显高于汇率风险的收益刺激，而在国际范围内引发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动。这种移动的短期资本通常被称为游资。游资也称热钱或投机性短期资本，是以追求快速利润为目的的流动性强的短期资本。这种资本的进出通常可能会引发市场甚至金融领域的动荡。热钱通常以外汇、股票、贵金属及其衍生产品市场等为投资对象，具有投机性强、流动性快、隐蔽性强等特征。热钱往往以投机为目的，不受一国正常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因此，热钱很难在制度性的国际收支监测中得到准确的反映。热钱的意义在于用尽量少的时间以钱生钱，是追求高回报而在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

根据上海证券研发中心在《上海证券报》2008年6月26日的观点，传统上所指的热钱主要是指国际短期资本，但在讨论中国热钱问题时应考虑中国的国情，对热钱的定义进行一定的调整。根据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可以将所有追求价差收益、从制度外流入的国际资本看作热钱，其中既包括国际短期资本，也包括中长期资本。

热钱的形成和扩大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一些国家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取消了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这为热钱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其次，新技术革命加速了金融信息的传播，降低了跨国资金调动的成本，加快了资本流动速度。此外，金融创新如远期外汇、货币互换、利率互换以及浮动利率债券等提供了新的投资品种和渠道，为热钱提供了更多选择。这些因素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进程，导致了全球国际资本流动总量的增长，热钱的规模和影响也随之扩大。

热钱的形成是源于金融市场全球化和国际性投资基金迅速扩张等因素。许多富裕国家的基金除了进行中长期投资外，还保留了一部分流动资金用于寻找短期投资机会，以追求高回报。此外，全球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投资者能够及时发现有利的投资机会并涌入市场。这些流动资本规模庞大，有时可达数十亿美元甚至更多，对当地市场的汇率和利率产生巨大影响。

热钱的来源涉及不同国家和各种主体。根据热钱流动的地位，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热钱的所有权主体。热钱的所有权归属于不同的主体，包括国家、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这些所有权主体对热钱规模的控制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热钱的运营主体。热钱的所有权主体通常不亲自进行操作，而是通过运营主体来执行操作。运营主体最常见的形式是各类基金，例如对冲基金。最后是热钱的流动主体。热钱的运营主体通过流动主体具体实施投机行为。银行、股市、汇市、期市、进出口企业、房地产企业和地下钱庄等承担了热钱的流动功能。

热钱流入实质上是指游资流入一个国家，增加了该国的外汇储备，并导致大量流动性。如果热钱流入中国，那么会增加人民币对外升值的压力。然而，热钱流入需要满足一定条件。首先，热钱流入往往出现在短期利率达到波段高点或继续上升的情况下。其次，预期短期汇率将升值，并且这种升值预期较强。通常情况下，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国民收入也在逐渐增长。

热钱流出实际上是指游资从某个国家撤离，这意味着在变卖该国货币计价的资产。当热钱流出时，该国的外汇储备会减少，这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贬值，从而提升其外贸出口的竞争力。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以及私人国际资本流动政策的开放，全球流动性的供给不再仅限于通过积累外汇储备、中国人民银行之间的外汇兑换和特别提款权分配等“正规”渠道。

20世纪80年代，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加速，国际上开始逐步实施金融自由化措施。例如，土耳其开放了对外直接投资和投资组合投资；瑞士在1989年开放了国债交易和长期政府债券交易；意大利和爱尔兰开放了股票和债券交易。

20世纪90年代，借助高杠杆率和金融衍生工具，国际游资主体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在短期内迅速改变某一市场的价格来引起另一市场价格的相应变动。发达国家投资者 (尤其是大规模的投资基金) 对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参与，使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联系提高。

这个阶段由于资本市场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推动，国际金融市场开放，资本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这导致了大规模的跨国资本流动。

1997年初，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量子基金会”和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的“老虎基金会”合作，向泰国银行借款泰铢，并在泰国外汇市场上抛售泰铢以购买美元。这一举动引发了泰国金融市场的动荡，迫使泰国动用外汇储备来稳定泰铢。而后在5月份，索罗斯投注大量资金继续抛售泰铢，这一行为最终促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接下来，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了东南亚和东北亚。从1997年7月1日到1998年2月18日，印尼盾贬值了74%，泰铢贬值了43%，马来西亚令吉贬值了33%，菲律宾比索贬值了13%。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股市暴跌了81%，马来西亚下跌了59%，泰国下跌了48%，新加坡下跌了45%。在东北亚地区，韩国也放弃了保护韩元的政策，韩元在六个月内贬值了48%，股市下跌了32%。韩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以缓解债务危机，并最终决定全面开放金融业，实行外汇市场自由化。

此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始推动金融机构、国家和监管机构加强对热钱的监管。同时，对于受资本流动冲击的国家，采取了更为谨慎的经济政策和环境管控措施。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并迅速蔓延至欧洲，对全球金融系统造成了冲击。在危机爆发前，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保持多年经济增长，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监管则相对宽松，新兴市场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然而，金融、房地产和商品市场出现了过热现象，并且失衡情况日益加剧。2008年的第四季度，美国生产总值下降了近4%，标准普尔500指数从2007年的高点下跌了45%。全球GDP增速从2007年的5%下降到2008年的3.75%，并在2009年降至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金融机构的坏账损失达到1.5万亿美元。而2008年9月，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倒闭，这标志着全球金融危机正式爆发。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全球资本市场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和债务泡沫。危机爆发后，热钱迅速撤离高风险地区，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尽管经济缓慢复苏，但国际资本市场仍然高度流动。同时，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也导致了资金的涌入和流出。资本大量流出超过资本流入，使得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2015年经济企开始稳回升后迅速加息，以保持货币的稳定。然而，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全球传播导致投资者恐慌，引发了美国债券市场的大规模去杠杆化，造成流动性短缺。为了缓解流动性短缺，美联储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但这也使得美国的债务利息支出急剧增加，进一步提高了美国主权债务风险。

2004年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较小，流入和流出都比较平稳，总体呈现净流入状态。在2007年8月至2009年底的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总体上呈现了从净流入到净流出再恢复净流出的波动状态。自2007年10月开始，美国的美国次贷危机急剧恶化，国际资本面临比较大的风险。与此同时，中国的流动性相对过剩，中国人民银行在2007年9月和12月两次上调存贷款利率，这导致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差异。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呈现净流入状态，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资本流入中国。同时当时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成为国际游资避险的选择之一，因此出现了国际热钱流入的现象。

从2007年年底到2008年中旬，热钱流入的数量逐月增加，在2008年7月达到了2500亿元，超过金融危机前每月平均流入500亿元的水平。在这个阶段，大部分热钱中的资金变成了存款。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造成了欧美短期资本对流动性的极度恐慌，所以在短时间内撤离中国，热钱数量开始逐月减少。2008年底，出现了短期资本流出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导致的资本外流潮；另一方面，2008年10月、11月和2009年1月，中国的短期资本净流出规模分别达到了684亿美元、406亿美元和792亿美元，远远超过当月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为了应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出并刺激经济发展，中国国务院于2008年11月宣布推出了“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以吸引外资流入。与此同时，发达世界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了大量流动性。此外，伴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预期，中原地区的资本价格也开始回升。这一系列因素使得短期资本再度流回中国。

2010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加息，热钱流入加速，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由于利差因素和避险需求，外汇占款一直保持月度平均3000亿元。伴随着热钱的涌入，中国的商品价格水平开始一路走高，央行的政策调控重点开始转向抗通胀通缩。2010年初到2011年末，短期国际资本总体上流入中国的规模约为2238.34亿美元。在此期间，外汇储备从之前的1万亿美元增长到3万亿美元。

在“四万亿”计划的刺激下，中原地区的重要经济指标逐渐好转，吸引了大量短期资本投入。2011年末，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国际资本开始寻找避险货币，美元持续走强，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开始出现流出的迹象，并在2012年经历了资本的流出，总规模约为2114.84亿美元。2013年，欧债危机的影响逐渐消退，国际金融市场恢复稳定，美国开始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短期资本流向新兴世界经济体，流向中国的短期资本规模扩大。2013年9月，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入约为1331.25亿美元，达到金融危机以来比较大的净流入规模。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短期国际资本开始出现大量流出的趋势，并持续到2017年才有所缓解。

2014年、2015年、2016年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出的规模分别为4809.13亿美元、12328.10亿美元、9555.60亿美元。其中，2015年12月中国短期国际资本单月流出规模约达1797.83亿美元。从2016年12月开始，中原地区开始对具有投机性质的资本流动进行监管。自2017年起，短期资本的流出规模有所减少，短期资本的外逃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然而，资本的流出趋势仍然没有得到缓解。2017、2018、2019年度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出的规模分别为4211.60亿美元、5531.55亿美元、5240.21亿美元。

自2020年开始，受到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2021年度短期国际资本仍然保持流出的趋势且规模有所扩大，流出规模分别为5597.65和8165.45亿美元。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都推动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国际资本避险情绪蔓延，外资重新调整资产配置，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持续外流的态势没有得到改善。

新兴市场世界经济体的金融稳定问题不仅与内部冲击有关，也与全球化加剧的外部冲击有关。在外部冲击传递过程中，汇率的波动通过影响资产价格对金融稳定造成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一方面会引起通货膨胀，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汇率的升值吸引国际投资者的投机行为，导致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形成热钱效应。

热钱具有追求短期收益的特点，因此大部分流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推动资产价格上涨。资产价格上涨意味着作为抵押品的资产价格上涨，借款方因此获得更多的信用额度，银行信贷的增长将进一步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同样，银行贷款大量流向风险资产，也加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资产价格的不断攀升也助长了资产泡沫的滋生。资产泡沫破裂导致资产价格下跌，企业和个人的资产缩水，进而引发信贷违约和不良贷款率上升。为了获取流动性，银行大量抛售抵押资产，进一步压低资产价格。同时，银行收紧信贷，市场上流动性不足，银行部门面临危机，从而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截至2022年12月末，中国债券市场的托管余额达到了144.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1.3万亿元。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托管余额为125.3万亿元，交易所市场的托管余额为19.5万亿元。此外，商业银行柜台债券的托管余额为416.1亿元。外资银行正在逐渐渗透中国的银行间国债券市场。受监管政策的影响，外资银行难以直接进入中国国债市场。然而，热钱可以通过一个经常账户转换成人民币，然后以个人名义存入银行，资金就能通过正当渠道进入公债交易市场进行交易。

房价的上涨与国际上热钱的涌入和资产投机者的炒作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两种势力已经逐渐形成不同形式的垄断联盟。热钱的大规模流动造成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而房价上涨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热钱一旦撤离房地产市场或者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将给经济发展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A股市场表现强劲的时，外国投资资金涌入中国资本市场。然而，随着资本市场的降温，一部分投资资金开始转向民间借贷市场。由于货币政策调控逐渐收紧，商业银行对信贷的管控也趋严，这导致沿海中小企业面临资金紧缺的压力。这一情况给了热钱寻找新的避风港的机会。比如，一些外资企业和机构看准了某些民营企业家面临的资金压力和高利率地下钱庄的困境，抓住了机会。

国际上对于热钱规模的测算方法主要以直接法和间接法为主。

直接法通过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几个项目相加来实现。该方法最早由Cuddington于1986年提出，他提供了公式：热钱=误差与遗漏项流入+私人非银行部门短期资本流入。

间接法，又称余额法。它通过将外汇储备增量减去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几个项目来实现。具体为：热钱=国家（或地区）的外汇储备增加量 - 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 贸易顺差金额。这种方法最早由世界银行于1985年首次使用，后来摩根信托担保公司（1986年）和美国经济学家Cline（1987年）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

为方便数据采集工具和计算，也可以使用残差法估计年度和季度的热钱流动规模，其中年度数据的考虑更加全面。对于年度数据，计算公式为：热钱=外汇储备增量-外贸顺差-外商直接投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投资收益净额-境外上市融资外债增量。如果计算结果大于0，则认为存在热钱流入。

例如，如下表所示，从2003年开始，中原地区热钱主要以流入为主。只有在2006年，热钱流出了322亿美元。根据热钱流动规模与GDP的比重来看，从2003年到2010年，这个比重平均为1.4%，最高值接近2.5%。

热钱具有“四高”特征。一是高收益性与风险性，二是高信息化与敏感性，三是高流动性与短期性，四是投资的高虚拟性与投机性。

热钱的最终目标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追求高收益。然而，高收益通常伴随着高风险，因此，热钱所追求的是高风险利润。它们可能在某个市场赚取利润，但在另一个市场或时机亏损。这种情况使得热钱必须具备承担高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热钱是信息化时代的重要参与者，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全球经济金融的现状和趋势、各种金融市场的汇率差异、利率差异以及各种价格差异非常敏感，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它能够准确捕捉有关国家的经济政策等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进行投资决策。

基于高信息化和高敏感性，热钱能够快速寻找并进入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当风险增加时，它们也能迅速离开。热钱表现出明显的短期性甚至超短期性，可能在一天或一周内就能快速进入和退出市场。

所谓热钱，指的是投资于全球的有价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资金，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每天、每小时、每分钟的价格波动来获取利润，即利用资金生钱的方式。热钱在金融市场中起到一定的润滑作用，因为它的存在使得那些风险厌恶者可以将风险转移给那些风险偏好者。然而，热钱的投资并不创造就业，也不提供实际服务，它具有一定的虚拟性和投机性。

热钱流入本质上是游资流入一个国家，增加了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进而也就造成了大量流动性的过程。热钱流入可能导致经济出现虚假繁荣的现象。热钱流入时会引起将国际资金兑换成流入国货币，引起对流入国货币的需求，使其升值。以中原地区为例，热钱大量流入，进一步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现行的汇率体系以及美元持续贬值，吸引了热钱涌入中国市场。因此，如果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改变，随着热钱流入的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随之增大。

热钱流入可能在货币升值的同时，也会带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领域的套利机会。其中，房地产市场最为明显。热钱流入使一些套利资本进入了房地产市场，导致房地产价格上升。许多房地产开发商不愿降低房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期望吸引国际热钱。

此外，大量热钱的流入会增加外汇占款规模，影响货币的正常运作，干扰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行，进而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以中国为例，据测算，2004年热钱流入约1000亿美元，超过了全年基础货币投放规模（6600多亿元人民币），这进一步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热钱流出本质上是游资从一个国家撤离，是一种变卖该国货币计价资产。那么相对应的流出国的外汇储备就减少了，进而也可以舒缓流出国货币升值压力，甚至于一定程度上的贬值，当然还可以提高外贸出口的竞争力。

热钱的流出，也会使经济剧烈波动。如果热钱大规模迅速流出，会使一些投机气氛较大的市场价格会大幅波动，如房地产价格迅速回落、债券价格以及股票市场大幅震荡等。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短缺，往往希望外汇流入。例如，泰国在1997年前奉行高利率政策，大量热钱涌入泰国，泰铢贬值后，“热钱”迅速逃逸，使泰国的经济崩溃。

首先，中原地区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热钱流入国之一，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和通货膨胀目标的治理产生了影响。其次，中国面临着热钱大规模撤离的风险。如果热钱突然大规模撤离，将严重冲击中国的金融系统和经济秩序，甚至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外，还需综合考虑中国游资的流出问题。其一，当前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企业正在面临生存困境，一些企业甚至面临向海外迁移的问题。其二，股市和楼市出现低迷趋势，部分资金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其三，国际油价和粮价上涨，为投机提供了空间。因此，必须要高度重视热钱问题。

过多的热钱涌入中国会导致市场流动性加大，进而增加通胀压力。此外，大量热钱进入还会增加外汇占款规模，对货币政策的正常操作产生影响。随着中国资本流动逆转风险的积累，如果热钱大规模流出，将扰乱中国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对金融秩序可能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因此，政府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努力消除热钱套利的机会。首先，可以实施热钱监管制度。这可以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来加强监管力度，以规范热钱的流入和流出。其次，可以实行利率和汇率的技术性波动。通过对利率和汇率进行技术性调整，可以增加热钱在中国的风险和运作成本，从而减少热钱的流入。另外，还可以考虑引入外汇流出税。通过对外汇流出征收税收，可以限制热钱的流入和流出，从而减少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

当投机资金涌入楼市和股市时，容易推高资产价格，制造泡沫，并将风险转嫁给普通消费者和投资者。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热钱涌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时期也是房价飙升的时期。房价的剧烈上涨使得中国的普通购房者成为直接受害者。在中国股票市场方面，每当热钱阶段性流入或流出，通常也会伴随着股市的剧烈波动，有时甚至出现暴涨暴跌现象。因此，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防范热钱利用中国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漏洞进行投机获利。首先，应该健全金融和房地产市场，加强监管力度，堵塞漏洞，防止热钱的非理性流入。其次，要保持股市和汇市的基本稳定，避免热钱涌入导致市场的大起大落，防止投机行为的滋生。最后，要防止热钱进入地下钱庄，进行高利贷等非法行为。

针对与“热钱”等违法资金跨境流动行为有关的机构和个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外汇管理部门除了责令他们进行整改、没收违法所得之外，还可以对其处以不超过涉案金额30%的利得财富罚款。对于情节严重的案件，还可处以不低于涉案金额30%的罚款。对于查实存在外汇违法行为的金融机构，外汇管制机关还可以责令其停止经营相关业务，并对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和行政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