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十日是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军入关后在扬州制造的屠杀事件，因此次屠城持续十天，所以后世称之为“扬州十日”。

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十四日，江淮防线被清军突破，史可法退至扬州市城抵御清军，清豫亲王爱新觉罗·多铎率军突破江淮防御线包围扬州。二十四日，清军调集红夷大炮轰击扬州，史可法向南明朝廷请求救援却没有得到回应。次日，扬州城被攻破，史可法拒不投降，被清军在军前斩首，刘肇基率残部在城内继续与清军缠斗。在经过激烈的巷战后，清军消灭南明守军残部，完全控制扬州城。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十日之内，扬州城百姓尽遭屠杀与奸辱，城中积尸如乱麻。《扬州十日记》记载，此次清军持续十日的屠杀多达80万人伤亡，后世学者对该数据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现代学者曹金生、陈国庆认为《扬州十日记》具有历史价值，但不能用其数据作为孤证，二人从清军兵力、扬州城人口等多角度论证，推断扬州十日受害人数远小于八十万。史学家张德芳同样对《扬州十日记》中的数据提出质疑，他通过对扬州府人口的调查，认为扬州十日期间扬州城的人口应该在20—30万之间。

扬州十日后，爱新觉罗·多铎扬言“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以示威慑。百余年后，爱新觉罗·弘历在扬州市城外的史可法衣冠墓旁建造了“史公祠”，并题词“褒慰忠魂”，现藏于祠内。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攻占北京城建立大顺，崇祯在景山公园自缢。四月二十二日，辽东总兵吴三桂迎清军入关，寡不敌众的李自成失去了对山海关区的控制，清军涌入关内。五月初二，爱新觉罗·多尔衮率清军攻入北京，李自成败走山西省，而后又转入陕西省，双方展开对峙。在清、顺对峙期间，明朝得到喘息的时间。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五月，凤阳县总督马士英争取到了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四大总兵的支持，在南京拥立弘光帝为帝，改年号为弘光，史称“南明”。

南明朝廷建立后，马士英督师凤阳把控朝廷，史可法为大学士驻扬州督师，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分守江北，南明朝廷将顺军视为头号大敌，希望“虏平寇”。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此时为清顺治二年），南明朝廷党争愈发激烈。三月，爱新觉罗·多尔衮命爱新觉罗·多铎南征，二十三日，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自武昌向南京进军，不久病死，其子左梦庚率部降清。马士英为保全自己，抽调江北四镇兵马迎战左军，致使防范清军的江淮防线空虚，一月之内，清军渡过淮河兵临扬州市城下。

自清军南下以来，所到之处望风而降，从未遇到有效的抵抗，然而在劝降扬州城时却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在史可法的带领下，扬州城军民一心，对清军的进攻做出顽强抵抗，也给清军造成巨大损失。在扬州城被攻克以后，爱新觉罗·多铎下令屠城，在泄愤的同时也希望以此来威慑南明的汉族士人，打击各城反抗清军的信念。

顺治二年（公元1645）四月，南下的清军已经逼近淮南，史可法上书催促马士英出兵增援，陈言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不敢做出不利于国家的事，若是清军继续南下不加阻止，那么南京将会不保。马士英却认为清军犯境尚且可以赔款议和，而左良玉等打着“清君侧”名号的人若是先攻入南京，自己的性命将会受到威胁。为了保全自己，马士英无视史可法的求援，专心对抗左军，史可法不能调动江北四镇兵马增援扬州市。十八日，爱新觉罗·多尼爱新觉罗·多铎所率清军渡淮向扬州城逼近，史可法退守扬州城。而后，多铎遣兵部尚书汉岱为先驱，控制扬州城南、城北船只共三百多艘，继而围困扬州城七天。史可法发动各个边镇一起抵抗清军，只有刘肇基率部自白洋河驰援。刘肇基请求在城下与清军决一死战，然而史可法向来稳重，拒绝了这个提议。围城期间，清军诏谕史可法与卫允文投降，两人没有听从，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出城投降。二十四日，多铎调集红夷大炮轰击扬州城，史可法向朝廷求援被拒。二十五日，扬州城被攻破，史可法兵败意欲自刎被阻止，后被俘获，宁死不降，被清军在军前斩首。城破后，刘肇基率残部四百人与清军展开巷战，斩敌数百人后因寡不敌众与副将战死。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城陷落，清军入城后大肆纵火，火势持续了几日，极大地破坏了扬州城的建设。有居民害怕受到清军的侮辱，选择在家中自焚，少则几口人，多则上百口。经过几日的屠杀，有幸存者在草屋之中躲避清军搜捕，清军用火将他们逼出逐一杀害。在屠城之后，清军为防止爆发瘟疫，将遇害平民的尸体堆积在屋顶进行焚烧，扬州城在大火之中沦为废墟。

扬州城破前，扬州百姓积极协助守军抵抗清军，此举激起了清军的怒火。自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城被攻克的当日起，清军便开展屠城行动，将男人被组，用长绳捆绑后以长矛刺死。对于没有独立能力的婴儿，清军大多将其杀死。一些未有抵抗的汉人，则是跪在地上等待清军的屠杀。冒死逃亡的人群几乎将护城河填满，一些躲藏在草丛中的百姓被清军用长矛刺杀。屠杀从四月二十五日持续到五月才渐渐止住势头，而在封刀后依旧时有清兵、镇兵、乱民杀人勒索，扬州城破败萧索，极少数的幸存者也大多身有伤痕或残疾。

扬州十日期间，每一队清军士兵都有南方的汉人领路，起初只是帮助他们杀人取财，而后则引导清军的士兵寻找城中高官巨贾的家进行抢掠，甚至会砸开地窖和墙壁的暗格。士兵采取威吓勒索的手段逼迫扬州市百姓交出财物，连幼儿的银锁也会被割下抢走。城内的妇女被当做泄欲的工具而遭到抢掠，清卒用长绳绑在她们的脖子上，排着队驱赶。

五月初二，清军传令各级官吏执安民牌安抚百姓，维持治安。同时，清军为防止城内尸体堆积过多而引发瘟疫，命令各寺僧侣焚化尸体。不计算落井投河、闭门自焚、遭到掳掠的人，焚尸簿共记载尸体八十多万。初三，清军发放赈济粮，数千担粮食顷刻间被抢空，幸存者或身负伤痕，或流泪成行。争抢粮食时，即使是亲友也不会顾及，年青力强的人抢到几次粮食，而老弱妇孺却连一粒米也分不到。初四，城内处处焚烧尸体，烟雾弥漫，血腥气能够传到数十里之外。初五，躲藏的人才敢出来与亲友相认大多幸存者不敢再留在城内。尽管五月初一爱新觉罗·多铎便下令封刀，街上仍有清军、镇兵、乱民威吓勒索，杀人事件直到初五任时有发生。

扬州十日是清军入关后屠戮无辜平民的暴行之一，与嘉定三屠、赵州之屠等屠城事件极大地破坏了清代在汉族人眼中的形象，激发了各地爱国人士的反清情绪，壮大了日后统治期间洪门、三合会等反清复明组织的声势。屠城事件使得清王朝树立了残暴的形象，既失去民心，也突出了民族矛盾，动摇了统治基础。清军在扬州城掠夺大量的财物、妇女，也使得军队士气得到鼓舞，为后续发动的战争积累了物质基础。扬州十日后，爱新觉罗·多铎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中扬言“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威慑了南明其他城市的反抗行为。清末时期，《扬州十日记》重新流回中国，维新人士、革命党人都曾借其中关于屠杀的记载号召清末百姓反抗腐败、无能的清政府。

自清军南下，扬州市是第一个做出有效抵抗的城市，史可法及其率领的扬州城军民的气节为世人赞颂。在清朝完成统一后，史可法与扬州军民成为了反清复明的旗帜，鼓舞了明朝遗老的反清复明的信念。扬州十日的屠杀使得繁华的扬州城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江南名镇沦为清军施暴的屠宰场，大量无辜的百姓惨遭清军屠戮，城内建设大多遭到破坏，财物尽数被清兵、镇兵以及乱民掠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据意大利传教士马丁诺·马蒂尼在《鞑战纪》中的回忆，为避免城中爆发瘟疫，清军屠城后将尸体堆在房屋上焚烧，使得扬州城变成了一片废墟。

据扬州幸存者王秀楚所写的《扬州十日记》记载，各院僧人焚化积尸时，焚尸簿载录死亡人数约有八十多万，其中，落井投河、自焚自缢之人尸体难以寻找，并没有计算在其中。时至今日，扬州城依然流传着清军屠杀八十万民众的说法。而在明末清初诗人吴嘉纪的诗中，清军屠杀人数在一百四十万。现代学者曹金生、陈国庆认为《扬州十日记》具有历史价值，但不能用其数据作为孤证，二人从清军兵力、扬州城人口等多角度论证，推断扬州十日受害人数远小于八十万。史学家张德芳同样对《扬州十日记》中的中的数据提出质疑，他通过对扬州府人口的调查，认为扬州十日期间扬州城的人口应在20—30万之间。

现代学者韦明铧认为扬州屠城事件实际持续五天，据《扬州十日记》记载，清军的屠城行动自四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五月初一“封刀”，但“封刀”之后依旧时有打杀、掳掠、威吓的事件发生。顾炎武在《酬朱监纪四辅》中写下“痛说扬州十日围”，吴嘉纪在《挽饶母》中写下“杀人十昼夜”，后人为缅怀扬州十日所作诗文也多以十日为期。

明末清初史学家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评价宋恭帝时期元朝丞相阿杰围困扬州市城中粮食耗尽，死者的尸体挤满了道路。朱元璋的将领廖大亨攻克扬州，城中只剩下十八户人家。从宋朝再到扬州十日，扬州城历经三劫，仿佛是过于繁华以致遭到忌恨

明末清初诗人吴嘉纪评价扬州十日城中是被白色人骨覆盖的山峰，城外的河流鲜红，流淌的是扬州百姓的血。

明末清初诗人在《读江〈钱烈女传〉，补诗以吊之》中写下“此时只尽节，必吾相国史”赞扬史可法守城的气节。

《扬州十日记》的作者王秀楚是扬州十日成功躲过清军屠杀的幸存者，此文记载了王秀楚在扬州十日期间的所见所闻，扬州城被攻克之前，王秀楚有兄弟、嫂侄、妇子共八人，到了清军屠城封刀时仅剩三人。由于此书揭露了清王朝的屠城暴行，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在军机处的奏请下，爱新觉罗·弘历下令将《扬州十日记》等一众书籍禁毁。四十多年之后，有《荆陀逸史》刊本流传全文。历史学家张德芳从扬州城的面积、生产力等方面进行推算，对《扬州十日记》中“八十余万”的死亡数据提出了质疑，认为按照扬州的实际情况，死亡人数约为30万。后世有人认为《扬州十日记》是革命党人从日本带回，文章内容是伪造的，意图挑起民族对立，从而方便日军侵华战争的发动，但是在咸丰年间编著的史书《小腆纪年》中就已经记载了《扬州十日记》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