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1883年-1967年)，字一佛，后字一浮，号湛翁，别署翁、蠲叟、蠲戏老人。是20世纪重要的儒学学者之一。他生于四川成都，后迁居浙江绍兴。他是新儒家代表人物，与梁漱溟、熊十力并称"新儒学三圣人"，中国现代思想家、诗人和书法家。

马一浮于1883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后迁回绍兴，应县试榜首后赶赴上海市学习英文。青年时期先后在美国、日本学习先进思想，广读群书。中年研究佛学、书法，并合同蒋介石开办“复性书院”，担任主讲。晚年，鲜少主讲，编刻诗词之作，叙述作诗的旨趣和历程。1967年，因患胃疾在杭州市逝世。

其代表作有《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等。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有：提出"理气一元"本体论，强调知与行的统一，融汇儒释思想。他曾任浙江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并担任政协委员。他早年引入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中国第一位翻译《资本论》的学者。

1883年，马一浮出生于四川成都。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马一浮与其三位姐姐从何虚舟先生学读唐诗，多能成诵。

1889年，返回绍兴故里。

1893年，其母病危，要求马一浮为她作一首带“麻”字韵的五律。马一浮诗曰：“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处土家。早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其母欣慰儿诗造诣，但也指出马一浮的诗“乏烟火味，少福泽耳。”

1894年，其父聘举人郑墨田至家教读。不久郑墨田便辞教，认为马一浮可自学。

1898年，奉父命前往绍兴市县城应县试，与鲁迅等一行人一同参考，考后应县试榜首。

1901年，远赴上海市学习英文。与谢无量、马君武等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向国人翻译介绍西方文化。刊物载有《哲学史》《哲学泛论》等栏目。

1903年，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外语。虽未进学校，但以工作之余，广读了《亚里斯多德政治学》《佛教原理论》《日耳曼社会主义》等书籍，并用英文翻译了《法国革命党史》等著作。

1904年，东渡日本学习日文。居西京。向日本友人乌泻隆三学习日文与德语。马一浮从美国到日本时，带回两部马克思的《资本论》。一部英译本，赠好友谢无量；一部德文版，自己阅读并带回中国，他是最早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引进中国的“中华第一人”。

1905年，马一浮与谢无量结伴游学日本，居镇江焦山海西,进行西学研究。马一浮利用英文将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翻译成《稽先生传》，登在上海《独立周报》。还用日语将意大利作家麦伽费尔的《政治罪恶论》翻译发表，登在革命派刊物《民报》。

1906年，马一浮治学的重点转向研究国学。寄居杭州外西湖广化寺，广读“文澜阁”《四库全书》。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聘请马一浮担任教育部秘书长，协助处理部门事务。然而蔡元培主张废除国学经典教学的主张，遭到马一浮的反对，马一浮认为经书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不应轻言废除。由于两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分歧较大，马一浮选择离开教育部。之后，马一浮赴马来群岛考察，其中新加坡的侨校并未废止对经书的教学，这使马一浮对当前废经运动颇有感慨。后来，马一浮完成了《新加坡道南学堂记》一书，记述了此次考察的所见所闻。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邀马一浮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被拒。

1938年，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马一浮以特约讲座的名义前往江西泰和的浙江大学任教，其讲课内容后整理成书出版为《泰和会语》。同年，马一浮为迁往泰和的浙江大学谱写了校歌。不久后，随着浙江大学迁往桂林市，马一浮也转赴浙江大学桂林分校任教。之后浙江大学又迁往宜山，马一浮继续在该校讲学，将讲稿辑为《宜山会语》。

1939年，国民政府鉴于马一浮的声望，教育部长陈立夫奉蒋介石之命邀请马一浮前往四川省讲学。马一浮提出书院应纯粹致力学术，不涉政治，师生不参与任何运动作为前提，获得中国国民党方面同意。之后，马一浮与蒋介石会面。在此背景下，复兴书院在四川乐山乌龙寺正式成立，马一浮被聘为该书院主讲。

1943年，这一时期，马一浮开始编辑出版其多年来创作的诗词集，包括《潘戏斋诗前集》、《避寇集》、《竭戏斋诗编年集》、《芳杜词腾集》等，均为木刻印制。马一浮在这些诗词集前面写下自序，叙述了他创作诗词的初衷和经历。

1946年，马一浮随书院迁至杭州，暂借西湖葛荫山庄作为书院院舍。马一浮以主讲和总察的称号，继续在此从事教学研究和编刻出版活动。

1947年，由于经费短缺且马一浮年事已高，复兴书院准备结束运作。年底，马一浮再次致函董事会，提出辞去主讲和总督职位，并建议将书院改设为智林图书馆，保管和流通原有的书籍资料。马一浮期望日后有识之士可以继承先民学术，筛选其精华，编撰著作，以传承文化精神。同年，马一浮亲自撰写了《会稽马氏泉亭山先莹记》碑文，寄托希望后人重视先人坟墓。

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

1959年，马一浮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

1964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1967年，马一浮先生因胃部大出血，紧急送往浙江医院救治，却因年事已高，多病缠身，经过数月的艰难治疗，于六月二日与世长别。临终之时，他心怀国家富强，情绪从容，自作《拟告别诸亲友》一首为绝笔诗。诗云:“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峰噬。”

马一浮的哲学思想主要以宋明心性之学为基础，同时发挥先秦易学的思想方法，以三易之说解义理名相，并引佛学做旁证，以观悟佛之会通。他的本体论主理气一元，认识论主知行合一性修不二。

理气一元论是马一浮的哲学思想，主张理与气是宇宙运动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体现了宇宙生命的运动和发展，以及人性的抉示和完善。

他运用易学“生生之为易”的思想，解释了宇宙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过程，认为太极是终极现实，相当于佛教的法界概念。马一浮十分强调理气二者之不可分，他认为“形而止者谓之逗，形而下者谓之琴。遗即言乎理之常在者，器即言乎气之凝成者也。”他指出文理是“所诊”，言说是“能诊”，故只是义理之名相，还不是义理之本体，义理之本体是“性甲，它是‘人心所同具’，故欲求义理，‘非有悟证不 能显现’。”

知能合一论是马一浮的认识论思想，主张知与能、知与行是不可分离的，认识的目的在于实践，实践的规范在于认识，涵养与致知是两种互补的认识方法。这叶是马一浮对宋明理学中知行关系的发展和创新，他认为知行不仅是道德实践的要求，也是认识真理的途径。他说：“知与能，本无二也。所谓知者，即是能之所在；所谓能者，即是知之所为。”

知能合一论强调认识与实践的互动和互证，马一浮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和深化认识，而只有通过认识才能指导和规范实践。他说：“凡事皆有理，理即义也。义者，事之当然也。故凡事皆有当然之理，而人心皆有当然之性。性即理也。故性理相应，则事理相通矣。”

知能合一论提出涵养与致知两种认识方法，涵养是直接觉悟先天之知的途径，需要主敬和自我反省；致知是以后天之学习和思考来觉悟和证实先天之知的途径，需要穷理和博文。马一浮说：“涵养者，以静为主；致知者，以动为主。静则心安而性定；动则心敏而性活。故涵养以致知，则心性兼修；致知以涵养，则学问兼备。”

马一浮的复性去蔽的人性论是他治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他办学的宗旨。他认为人之本性是善的，但被气质和习气所蔽，需要通过克己和去蔽的工夫来恢复本来的清明节。

他说：“性即体也。性本来湛然虚明，只有气质之偏，习染之蔽，障碍此性体，故不能发用流行。有时陷于不善，此非性有不善，私欲蔽之，然后有不善也。故学者用力，要在克己。克己便是去蔽工夫，蔽去自能复其初矣。”

他还说：“人之气质，焉能全美。学问，正是变化气质之事。识得救取自己，方解川力。凡病痛轻而能自知其为病者，变化易，容易得入。病痛深而不自知，则必自执其所见以为得，不受人言，难以救药。”

他提出了“体认”和“察识”的方法来实现复性去蔽的目标。他说：“若一向读书，只匆匆涉猎，讥机寻求，便谓文义已睐，能事已毕，终其身，昏而无得也。欲入思维，切忌自谓已缭。若轻言易燎，则决定不思，则是闭门而求入也。”

他还说：“读书记得许多名相，执得少分知解，便傲然自足，顿生狂见，自己无一毫受用，只是增长习气。”他强调了“主敬”和“涵养”的重要性，并说：“敬之一字，实为入德之门。此是圣贤血脉所系，人人自己本具。”

马一浮的穷理致知是他格物之道的核心，也是他实现天人合一的途径。他认为人心本具众理，只要通过思维和体认，就能穷尽事物之理，达到知至之分。他说：“穷理之方法，当然要靠思维。思日睿，睿作圣。程子日‘学原于思，不思则周’。”

他还说：“今言穷理为致知之要者，亦即是致知在格物也。”他指出了“涵养”、“主敬”和“体认”、“察识”的关系问题。他说：“若一向读书，只匆匆涉猎，讥机寻求，便谓文义已睐，能事已毕，终其身，昏而无得也。欲入思维，切忌自谓已缭。若轻言易燎，则决定不思，则是闭门而求入也。”

他提出了“通而不局”“精而不杂”“密而不烦”“专而不固”的四条读书经验，并用“溶井”、“抽丝”的比喻来说明思维的过程。他说：“思如溶井，必当及泉。亦如抽丝，须端绪不紊。然后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曲畅旁通，豁然可待。体认亲切时，则如观掌纹，如识痛痒。察识精到处，则如权衡在手，蛛两无差；明镜当台，豪篓不爽。如此，则有知至之分。”

他还强调了“致知”的境界和意义。他说：“致知是知此理，唯是自觉自证境界，拈似人不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切名言诊表，只是勉强描模一个体段，到得此理显现之时，始名为知。”

六艺常存的文化观是马一浮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也是他理学思想的延伸和组成部分。他说：“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又说“六艺统摄于一心。”

六艺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也是儒家教化的基础和代表。马一浮认为，六艺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纲，统摄一切中原地区之学术，而且也是人类思想文化的总纲，统摄一切西来之学术。

马一浮主张，六艺之道本是吾人性分内所具之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道本来具足。故六艺之道炯然常存，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流失或灭绝。马一浮弘扬六艺之道，目的在于提高人们对于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而不至于陷入自鄙和崇洋。同时也在于使此种文化普遍地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善之善，全其性德之真。

马一浮提出：“圣人训学，修己之道也。”他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培养自己的品德和修养，通过学习来达到个人修己的目标。他进一步解释说：“夫学者，求为己之财也；修己者，求为己之道也。”他强调学习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来修炼自己的道德和品德。

他倡导“明理修德”，强调明白道理并将之付诸实践。他提出：“夫圣人之道，非欲人去远而反归近也，皆欲人尽情尽性之妙，而日有所长进焉。”他认为圣人的道德教导不是要人们远离自己，而是要人们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天性，不断进步和完善。

马一浮在教育观上也强调“学为己用”，他认为：“学者，人之天资具焉，学者用之；言者，人之情欲具焉，言者应之。”他强调教育要紧密结合学生的特点和需求，让学习成为对个人有益的实际行动。

马一浮在诗词创作方面，编有《蠲戏斋诗前集》《避寇集》《蠲戏斋诗编年集》《马一浮词集》《马一浮之散曲对联》等。在学术著作方面，编有《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等。其提出“理气一元”思想，并强调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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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复性书院”

“复性书院”，以马一浮的“学术，人心得以分歧，皆有溺于习而失之，复其性则然矣”而命名。书院的主旨是讲明经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

其学规有四端：主敬、穷理、博文、笃行。其中“主敬”为“涵养之要者”，以敬作为修养方法，初见于《论语·子路》：“居处恭，执事敬”和《周易·文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处“敬”为谨慎的意思。

“穷理”为“致知之要者”，指深入、细致地研究事物的道理、规律、发展轨迹，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治学方法。

此外，“博文”为“立事之要者”，“笃行”为“进德之要者”。

马一浮擅长行草和隶书。他的行草书受到了王羲之的影响，其在《戏题鬻书启诗》中提到：“恨无勾漏朱砂石诀，幸有羲之笔阵图。”，马一浮还常观摩王羲之的《兰亭序》与《圣教序》，并称其为“中国书法界的泰斗”。他曾经为王羲之《兰亭序》写过《兰亭序跋》，并在《圣教序》上题写了“圣教序，王右军书，马一浮藏”等字样。他的隶书则是在汉隶、魏碑、晋碑等不同流派的基础上，融合了自己的个性和审美，形成独特的结体和用笔。

马一浮的行草笔法相较于王羲之在流畅度上有一定的提升，其独特的横划形态，常呈上翻之势。马一浮的行草书法混合了拙朴和巧妙。正如有人描述道：“马行草笔力雄强，章法清逸。”

马一浮的隶书作品笔画丰富，结体流畅，兼顾隶书的规范性和个人风格。与汉隶、魏碑、晋碑等前人相比，马一浮的隶书在灵活度上有所提升，具有个性。有人评论认为：“马一浮的隶书，颇具自成一家之妙。”

在国外自费购买马克思的《资本论》带回中国，是第一位传入这本著作的人

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5月6日，马一浮结束了在美国长达302天的学习和工作，他自费购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将其带回中国。他因此成为第一位将这部重要著作引入中原地区的人。回国后，他开始与国内同仁共同研读这部人类社会哲学巨著。

通过传播马克思主义试图唤醒中国人的觉醒，推动国家振兴

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第十二届世博会，中国首次以政府名义正式参加世博会。溥伦亲王被派为团长，清政府要选派懂外文的人员来筹建中国展馆。当时年仅20岁的马一浮因为懂外文，被录用去参与中国展馆的筹建工作。

不久后，他开始翻译了一些书刊，如《日耳曼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党史》和《政治罪恶论》。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3月17日的日记中，他充满喜悦地写道：“今天下午我得到英译本马格士（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马一浮当时正患感冒，发着高烧，他表示回国后一定要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重要著作带回中国。

但他原以为美国是文明和民主的典范，实际上却充满了野蛮和专权。他特别难以忍受对华人的歧视，他在日记中写道：“美人定华商赴会，须人纳500金圆，呈保书证明实系赴会，乃许入境，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原地区，当处以流罪。”他指出：“这根本就不是参展，简直是被关进了牢笼。”他还提到：“圣路易斯大学等地竟然在辩论中讨论是否应该分割中国。甚至在戏曲舞台上，中国人也被描绘成可笑、可骂的无赖。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中国人民还未觉醒，才会受到美国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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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时年39岁的梁漱溟前往杭州拜访了马一浮先生。在他们的谈话中，马一浮先生赠送了他自己收藏的两本书，分别是杨慈湖所著的木刻本《先圣大训》和罗近溪所著的《肝坛直诠》。这一赠送促成了两人之间的友情和交往。

1918年，时年36岁的马一浮与他的好友李叔同一起研究佛学。李叔同后来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为僧，而马一浮曾赠送给他多部佛学著作，包括《灵峰毗尼事义集》和《宝华传戒正范》等。同时，马一浮与蒋再堂讨论了儒佛异同的问题，并写下了一篇名为《与蒋再堂论儒佛义》的文章，记录了他们的讨论内容。

1956年，马一浮以特邀委员的身份出席全国政协知识分子大会。会议结束前，毛主席等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各特邀委员，马一浮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1957年，马一浮再度应邀赴京开会。会后举行宴会，毛主席特意与马先生坐在一起交谈。马一浮后来书写了一副以“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为句的诗联赠送毛主席，表达谢意；1964年，马一浮第三次应邀赴京，毛主席再次接见了他。两人谈论了中国古代诗歌等话题。马一浮还为毛主席书写了一副古人名联。

同年，毛主席宴请花甲老人，马一浮也在列。毛主席特地安排马一浮坐在自己身边，以示尊重。宴后，马一浮写了两副对联分别赠送毛主席和周总理。

在1912年，时年30岁的马一浮在民国成立后受聘担任教育部秘书长，蔡元培当时担任教育总长，邀请他协助处理教育部门事务。然而，不久之后，由于蔡元培主张废除经学教育，而马一浮持不同意见，认为经学不应该被废除。因为观点分歧，马一浮最终辞去了教育部秘书长的职务。事后，他前往新加坡等地考察，看到当地侨民办学仍然保留着经学教育，对此表示敬佩。

在1917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再次邀请马一浮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然而，马一浮坚持认为“自古无教师出外教学之理”，最终并未接受这一职务。

马一浮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有着一定贡献。他不仅是引进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华第一人，还对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和评价。他的中西文化观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贬斥，由反省到执迷的动态转换过程，包含了他对中西文化的选择和取舍。

马一浮在年轻时代曾留学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接触了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对西方的国家、社会、政治、道德、艺术等都有过肯定的评价。他认为西方文化能创造美和快乐，具有科学哲学的抽象美，以及富强和治理的优势。他还参与了《翻译世界》杂志的创办，致力于将西方文明介绍给中国人。

随着他对中原地区传统文化的回归和深入研究，他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肯定转向了贬斥。他认为西方文化只停留在现实层面，流于肤浅，缺乏道德根本和天地之性。其指出：“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他批评了西方社会的草昧和争斗，以及西方政治的强权和阴谋。他对西方哲学思想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其基于己物二元对立，以对物之方法对己，既不能识物又足以害己。他还反对进化论、行为主义心理学等西方学说，认为它们否定了人类思想的能动本质和道德价值。他在《复性书院讲录》中说到：“自近世欧洲人生物进化之说行，人乃自于禽兽，认猿猴为初祖。征服自然之说行，乃夷天地为物质，同生命于机械。于是闻天人性道、阴阳五行之名几于掩耳，是谓‘日用不知’，数典忘祖，盍亦反其本矣。”

马一浮对《老子》《孟子》《尔雅》等经典著作都有深刻的见解和注释，他认为《老子》是道家哲学的顶峰，是“自然之学”，他说：“周秦诸子以道家为最高，道家之中又以老子为最高”，又说“禅师家有一则机语，问：‘二龙争珠，谁是得者？’答曰：‘老僧只管看。’老子态度便是如此。故曰：‘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他看世间一切有为，只是妄作，自取其咎，浅陋可笑。”；他还认为《孟子》直指“具备知能”为人之“良”的表现，其说：“就其理之本然则谓之良，就其理气合一则谓之易简，故孟子之言是直指，而孔子之言是全提。”；而《尔雅》是“释群经名物”，其说：“声音、训、字形之学必以《尔雅》、《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为主，皆名言也。”

马一浮还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发展，他质疑程颐提出“诚敬究竟不是仁理”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认为只有诚敬才能识得仁理，认识仁理之后，仍然需要持续用诚敬的态度去实践和维持。仁是本体，诚敬是修养的方法。其言：“唯诚敬乃能识得此理。既识得此理以后，仍须以诚敬存之，诚敬工夫不容间断。果能诚敬，自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也。仁是本体，诚敬是工夫。”；他对庄子“内圣外王”的言论进行探究，提出“当以内圣外王合释，二者互为其根。前至为圣，后至为王。”的看法。

20世纪30年代，时年48岁的竺可桢教授曾邀请马一浮先生前往浙江大学进行教学工作，但由于两人在办学理念和方针上存在分歧，马先生最终没有接受浙江大学的邀请。同时期，北京大学的陈大齐教授也曾邀请马一浮先生加入北京大学的教师队伍，但最终也未能成行。后来，马叙伦、邓伯成等教授也曾尝试劝说，希望马先生能前往北京大学任教，但马先生并未接受北京大学的邀请。

在1938年，时年56岁的马一浮先生经历了一系列的迁徙和教学活动。由于当时战事紧张，他从桐庐县搬迁到开化县，后来又迁往江西泰和。同时，浙江大学也陆续迁移到泰和地区。在竺可桢教授的邀请下，马一浮先生以“特约讲座”的名义在浙江大学开始讲授国学，共进行了11次讲座。这些讲座后来被辑成了《泰和会语》。在这段时间里，马一浮还为浙江大学创作了校歌歌词，并为该校的毕业生进行了一次演讲。到了同年8月，由于赣北战事继续升级，浙江大学再次搬迁，这次迁往了广西宜山。马一浮继续在浙江大学进行教学，又进行了9次讲座，这些讲稿后来被整理为《宜山会语》。

他为浙江大学撰写的校歌寄托了他的文化理想。校歌中的“海纳江河”“求是”“天下来同”等词语，既蕴涵了马一浮“水之至，自涓流而汇为江海，顺其就下之性而无骤也。君子观于此象，而习行教化之事，必其德行恒常，然后人从之”的儒家思想和“事物是现象，真理即本体。理散在万事万物，无乎不寓。所谓是者，是指分殊；所谓真者，即理一也”的人生哲理，也成为了浙江大学的精神标识和文化底蕴。

国学大师熊十力《十力语要》卷二《与贺昌群》：马一浮道高识远。

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戴君仁：中国历史上大学者，王守仁之后，当推马一浮。

港台教授徐复观：马一浮义理精纯，代表着中国活的精神。

国学大师梁漱溟：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哲学家、哲学史家贺麟：马一浮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

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二十世纪师儒中的一个真正隐者。

“世之善言养生者多矣，今卑之无甚高论，四事虽浅而易知，然行之有常，亦可得少受用。智者或不以其近而遗之。”——《马一浮杂篇·养生四诀》

“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浙江大学校歌》

“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泰和会语》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旷怡亭口占》

“学者果能有志于六艺之学，当知此学即圣人之道，即君子之道，亟须在日用间自家严密勘验，反覆省察。一念为君子，一念亦即为小人，二者吾将何择？”——《泰和会语》

“学问却要自心体验而后得，不专恃闻见；要变化气质而后成，不偏重才能。知识、才能是学问之资藉，不即是学问之成就。唯尽知可至于盛德，乃是得之于己；尽能可以为大业，亦必有赖于修。如此，故学问之事起焉。是知学问乃所以尽知尽能之事，而非多知多能之谓也。”——《宜山会语》

“不务速化，而期以久成；不矜多闻，而必求深造。唯日孜孜，如恐弗及。因时而惕，虽危无咎。如是，则气质之偏未有不能化，学问之道未有不能成者。”——《复性书院讲录·卷一》

“然则读书之道，毕竟如何始得？约而言之，亦有四门：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复性书院讲录·卷一》

“执一而废他者，局也；多歧而无统者，杂也；语小而近琐者，烦也；滞迹而遗本者，固也。”——《复性书院讲录·卷一》

“故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泰和会语》

“学问二字，今浑言不别，实际上学是学，问是问，虽一理而有二事。浅言之，学是自学，问是问人。自学是要自己证悟，如饮食之于饥饱，衣服之于寒暖，全凭自觉，他人替代不得。”——《宜山会语》

“诸所不答，条列如下：一、问单辞碎义、无关宏旨者不答。二、问僻书杂学、无益身心者不答。三、问时政得失不答。四、问时人臧否不答。五、辞气不逊不答。六、越次而问不答。七、数数更端不答。八、退而不思再问不答。”——《宜山会语》

马一浮的祖坐落于杭州半山街道的马铃山。他的先茔墓位于山腰，面朝大海，而他自己的生前筑起的坟墓则在先茔墓的左侧。然而，在“文革”时期，马一浮的坟墓遭到了破坏，生坟被挖掘。马一浮于世后，他的骨灰被运送到余杭县五常公社黄泥岭进行安葬。

1988年，马一浮的墓地进行了迁葬，移至杭州南山陵园。而在1990年，位于浙江省杭州西湖的蒋氏山庄内建立了“马一浮纪念馆”。

2013年4月23日，在马一浮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暨国学研讨会上，成立了“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

最后，在2017年12月27日，浙江大学正式揭牌成立了马一浮书院，著名文史学者刘梦溪受聘为首任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