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方（1855年6月6日-1934年9月28日），字伯行，号端甫，是清朝末年和中华民国初年的官员和企业家。他出生在安徽合肥县磨店（今属肥东县）的一个家庭，本为李鸿章的子，后被过继为长子。早年在家乡接受教育，成为府学生（秀才中的优等生），并被列为候选郎中。1882年，他在江南乡试中名列第38名，成为地方官员的候选人才。他先后被任命为分省补用知府、分省补用道、江苏补用道、军机处记名。李鸿章奉命办理天津教案后，他随之移居天津，并在那里担任各种职务。他历任出使日本大臣、出使英国大臣、邮传部左侍郎等职。他以代表李鸿章签署了《马关条约》而闻名。1896年，他被英国女王授予维多利亚女王二等宝星勋章。他还曾担任中国驻伦敦大使和邮政总局局长。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放弃政务，转而从事实业。他的岳父是张集馨。1934年9月28日，他在大连去世，享年80岁。

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年已四十，膝下无子，将李经方过继为嗣。

三年（1864年），李鸿章生嫡子李经述，仍以李经方为嗣子，称之为“大儿”。

光绪三年（1877年），与李经述在天津市直隶总督衙门读书，李鸿章委托洪汝奎为他们代聘名师，潜心科举。后还随朱静山、白狄克学习英文。“弱冠补府学食廪”，极得李鸿章的喜爱。

八年（1882年）八月，考中举人，捐钱以知府分省补用。但他未到外省候补，留在北洋大臣衙门，随李鸿章襄办外交事宜。

十二年（1886年）夏，随驻英钦差大臣刘瑞芬赴英，担任参赞。

十五年（1889年）二月，回国参加会试，不第。翌年，以候补道出任出使日本大臣。使日期间，与日本朝野关系十分密切，并奏调试用同知郑孝胥充随员及筑地副领事官。

十七年（1891年）六月二十四日丁生母郭氏忧，请假回籍守制，由汪凤藻署理出使日本大臣。

十八年（1892年）八月，清廷实授汪凤藻为驻日钦使，李经方返抵天津。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被迫与日本议和，派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前往谈判，被拒。乃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二十三日，与马建忠、伍廷芳、罗丰禄等随李鸿章抵达日本马关，与伊藤博文等开始谈判。二十八日在第三次会谈结束后，有日本浪人用手枪刺杀李鸿章，击中左颊骨，血流不止，子弹未取出，登时晕绝。三月十二日，清政府任命李经方为对日谈判的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采用威逼胁迫等手段，限李经方立即作诺、否之答复。经请示清廷，得到光绪帝旨意后，三月二十三日，李经方、李鸿章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四月二十四日，光绪帝命李经方赴台湾，交接割让台湾事宜。李鸿章力请清廷收回成命，光绪帝非但不允，且严加申斥。五月初七日，李经方带马建忠、伍光建、科士达等由上海市启程赴台，十日，与日本代表桦山资纪在基隆市口外的日本军舰上办理了交接事宜。李经方与当天离台，避居于上海，不愿再进京复命。在日本的猖狂侵略面前，翁同龢、刘坤一、张之洞、孙毓汶等大臣主张密结俄罗斯以抗日，得到叶赫那拉氏的赞成。时值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病逝，尼古拉二世继位，清政府遂派王之春为祝贺加冕专使，被拒绝。

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改派李鸿章为专使。当天李鸿章向清廷递交《吁辞使俄折》，请求收回成命，被清廷拒绝，李鸿章只得接受此项使命。

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十三日，李鸿章递交《李经方随行片》，称他衰年远使异域，朝廷特命李经述随侍前往，体恤周至县，感戴莫名。但李经述读书多年，向未接触洋务，此次随往，只可借资历练。李经方自幼兼习外国语言文字，后曾任驻英参赞，到过欧洲诸国，又任过出使日本大臣，于对外交涉事务较有经验，遂请清廷批准李经方随行。李经方遂以二品衔江苏省存记道充当李鸿章的随员。于三月十八日抵达圣彼得堡。二十二日，沙皇在皇村接见李鸿章，特别问及马关伤痕是否痊愈。二十五日，沙皇以回宫验收礼物为名，破例秘密召见李鸿章，请李鸿章只带李经方作翻译，不使他人闻知，会谈有关在中国修筑铁路问题。经反复谈判，四月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俄密约，决定照办，请旨允准。十七日，翁同龢至张荫桓宅发电，以保密。李鸿章于十八日收到电报：“中俄睦谊从此加密，着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俄罗斯外部大臣画押”。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率李经方、李经述、罗丰禄等同至俄国外交部，与罗拔诺夫、维特互看双方的全权谕旨，复校中、俄约文无讹，各自画押盖印，《中俄密约》（全称《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约成。四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向沙皇辞行，沙皇请李鸿章带李经方晋见两次，座谈一刻钟。五月初一日，李经方随李鸿章登车转赴德国。抵达柏林的第二天，李鸿章率李经方等晋见德皇，递交国书。五月二十四日，离开柏林前往荷兰，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又到法国首都巴黎等地访问。六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李经方等到达英国，晋见英国女王。与女王陛下政府谈判增加税收之事。七月二十一日，李鸿章、李经方等一行抵达纽约，会见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八月二十七日，回到天津市。

二十六年（1900年），因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叶赫那拉氏、光绪西逃。任命李鸿章和爱新觉罗·奕劻为议和大臣，与列强谈判。

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在北京病逝。翌年四月，清廷以李鸿章灵柩回籍有期，伊子李经方以四品京堂候补，命李经方在上海市参加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与英国人马凯关于通商条约的谈判。不久，李经方又参与安徽及沪宁铁路的筹建事宜。

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与李经迈等葬李鸿章于合肥市大兴集夏小郢，随后又呈请将坐落在北京崇文门总部胡同住宅一处交出，建京师李鸿章专祠。

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出任出使英国大臣。

宣统二年（1911年）十二月，调任邮传部左侍郎。邮传部管辖邮电交通各项事务，但其中的邮政却长期被外国人把持。李经方为维护国家主权，进行多次具体交涉，最终将邮政业务从税务司转回邮传部管辖，由李经方兼任中国第一任邮政总局局长。辛亥革命后被罢官。

民国元年（1912年），居住上海，为宗社堂尽力。

五年（1916年），与李经迈将由于式枚拟稿，李鸿章生前亲笔改定之函影印行世，书名《李文忠公尺牍》。

六年（1917年），在丁巳复辟期间，与李经迈鼓吹甚力，复辟失败后，李经方蛰居大连市，终日闭门。

二十二年（1933年），立下遗嘱，明定遗产分配方案，在合肥、巢湖市、六安州、霍山县都有大量田产。

二十三年（1934年）九月二十八日，病逝于大连，终年80岁。

著有《李袭侯遗集》《安徽全省铁路图说》等。

李经方生于1855年，字伯行，号端甫，早年在家乡合肥读书习字，按照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进身法则读书做官。他书读得不错，很快进身为府学廪生（秀才中的优等生），因此被列为候选郎中。

1882年李经方在江南乡试中中举（名列第三十八名），成为地方官员的候选人才（先后被命为分省补用知府、分省补用道、江苏补用道、军机处记名）。李鸿章奉命办理天津教案移家天津后，衙门在海河与南运河交界的金钢桥一带（即如今的李公祠大街一带）。

李经方从南京（李鸿章两江总督的衙门在南京）北上，亲履津门这一北方华洋杂处的商务巨埠，亲见其父身边的土、洋幕僚，及其从事内政外交诸项大事要端的大体过程，眼界和胸襟自是非同一般。这为他后来从事外交活动，奠下了别人无可企及的基础。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他已是有了三年驻美公使参赞和三年驻日公使资历的外交官了。

那时一般官场上的人，都视洋务官为肥缺，而视外交官为畏途。李氏家族四五代人，读书做官的人是不少，但在洋务上占大便宜的倒不见多，大多是些会办、襄办之类的中层官僚，而驻外公使、钦差倒出了很多，如驻日、驻英、驻美、驻奥、驻比、驻秘鲁、驻墨西哥、驻缅甸的都有，李经方是其中走得最远的一人。李鸿章把长子领上外交之路，但并没有给他多少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而是用自己的思想牢牢地把他给捆住。马关议和时面对伊藤博文的咄咄之势，李经方几次想据理力争，但都被李鸿章给制止了。他心里很着急，于是想方设法干扰其父的思路，叫其他随员把各自的见解简略地写成字条，递到李鸿章面前，供他决策参考，但也未见被采用（据刘晦之《异辞录》）。李经方在甲午之前曾做过三年（1890—1892）驻日公使，对日方上下的情况了如指掌，应当如何与日方周旋，他有自己的想法，但最终，也只有画押“割台”的份。

马关签约回来之后，全国舆论沸腾，李家父子成了众矢之的。可是“割让台湾”的事情尚未办完，台湾那边的具体“画押”交接之事尚须前往。李鸿章议和期间受了重伤无法前去，于是任务落到李经方的头上。李鸿章亦不愿李经方前往，就推说李经方生了病，而清廷不允。光绪帝坚决指明“李鸿章不得推脱!”。最终，由李经方画押割台。

庚子议和前夕。那时李鸿章作为两广总督还远在数千里之外，清廷要他火速北上议和，不得稍事延误，李经方始终侍候其侧。

他们北上到达上海市时，因北方已混乱得不可收拾，无法前去，京城里更进不去，八国联军正在烧杀抢掠，故在上海盘桓了一个多月方继续北行。上海一月，前来进言的不知有多少人，甚至有人力主李鸿章摆脱清廷，拥兵自立，眼下中外人士皆寄厚望于他，何不趁清室“西狩”之机，夺回汉家之天下？当时每天各方来的电报不知有多少，李经方等根本来不及翻译，就调李鸿章旧日幕僚马建忠前来帮忙。马建忠的二哥是著名人士马相伯。大哥是马建勋，也曾是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就曾看到一封来自英国官方某大员的来电，主张李鸿章不要失去此千载良机，拥兵自立。李鸿章置之不理，还关照马建忠赶快把那电文烧掉（见马建忠的外甥朱怡声的回忆录）。

当时李经方也正持此种想法，屡次与其父密议，故时有“李公子胆子比天大”之说法。李家后人中至今有人认为，李经方当时的确是想自立的。然而父亲的求稳令他失望，而凭他的“底气”他又无法自行其是。总之，李经方再次在父亲面前碰了壁，从此不仅对仕途，而且对整个晚清政治都失去了信心，闷声不响地退回了自己的书斋。

其父去京城之后，把他作为一个重要的棋子留在上海，专门会晤俄国专使，因李鸿章至此还没有放弃对俄国人的希望，李经方就是其父的代表。李经方曾建议俄国专使重贿李莲英，促使叶赫那拉氏早日返京，但遭到俄方的拒绝。此后的李经方，再没有像在马关议和时那样用心，任父亲以一当十地与列强周旋。庚子之后，他参加了盛宣怀与英国人马凯关于通商条约的谈判，参加了一段安徽及沪宁铁路的筹建事宜。1907年回到他的老行当，又当了一任出使英国大臣。

辛亥革命爆发后，李经方的仕宦生涯就此了结。民国初年李经方在上海当寓公，不食周粟；革命军北伐胜利后，他就被不肖子李国烋给逼到大连市去了。虽住在大连日本租界内，仍保持了晚节。

父亲李鸿章为清廷忠心耿耿，直到辛丑和约签订后吐血而死，终于迎来了两宫皇太后的胜利“回銮”，而李经方不肯这么做。他后来似乎更清醒地看清了天下大势，所以辛亥革命后丁巳复辟时，许多清廷旧僚都去附和，而他不屑于去凑热闹。九一八事变之后，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人挟持下当上“满洲国”的皇帝，李经方亦不去朝拜。

1934年9月28日逝于大连。他刚过了八十大寿。寿庆时从全国各地前去祝寿的亲友有上百人，热热闹闹地大摆筵席，还拍了纪录片电影。可是大家刚刚返回家里不久，就又接到了他的讣告，于是再赶回去参加他的葬礼。1934年

1940年葬于上海市万国公墓。

李经方不仅有六个中国妻子，还讨得两个外国老婆，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法国妻子生的儿子叫李国焘，曾在英国康桥读书，学成回国。英国妻子生的儿子叫李国烋，小名叫“乔治”。这家伙从小娇生惯养，十几岁就吸食罂粟，吃喝嫖赌；因其不务正业，整天寻花问柳，狂嫖滥赌，还抽大烟，乡人就呼之为“小叫鬼”。1927年北伐军打到上海，国民军声称要对满清遗老实行“共产主义”。李国烋逼父交出财产。李经方吓得赶紧卖掉房产，乘坐外国邮船逃往大连市。

李经方在大连活到了八十岁，在大连也有诸多投资，登瀛阁便有他的股份。根据《李鸿章家族》记载，李经方死前立有遗嘱：“六女国芸，除分授以大连市越后町三十九番地住宅壹所，又伏见台惠比须町、大黑町市房壹处，又沙河口区牛家屯永安街市房壹处，以上各项契据均先交其生母陈氏，代为保管。”据此可见，他在大连的财产悉数留给了六女李国芸。可惜的是，这些充满故事的洋楼如今都已经变成了烟土，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综观李经方的一生，因其父而得官，又因其父而不得施展抱负，只充当了父亲的办事助手而已，始终是个气不顺的悲剧人物。他一生既没有赶上他的父辈征战立军功的年代，也没有在日益兴起的洋务运动中，在纱厂、电厂、电报局之类的单位捞得美差，而是始终跟在父亲身边，做那些最不讨好的“弱国无外交”的行当，所以他一生政治上始终不得尽放光彩，只能是郁郁寡欢。尽管他极其聪明能干，精通五国语言文字，又写得一手极好的隶书和行草，个头虽然不高，却也仪表堂堂，但总是被父亲严格约束，终其一生也没有一个施展抱负之机会。

李经方一生经历了清王朝外交事务中的那么多的重要事情———马关条约、中俄密约、随父出使欧洲。想必应有日记或是私人的档案，可惜如今已无法找到。据李经方的孙子李家骁先生回忆，“文革”中造反派从他家抄走了很多东西，包括《文忠公信札》，那是一大宗李鸿章给李经方的亲笔信。信中除了关照他处理一些大家族的事情，如李凤章去世后，家中闹财产纠纷，姨太太告状告到李鸿章这儿来。别人都不愿插手，李鸿章只好叫李经方去安徽处理。还有乡下的义庄和田地的事情，李鸿章也关照大儿子去查验。更多的信则是通报情况，有清廷各方面的人事动态，也有与各国使节或洋行打交道中的问题，也有分析局势的，政治、经济、外交，无不推心置腹，毫无避讳，这正说明了李经方在其父心目中的作用。

可是文革后落实政策，发还抄家物资的时候，当局也并没有将这些手稿如数发还李家。现在收藏李经方手迹最多的地方，大概是上海档案馆，存有李经方一百多封信件。

李经方主张废止缠足。此事虽然没有大获成功，但是他说动了父亲李鸿章，在李鸿章的默许之下，李家成为当时女人放脚的为数不多的官僚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