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锡侯（1889年—1964年），字晋康，四川营山县人。四川保定系军阀，四川省长，抗日将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长。

邓锡侯就读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于1911年退学参军。之后讨袁护国战争爆发，邓锡侯加入护国军参与了战争。护国战争胜利后，邓锡侯在长期的四川军阀混战中不断提升实力，并导致了四川军阀中“保定系”的形成，和刘湘一起结束了四川军阀混战的局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锡侯亲自带领军队出川抗日，先后转战晋东、鲁南等地，还参加指挥了滕县战役。后由于四川政局波动，邓锡侯离开抗日前线回到四川主持军务，稳定后方，支持抗日。在此期间先后担任了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等职位，并与刘文辉、潘文华在彭县组织起义，加入人民阵营。解放后邓锡侯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长，西南行政委员副主席，四川副省长等重要职务。1955年，邓锡侯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64年3月30日，邓锡侯在成都因病去世。

邓锡侯在四川政局中起着重要作用。他结束了军阀长期混战的局面，并在四川省政局动荡时主持川康军务，稳定后方的同时也通过征兵征粮等举措为抗日事业做出贡献。邓锡侯和刘文辉、潘文华发起的彭县起义推动了成都和平解放，有利于解放军对西南地区的解放工作。

邓锡侯于1889年5月24日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他10岁时父母双亡，后被舅母抚养。启蒙时受到老师李铁樵的看重，之后于1906年前往陆军小学堂就读，因为成绩优异而被保送到南京陆军中学堂继续学习，毕业后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发生，邓锡侯知道后中途退学回到营山县，负责组织训练当地城关镇的团丁。

1912年，民国成立，邓锡侯担任川军第4师师长刘存厚的副官，之后于1915年升职营长。并跟随刘存厚前往川南的叙州、沪州等地进行“清乡”，在不久后爆发的讨袁护国战争爆发之后，蔡锷带领护国军第1军入川攻下叙州，刘存厚举兵加入了护国军，邓锡侯也因此成为了护国军中刘存厚部下第2支队的队长。之后邓锡侯带领军队前去攻打沪州，于1916年2月攻占了沪州的兰田坝。在护国军会攻沪州失败之后，邓锡侯接到命令，带领军队前往棉花坡南翼的马鞍山阵地驻扎。当时北翼驻守的军队由朱德带领，南北两翼军队互相援助，在联合对抗袁军张敬尧部队进攻时，邓锡侯与朱德相识。护国战争胜利之后，川军恢复了之前五个师的建制，刘存厚改任第2师师长，邓锡侯则担任第2师舒云衢旅第5团的团长，带领军队驻守在成都城内的北校场。

1917年7月，刘存厚因为争夺地盘而与四川省督军罗佩金、戴戡二人展开战斗，刘存厚获胜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邓锡侯则因为在此次作战中带领军队阻击罗佩金、戴戡二人成功而受到了刘存厚的奖赏。次年，被南方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熊克武在唐继尧的支持下联合滇黔军通电，以“护法”的名义声讨刘存厚，刘存厚部下舒云衢也通电表示脱离刘存厚，响应熊克武。于是邓锡侯被刘存厚任命为第5旅的旅长，前往驻扎并防守眉山、彭山区、仁寿地区。为了提高军队的实力，邓锡侯在驻防期间在眉山创办了“军事教育团”，自己担任团长来训练军官。之后刘存厚在熊克武部队和滇黔军的逼迫下无奈退守陕西，在熊克武被广州护法军政府正式任命为四川省督军时，邓锡侯未跟随刘存厚一同撤退，而是选择归顺熊克武。后邓锡侯被编入川军第3师向传义部下，担任第6旅的旅长，在原地驻防。

唐继尧最初想通过熊克武控制四川，但熊克武并不完全受制于他。于是唐继尧在1920年联合川军第5师师长吕超发起“倒熊”运动，吕超于同年7月攻打成都，熊克武回退遂宁、保宁。后熊克武联合刘祥和刘存厚等军队以驱赶客军的名义开启反攻，于是邓锡侯又加入了刘存厚的靖川军，在军中担任第6师的师长，并带领军队和田颂尧带领的第4师一起收复成都，不久后又在龙泉驿共同打败了滇军顾品珍带领的部队。同年11月，邓锡侯和田颂尧联合攻占了沪州，使得滇军回退到滇边界。

滇黔军被驱逐后，刘湘担任了川军总司令和四川省长的职务，邓锡侯的部队被改编为川军第3师，邓锡侯出任师长，带领军队驻扎在成都、广汉、保宁等地进行防守。同时邓锡侯在保宁再次举办了“军事教育团”，对中下级军官进行培训。但刘湘实力的壮大也引起了以熊克武等人的不满，因此熊克武、但懋辛的第1军和刘湘、杨森的第2军之间的战争于1922年爆发。邓锡侯选择支持熊克武，和赖心辉部队共同攻打第2军，在杨森失败撤退到湖北之后，邓锡侯带领军队驻扎于重庆，而熊克武在实际上控制了四川省政局。之后邓锡侯发现第3军军长刘成勋私下煽动他部下的旅长刘汉鼎叛变，于是联络师长陈国栋、田颂尧等人共同通电声讨刘成勋。现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的刘成勋下令免除了邓锡侯和陈国栋的师长职位，并且于1923年1月派遣第3军和赖心辉带领的四川边防军等共同围攻二人。邓锡侯和陈国栋带领第3师和第7师突围重庆，退守到川西北一角，之后用奇兵突击成都，迫使刘成勋罢兵言和。

此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实力上升，派遣王汝勤担任援川总司令入川。邓锡侯选择联合杨森等人共同通电拥护北洋政府，不久后邓锡侯被任命为“国军”第30师师长，并在杨森和刘湘联合兵分五路攻打熊克武军队时担任第1路的总指挥，之后和杨森军队共同接连攻占了重庆、成都二地。1924年2月，反熊各军获得胜利，邓锡侯于同年5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杨森负责督理四川明朝军事的善后事宜。1925年2月，段祺瑞执政，赖心辉被任命为四川省省长，邓锡侯改任四川清乡督办一职。之后四川督理杨森于同年秋天选择使用武力统一四川，邓锡侯和刘湘共同推举黔军袁祖铭担任反杨联军总司令，副总司令由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三人担任。邓锡侯带领部队攻打资中、资阳两地，将杨森主力团击败并将杨森逼出四川，反杨战争结束。之后刘湘于自贡召开会议，邓锡侯与刘文辉、田颂尧三人带领部队共同驻扎在成都，因为三人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因此四川省军阀中的“保定系”就此出现，四川形成了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四巨头分割的局面。

1926年秋，广东革命军出师北伐，邓锡侯与杨森意见产生分歧。后于同年12月派遣代表前往南昌表示自己愿意易帜北伐，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1927年，邓锡侯在四川清乡督办公署就职。同年3月，四川成立了三军联合办事处，刘湘担任处长，邓锡侯和田颂尧担任副处长。在次年夏天召开的资中四部会议中，刘湘被推选为四川省军务善后督办，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邓锡侯担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田颂尧担任省府委员兼任民政厅长。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中，邓锡侯被改任为民政厅长，因此引起了邓锡侯的不满。于是他拉拢杨森、赖心辉等人多次进攻刘湘，但都以失败告终。1930年春，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参与的中原大战开启，邓锡侯在刘文辉的拉拢下共同发出逼迫蒋介石下野的通电。但不久后邓锡侯得知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获胜，连忙派遣代表前往南京政府，表示自己是受到刘文辉的胁迫才发出通电，推卸责任。

1932年，为了争夺四川省霸权，刘文辉与刘湘之间爆发战争，即“二刘之战”，之后刘文辉又于同年10月与田颂尧展开成都巷战，邓锡侯表面宣布中立，实则私下帮助田颂尧。之后邓锡侯联合田颂尧在同年11月刘文辉与刘湘大战时进攻刘文辉，最终使得刘文辉与刘湘讲和。次年，刘文辉回到成都驻扎，并试图诱杀邓锡侯。邓锡侯得到消息后前往新都防地，并且组织建造防御军事，“二刘之战”至此演变为刘文辉与邓锡侯之间的战争。由于刘文辉部下的“保定系”旅长不肯出力，刘文辉只能派遣少壮派军官沿着毘河进攻。在连续阻挡了七天的进攻后，邓锡侯下令将都江堰调剂流量的杩槎砍去，使得毘河水势变得凶猛，成功阻挡了刘文辉军队的进攻。之后邓锡侯在旅长黄石子的建议下，拜刘湘的师长刘从云为师，借其传达邓刘两军相持，可借机击溃刘文辉的意思。于是刘湘选择与邓锡侯两面夹击，使得刘文辉全线崩溃，带着剩余部队回退西康省，四川军阀混战结束。

与此同时，由徐向前等人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将川北大部分地区解放并建立起来川陕苏区，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于是他下令调派胡宗南带领的中央军前往川甘边境防备红军北上，还任命刘湘担任四川“剿匪”军的总司令，对全川的军队进行统一调派。刘湘接到命令之后，将邓锡侯、田颂尧、李家珏、杨森等6人分别任命为四川省“剿匪”1-6路的总指挥，各自带领军队对苏区进行围剿。邓锡侯出于保留实力的考虑，只投入了一部分兵力。1933年10月，邓锡侯带领十余个团前往昭化、广元一线进行布防，因为红四军方面军缩短战线而占领了旺苍、南江两地。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次年8月击溃刘湘主力军后，邓锡侯所带领的28军也在不久后被击溃，兵分四路回退到广元，后在命令下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5军。之后邓锡侯所派遣的军队于1935年3月阻止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时被击败并围困，于是邓锡侯率领部队在四月前往救援，但不仅未能解围还伤亡惨重。因此邓锡侯被蒋介石训斥，之后被命令带领主力前往理县一带追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邓锡侯为稳定军心和保留实力，派遣军队假装追赶攻击红军。同年夏天，朱德带领中国工农红军部队想和理县一带的中央红军汇合，此时他得知了邓锡侯准备从后山袭击宝兴县的红军。于是朱德写信给邓锡侯，主张团结抗日，请求互不干扰。邓锡侯为此感动，于是下令使得追击部队一直和红军保持一天行程的距离，并不真正追击。

1937年7月6日，何应钦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在重庆召开了川康整军会议，主要内容为整编川军。由于七七事变于次日爆发，会议匆忙结束。在此次会议中，邓锡侯所领导的45军从五个师一个警卫部队改编为45军、95军两个军四个师。川军决定出川参加抗日后，刘湘被任命为第2路预备军总司令，邓锡侯担任副总司令兼第1纵队司令，带领45军出川，还在9月5日在成都召开的“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中发表了言辞较为激烈的演讲。

之后国民政府根据前线战局的需要将刘湘改任为第7战区的司令长官，邓锡侯为第22集团军总司令兼45军军长，并负责带领四个师参与“专对晋东作战”的计划，邓锡侯部队到达太原时就遇上了娘子关战事紧急，邓锡侯带领部队在寿阳南侧掩护娘子关部队的转移，直到11月4日寿阳被放弃。后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于11月5日与邓锡侯相见，并告知其做好战斗准备。于是邓锡侯下令部队立马返回太原，自己带领着轻骑队率先出发。不久邓锡侯在太原附近的南畔村遭到日军突袭，在撤退时摔伤了腿，被警卫部队救援后脱险。之后邓锡侯将11月6日定为自己的“抗日遇险纪念日”，用来提醒自己和部下不要忘记报仇雪恨。不久后邓锡侯带领军队在山西洪洞县驻扎防守，还多次请在附近抗击日军的朱德到川军部队传授游击战术。

南京、济南接连被攻破后，邓锡侯接到命令带领部队前往鲁南。之后邓锡侯于1938年1月接到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命令，沿着徐州津浦路北上抗击从山东泰安方向南下的敌人。于是邓锡侯将总部设在临城，命令45军125师在泗水阻击敌军，并将41军主力放置在滕州市附近修筑工事进行防御。同年1月14日，邓锡侯部队夜袭位于两下店的敌营并且成功，伤亡日军人数达200多人，俘获日军40余人，还收缴了一批枪械。之后邓锡侯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集团军的一个团在长治防守战中与日军108师团发生激烈巷战，全团将士牺牲。3月中旬，邓锡侯根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固守滕县城三天，延缓了板垣师团的进度，巩固了徐州市战线。

由于刘湘于1月20日在汉口病故，导致四川省政局变动。所以邓锡侯于2月上旬前往汉口面见蒋介石并提出治理意见，后被蒋介石任命为重庆行营副主任，后又于3月2日改任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而邓锡侯则于3月16日离开抗日前线前往四川主持川康军务。同年8月17日，邓锡侯和刘文辉、潘文华共同在成都发表了书面谈话，主张抗日。1939年秋，邓锡侯在吴玉章等人的鼓舞下为抗战征兵征粮，坐镇后方。1941年，邓锡侯领衔组织“四川党政军民前线川军慰问团”，自兼团长，赴前线慰劳川军，激励士气，坚定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发起了全面内战。1946年10月，邓锡侯因为张群前往美国治病而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代理四川省主席，直到1947年5月。由于蒋介石并不信任川康地方实力派，所以他在1948年春下令撤除了川康绥靖公署，借此削弱邓锡侯的兵权。之后邓锡侯又拒绝了蒋介石提出征兵征粮的要求，在与蒋介石面谈后受到暗示，于是被迫主动辞去四川省主席的职位，借养病之名住进了上海虹桥医院。

不久后，邓锡侯在张澜等人的劝慰下振作起来，于同年4月5日发表了《告别川人书》来表达自己对于蒋介石的不满。后蒋介石委任其为川陕边绥靖公署主任，要求其驻守汉中市，被邓锡侯以养病为由拒绝。邓锡侯返回四川省之后，蒋介石为了拉拢他，年底任命邓锡侯为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于是邓锡侯带着原参谋长万里等人在1949年1月9日前往重庆市就职，但并无实权，也没有为万里等人谋到职位。同年4月5日，重庆绥靖公署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邓锡侯担任其副长官。不久后邓锡侯与刘文辉等人集结势力先后成立“川康渝国大代表、立委、监委、省市参议员联谊会”和“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来谋取权益，但均被下令取缔。

全国解放前夕，邓锡侯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争取而下定决心起义，并根据自身力量采取了解放军接近时宣布起义的第二方案，邓锡侯还采购了电机与第二野战司令部的电台建立直接通讯联系。1949年7月，邓锡侯接到了《国民党四川地方军政人员宣布起义应注意的意见》。同年11月，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人带领两路解放大军挺进四川省，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对邓锡侯等川军将领进行拉拢，但均被婉拒。蒋介石达到四川后，想借开会的名义将较有影响力的川康将领聚集，再使用胁迫的手段让他们登上飞机前去台湾。邓锡侯和刘文辉得知消息后立马于12月7日暗中离开成都市，到达新繁县后带领部队前往邓锡侯的防地彭州市，并和已经达到都江堰市的潘文华接触。12月9日，邓锡侯与刘文辉、潘文华在彭县共同发布了起义通电，表示脱离中国国民党，加入人民阵营。蒋介石知道之后乘坐飞机逃离，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表中共中央来电对邓锡侯等人进行嘉勉。之后邓锡侯等人于12月30日举行了入城欢迎仪式，邓锡侯亲自陪同贺龙、王维周等人并在自己的私寓举行了欢迎宴会。

解放后，邓锡侯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长，西南行政委员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长等重要职务。并历任一到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四川副主任委员等职。后于1955年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64年3月30日，邓锡侯在成都因病去世，终年75岁。

出版书籍：《我在川西起义的经过》《邓主任论川康建设》《邓主任言论集》

回忆文章：《1920年川、滇、黔军阀混战前后》《参加护国战争始末》

其他作品：青城山的对联、“成都市第一郊外公园”的题匾、《吊宋哲元将军墓》

邓锡侯于1922年驻扎在绵阳，下令让绵阳县的县长彭子猷建造图书馆。彭子猷在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奎星阁进行修缮改造后，把收藏在绵阳县高等小学中的书籍转移至奎星阁，并且对外开放，取名为绵阳图书馆分为上中下三层，分别用于收藏典籍等书籍、图书阅览和阅读报纸。

贵州省军阀袁祖铭认为邓锡侯完全偏向一系，让其他势力感到失望，枝节必多。

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曾写诗“将军有丘壑”来评价邓锡侯有气度有胸怀。

中国现代文学大师李劼人评价邓锡侯一直都害怕学生闹事，喜欢息事宁人。

现代学者李暾评价邓锡侯带领军队驻防鲁南时能够体察民情，尊重当地民俗。

邓锡侯重视交际，有一次作为主人敬酒并与五桌客人猜拳，其中有输有赢，但累积起来邓锡侯应该已经喝了四五斤酒。当时的四川喝的是高度数的酒，客人都认为他酒量很好。但无意间有位客人拿错了邓锡侯的酒杯，喝了之后才发现里面装的居然是开水。之后众人就根据邓锡侯的“侯”字给他取了个“水晶猴子”的绰号。

邓锡侯和陈国栋被围攻时带领军队突围，之后退守到川西北一角，将指挥所设置在罗江区西门外白马关的庞公祠。在处境凶险的时候，邓锡侯在偶然中看见了庞公祠内雕刻在石碑上的《庞士元传》，并受到了启发，选择采用庞统向刘备提出用精兵奇袭成都市的计策。不久后带领军队花费两夜一天的时间进攻成都，使刘成勋的部队来不及回防，只能放弃继续攻打邓锡侯二人，转而谈和。

邓锡侯带领军队出川抗日，前往参与“专对晋东作战”的计划。邓锡侯部队赶到山西省时气候已经转冷，于是他向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提出补发装备，但却遭到拒绝，邓锡侯手上甚至没有一张山西的军用地图。这时周恩来前来访问，他告诉了邓锡侯山西目前的抗战情况以及战局，还给了他一张从日军处获得的山西部分的军用地图，令邓锡侯十分感到，称周恩来此举是雪中送炭，他永生难忘。

邓锡侯被人热爱美食，他曾经在四五月份时下令，要求一个连的120名士兵在清晨五六点去采集稻田里叶子上的露水，然后将这些露水交由川菜大厨制作“露水鸡”这道菜。目前这道川菜已经失传，只能从美食家李树人的介绍中了解一二。邓锡侯还专门前去资中县品尝当地的鲜花粥等美食，还因为喜欢吃鸡而连续半个月都预定了价格昂贵的“徐氏鸡汁”。邓锡侯还常常宴请文人雅士前来康庄，易君左还写了《康庄盛会即席赋谢主人》来记载他参加的一次梅花宴，宴会地点就设在梅丛中。邓锡侯还于1944年在康庄接见过访华的美国副总统乔治·华莱士。

邓锡侯在一次前往文殊院烧香拜佛的返程中，他的草帽被不慎吹落，勤务兵马弁前去捡草帽的途中遇到了贩卖草鞋的曾德福，于是买了两双草鞋回去。草鞋引起了邓锡侯的注意，他买了一批草鞋回去发给警卫，同时留了几双自用。之后邓锡侯穿着草鞋前往军长刘文辉的公馆议事，被询问原因是就应付说可以减少军费开支，但其他军阀回去后不久也给自己的士兵安排了草鞋，所以百姓们渐渐地称呼川兵们为草鞋兵。而曾德福因为邓锡侯一直在他那里订做草鞋而小有名气，之后被人提到时都用成都市北郊的曾草鞋来称呼他。

当故宫南迁文物从褒城、广元市剩余的六七百箱运到成都再马上卸下装车运往峨眉的命令时，邓锡侯对此次文物运输工作相当重视。当时时任川康绥署主任的邓锡侯于1938年4月30日和省府秘书长、代理省政府主席邓汉祥共同商议派遣士兵对文物进行护送。最后成都警备司令部和成都县、华阳县的保安队认真履行了沿途严密护送的职责。

邓锡侯墓位于成都市北郊的磨盘山公墓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