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静（1679年—1736年），号蒲潭先生，湖南永兴人，清朝著名文字狱“曾静、吕留良案”的主要人物。

曾静家境贫寒，屡试不第，在家乡授徒教书。他早年曾阅读吕留良的《时文评选》，对其中的“华夷之说”推崇备至，从而萌生了反清思想。雍正帝继位后，民间传闻雍正帝失德无道，川陕总督岳钟琪必然谋反。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年已五十的曾静自称“南海无主游民夏靓”，命其学生张熙（化名张）携带其亲笔策反书，策动岳钟琪起兵反清。同年九月，张熙到达西安市，当街向岳钟琪献书。岳钟琪阅读策反书后，当即拘审张熙，严刑拷打，并飞速上奏清廷。同年十一月，曾静被捉拿归案。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曾静、张熙被押解京城，由雍正帝亲自审理。案情审理过程中，曾静亲笔写下数万供词悔过。同年十月，雍正帝将其免罪释放。此后，雍正帝将自己就此案的有关谕旨及曾静的供词等编成《大义觉迷录》，颁行全国。雍正十年（1732年），牵连甚广的“曾静、吕留良案”以严惩爱新觉罗·胤禩、允、爱新觉罗·胤䄉的追随者以及吕留良后人、弟子而告终，此案因此成为清朝最著名的文字狱之一。曾静回乡后，被派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现身说法宣传雍正德行。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公历1736年1月），新即位的爱新觉罗·弘历立即下令将曾静凌迟处死，将全国范围内的《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

雍正帝评价曾静是误信流言，悔过自新后理应宽宥；然而，雍正八年（1730年），长沙市街头曾出现“万姓传单”，对曾静大肆吹捧雍正的行为深以为耻。浙江天台县生员齐周华在《救吕晚村（留良）先生悖逆凶悍疏》中评价曾静通过附庸吕留良来沽名钓誉、陷害吕留良来逃避祸事，是贪生怕死、行文谄媚、丧尽天良之徒。乾隆帝曾评价曾静为“大逆不道”，认为曾静之罪不亚于吕留良。

曾静出生于没落的地主家庭，曾入学读书，其文字在州学考试中被评为“湖南省第一卷”；后因屡试不第，在家乡授徒教书。雍正三年（1725年）七月，因生活拮据，曾静与弟子张熙、廖易前往四川省谋生；在途径长沙市时，曾静偶然见到一张告示上有“五星联珠、日月合璧”之语，将之视为吉兆，认为古代井田制、分封制即将恢复，自己将为人重用。因此，曾静返回家乡，等待吉兆应现。然而，世道不仅没有好转，曾静家乡反而在两年内连遭水灾，时疫横行，流亡者日益增多。因此，曾静开始怀疑“五星联珠、日月合璧”将应验到其他事情的身上，怀疑清朝统治。

吕留良生于崇祯二年（1629年），卒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是清代的理学名儒；晚年剃发为僧，终身不仕清朝。曾静早年曾阅读吕留良的《时文评选》，对吕留良的思想十分欣赏。雍正五年（1727年），曾静购得一本吕留良诗稿，对其中的“华夷之说”推崇备至，并将清朝统治者视为“夷狄”；他认为井田、分封制才是治理天下的大道，而非清廷所实行的郡县制。由此，曾静萌生了浓厚的反清思想。

雍正帝继位后，严肃处理了曾经参与储位竞争的兄弟及其党徒，部分大臣、太监被发配边地。这一部分人心怀不满，在沿途散发宫廷内斗的秘闻，以致雍正帝失德无道的名声很快在民间传开。与此同时，川陕总督岳钟琪因汉官出身，在朝堂中颇受猜忌；民间又有传闻其为岳飞之后，日后必将谋反。曾静听说到此类传闻后，认为反清的时机已到，预兆即将应验。

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年已五十的曾静自称“南海无主游民夏靓”，命其学生张熙（化名张倬）携带其亲笔策反书，策动岳钟琪起兵反清。在策反书中，曾静罗列了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十大失德罪名，以“华夷之说”指控清廷统治的不合法性，将近年来的天灾异象视为清廷垮台的预兆；策反书中指出，手握重兵的岳钟琪作为岳飞之后，应立即起兵反叛，为宋明朝廷复仇。同年九月，张熙到达西安市，当街向岳钟琪献书。岳钟琪阅读策反书后，当即拘审张熙，严刑拷打，并飞速上奏清廷，请求将张熙押入京城审理。雍正帝命岳钟琪缓缓诱供，不必急于求成。面对不肯吐露实情的张熙，岳钟琪选择与其焚香拜天，假意吐露反清意图。张熙信以为真，招供出其老师为曾静。

岳钟琪将张熙所招供的情况奏报清廷后，雍正帝对岳钟琪大为嘉奖，一方面派遣刑部左侍郎杭奕录、副都统海兰赶赴长沙市，会同湖广巡抚王国栋审理此案，一方面根据岳钟琪的审理结果，传令浙江省总督李卫查抄吕留良家，逮捕其同党。同年十一月，曾静被捉拿归案。

曾静被捉拿归案后，曾企图自杀。刑部左侍郎杭奕录遵从雍正帝“平心静气”的谕旨，对曾静徐徐开导，详细解说清廷统治的合法性和雍正帝的德政。对此，曾静表示自己“如梦初醒”，不仅转向了认罪悔过，开始歌颂雍正帝的德行和清廷的仁政，还招供出自己谋反的源头是受到吕留良思想的影响，听信了社会流言。由此，雍正帝认定曾静案属于书生臆断，并无同党，将案件的重点转向了吕留良及可能在民间传播流言的爱新觉罗·胤禩党徒。

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曾静、张熙被押解京城，由雍正帝亲自审理。雍正帝对曾静策反书中的内容一一驳斥，认为所谓的华夷观念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而现在的清廷是民心所向、具有正统地位的统治者；同时，雍正帝指出自己孝顺、友爱、仁慈，而与其争夺皇位的兄弟则是生性暴戾，结党营私。与此同时，雍正帝不断地将谕旨、朱批岳钟琪等各省督抚大吏的奏折交给曾静阅读，曾静也因此供出流言出自雍正五年（1727年）五、六月间、被发配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犯官口中。由此，雍正急令刑部开列雍正五年五、六月间发往广西的人犯名单，令广西巡抚金鉷捉拿。不久，犯官达色、马守柱、六格等人被捕归案。在案情审理过程中，曾静亲笔写下数万供词悔过，称自己是“禽兽”，经过雍正帝教化才“脱胎成人”。

雍正七年（1729年）十月，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合词奏报对曾静的处理方案，即以大逆不道律对曾静、张熙凌迟处死，其十六岁以上的亲属均斩立决，女性亲属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均入官为奴。然而，雍正帝认为曾静案的根源在于吕留良思想的传播和爱新觉罗·胤禩党徒对流言的散布，而曾静本人已全然悔过，应免罪释放。对此，以怡亲王爱新觉罗·胤祥为首的诸位大臣上奏《诸王大臣等再疏请诛曾静题本》，再次请求将曾静等人凌迟处死，雍正帝不允。最终，雍正帝将曾静释放，命其回乡宣传清廷的德政，并下令其子孙亦不可因此事诛杀曾静。此后，雍正帝将自己就此案的有关谕旨及曾静的供词等编成《大义觉迷录》，颁行全国。

曾静被释放后，即随杭奕录前往江浙，捉拿传播流言之人，但一无所获。因此，曾静假言族人夜间托梦，传播流言之人是一名姓邓的湖北人，曾在给事中王澍家教书。王澍否认家中曾有此人后，江苏巡抚章佳·尹继善、湖北巡抚赵金吾、湖南巡抚赵弘恩仍多次就近查访，不敢疏忽。

雍正八年（1730年）秋天，曾静被派往湖南省观风整俗使衙门，现身说法宣传雍正德行。然而，长沙市街头随即出现“万姓传单”，对曾静大肆吹捧雍正的言论深以为耻。湖南巡抚赵弘恩、观风整俗使李徽立即对曾静采取保护措施，严加规训。不久，曾静经雍正准假一年，回家置办田产，并于雍正十年（1732年）八月回到观风整俗使衙门，继续宣传清廷德政。

对于“曾静案”，雍正将其源头归咎于吕留良，并引发了株连甚广的文字狱，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学生严鸿达被开棺戮尸，其他与吕留良有所关系的人员，也多被处死、流放。雍正八年（1730年）十二月，刑部等衙门发出重惩吕留良及其子孙的奏报后，还发生了浙江天台县生员齐周华撰写《救吕晚村（留良）先生悖逆凶悍疏》，为吕留良开脱辩白的事件，文中认为曾静通过附庸吕留良来沽名钓誉、陷害吕留良来逃避祸事，是贪生怕死、行文谄媚、丧尽天良之徒。雍正九年（1731年）二月，山西省又爆发了“匿名帖案”，山西巡抚石麟上奏清廷，称在山西夏县学宫西角门发现一件匿名帖，其内容为请求诛杀曾静，为吕留良伸冤。直至雍正十年（1732年），牵连甚广的“曾静、吕留良案”以严惩爱新觉罗·胤禩、允禟、爱新觉罗·胤䄉的追随者以及吕留良后人、弟子而告终。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公历1736年1月），新即位的爱新觉罗·弘历不顾雍正“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杀曾静”的谕令，下令立即将曾静凌迟处死，并将全国范围内的《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

雍正帝评价曾静是误信流言，悔过自新后理应宽宥；然而，在曾静被释放后，民间曾多次爆发撰文、请愿事件，称曾静附庸吕留良来沽名钓誉、陷害吕留良来逃避祸事，对其为雍正歌功颂德的行为深以为耻。乾隆帝即位后，评价曾静为“大逆不道”，认为曾静之罪不亚于吕留良，在即位后立刻将其处死。

《知新录》《知几录》，未曾刊刻，现已失传。根据《大义觉迷录》分析，《知新录》《知几录》记录了曾静的反清思想，两本均是口语。《知新录》记录了曾静每日的所见、所闻、所感，《知几录》记录了曾静叮嘱张熙谋反的言论。在《知新录》中，曾静认为皇帝应该由儒者担任，而非由豪强英雄占据；清朝统治者攻占北京，乃是窃国之举。

《归仁说》是曾静在狱中书写的忏悔录。在《归仁说》中，曾静极力吹捧雍正孝顺仁德、朝乾夕惕、勤政爱民，康熙传位于雍正是传位传贤之举。曾静在文中表示，倘若自己能够苟活，愿意现身说法，为雍正帝宣扬德政、教化人民；如若伏法被诛，《归仁说》一文也将流传后世，消除世人谋逆之念。

在“曾静案”的爆发原因上，学者冯尔康认为，雍正帝即位之初，迅速打压了爱新觉罗·胤禩、允禟、爱新觉罗·胤禵等政敌，整饬吏治，惩治不法绅衿等，以致在民间留下了“为政苛刻”的印象，而“曾静案”的发生也反映出雍正帝在民间思想、舆论的不利地位。对于雍正帝对曾静“出奇料理”、免罪释放的处理原因上，冯尔康认为，雍正帝在接到岳钟琪关于“曾静案”的奏报后，即确定了对“曾静案”的审讯方针，将此案作为追溯流言源头、清理允等人同党的重要契机。学者王俊义持相似看法，认为根据雍正帝对大臣岳钟琪、田文静、李卫等人的谕批中可以看出，雍正帝希望利用曾静做为悔过自新的典型，借助此案证明其为人施政的宽容、仁德，论证其帝位及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另外，学者倪军民认为，“曾静案”暴露出岳钟琪与清廷之间的微妙关系，雍正帝希望借助此案进一步笼络岳钟琪，消除社会上关于皇帝猜忌岳钟琪的一系列谣传。

在雍正帝对曾静免罪释放的处理结果上，学者倪军民认为，雍正帝通过赦免曾静师徒，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预期效果，在群臣中制造了宽仁纯孝的个人形象；但是，通过曾静释放后所爆发的一系列民间撰文、请愿活动可以看出，民间士子对雍正帝的处理结果并不认可，雍正帝赦免曾静的处理办法是失大于得的。学者王俊义认为，雍正帝由曾静一案导演出规模浩大的文字狱，导致了清代学风保守、士风卑下的社会现象，制约了清代思想文化的发展。

从后世学术研究的角度，学者王俊义认为，“曾静案”直接导致了吕留良思想研究长期成为禁区，阻碍了后世对吕留良个人形象和思想的认识。学者孟尧认为，“曾静案”的直接产物《大义觉迷录》以儒家的“道”来论述君臣关系，力图将自身的正当性和“尊君”的优先性渗透进儒家体系中，反映出清代皇权对儒家道统原义的辩难和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