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于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编而成，是清雍正帝胤禛关于满洲政权合法性、华夷之辨、君臣之伦及自证清白的“辩论”文献汇编。全书共四卷，内容主要包括曾静投文字狱相关的上谕十道、审讯词若干，以及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后附曾静认罪书《归仁说》一篇。该书是雍正帝用来反驳曾静所提出的责难，控制民间思想舆论的书作。

《大义觉迷录》多采用一问一答形式，是少见的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与平民百姓直接展开沟通的实例。书中反映了当时民间流行的“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 的思想观点和针对雍正继位过程产生的流言。与此书关系密切的曾静、吕留良是雍正年间最大的文字狱，株连颇广，影响深远。书中涉及到的有关雍正继位的传闻流言也成为后世史小说的题材来源和经久不衰的讨论话题。

雍正七年（公元 1729 年）九月，雍正下令编纂《大义觉迷录》一书，书末所附曾静认罪书《归仁说》中“盖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觉也，抑厚幸矣”一句，即“大义觉迷”之名来源。

雍正（公元1678年—1735年），即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康熙第四子，清朝第五位皇帝。他清除清代施政积弊，改易吏治风气，充实国库，解决人口税问题，是康乾盛世的缔造者之一。

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雍正帝被封为贝勒，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晋为和硕雍亲王，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即位称帝，次年改元雍正。康熙末年，为谋储位，多位皇子展开夺嫡之争，最终以皇四子登基为结局。此后，史学界与社会舆论对雍正继位是否合法一事争论不休。

中国古代的“华夷”观念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华夷之辨”和“尊王攘夷”之说提出后，逐渐成为维护统治合法性和支撑统治正统性的重要思想观念。“华夷”观念中偏于尖锐敌对的方面，在宋代之后发展尤其猛烈，官员学士将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对立。由明入清时，清代统治者所颁布的“剃发易服”令，激起了民众不满，而清军为推行此令所制造的一系列惨案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也让清初遗民将“暴虐”、“嗜杀”作为“华夷”论辩的焦点。“清初三大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发表的“严防夷夏”观点，代表了清初遗民群体的主流意识。

清前期文字狱泛滥，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君王‚，绵延一百三十余年，时间长‚，案件多‚，规模大‚，株连广‚，‚手段残忍。 康熙朝便有被史学家全祖望称为 “江浙两大狱” 的 《明史》 案和 《南山集》案，分别发生在康熙初年与康熙末年，均因文人书中有追思前朝语句引发，株连颇广，除主犯亲族之外，还有二百余人伏法。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湖南永兴的一位失意文人曾静派遣他的门人张熙化名张远赴西安市，向时任川陕总督、宁远县大将军岳钟琪投书策反，这封书信中充满“大逆不道”之语。“逆书”主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否定清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历数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耽酒、好淫、怀疑诛忠、好谀任十大罪状，指责雍正帝靠阴谋诡计谋夺皇位，质疑雍正帝继位的合法性；并称岳钟琪是南宋名将岳飞的后裔，应利用自己的重兵和高位“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

岳钟琪读完此信，立刻奏报给雍正并且拘捕张熙。对张熙严刑拷打逼问无果后，岳钟琪假称自己早有谋反之意，骗得张熙吐露实情，供述出他的老师曾静以及与曾静交往密切的反清人士的姓名、住址，以及曾静此举是受吕留良及其著作影响，于是投文字狱相关人犯曾静、张熙等，以及吕留良的后人门生吕毅中、严鸿逵、沈在宽等人都被押送入京。

雍正亲自审问曾静，且逐条解释了曾静对他提出的二十七条责难，也向曾静展示了岳钟琪所上奏折以及自己的批复，还有数百封与各地总督的往来文书，以使曾静明白岳钟琪没有反叛的可能以及雍正作为皇帝是如何勤政爱民。最终曾静“心悦诚服”，俯首认罪，并写下了《归仁说》以表忏悔之意。

在审讯中，曾静把自己反动思想的来源全数归于吕留良。雍正了解到吕留良“华夷之分”的思想在汉人中根深蒂固，此案所涉及的流言与争论威胁到了清代统治政权的合法性，他亟需铲除其反动思想以维护统治，于是曾静投文字狱审结后，主犯曾静、张熙被释放，而与吕留良相关者却被严惩。吕留良、吕葆中父子以及学生严鸿逵被开棺枭首戮尸，吕留良另一子吕毅中、严鸿逵学生沈在宽被斩首，吕留良孙辈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理学家和思想家，浙江石门县人，字用晦，号晚村。生于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康熙年间吕留良两次被举荐入朝为官，他以死相拒，落发为僧，以示不与清廷为伍之意。归隐山林后，吕留良潜心研究，其成就一是尊朱辟王的学术思想，二是宣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的民族思想 。

吕留良在诗文著作和时文评选中极力宣传自己的民族思想，如将明末抗清志士的作品选为时文加以品评，把自己不与清人合作的民族气节融入其中。科举时代应试举子都要熟习时文，吕留良的反清思想借助时文评选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士子之中，影响巨大。

吕留良“以批评时艺托名讲学”所产生的连锁反应与宣传作用，在其死后仍未减弱。凭借吕姓时文评选的持续畅销和诵习不衰，至雍正朝，吕留良文字在江浙省份的号召力已不可小觑。

吕留良死后40余年，“受极刑于身后”，因曾静投书案的牵连而被开棺戮尸。吕留良案件株连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在清朝历史上实属罕见。雍正下令吕留良书籍不必尽数销毁，但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将其列入禁书，直至清亡之前，吕留良的著作都无法公开流传。

针对曾静一案，雍正采取了特别的处理方式。他在给田文静的奏折朱批中说： “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倾耳一听可也。”雍正希望通过曾静案向天下证明自己的清白，决定采取将谋逆者的观点及朝廷的批驳一起公开的方式。他首先公开了批驳逆书的谕旨，然后下令将其纵论华夷之辨、中原地区历代变迁的圣谕广泛流传。

雍正亲自选辑曾静案的材料，至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初掌握了全部材料。雍正与御定编修人员对奏折、谕旨等各类文书，进行了筛选与排序，将谕旨、审讯记录、口供记录等内容以及曾静的认罪书《归仁说》一篇，编纂成《大义觉迷录》，交付修书处。八年二月十七日官员上奏，书已印刷完毕，其亲自选辑的文件集结达五百零九页之多，分为四卷，单面印刷，对半折后，每一卷分别装订，分送百官和各地总督、巡抚。各省修书处最先刻印一百部，分送各县知县以及乡学教谕。

《大义觉迷录》一编成，雍正便下令将此书“通行颁布天下各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甚至强调“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大义觉迷录》在中央和地方都被强制传播。在中央，首批印刷的五百部分送在京官员及京城各部院衙门；在地方的各省督、抚、将军等都收到一部，并要交给各省刻书处，用此书制作模板，刊刻印刷，并在本地发行。要做到“俱行遍给”，全国各府州县学都要拥有。同时也准许地方乡绅士子自行刻印：“其绅士中有愿刷印者，许其刷印。”

地方除了翻刻此书外，还有一个重要传播方式：宣讲。明代的乡约与宣讲制度是地方教化的基础，清代建立之后因循前朝旧例。雍正要求《大义觉迷录》与持续已久的“圣谕宣讲”一并施行，利用这种通俗化、社会化的宣讲手段，使各州县村庄，无论文人举子还是乡野农民，都能熟知此书。雍正尤其重视对远乡僻壤之地臣民的宣讲传播，是因为曾静表示自己所居偏远，从来没有遇到宣讲之事，无书可读，无人可谈，才走上歧途。雍正将《大义觉迷录》刊布天下，对于长久以来民间存在的质疑作一次正面的回应，是希望自己对曾静以及曾静所代表的一批反清之人所提出问题的回应与解释能被普罗大众接受。

至乾隆朝，《大义觉迷录》的流布戛然而止。乾隆刚一继位就将曾静、张熙缉拿进京，以孝道名义处决，并以“逆贼狼犬吠之词”“谤毁君父之言”，“实为天下臣民不忍听闻”为由，收缴禁毁《大义觉迷录》。

乾隆朝后，《大义觉迷录》无法公开发行，只在民间私藏或流于日本等国，直至清末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发现此书并将其作为反清证据才重新进入研究视野。光绪末年，革命党人将此书重新刊印发行，即光绪末年铅印本，由香港书局印刷，仁社书局发行，不分卷，内容略有缺漏。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排印本，据中华书局藏雍正间刻本，并以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雍正间内府刻本进行复勘，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四辑。

《大义觉迷录》包括曾静投书案相关的上谕十道、审讯词若干，以及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后附曾静认罪书《归仁说》一篇，多以问答形式展开，总编成四卷。

书中内容经过精心挑选，远非曾静案的全部材料。书中所收上谕有一部分见于《清世宗实录》，但其中涉及皇位继承问题的内容已被删去；审讯词、口供和《归仁说》则不见于他书。曾静致岳钟琪书的部分内容见于雍正的有关上谕，全文始终没有公布。

第一卷，前半部分雍正驳斥了“华夷之辨”的观点，他并未否认华夷之间的区别，但认为二者的分别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地域，提出“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 ，同时反驳了曾静所提出的 “十条罪状”。后半部分收录曾静口供十三条，涉及天意、天运、贫富差距、《春秋》大义等内容，与雍正形成了对话与讨论。

第二卷，收录曾静口供二十四条，是曾静对雍正提出的书面质问作出的答复，涉及曾静反叛缘由、科举制度、雍正钱发行等内容。

第三卷，前半部分收录杭奕禄等询问曾静供词，后半部分收录雍正与群臣往来奏折和谕旨，讨论曾静量刑之事。第三卷中也透露不少皇子争斗细节。

第四卷，主要围绕批判吕留良师徒展开，收录雍正批驳吕留良、严鸿逵的圣谕，以及曾静反思、批判吕留良的供词，并以曾静悔过之作《归仁说》结尾。雍正还为《归仁说》亲笔撰写介绍，评说曾静过去的错误与当下的悔悟之心，认为人恶虽大而莫不能改，曾静已抛弃罪恶，归往仁人之路。

《大义觉迷录》以雍正圣谕和曾静口供的形式集中反映了清代遗民与清朝统治者在华夷之辨、明亡责任、君臣之义、治统与道统等问题上的冲突。此外，《大义觉迷录》中还涉及许多国家治理方面的细节问题，如选举法、制钱法、财富均等、粮价平抑、讲求祥瑞等，雍正的回应展示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反映了雍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

雍正在位时，尽管清廷统治中原地区已八十余年，但“夷夏之防”的观念仍深深根植于广大中原人思想中，华夷之辨的问题难以消除。针对这个敏感问题，雍正给出了他的理解。不同于其祖辈皇太极提出将满、蒙、汉族“视同一体”以及康熙提出的“天下一家”观念，雍正并不讳言满洲是夷狄，他承认华夏与夷狄存在的差异，但其区别在德行而非地域，他借此进一步论证了清代统治者得统的合法性、正统性：“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明朝灭亡是因为明朝君主失德，清朝得天下是因为清君有德。

雍正借用传统儒学思想中对“大一统”的向往与追求，强调如今是“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不应该粗暴划分中外，制造矛盾。雍正以孟子论舜和文王的言论说明夷狄不仅可以转换为中原地区人，还能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华夏的圣贤。以儒家思想为论据，更容易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族接受。从根本来说，雍正认为清朝统治下的各民族已经不再有传统的“夷夏”之分，只是籍贯不同而已。

在批驳华夷之辨时，雍正也论述了君臣之义的问题。他以大一统国家内部的君臣关系替代了华夷关系，强调是否为夷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君臣之义居于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五伦之首，不守君臣之义有违儒家之道，就要受到惩戒。

曾静提出应采用宋代理学家程颢在宋熙宁年间的取士思想，令各地官吏推举贤良，雍正表示在其即位恩诏之中已下令府州县卫官员各举孝廉方正，暂给六品顶戴荣身，以备诏用。但各省推举人才稀少，质量不高，因此以孝廉方正科选举人才效果不佳。针对曾静对雍正朝科举制度的不满，雍正认为卑贱小人是世间本有，并非制度造就，废除科举不能禁绝小人。

雍正针对货币流通的弊端，采取改革钱法以及铜禁的措施，以平抑钱价。雍正还反驳了曾静所列“贪财”罪状，提出自己减免了灾区额赋，抄没贪官污吏以正官场，清查亏空是为惩治侵盗之风。针对当时社会贫富差距的情况，雍正提出了贫富可以转化的观念，以缓和社会矛盾。曾静认为雍正调拨粮食是为倒卖以谋取利益，雍正辩驳称此举是因江浙经历灾情，人多米贵，所以未雨绸缪，调拨产粮大省四川省的粮食来平抑粮价，惠济百姓。

雍正在书中宣称本朝祥瑞数量多、种类全，是历朝历代都罕见的。曾静认为雍正即位后出现的五星连珠、黄河清等现象代表雍正之治不合天意，惟有自己可以拨乱反正，雍正批驳他把这些吉兆、祥瑞附会为天下乱象。又列举庆云、嘉禾等祥瑞说明自己得位正统，政绩斐然。

乾隆继位后，《大义觉迷录》被收缴禁毁，只在民间私藏或流于日本等国，直至清末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发现此书并将其作为反清证据，对于此书的研究才正式展开。

谭嗣同信任《大义觉迷录》所载宫廷秘闻，并以之为反对异族专制的证据，在其著作《仁学》中论证清帝的暴君行径。他积极传播《大义觉迷录》，将其视为反清救国的思想宣传武器。

汪精卫指责康有为在《南海先生辨革命书》中抄袭《大义觉迷录》内容，意图促进满汉融合，以达成君主立宪的目的。汪精卫认为这是丧失廉耻，认贼作父的观点。

康有为弟子韩文举对《大义觉迷录》评价甚高，认为无论是雍正将此书颁示天下还是乾隆禁止此书流传的举动，都反映出其帝王经略，同时他希望将书中内容作为“国史”“教科书”保存。

许曾重认为《大义觉迷录》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封建统治者编纂的一部包括若干“反面”材料及统治集团内幕的独特文献，通过上谕、审讯词、口供等多种形式，为雍正即位与清朝统治合法性作了大量论辩，最终归结于加强皇权的目的。同时提供了许多康雍时期的社会情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书的编纂与颁布，客观上进一步散播了雍正矫诏即位和反清言论。

王泛森解析了《大义觉迷录》中以曾静为代表的帝国底层士人心态，分析了乾隆即位后查禁《大义觉迷录》的举动，认为其表露乾隆为维护清代统治而表现出的矛盾性，并举例说明《大义觉迷录》在地方各级学校流传中产生的偏差与谬误，使雍正意图澄清的流言更加扑朔迷离。

韩东育分析了《大义觉迷录》的问题设定与结构，指出《大义觉迷录》和《清帝逊位诏书》两份历史文献主旨精神的连续性，即“华夷一家”为核心的“中华大义”，这一精神是清朝为实现“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合一所付出努力的结果，让以夷狄身份入主中原的清朝完成了由夷到夏的转变，实现了实际控制版图的最大化，并以此获得了统治中原的合法性。

张利锁、李旭、张丹丹等学者认为《大义觉迷录》对清代统治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所宣扬的统治思想为后世历代皇帝所继承。其利用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夷夏观，提出“华夷一家”的观点，反驳、消解了传统“华夷之辨”的对立思想，而“有德者居之”的正统观则进一步为清廷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此书也反映出雍正的儒学造诣十分深厚，能根据儒家传统思想，引经据典对曾静提出的质疑进行辩解，思维丰富、逻辑清晰。《大义觉迷录》在经济思想上也有其创新之处，如创造性地提出了贫富可以互相转化的观点，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

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邵东方认为雍正针对汉族士人强调“华夷之辨”，反对满族统治的强烈心态，从而颁行《大义觉迷录》以阐释君臣大义高于华夷之辨的行为，既有政治意义，又有文化内涵。

美国籍中国史研究学者史景迁《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一书认为雍正采取的“出奇料理”方式反映了清代统治者的统治政策已由最初的武力镇压转变为利用儒家纲常伦理开展思想教化，而乾隆禁毁《大义觉迷录》是清朝统治者强化自我民族认同意识的开始。

《大义觉迷录》作为一本包含强烈政治倾向与诉求的著作，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与其所关联的政治事件——曾静投书案、吕留良文字狱——不可分割。而这两个案子的余波，引发了康雍乾文字狱持续不断的恶果。

《大义觉迷录》以及曾静投书案为乾隆所忌讳，且在乾隆朝引起不小的余波。雍正驾崩，乾隆刚继位，便将曾静投书案的主犯曾静、张熙斩首，停止《大义觉迷录》的宣讲，此后又将其列为禁书，收缴查没。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天台县人齐周华因“逆书”被捕，他本是雍正朝生员，在雍正处理曾静、吕留良案时便为其打抱不平，因此被捕入狱，乾隆登基时才蒙恩赦。可至乾隆三十二年，齐周华再次因悖逆书作被捕，乾隆对其的处决是凌迟处死，曾为他著作赠言的人几乎都受到牵连。从判词中可知，齐周华真正触怒爱新觉罗·弘历之处就在于他是曾静案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且屡教不改，触碰禁区。而在乾隆朝因纂修《四库全书》而兴起的大肆查缴禁书之风中，《大义觉迷录》也拥有比较特殊的待遇：其查禁是奉乾隆帝“特旨”持续收缴。

乾隆在位时期制造的文字狱多达135起，占清代文字狱案大多数，可以说是清朝甚至纵观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都是对文字管控最严的皇帝。乾隆朝文字狱主要惩处两种人：一是触犯皇帝权威的，二是鼓吹汉族情绪的。《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帝“屈尊”与平民对话，向平民作出解释的举动，以及书内包含的皇家秘闻，使本不了解内幕的平民百姓以及为依据展开猜想，可能都使乾隆感受到对天威的冒犯。

清末民初，多有政治家利用《大义觉迷录》声明自己的观点与立场，建构出自己所需要的的清朝统治者形象。如谭嗣同深信书中传闻，将此书作为反对异族专制的证据；康有为利用书中“华夷不分”“满汉一家”的论述支持其保皇、立宪的主张；汪精卫则以此书为例驳斥康有为的保皇思想。

《大义觉迷录》的刊行所传达出的对思想舆论的高压控制，和吕留良因言获罪，死后还被处以极刑的重判，使当时读书人望而生畏，如龚自珍所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士子们或持顺应态度，为皇帝歌功颂德，或避谈时事，转而进入经史考证，钻研古籍，以致乾嘉时期，以音韵、训、版本、目录为主旨的汉学渐兴。

《大义觉迷录》还为后世以清宫为题材的小说提供了素材。1911年天嘏《满清外史》“雍正帝窃诏改窜”一节，称康熙遗诏为：“朕十四皇子，即承大统”，雍正“改十为第”。《清季野史》所收胡蕴玉1913年发表的《胤祯外传》，1915年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以及1916年蔡东藩《清史演义》其中写雍正阴谋篡位一事，都以《大义觉迷录》所载流言为本。1926年许啸天《清宫十三朝演义》将传闻中“十”字改为“于”字，以及“进人参汤”情节写入小说中。1946年燕北老人易《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有雍正“窃改遗诏之真相”一节，内容同《满清外史》。

《大义觉迷录》行世的有雍正间内府原刻本和多种外省翻刻本，刻印质量有所不同。且自乾隆朝起再未翻刻，只有雍正朝刻本存世，中华书局、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均有藏本。

光绪末年铅印本，香港书局印刷，仁社书局发行，不分卷。为革命党人所印行，内容略有缺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