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吉亚篇》（古希腊语：Γοργίας，英语：The Gorgias）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体著作，写作于约公元前387年至前385年之间。本篇对话以智者高尔吉亚为名，他也是本篇中与苏格拉底对话的人物之一。《高尔吉亚篇》的副标题为“论修辞术”，对话主题围绕修辞术的定义及其合法性展开。

在雅典城邦时期，修辞艺术被普遍认为对政治和法律至关重要，智者们宣传自己是这项基本技能的教师，此篇对话就在苏格拉底和部分智者们之间展开。《高尔吉亚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苏格拉底与高尔吉亚的对话、与珀洛斯的对话以及与卡里克勒的对话。对话主要讨论的问题围绕三个主题：1、智者修辞学的本质和价值。这部分包括对修辞的定义、修辞是艺术还是技巧、修辞的道德性以及追寻真理的方法等问题的讨论。苏格拉底提出修辞不是一门艺术，而是一种技巧，强调其是对愉悦而非真理的追求。2、道德原则和道德信念。苏格拉底讨论了修辞术与正义的关系，认为修辞本身不足以确保正义，对正义的坚持需要哲学的引导。3、人生理想和政治哲学。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政治学需要哲学的引导，真理不能仅靠公共观念的雄辩来获得，而是需要在与他人的商议产生。

《高尔吉亚篇》不仅深刻剖析了修辞术的性质和限制，也对语言的作用、道德的价值、道德与追求真理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通过这一对话，柏拉图展现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进一步强化了哲学对于认识世界、指导人生的中心地位，为其后续对话的发展铺垫了方法论基础。

《高尔吉亚篇》的对话发生于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去世后，或者公元前427年高尔吉亚第一次访问雅典后。在这一时期，正值智者学派的兴起，这是一个以辩证技巧和修辞能力著称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的希腊，社会变革和城邦政治的复杂性催生了一类专门化的教师与哲学家，他们能够通过修辞学和逻辑技巧，在公共讨论中展现其辩论的才能。

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和高尔吉亚（Gorgias）提出了一些著名的教条，例如“人是万物的尺度”（Protagoras），表示知识和真理是基于个人的感知和判断。而高尔吉亚则以其关于非存在的论证和对语言强大影响力的强调而著称。他们对于当时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开启了哲学上关于真理、知识和语言的新讨论，并对古典修辞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高尔吉亚篇》应运而生。该篇不仅直接表现出了智者的论辩技术，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对政治德性教育可能性的探讨。苏格拉底在其中通过与高尔吉亚的辩论，展开了关于真理、德性以及哲学家在社会中角色的深刻反思，从而揭示了这一历史时刻的智识脉动和文化精神。

在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改革后，雅典民主制度发展到顶峰。在这一制度下，所有男性公民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并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这种制度被称为直接民主制。辩论术在这种民主制度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公民不是选举代表来代为决策，而是亲自直接参与讨论并对城邦的治理作出决定。辩论术是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核心工具。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在公共集会中直接发言和投票，因此能够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说服他人对政治议题持特定立场是至关重要的。辩论不仅用于建议和推翻政策，还是社会教育和公共讨论的基础。因此，以教授论辩术为业的智者们在雅典有了一席之地。然而，智者们来自于其他的城邦，因此便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处境，即雅典人正在依靠外邦人的教授而从事民主政治。《高尔吉亚篇》实际上正是在回应这一社会问题，即政治德性是否可教，真正的政治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德性的问题。

《高尔吉亚篇》是柏拉图早期对话录之一，成书时间大致可以定在公元前387年至公元前385年之间。这一时期柏拉图刚从西西里岛归来，相对容易确定的是，它可能早于《美诺》和《美涅克塞努斯》，但晚于《申辩》《普罗塔戈拉》和其他几部早期对话录。

从情节时间来看，《高尔吉亚篇》的对话设定时间较为复杂。对话中提到了若干历史事件，最晚的一个是公元前406年的阿吉尼西战役后的将军受审案，而苏格拉底参与了此案庭审，文中提到这发生在“去年”，据此推断，对话的具体设定时间可能是公元前405年。此外，文本提及伯里克利（公元前429年去世）的去世，因此对话发生的年代也可能早至公元前429年之后。

至于对话发生的地点，可能是在卡里克勒斯的家中或其他类似健身馆的封闭场所。场景的具体描述不明确，柏拉图只用“里面”一词来描述对话场所，这种模糊的描绘可能象征着洞穴或冥府。如果场景设在室内，考虑到当时的居住条件，空间可能狭窄、潮湿且光线微弱，这样的环境可以容纳约20人左右。

柏拉图（Plato）是古希腊著名的利奥六世，公元前427年出生于雅典附近的伊齐那岛，卒于公元前347年 。柏拉图是古希腊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被处死后，柏拉图离开雅典，经过多年的游历和研究，他在公元前387年，回到雅典并在阿卡德摩建立了雅典学园。雅典学园后来成为西方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的高等教育与研究相结合的学校。

柏拉图的主要作品能够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对话有11篇，被普遍认为是记述苏格拉德的思想和论辩方法。中期对话有8篇，展现了柏拉图理念论的形成过程，以及以理念论为核心的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思想。晚期对话八篇，包括对理念论的深化。包括《申辩篇》(Apology)、《普罗塔哥拉篇》(Protagoras)。《美诺篇》(Meno)、《裴洞篇》（Phaedo)、《会饮篇》(Symposium)《理想国》（Republic)，又译为《国家篇》、《蒂迈欧篇》(Timaeus)、《法篇》(Lawus)。等等

柏拉图的哲学影响深远，被认为是西方哲学传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亚里士多德在《致欧德漠》中评价柏拉图为：“在众人之中他是唯一的，在自己的生活中，在自己的作品里，清楚而又明显地指出，唯有尊良才是幸福。这样的人，如今已无处寻觅”。利奥六世阿尔弗雷德·怀特黑德甚至将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的理论成果视为柏拉图的注脚。柏拉图关于理念、政治哲学以及对真理的追求，为后继哲学家提供了广阔的探讨领域。无论是接受、发展还是批判柏拉图的思想，其他哲学家都难以忽视他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独特地位。

苏格拉底是柏拉图对话录中的主角，也是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以其对话式的哲学方法而闻名，通过问问题来引导他人思考，并揭示问题中的逻辑漏洞。

凯瑞丰，雅典民主派、苏格拉底的亲密朋友和学生，同时也是著名修辞学家高尔吉亚的朋友。他在伊琳娜政治动荡期间，特别是在公元前403除夕主统治时期被流放，但同年得以返回雅典，在苏格拉底受审前不久去世。在柏拉图的《申辩》中，苏格拉底提到凯瑞丰曾咨询德尔菲神庙，得到了无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神谕。在《高尔吉亚篇》中，凯瑞丰作为与苏格拉底一派的对话者出现，但他的观点与苏格拉底也不完全相同。

高尔吉亚是来自莱昂蒂尼的智者，以其卓越的口才和对修辞术的贡献而闻名于后世。他曾在前427年访问雅典，目的是代表其城邦寻求反对锡拉库萨的保护。高尔吉亚在修辞术的发展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的创新不仅体现在手法上，如通过诗意手法丰富散文表达，追求谐音、押韵等，也体现在理论上，研究语言对情感的心理作用，对亚里士多德等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高尔吉亚的著作大部分已失传，但《海伦颂》和《为帕拉墨德辩护》两篇完整的演说词保存了下来，展示了他探讨语言如何影响情感的能力。而《高尔吉亚篇》虚构了高尔吉亚“第二次访问雅典”的经历，与苏格拉底围绕心灵与政治等问题进行讨论。

珀洛斯来自西西里的阿克拉加斯，是著名修辞学家高尔吉亚的学生，他在《高尔吉亚篇》中展现了自己对修辞术深厚的信仰和热情。珀洛斯对修辞术的狂热追求，使他轻视传统道德，认为修辞术的强大力量足以影响和控制公众意见，这在当时的雅典社会中反映了一部分青年的心态。在《高尔吉亚篇》的对话中，珀洛斯不仅展现了他对修辞术的热爱和信仰，也体现了他对于道德和哲学深层问题的探讨，与苏格拉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卡里克勒这一人物仅出现在《高尔吉亚篇》中，是一个政治立场偏向寡头而非民主的雅典青年。他对普通民众持有鄙视态度，并且轻视智者，认为他们“无价值”。他主张自然法则高于人为法律，反对虚假，追求由强者代表的真实正义，这些观点深受他的老师高尔吉亚的影响，使他在本篇对话中被柏拉图安排为高尔吉亚观点的代言人之一。

苏格拉底和与凯瑞丰遇到高尔吉亚，后者作为高尔吉亚的朋友说服高尔吉亚再做一次演讲。苏格拉底被允许先提问，然后再听演讲。

苏格拉底与高尔吉亚之间的对话从间接交流开始，凯瑞丰起初代理传达双方的言论。苏格拉底展示了其典型的哲学探询，询问高尔吉亚修辞术的定义，这引出了对话进入直接交流阶段。高尔吉亚将修辞术描述为一种普遍性技艺，声称它关乎人类事务中最重要的方面，并能在多个领域实现至高目标，如健康、美貌和财富。他主张，修辞术能够在各种政治场合中说服听众，强调了它在说服创造中的核心作用。

苏格拉底对此提出质疑，指出修辞术的普遍性威胁到哲学的独特地位，并认为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不能保证正义。这段直接对话中，苏格拉底还插入了对辩证法的讨论，提供了对比和深化理解的机会。最终，当被迫面对关于善恶、美丑、正义和不正义的实际知识时，高尔吉亚承认修辞术学者虽缺乏这方面的实际知识，但仍可以教授之。这一矛盾的承认导致了论证的终点，即学习修辞术的人不会自愿行不义之事，展示了苏格拉底精妙的辩证技巧，同时也反映了对话中对修辞术及其在社会和道德中角色的深刻探讨。

高尔吉亚离场后，智者珀洛斯继续进行与苏格拉底的谈话，并开始阐述自己对修辞术的看法。他的讨论从指出高尔吉亚之所以未选择某选项是因为知耻开始，在苏格拉底的引导下，珀洛斯转而担任提问者，提出问题，即修辞术是什么。

苏格拉底首先指出修辞术主要是一种基于经验的活动，旨在产生喜悦和快乐，强调它的目标是对外部非理性感官的影响。他通过反讽珀洛斯缺乏真正的技艺，暗示修辞术缺乏深度和实质性。然而，苏格拉底也提到，在某些情况下，修辞术可以服务于更高贵的目的，如取悦神明而非凡人。

进一步，苏格拉底通过比较真技艺与伪技艺，如将修辞术与厨艺对比，旨在贬低修辞术的地位。他建立了一系列比例关系，区分了关乎身体的技艺（如医术与厨艺）和关乎灵魂的技艺（如立法与修辞术），并指出了它们之间的“相对”性质。通过这种比较，苏格拉底强调修辞术仅仅是灵魂中的奉承术，缺乏与真正技艺相同的价值和深度。

苏格拉底和珀洛斯围绕修辞术的“权力”展开了深入讨论，探讨了修辞术的威力与哲学能力之间的区别。苏格拉底通过逻辑推理展示了追求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指出如果一个人选择的手段是恶的，那么即便是无意中，这个人也是无权力的，因为他没有选择真正值得追求的善。

讨论接着转向幸福与正义的关系，苏格拉底反驳了珀洛斯关于不正义行为是值得羡慕的观点。他使用了持刀人的例子来说明，如果不正义行为未受惩罚，那么行不义的人实际上是处于更糟的境地。苏格拉底进一步阐述了作恶比受恶更糟糕的观点，指出未受惩罚的不正义行为会导致更大的不幸。

苏格拉底还讨论了修辞术的用途，提出了一种看似矛盾的观点，即修辞术可以用来惩罚朋友和亲人，以促进其灵魂健康，同时也可以让敌人逃脱惩罚，令其灵魂恶化。他通过这一点强调了修辞术应当如何正确使用，即促进对真正正义的信仰。

珀洛斯离场后，苏格拉底开始与卡里克勒进行本篇的最后一次对话，二人分别代表哲学和修辞学。卡里克勒重新引入了羞耻的概念，试图通过演讲的方式探讨自然与礼法之间的区别，并提出自然正义与礼法正义的对立观点。

卡里克勒认为哲学是年轻人的游戏，成年后应参与政治并学习修辞术。但他同时也肯定了在年轻时从事哲学活动能够让年轻人变得自由，但是人不能在年老时仍旧学习哲学。苏格拉底反驳这一观点，提出修辞术即便在政治中也应用于正确的目的。

苏格拉底进一步阐述了卡里克勒作为试金石的比喻，旨在表明自己的灵魂质地。苏格拉底指出卡里克勒虽有知识、亲和和率直之品质，但缺乏真正的德性，实际上缺乏对民众的真正尊重。此外，苏格拉底探讨了“更强”与“更善”的概念，强调即便是在自然或礼法下，行不义之人仍是丑恶且弱者。

卡里克勒试图将讨论引向“更强”的定义，但苏格拉底重申，真正的强者是那些遵循正义和节制的人。讨论进一步深入到节制与正义的本质，卡里克勒持有一种相对现代的观点，认为奢侈、放纵与自由才是真正的美德和幸福，而苏格拉底则通过三次批评来反驳这一观点，强调善与快乐的区别，并指出真正的快乐需要通过智慧来辨识。最后，卡里克勒放弃快乐主义，承认快乐中存在善与恶，这需要真正懂得修辞艺术的专家来区分。

苏格拉底区分了好的与坏的修辞术。他认为好的修辞术应像医术一样，不仅仅治疗表面的病症，而且还要探究病因和本质，为每个问题提供深刻的理解。这样的修辞术不会盲目追求说服（或健康），而是基于对其深层原因和本质的理解。在民主政治环境下，绝大多数的修辞演说都是有害的。他提到了四位已故的雅典政治家，泰米斯特克勒斯、喀蒙、米提阿德和伯里克利，指出即便是这些杰出的人物也未能给民众的灵魂带来真正的安排和秩序、习惯和礼法。

卡里克勒退出谈话后，苏格拉底展开了自己的演说。苏格拉底强调了美德根基在于节制，认为只有节制的人才能拥有其他美德，从而实现幸福。他认为，缺乏道德的人不能与他人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因为他们缺乏共同体、友爱、秩序性和节制所需的基础。苏格拉底反驳了卡里克勒的观点，即正义者不会幸福。他认为，真正的自我保护在于避免行不义和受不义，这需要哲学、政治学、伦理学以及良好的修辞术。他还批评了政治家通过奉承的修辞术来自保的行为，他认为真正的政治学不是为了迎合民众，而是要提升民众的灵魂，类似于医术的作用，而几位雅典政治家都未能改善民众的心智，因此不是真正的政治家。真正的政治家的任务不是迎合欲望，而是引导欲望，促使公民通过说服或必要时的强制变得更好。他认为，真正的政治学和修辞术应该用于提升公民的灵魂，而不是奉承。最后他指出，他本人是唯一从事真正的政治学的人。并且政治学必须要借助真正的修辞术。

最后，苏格拉底通过讲述一个关于死后审判的神话来强调正义和不正义行为的后果。神话讲述了宙斯如何命令死后由死人审判灵魂，以确保审判的公正，因为生前的审判可能被衣服（暗指修辞术）和假证人所欺骗。三个审判官——米诺斯、拉达曼托斯和埃阿科斯——在三岔路口的绿草地上裁决，判断灵魂是否应前往幸福岛或塔塔罗斯。苏格拉底指出，生前作恶的人，其灵魂上会留有瘢痕，成为审判的依据。有些人，特别是君王和政治家，因为其罪行无法救药而被判定无药可救。而那些追求哲学的人，则被认为必定会前往幸福岛。苏格拉底乐观地总结说，修辞术应被用于追求永恒的正义。他通过这种哲学式的修辞，试图引导卡里克勒走向真正的幸福。

智者的修辞学在希腊古典哲学中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技艺，其核心功能是说服。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对话录中，高尔吉亚和苏格拉底针对修辞学的本质和价值进行了讨论。修辞学被描述为一种能力，它可以在没有实际知识的情况下，通过说服技巧使听众相信某些观点或行动。这种说服不依赖于对真理的理解，而是通过演说的技巧影响听众的情感和判断。

智者高尔吉亚认为，修辞学是一种能让一个人在公共讨论中获得优势的工具，即使他没有专门的知识也能通过说服力控制他人。这种能力使修辞家能在法庭、议会和公众集会中获得决定性的影响力。然而，苏格拉底对此持批评态度。他区分了基于真实知识的说服和基于表面演绎的说服。苏格拉底认为，智者的修辞学只是使人们形成一种信念，而非教授真正的知识。他批评说，这种修辞学虽然在形式上有效，但却缺乏道德和实质内容，不能教人辨识真假、善恶。

苏格拉底强调，只有基于理性和确切知识的说服才是真正的技艺，因为它能带来真理的理解和道德的行为。对他来说，修辞学的价值在于它是否能指导人们达到正确和正义，而不仅仅是在政治或法律场合取得胜利。因此，真正的修辞学不应只是工具性的或操控性的，而应是启迪性的，能够促进个体和社会的道德进步。

《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通过与波卢斯的辩论呈现了智者的道德原则以及苏格拉底对其的批判。波卢斯提出了一种享乐主义的道德原则，即“幸福就是快乐”。他认为，某些犯过错的人可能会过得很幸福，他以马其顿王阿凯劳斯的事迹为例来证明这一点。然而，苏格拉底对此提出了反驳，他认为这种论据是错误的。根据苏格拉底的观点，真正的幸福来自于知识和善，而不是简单的快乐和享乐。作恶者可能会在短暂的时间内感到快乐，但这种快乐是表面的，而真正的幸福则来自于对真理和善的追求。

而苏格拉底提出了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原则，即“知识即善”，他认为知识是最高尚的，而无知是最可耻的。他认为，善的行为源自于知识，而恶则源自于无知。因此，根据他的观点，作恶是不可能带来幸福的，因为作恶本身就是一种无知的表现，而无知是导致不幸的根源之一。他认为，修辞学应当是为了促进正义和善的实现，而不是为了辩护作恶者或鼓励作恶行为。根据他的观点，真正合乎道德原则的修辞术应当帮助作恶者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正义的制裁，并努力修复灵魂的健康，追求高尚和善的生活。

苏格拉底与卡利克勒之间的对话讨论了人生理想和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卡利克勒代表一种强权政治的观点。他认为统治者应该是那些最有能力、最聪明的人，他们有权力利用弱者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强调了人的自然权利和强者统治弱者的合理性，认为真正的正义在于个体追求自身利益和快乐。

苏格拉底则强调了道德原则和善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类应该通过知识和修养来追求真正的善，并倡导正义和自制。他认为智者应该将修辞术和其他技艺用于促进正义和善的实现，而不是利用它们来迎合自己的私利或欲望。他的观点强调了个体灵魂的提升和社会的道德改善，强调了智者应该担负起教化和引导民众的责任。

苏格拉底的论辩法，也被称为苏格拉底的辩驳术或苏格拉底方法，是一种通过彼此谈话诘难的方式寻求真理的方法。首先，苏格拉底在他的哲学活动中考察了各个领域的人，他的出发点是证明自己的无知，不事先提出任何独断的原则。通过与这些人进行辩论，苏格拉底揭示了他们自以为有智慧实际上却缺乏智慧的矛盾。这使得他受到了很多人的敌意和污蔑。

苏格拉底的哲学方法包括三个基本步骤。首先，苏格拉底通过提出开放性的问题，激发对话者的思考。这些问题通常涉及道德、美德、知识等抽象而基础的主题，旨在引导对方深入思考问题的本质。其次，苏格拉底通过巧妙的问题揭示对方的矛盾或不一致之处。一旦矛盾被揭示，苏格拉底引导对方承认错误或不一致之处。对方承认错误后，苏格拉底鼓励对方进行修正。通过不断重复上述步骤，苏格拉底逐步引导对方认识真理。每一轮的辩论都是一次深入思考和修正的过程，最终旨在使对方更好地理解问题的本质。

这种方法又被称为苏格拉底的助产术，他自认为通过引导他人逐步认识真理的过程来发现普遍性定义。它并非通过直接灌输知识，而是通过对话引导他人深入思考，从而在辩论中修正错误，逐步达到对真理的认识。

古希腊时期的修辞学是西方修辞传统的起点，其发展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法律实践、哲学思考和文学创作紧密相关。修辞学起初作为一种实用的演说艺术而兴起，由于雅典特殊的民主政治形式，修辞学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在民主的雅典城邦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修辞学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西西里岛，最早是一门关于如何在法庭上进行有效的辩护和诉讼的理论。随着雅典的不断扩张，修辞学被带到了雅典，由此成为了古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尔吉亚和普罗泰戈拉等来自不同地方的修辞学家（或被称为智者）在这一时期推动了修辞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古希腊，修辞学不仅被视为一种演讲的技巧，更是一种影响听众、说服他人的艺术。它涉及广泛的领域，包括政治、法律、教育和文学。通过修辞学，演讲者可以在公共论坛上更有效地表达观点、辩护和说服他人。修辞学成为古希腊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年轻的贵族和政治家通过学习修辞来准备自己的公共生涯，学习如何构建论证、激发情感以及建立说服力强的演讲。

《高尔吉亚篇》在哲学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种”人的哲学“的确立上。智者和苏格拉底都将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首次在西方哲学史上确立了人在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中心地位，并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理念。智者强调个人自由意志和感知经验，主张个人利益的追求，缺乏绝对的价值标准，这种人的哲学在希腊民主制发展时期起到了启蒙作用，但也加速了民主制的蜕变。而苏格拉底则试图从根本上改造人的形象，将人理解为理性的存在，强调智慧和知识作为人的本性，主张人应该通过理性认识自己，并在理智活动中确立道德价值和社会生活准则。这两种对立的人的哲学影响了后来西方哲学的发展，成为了西方哲学思想的重要基石。

《高尔吉亚篇》在认识论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种认识论的对比上。智者倾向于相对主义感觉论，将知识或技艺解释为基于个人感知经验的相对性，缺乏建设性和系统性，主要用于破坏传统观念而缺乏对理性思维的反思，也无法提供坚实的知识论或科学方法论，因此对后来希腊思想的发展起了消极作用。苏格拉底对智者的批判表明了古希腊人的认识能力已经进展到反思理性思维本身的阶段，他强调理性知识必须探求事物的本性、本质和原因，将逻辑思维作为区分真伪知识的标准。苏格拉底的认识论倾向于理性主义，着重于考察人的逻辑思维，为人类知识的发展和哲学的系统化提供了新的方法论。

《高尔吉亚篇》在道德观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种道德观的对比上。智者以追求现实利益为人生目的，将满足个人欲望和利益作为道德的自然法则，不认同个人应有更高的人生目的和价值追求，也不承认稳定的社会整体的道德原则。这种道德观在反对传统束缚和发挥个人才能方面有积极作用，推动了当时民主制的发展，但也导致个人为满足私欲而贪婪堕落，使社会道德沦丧，为强凌弱的霸权政治提供了道德论证。相比之下，苏格拉底主张人生的最高目的是追求正义和真理，通过在理性主义基础上进行道德“正名”，批判智者的个人主义道德观，企图确立和谐有序的社会整体的人的道德价值体系。他在理性基础上将道德观和认识论统一起来，建立了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对希腊伦理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尔吉亚篇》在政治上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两种社会主义的对比中。智者强调神人分离，主张社会政治是人的事务，有自然进化的过程，这对希腊城邦摆脱贵族统治和神权政治观念，建立民主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智者的修辞术并未为民主政制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系统政治理论，往往只是迎合公众情绪，容易成为政客弄权的工具；他们宣扬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倾向于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相比之下，苏格拉底对智者的政治主张及其修辞术的政治作用持强烈反感，将其视为雅典危机的思想根源。他提出政治不应只是权术，而应是一种知识或技艺，主张政治统治应以弘扬知识和道德为目标，使灵魂向善，以挽救希腊社会和雅典城邦的衰落。尽管他并未建立完整的政治理论，但他提出的道德政治理想为后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建立政治哲学提供了思想准备。

苏格拉底在形式上对高尔吉亚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对传统修辞学和论辩术的批判与改造。苏格拉底虽然批评了智者们的修辞与论辩术，但并未完全否定这种形式。相反，他采用了论辩形式，并将之前智者的修辞学转变为一种新的辩证法。这种新的辩证法坚持理性原则，通过思维中的矛盾运动来寻求确定的知识。他将辩证法与严格的逻辑规范统一起来，使得辩证法不仅是一种论辩技巧，更是一种寻求真理和知识的严密思维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苏格拉底促进了逻辑和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并对古希腊建筑乃至后世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高尔吉亚篇》中对于辩证法和修辞术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亚里士多德不同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将修辞术看作与哲学性辩证法对立的领域，他在《修辞学》中指出修辞术与辩证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他反对柏拉图的看法，试图将修辞术提升到探讨真理的层次。伊索克拉底也为修辞术的地位辩护，他认为身体方面的锻炼术和健身术以及灵魂上的哲学都是城邦管理的重要部分，而修辞术正是连接这两者的桥梁。通过建立“身体/健身术=灵魂/修辞术”的比例关系，伊索克拉底反驳了柏拉图的观点，提升了修辞术的重要性和价值。

亚里士多德赞同柏拉图对修辞术的区分，将好的修辞术确定为能够深入探究问题的根源，并且给出每个问题的合理解释的学问。在他自己的《诗学》中他也采用了相似的医学比喻，探讨了修辞和诗学在模仿（mimesis）、情感表达和观众反应方面的作用和价值。

汪子嵩在《希腊哲学史》中认为《高尔吉亚篇》中对修辞学和论辩术是希腊哲学一大基本对立。但二者又不是完全不相容的，苏格拉底批判了智者的修辞学和论辩术，但他并没有全盘否定这种形式，他个人的哲学活动也采用论辩形式。苏格拉底意在改造修辞学，使其能够成为一种坚持理性原则、在思维的矛盾运动中求得确定知识的辩证法。后世的哲学家们，例如马库斯·西塞罗，罗杰·培根、托马斯·霍布斯、列奥·斯特劳斯等人都沿着它们的路线，对修辞术展开了重构和复兴。

《申辩篇》被认为是柏拉图的早期作品，即主要是记述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思想，其中详细地展现了苏格拉底的论辩方法与哲学思想。柏拉图早期对话共11篇，除《申辩篇》外，还包括《克力同篇》(Kriton)、《拉凯斯篇》(Laches)、《吕西斯篇》(Lysis)、《卡尔米德篇》(Charmides)、《游绪弗伦篇》(Euthyphro)、《大希庇亚篇》(Greater Hippias)、《小希庇亚篇》(Lesser Hippias)、《高尔吉亚篇》(Gorgias)、《伊安篇》(Ion)、《普罗塔哥拉篇》(Protagoras)。

《游绪弗伦篇》（古希腊语：Εὐθύφρων，英文：The Euthyphro）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记录了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之间的对话，苏格拉底运用了辩证法追问游叙弗伦关于他控告其父亲一案，从而对于“什么是虔敬”问题进行苏格拉底式的讨论。

在对话伊始，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在王宫前廊相逢。苏格拉底备受迈雷托士等人的“不敬神”控告之扰，正准备赴法庭自辩。而游叙弗伦则计划控告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曾将一名仆人绑缚后抛弃于水沟，致使其死亡。游绪弗伦的家人并不认为父亲有错，而游绪弗伦则持相反态度。苏格拉底观察到游叙弗伦对自己观点的极度自信，于是请求他为何认为何为虔诚，何为不虔诚。然而，随着对话的深入，两人逐渐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游绪弗伦问题”，即虔敬是因为神的喜爱而成为虔敬，还是因为本身就是虔敬才获得神的喜爱。

《申辩篇》（古希腊语：Ἀπολογία Σωκράτους，英文：Apology，又译《苏格拉底的申辩》）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作品，书中记录了苏格拉底在接受审判时的个人辩词。在公元前399年，雅典年轻人梅勒图斯指控利奥六世苏格拉底，声称他不敬奉城邦的神灵，且败坏了年轻一代的思想。苏格拉底接受传讯，站在由500名雅典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进行了三次演说，包括正式的申辩辞、提出刑罚后的演说以及被判死刑后的演说。《申辩篇》是苏格拉底对他的哲学使命、对哲学生活的辩护，与《游绪弗伦篇》《克力同篇》《裴洞篇》共同构成了描述苏格拉底之死的四联剧。这一对话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呼吁人们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深刻的省察。

《克力同篇》（古希腊语：Κρίτων，英文：The Kriton）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记录了苏格拉底与克力同之间的对话。这段对话发生在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克力同试图说服他逃离监禁。苏格拉底则通过拟人化的方式，用雅典法律的口吻表达了自己不愿逃跑的理由。

克力同从雅典的传统，即朋友有义务互相帮助出发，劝说苏格拉底越狱，并指出在别的城市，包括色萨利，苏格拉底可以得到支持；同时当苏格拉底有机会逃脱时不逃脱，这是在背叛自己并帮助他的敌人。而苏格拉底回应到，大众的意见对于他的决定并不重要，因为众人作为一个整体是不明智的，并且背叛自己对于他的决定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逃亡这件事情是否正当。他不会对敌人屈服，逃离死刑并不代表他惧怕他们。最后，逃避死刑将会是对他的孩子有不好的榜样。

《拉凯斯篇》（古希腊语：Λάχης，英语：The Laches）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之一，约写于公元前380年。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雅典将领亚里士多德的儿子吕西马库斯、吕西马库斯的朋友梅勒西亚斯、雅典将领尼基亚斯，以及将领拉凯斯围绕勇气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定义。

对话开始，吕西马库斯和梅勒西亚斯寻求拉凯斯和尼基亚斯对他们的儿子是否应该接受军事训练的建议。在拉凯斯支持，尼基亚斯反对的不同意见后，他们求助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引导对话，围绕军事教育是否有助于塑造品德，尤其是勇气展开争论。对话的主体部分是三人（拉凯斯、尼基亚斯和苏格拉底）就勇气的各种定义进行辩论。尼基亚斯支持军事训练的优点，而拉凯斯则认为其无益。对专业建议的需求导致苏格拉底询问将领们是否有资格谈论教育，最终以无法解决的哲学困境（aporia）结束对话，留下人物陷入思考勇气定义的深深困扰。

《吕西斯篇》（古希腊语：Λύσις，英语：The Lysis）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之一，约写于公元前380年。在对话中，苏格拉底，两位少年吕西斯和梅涅克修斯，以及对吕西斯恋情心切的希波塔勒斯讨论了“友谊”（希腊语：φιλία，通常翻译为友爱）的本质，而该词在当时的语境中涵盖了更广泛而亲密的纽带的含义。

苏格拉底提出了有关真正的友谊本质的四种可能观念：相似的人之间的友谊，苏格拉底解释为善良人之间的友谊。不同的人之间的友谊。既非善良也非恶劣的人和善良人之间的友谊。渐进发展的：那些在灵魂性质上是“非血亲”的人之间的友谊。苏格拉底认为唯一合乎逻辑的可能性是善良之间的友谊和那些既非善良也非恶劣的人之间的友谊。而在对话的最后，苏格拉底否定了这四种可能，他认同少年吕西斯和梅涅克修斯之间存在友谊，但是对友谊的定义仍然是模糊的。

《卡尔米德篇》（古希腊语：Χαρμίδης，英语：The Charmides）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之一，约写于公元前380年。在对话中，苏格拉底与雅典一位美男子卡尔米德围绕节制（sophrosyne，也翻译为“自制”或“克制”）的定义进行谈话。

苏格拉底首先询问卡尔米德何为节制，但后者始终将节制确定为某种确定的特殊情况，因而未能得到满意的答案，于是转向卡尔米德的导师克里提亚斯。卡尔米德和克里提亚斯认为节制是“做自己的工作”，但苏格拉底对此提出质疑。和其他柏拉图早期对话一样，对节制的定义的对话最终未能达成完全令人满意的结论。但这场对话涵盖了对美的集团赞美，讨论了节制的性质以及涉及了自知之明的概念，引发了对许多重要观点的讨论。

《大希庇阿斯篇》（古希腊语：Ἱππίας μείζων，英语：Greater Hippias）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之一，但学者们对其真实性存在质疑，具体成书时间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其写作于公元前390年。在本文中，苏格拉底与知名的智者希庇阿斯试图找出“καλόν”（“美”，通常翻译为“美好”而非“美丽”）的定义。

希庇阿斯是一位著名的智者，以精通数学、天文和修辞而闻名。对话涉及希庇阿斯的三个定义，其中包括美是美丽的女孩、美是黄金以及美是富有且受人尊敬。然而，苏格拉底提出四个定义，包括美是恰当的、美是有用的、美是有利的以及美是从看和听中得到的愉悦。但由于无法给出涵盖整个概念的答案，最终未能成功。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一样《大希庇阿斯篇》也具有批判性的目的，即对常见观点进行批判，而不一定提供解决方案。由于最终未能给出明确的定义。希庇亚嘲笑苏格拉底，表示寻找美的集团真谛不在于“空谈和废话”，而在于“在法庭、议会或其他公共机构中能够优美而富有表现力地发表演讲”。苏格拉底幽默地表示，唯一的确信是他现在更好地理解希腊谚语“美好的事物很难”。

《小希庇阿斯篇》（古希腊语：Ἱππίας ἐλάττων，英语：Lesser Hippias）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之一，又称《论谎言》。在本文中，苏格拉底与希庇阿斯对于荷马到底是想描绘阿喀琉斯还是奥德修斯为更优越的人物展开论辩。

希庇亚认为荷马的作品可以直接理解，他还认为阿喀琉斯说讨厌说谎者是真实的，而奥德修斯之所以机智，是因为他善于撒谎。苏格拉底则主张阿喀琉斯是一个狡猾的说谎者，狡猾的说谎者实际上是“最好的”说谎者。因此，奥德修斯同样既虚伪又真实，阿喀琉斯也是如此。希庇阿斯反驳说，法律惩罚有意伤害他人的人，目的是明确的谎言，而更容易原谅因疏忽而伤害他人的人。苏格拉底坚持认为那些故意伤害他人、明确撒谎、自愿犯错的人比那些只是出于无知和缺乏技能而犯错的人更好。

苏格拉底还引用了辩论和体育比赛之间的比较。他认为一个故意在比赛中表现比他能力更差的跑者或摔跤手比那些尽力而为但输掉比赛的更有技巧。苏格拉底在类比中还增加了其他情境，包括音调不准的歌手、显得不优雅的体操运动员，或者假装跛脚或瞎眼的人，总是认为有能力做对事情并假装做错了的人比无能做对事情的人更好。最终，苏格拉底说服希庇亚，正义是权力和知识的问题，有权有势的人比因无知和技能不足而犯错的人更“好”。对话以希庇亚对苏格拉底辩论的辩才无穷和无助而结束。苏格拉底告诉希庇亚，他不同意自己的结论，对自己的结论感到困惑。

《伊安篇》（古希腊语：Ἴων，英语：The Ion）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之一，，成书约公元前380年左右。本文围绕苏格拉底与吟游诗人伊安的谈话展开，苏格拉底想要询问艺术的本质，询问吟游诗人的表演是出于技能和知识还是出于神灵附体的问题。《伊安篇》是篇幅较为短小的柏拉图对话之一。

《伊安篇》记录的谈话发生在西西里远征之后，伊安从埃皮达鲁斯城的阿斯克勒庇俄斯节庆上获得第一名而来，他声称自己对荷马的了解超过任何人。而苏格拉底提出了有关诗歌启示性质的问题，并认为伊安并没有真正的技能，而是由于神首先对诗人说话，然后将技能赋予吟游诗人，因此，神通过吟游诗人向人们传达信息。苏格拉底认为爱奥恩在表演时必定是失去理智的，因为他可以在没有失去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哭泣，并在受欢迎的观众面前感到恐惧。伊安无法相信自己在表演时是被神附体或疯狂的，他坚持认为他的知识使他成为一位出色的军事将领，但承认在吟诵涉及军事事务的段落时，他无法确定自己是以将军的技能还是吟游诗人的技能在表演。进而苏格拉底得出结论，吟游诗人是能够在舞台上令人信服地扮演不同角色的人。这一对话涉及柏拉图对诗歌的批判，主张诗歌不是由技能而是由神灵启示产生。

《普罗塔哥拉篇》（古希腊语：Πρωταγόρας，英语：The Protagoras）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之一，创作于公元前380年左右。对话主要围绕苏格拉底与老年普罗泰戈拉斯之间的辩论展开，后者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诡辩家和利奥六世。对话发生在卡利亚斯的家中，卡利亚斯是普罗泰戈拉在城里的东道主，讨论的焦点是诡辩家的本质、美德的统一性以及是否可以教授美德。

对话主要描述了苏格拉底陪同希波克拉底去见普罗泰戈拉斯请教美德是否可教。普罗泰戈拉斯声称好的诡辩家可以通过教授公民美德使学生成为优秀的公民。他通过一个关于生物起源的神话解释他的观点，强调美德是可以被教导的。他用希腊神话中的故事说明，由于普罗米修斯从奥林匹斯山窃取了火和智慧，人类才得以生存。这一神话用来支持普罗泰戈拉斯认为美德是可以教授的观点。苏格拉底提出关于美德是一种整体还是由多个部分构成的问题。他通过追问勇气是否是知识而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美德最终都是知识。他通过辩证法证明了美德和知识之间的关联。普罗泰戈拉斯在争论中逐渐改变立场，最终认同了苏格拉底的观点，即美德是可以被教授的，并且所有的美德最终都是知识。对话以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斯相互交换立场并互相赞同的方式结束。最终结论是美德是可以被教授的，所有的美德都是知识，而且争论中双方都认识到彼此的智慧。整个对话突显了辩证法和哲学思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