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八派”亦称“八儒”，战国时期儒家内部形成的八个学派。始见于《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有若张之儒，有孔伋之儒，有颜氏之儒， 有孟氏之儒，有漆雕姓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孔子思想本身的丰富性与多歧义性，以及孔子教育的开放性、包容性和非限定性，导致其弟子思想有可能向不同的方向分化，并在弘扬孔子学说方面各有侧重。及至墨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学派纷纷出现，不同地域的儒家弟子与其相互辩论、相互吸收，加剧了儒家内部的分化，最终形成“八儒”。八儒之中，“子张之儒”的代表人物是颛孙师，其思想凸显出很强的包容性；“孔伋之儒”的代表人物是子思，他主要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颜氏之儒”的代表人物是颜回，其思想旨趣偏向于藏世，追求不断践行孔子的仁德思想；“孟氏之儒”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孔子“仁学”的继承与发展之上；“漆雕姓氏之儒”的代表人物则是漆雕开，该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属于孔门的“任侠”一派；“仲良氏之儒”属于无法考证的一派；“孙氏之儒”的代表人物是孙子，他倡言礼法兼治、王霸并用，义利兼顾之说；“乐正氏之儒”的代表人物至今存在争议，一派主张是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另一派主张是孟子的弟子乐正克。

韩非子虽在著作中明确提出“八儒”的说法，但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韩非作为战国末期的人物，距离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已经十分遥远，且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对儒家素来具有偏见，是否能对儒学内部的发展演变形成准确的了解这本身就是一个疑问。且儒家的分派是多次性的，既存在共时性，又存在历时性，情况十分复杂，“儒分为八”的这种说法既经不起验证，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韩非的这一分法是一条弥足珍贵的历史材料，认为“八儒”是在孔子死后，孔门后学在正统的斗争中先后涌现出的八大强家，所谓的“八儒”，是“显学中的显学”。

韩非子认为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分别是：子张之儒、孔伋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姓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

“八儒”出自《韩非子·显学》，其原文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 孔丘也。墨之所至，墨子也。自孔子之死也，有若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

韩非(约前280-前233），又称韩子、韩非子，韩国新郑市（今属河南省）人，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

韩非出生于贵族之家，天生口吃，但善写文章。在他年少时，韩国就经常受他国侵扰，不断被削弱，于是韩非立志报国，积极向君主上奏自己政治主张，却始终未被韩厘王认可，韩非遂将自己的主张写成文章。韩非为求治国良方，还曾游学于荀子，与李斯同学，学成后潜心著述。韩王安即位后，韩非逐渐受到重视。后来，韩非的文章传至秦始皇处，得到嬴政称赞，秦国遂欲进攻韩国夺取韩非。韩王安五年(前234)，韩非子到了秦国，但因立场受怀疑等原因，并未受到重用。后来，李斯等进谗言，秦王政下令将韩非治罪。前233年，李斯派人用毒药逼韩非自杀。

韩非著有《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文章，后人收集整理编成《韩非子》一书，该书共55篇，约13万字。韩非传承荀子、结合老子思想发展了法家学派，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身，具有君主集权思想。他指出，法是社会群体唯一的行为规范与标准，具有强制性、权威性、客观性、公开性等特点。韩非子认为君主必须运用自己的权力和势位才能令行禁止，君主的权力主要体现在赏罚生杀之权。此外，君主要掌握驾驭群臣和调节君臣关系的秘术，要知人善任、循名责实。韩非的法治思想源自其人性论，他认为人性莫不自私，莫不趋利避害。而君主之利与国家之利一致，须富国强兵，奖励农战，务实而不道仁义。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秦国用他的理论统一中原地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历史上立志改革的政治家也多受其影响。

“八儒”形成的内因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是孔子思想自身的发展性、丰富性和多歧义性。孔子思想的发展性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孔子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以礼学为主，仁学为第二阶段，强调“中庸”的易学则为第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孔子的早年、中年和晚年。同时，孔子一生教授弟子众多，弟子存在入门时间不同、学习时段的不同，这就直接引发了弟子对孔子思想理解的差异。由于孔子思想的发展性特征对其弟子思想的差异和分化的影响有限，孔子思想本身的丰富性与多歧义性导致其弟子思想向不同的方向分化。

二是孔子教育的开放性、包容性和非限定性。“有教无类”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特征既打破了古代贵族教育的传统，也彰显了孔子教育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也正是基于此，孔子的弟子才能达到三千人之多，其中精通六艺者有七十二人。同时，孔子的“因材施教”以及“启发式”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则进一步加剧了孔子教育的“非限定性”特征。而正是孔子教育的这些特征，使其弟子各得“圣人之一体”，他们在弘扬孔子学说方面各有各的侧重。

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势变化和不同地域文化与儒学传播的融合，以及诸子思想对儒家思想的挑战与互摄，构成了战国时期“八儒”分化的“外在理路”。首先，战国时期相较于春秋时期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社会气质”，而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巨大的变革和震荡加剧了儒家思想的内部分化。其次，孔子门人弟子众多，其数量超过当时任何一个学派，且其弟子来源于不同地域。因此，当孔子的思想被不同文化地域特征的弟子吸收和接受之后，也带有不同地域文化的痕迹。在孔子去世后，他们又前往世界各地，以教学或从政的方式传播着孔子的思想，这又使得孔子思想对不同地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正是这些传播与融合，加剧了“八儒”的分化与形成。

最后，在儒家兴起之后，墨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学派纷纷出现，百家争鸣的局势逐渐形成。但诸子思想的形成却与孔子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因而有种孔子“下开九流”“乃诸子之源”的说法。在思想衍化之后，一种新的思想的产生，必然会与原有的思想形成一种互竞互摄的关系。如荀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但其思想中却充满了“法家”思想的色彩，以至于其弟子中出现了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与李斯。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八儒”中有些派别的思想与墨家或道家思想相近。

“子张之儒”，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颛孙师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孙师，字子张，春秋时期陈国阳城（今淮阳区）人。他是“孔门十二哲”之一，其为人宽宏大度，勤奋好学，经常同孔子讨论各种问题。但是其个人性格却较为孤僻偏激。“子张之儒”的思想旨趣凸显出很强的包容性，无论是善与不善、贤与不贤还是能与不能皆能包容之，有种“容其所不容”的意味。子张个人就提倡一种“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理想人格 。同时，“子张之儒”也极为重视民众，无论是对于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对于大事还是小事都不敢怠慢。这源于“子张之儒”对“仁爱”的理解相较于儒家的传统理解要宽泛得多。但由于“子张之儒”多是戴着平塌塌的帽子，其言谈也多为空洞和淡然；思想旨趣又偏向于无原则的宽容；行为上即便是对欺辱自己的人也是选择退避忍让；外貌上也不休边幅而没有威势。这种状态自然无法承担起经世致用的重任，故而，荀子如此评价该流派：“弟佗其冠，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姓之贱儒 也。” 显然，“子张之儒”的主张与墨家较为相似，大概也是因为该流派人物与墨家一样多出生于平民阶层。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子张之儒”在战国中后期的名声十分显赫。

“子思之儒”，战国时期以孔子的孙子孔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孔伋，字子思，鲁国人，孔子的嫡孙、孔子之子孔鲤的儿子。他作为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子（曾参），其代表作是《礼记》中的《中庸》，后世尊为“述圣”。“子思之儒”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独创性，且对孟子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子思在《中庸》中对孔子的儒家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不仅将中庸的概念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而且借此表达了其“诚明”的思想，即以“诚”为本，认为“诚”本身就是天道，从而将儒家道德范畴中的“诚”这一精神实体上升为世界的本源。子思的思想被孟子进一步发展，《荀子·非十二子》称“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儒受而传之”， 表明“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两派实属一系，后世称为“思孟学派”。对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颜氏之儒”，一般是指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颜回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由于孔子门下的弟子有多位颜氏，如颜路、颜回、颜幸、颜祖等人，再加之颜回早卒，故后人（胡适）或认为“颜氏之儒”不可考究。但自章太炎先生到当今学术界，其主流说法还是指颜回这一派。颜回，字子渊，鲁国首都人（今山东省曲阜市），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被孔子及后世列为“四科”中的“德行”第一及七十二贤之首，尊为“复圣”。他生活清苦而能安贫乐道，终生未仕而好学不倦；一生追随孔子，天赋聪颖，对孔子学说身体力行，多次受到孔子的称赞。颜回本人有很强的避世倾向，孔子称赞他道：“贤哉! 回也。一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 语·雍 也》）。因此，“颜氏之儒”的思想旨趣偏向于藏世。而这一思想为庄子所敬重，他在其著作中多次称赞颜回，并把诸如“心斋”、“坐忘”等重要思想借颜回之口说出。因此，章太炎、郭沫若等学者甚至认为“庄子乃颜氏之儒的传承人”。但“颜氏之儒”这一派别的主要特点还是安贫乐道，追求不断践行孔子的仁德思想。

“孟氏之儒”，战国时期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 。孟子，名轲，字曾子（待考），与孔子并称“孔孟”，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人。其主要代表作为《孟子》，被后人尊称“亚圣”。其人生遭遇与孔子类似，学成之后，“周游列国”，但未能见用，于是在晚年回到家乡传道授业、著书立说。孟子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孔子“仁学”的继承与发展之上，孔子只说一个“仁”字，而孟子张口便说“仁义”。孟子仁义礼智的四端之说无疑进一步丰富了孔子仁学的内容。在政治上，孟子也开创性地提出了“仁政”之说，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同时，他又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再加之“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的天人合一论，无疑将孔子的思想发展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 唐宋以来，出现了一种儒家的道统学说，即说儒家存在一个孔子传曾子，曾子再传于孔伋，最后子思传于孟子的道统学说。因此，子思与孟子的学说合称为“思孟学派”，该学派对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心性”之学便是建立在孟子所主张的人有“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之上。“孟氏之儒”与子思思想之间的联系不仅在于他们的“五行”说，也在于孟子与子思一样谈论“性与天道”，其中“性善论”便是孟子学说的主要内容之一。近代有学者认为“子思之儒”和“孟氏之 儒”“乐正氏之儒”，应该只是一系。

“漆雕氏之儒”，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漆雕开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 其代表人物是漆雕开，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还有公孙尼子、宓子贱、世硕等。漆雕开，字子开（待考），东周春秋时蔡国人。他在孔门中以德行著称，言谈举止都展现着“名士风度”，既无奴颜也无媚骨、既不欺弱小也不畏权贵。他著有《漆雕子》十三篇，《史记》记载他曾经跟随孔子学习《尚书》。“人性有善有恶”是“漆雕氏之儒”共同的主张和见解。郭沫若认为“漆雕姓氏之儒”属于孔门的“任侠”一派，“任侠”在《词源》中的定义是：“抱不平, 负气仗义。”《韩非子·显学篇》中记载称“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 礼 之”。从中不难看出“漆雕氏之儒”行为方正刚直的一面，从而体现出了他们这一学派“任侠”的特点。但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借用“名士派”来定义“漆雕氏之儒”。所谓“名士”，就是指虽然名声在外但却不愿做官的人。而漆雕开的志向刚好在于加强对孔门之说的理解和传播之上，但却又不热衷于仕途。宓子贱、世 硕、公孙尼子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他们同漆雕开均有著作著录于 《汉书·艺文志》“儒家”类中，可惜皆失传。《孟子·公孙丑上》称善于“养勇”的北宫 黝，亦当属“漆雕姓氏之儒”。

黄文弼氏之儒，战国时期以仲良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仲良氏之儒”由于缺乏相关资料佐证，因此属于无法考证的一派，其思想旨趣自然也无从谈起。但历代学者对此还是有所推论，如梁启超和郭沫若等人认为或许是陈良一派，因为他在南方讲学许久，定有不少门徒。而陈奇酞先生则认为仲良氏应当是指仲梁子，因为在众多古代文本中，仲良之“良”也作“梁”，且仲梁子的学说也与曾子、卜商相关。

“孙氏之儒”，战国时期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 荀子，名况，字卿，两汉时因避汉宣帝询名讳又称孙卿。他早年游学于齐国，因学问博大，而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荀子同孟子一样，是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但其学说却与“思孟学派”迥然异趣，和被奉为儒家正宗的孔孟之道亦扞格不入。其代表作《荀子》一书在天宝以前名为《孙卿子》，但由于有关《荀子》一书的第一个注本将“孙”字改为了“荀”字，而后人又将其沿用了一千多年，故而如今其代表作名为《荀子》。荀子继承了孔子治学的传统，批判性地总结了他之前的诸子各派学说，特别指出了孟子的性善、王道之“蔽”，首创“人之性恶，其善者伪”的性恶论和“明于天下之分”的朴素唯物论，倡言礼法兼治、王霸并用，义利兼顾之说。 同时荀子作为“孙氏之儒”的领袖，深感他那个时代儒者的“无用”。一方面，他猛烈地批评当时的众多儒者既无儒者之实又以儒者自居，整顿儒家门户；另一方面，他又极力发挥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以经世为务，积极表明其对政治形势、治世理想、国家制度、富国方略的深刻见解。

“乐正式之儒”，战国时期以乐正氏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 ，但其代表人物至今存在争议。先秦儒家中存在两个乐正氏，一位是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另一位是孟子的弟子乐正克。前者为梁启超、胡适等人所主张，后者则为皮锡瑞、郭沫若等人所主张。基于前者，郭沫若还认为“孔伋之儒”、“孟氏之儒”、“乐正式之儒”当属一派。由于无论是乐正子春、还是乐正克都无著作传世，因此，有关“乐正式”的推论都缺乏绝对的说服力。一方面，子思与孟子由于存在思想上的传承关系，因而他们之间的思想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孟子在晚年与子思的思想差距不断拉大，进而分化出了“孟氏之儒”。而乐正克的思想与孟子思想之间并不存在较大的分歧，因而很难分化出一门独立的学派。另一方面，乐正子春与子思虽同为曾子的弟子，但孔伋与曾子的思想发生了较大分歧，独立为了“子思之儒”；而乐正子春则基本上继承了曾子的孝论，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存在分化出一门独立门派的可能。

《显学》篇，是《韩非子》第五十篇。显学，指当时名声最高、影响最大的儒、墨两家学派。韩非子在这篇文章中驳斥了这两家的政治主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法治思想。文中尖锐地指出显赫的儒、墨两家学说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进而说明君主兼听完全相反的儒、墨两家学说，是造成国家混乱的根源; 提出了“ 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的主张，阐述了治国要靠法而不靠德和法家治国的四项基本政策：耕田垦草(重农) 、修刑重罚(任法 )、征赋钱粟(征赋)、境内必知介(力战)。而“民知 (智)之不足师用” 表现了韩非子轻视民众智慧和力量的思想 ，这是他思想上局限性的反映。同时，文中论辩逻辑严谨，步步深入，用对比的手法，将儒、墨两家学派对富国强兵的危害揭示得淋漓尽致;比喻贴切灵活，通俗明白，使文章既生动又有说服力。

中原地区现代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在其著作《十批判书》中直接对儒家八派进行了批判。这说明他认可韩非的“儒分为八”的说法，只是针对不同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存在不同的理解。

原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李耀仙教授明确提出韩非子“儒分为八”的说法不可信，更不能据此认为这是早期儒家分化的真实历史。在他看来，“儒分为八”的这种说法既经不起验证，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儒家的分派是多次性的，既存在共时性，又存在历时性，情况十分复杂。而韩非子之所以会在这个问题上出错，则是因为他对儒家所持的蔑视态度，只想从中寻找漏洞，并未对所涉派别之中的言论以及著作给予应有的注意，故而更谈不上研究。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吴龙辉教授则不认为韩非的“八儒”的分法是一种随意而没有根据的说法，相反，他认为韩非子的这一分法是一条弥足珍贵的历史材料。但他认为“八儒”并不是孔子去世之后，对儒家思想各流派的一种总结，而是在孔子死后，孔门后学在正统的斗争中先后涌现出的八大强家。同时，他也认为韩非所说的“八儒”既不足以反映出孔子逝世之后儒家分化演变的全貌，也不能看作因思想差异而逐渐形成的学术流派。在他看来，所谓的“八儒”，只是“显学中的显学”。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认为韩非作为战国末期的人物，距离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已经十分遥远；韩非子本人又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对儒家素来具有偏见，因而，他是否能对儒学内部的发展演变形成准确的了解这本身就是一个疑问。因此，在梁涛先生看来，“八儒”的划分更可能只是后人的一种模糊印象，很难使人其信以为据。

首尔大学哲学系教授郭沂明确表达了他对韩非的“八儒”说的理解：“韩非子提出儒家八派的根据在我看来可以用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和‘成一家之言’二语来表达。”这也即是说，早期儒者只有建构了一套独特的哲学体系，才能够入选“八儒”。只要符合这个规则，即便是师徒也能入选，因为老师不能代表徒弟，徒弟也不能代表老师。因此，子思与孟子都能被列入“八儒”。如此，曾子、游子和卜商之所以没被列入“八儒”，不是因为韩非子的疏忽，在他看来，这三家都未曾见其构建起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