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令孺（1897-1976），别名九姑，安徽桐城人，中国现代散文作家、新月派女诗人。晚清理学家、散文家方宗诚孙女。

1923年，方令孺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随丈夫陈平甫前往美国留学，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学习，后转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文学。1929年回国，先后任国立青岛大学讲师和重庆国立剧专教授。方令孺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写新诗，诗作多发表于《新月》杂志。1939年至1942年任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编审。1943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49年后被选为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方令孺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8年至“文革”前，任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从1958年至1966年，方令发表的诗文不下数十篇(首)，其代表作有《在山阴道上》《青春常在——悼靳以》等。1976年9月30日，方令孺病逝，享年80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方令孺平反昭雪，举行了追悼会。

方令孺在散文和诗歌上都有所成就，但其作为新月派主要的两位女诗人之一，生前没有出版过诗集。散文上方令孺早期的作品注重表达个人情感和审美追求；而后期的作品则更趋向现实主义，关注社会现实，展现出了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和关注。方令孺的诗歌风格倾向于传统与西方现代诗歌风格的融合，情诗表达手法上婉转曲折，偏于冷峻凄清，理性色彩较浓，她在实现新诗的形式格律化和践行“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上作了大胆而有益的尝试。

方令孺，1897年1月30日出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诗礼官宦之家，属方苞世族后裔，排行第九，被子侄辈称为九姑。她前面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家里给其取名方令孺，意为“听话的孩子”。方令孺3岁那年，她的三伯父方守彝便做主，将她许配给家在南京的陈平甫，1916年初，刚满19周岁的方令嫁到了南京娃娃桥陈家，丈夫陈平甫比她小一岁，1918年，二人的大女儿陈庆纹(后改名李伯)出生，1920年，二女儿陈庆绚(后改名肖文)出生。

1923年下半年，方令孺带着6岁的长女陈庆纹，跟随丈夫到美国留学，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读，攻读外国文学专业。一方面是为了增长见识，一方面是为了改善夫妻关系。二人在美国生下了第三个孩子。1927年方令孺毅然决定离开丈夫，追寻自由。1927年，她把徐志摩的诗《去吧》翻译成英文，发表于学校日报上，开启了她与新月派的缘分。1929年，她的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回国，方令孺留下继续学习，但因思念女儿，不久也回国了。

1930年春天，方令孺的生活发生了重要变化。此时恰逢国立青岛大学成立，由清华大学教授邓叔存介绍，方令到了青岛大学中文系任讲师，教一年级国文，讲授《昭明文选》和《大学国文》。当时，在国内大学任教的女教师还是不多的。方令孺的创作火花是在同梦家等相识以后才始激发起来的，1930年5月她在南京玄武湖上同志摩、梦家邂逅之后便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散文《信》，共五集。以后这篇长《信》同梦家的复信一齐发表在《新月》月刊上。接着她又写了《诗一首》及《灵奇》等诗，也被收辑在陈梦家编辑的《新月诗选》上，成为仅有的两位新月派女诗人之一。

到青岛工作时，方令孺已经33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把两个女儿放在孩子的奶奶家，自己带着一个女儿，住进了专门为单身女教职工安排的宿舍楼。与方令孺同住在这栋楼里的还有两个图书管理员：张兆和与李云鹤。方令孺在青岛大约待了两年时间。

1932年离开青岛，先是到北京姐姐家养病。后来又回到南京。1934年7月的《学文》发表了方令孺的诗《月夜在鸡鸣寺》方令孺在诗中表达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对立，但她没有放弃对自由、美好的渴望，因为“冲过了溪谷”的望，一直在心中激荡。在南京定居时，她先后发表了《月夜在鸡鸣寺》、《听雨》诗两首，以及《悼玮德》、《游日杂记》、《琅玡山游记》、《家》、《南京的骨董迷》等散文，其中《游日杂记》是她在1935年9月，应侨居在南京姆姐的邀请，赴日旅游时创作的。此文原名《去看日本的红时》，发表在1936年的《宇宙风》半月刊第十四期上。她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含有朦胧、忧郁的色彩，在表现形式上多少流露出唯美主义的倾向。

抗日战争爆发后，方令孺到了重庆市。1939年至1942年任重庆北碚区国立编译馆编审。1942年，她正式辞去编译馆的职务，1943年后迁来北专任复旦大学大学中文系教授。这时期她紧密靠拢地下党组织，团结在洪深、靳以等进步教授的周围，同情和支持民主革命斗争，积极声援爱国学生运动，成为抗战时期复旦大学著名的爱国民主教授之一。方令孺最早的散文集《信》1945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49年后被选为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在日寇侵华的战乱时期，迁校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曾连续发生过几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在复旦校园内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方令孺始终站在民主与进步这-边，带头签名抗议，与复旦大学陈望道、洪深等其他民主教授紧密团结、战斗在一起。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她随同复旦大学复员回到上海。迁回上海后，学校内部的民主革命力量与反动特务之间的斗争更加尖锐剧烈。方令孺一如既往地坚定地站在支持正义的立场。1947年元旦，为抗议美国军队在华暴行，她与复旦其他三十七位教授共同发表了《正告美国政府意见书》。1947年3月8日，在上海的大学教授共六十六人联合发表“保障人权宣言”，复旦大学在宣言上签名的有周谷城、洪深、张志让、陈望道、方令孺等三十九人。这个宣育旨在响应北乎的大学教授抗议中国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进步人士。四1948年6月4日，全国各界进步人士共二八二人签名抗议美国积极扶植日本复兴，复旦大学有方令孺等十九位教授在上面签了名。同年，她由张志让介绍参加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大教联组织。随后，她又积极投身到上海文化教育界组织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行列中去。

1949年5月27日，上海刚解放，她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解放前后的一夕》这篇散文。1949年9月，她应邀赴北京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1950年年底，她接连写下了《母亲的话》《热爱祖国的人》《寄》三篇文字。

1950年，方令孺出席了上海市市妇女代表大会，当选为上海市妇联副主任，担负起领导解放初期上海妇女运动的责任。接着她又参加上海市文联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上海市文联委员。不久她又先后出席了第一、二两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她还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3年2月，方令孺作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妇女代表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出席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在归国途中又访问了莫斯科等城市。回国后，她向上海各界妇女姐妹作了认真的传达，并写下了《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厅上》，《我们经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诗文。同年5月，她在出席了全国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之后，写下了《象鲜花一样的姐妹们》，热情歌颂战斗在祖国各地各条战线上的英勇姐妹们。

1956年，方令孺向党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在申请书中，她真诚而又坦率地向党组织回顾了自己所走过的那段漫长而又艰难的历程，表明自己对入党愿望的迫切心迹。不久，她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7年是方令孺加入党组织的第二年，一场反右派斗争的风暴在全国席卷开来。一年后，运动刚告一段落，她就被调离上海，前往杭州市出任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1958年至“文革”前，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在“文革”中，方令孺受到冲击。1976年9月30日，方令病逝，享年80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方令孺平反昭雪，举行了追悼会。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方令孺散文选集》。

参考资料

在散文题材的选择上，早年的方令孺局限于个 人生活经验，无法获得新的突破。可是在文体的选择上，方令孺却显示出极强的开放性，她敢于尝试不同文体。在时代主流的无形制约以及自身的有意迎合双重因素之下，方令孺最终如愿融入时代大潮中，创作 上也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她不再写个人的情感，转 而写新的社会生活，甚至直接高唱赞歌，完全失去了早年创作的私人性特征。解放后的方令孺在散文中毫不讳言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军队的高度赞美以 及对新生政党和新生制度的喜悦等，对于自身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时代地位的变化，她表现出极端的兴奋，甚至直言：“把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 ”。

方令孺的散文创作在解放前后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创作风格的差异性显示了方令孺在时代生活中从个人走向集体、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转变。自80年代以来海内外出版界发行了三种版本的方令孺散文集，文集的不同版本也体现了社会历史语境和文艺时空对于文本价值功能的要求和规范，以及对于创作者角色身份的价值期待。

方令孺在诗歌创作中大胆借鉴、移植西方诗体、诗行、韵律和题材。其诗歌体式移植西方十四行诗的变体十六行体，诗行排列选用法国立体派的压行式，韵律借鉴意大利彼特拉克体的抱韵格式，在题材选取上极力模仿英国维多利亚中后期诗人克·罗塞蒂的诗歌。方令孺在诗歌艺术形式上所作的有益尝试，较好地践行了新月派“三美”主张和“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方令孺在新诗创作中对西方诗歌艺术形式的大胆借鉴和实验，为丰富新诗艺术形式以及构建新诗理论做出了一定贡献。

参考资料

很多人说方令孺是清代方苞的后裔。方令孺好友赵清阁这样写她:“她不愧是清代桐城文宗方苞之后……”(赵清阁《明月伴诗魂--忆念女诗人方令孺》，收人《长相忆》，学林出版社)方令学生、复旦大学教授吴中杰在《复且的新月--记余上和方令先生》(《海上学人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文中，也有这样的说法:“清朝初期桐城派三位开创者之一:方苞，就是她们的祖上。”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方令孺散文选集》中，龙渊、高松年写的序言也说，方令孺“1897年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诗礼官宦之家，属方苞世族后裔”。1996年，舒芜在《我非方苞之后》(《舒芜集》第八卷)一文中这样写道:“桐城有三方:桂林方、鲁方、会宫方，同姓不同宗。方苞是桂林方，我是鲁谼方，不是一宗。”2002年，他的《舒芜口述自传》出版，又一次提到了这一点，说:“……只晓得我们'鲁洪方’宗族的享堂一直在那地方，不像桐城那些大姓，都把聂氏宗祠建到县城里，像桂林方’的方氏宗祠就很堂皇。我们连祠堂’也没有，只有'享堂’，而且还在乡下。可见我们是小姓，过去讲起来好像还有点掉面子。"桂林方，取“折桂登科如林”之意，被称为县里方、大方，方以智、方苞等皆出此支。

关于方令孺是否为方苞的后裔，目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一方面有文献和资料支持她是方苞的后代，另一方面又有方家后人的直接否认。因此，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

方令孺的文坛地位不仅体现在她的作品和创作上，还体现在她与众多文学名人的交往和互动中。她与徐志摩、沈从文、陈梦家、梁实秋、丁玲、老舍等颇有往来，被巴金尊为大姐。她的文学造诣和才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尊重，为她在文坛上赢得了崇高的地位。

方令孺曾长期淡出文学史。 然其早期诗歌在吸纳现代西方文学因子的同时又坚守本民族文化传统，在现代中国文坛产生了独特影响。20世纪初，方令孺与新月派主将闻一多、徐志摩、陈梦家携手并进，为推动中国新诗发展，不遗余力地从西方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中汲获养料，并且方令孺积极呼应并发展新诗理论。

方令孺“是一个入骨的女诗人”，文史学家常任侠则说“方令孺的风度和她的诗句一样高华典丽”，方令的美貌与才情并艳，但是她的婚姻很不幸，尘世不曾给她更多的幸福，她却惊诧过周围的一片世界。（中央大学教授徐仲年评）

陈梦家称赞道: “令孺的《诗一首》是一道清幽的生命的河的流 响，她是有着如此样严肃的神采，这单纯印象的素 描，是一首不经见的佳作。”

蒋碧薇评价方令孺和她的丈夫陈氏：“陈有一副科学头脑，思想缜密，做事有条不紊，最重秩序，方则大而化之，一副‘名氏’派头”。

巴金评价方令孺“是一个善良的人”，为她的才华不能施展而惋惜，为她晚年凄凉的日子深表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