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纲（1905年—1993年），河北省乐亭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中国国民党军内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41年参加新四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历任新四军军部高级参谋、福建省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福建省交通厅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1993年3月18日，王兴纲将军因病去世，终年88岁。

1905年，王兴纲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平津后，商震担任河北省主席兼河北剿匪司令。商震在北平黄寺创办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后迁太原市。中共北方局军委张兆丰、薄一波派谷雄一到该校开展秘密活动，经过4年工作，发展了近百名中共党员。同年王兴纲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战败后，商震整编山西省军队，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及指挥部人员数百人编入新组建的国民党陆军第32军，其中中共党员80多人，负责人是王兴纲，当时他是32军副官处副官，主管人事工作。王兴纲以同学会名义开展地下工作，负责和北方局军委联系，并发展了一些党员。

1940年，32军为陈诚掌握，王兴纲不得已离开32军。王兴纲到解放区后，历任新四军军部高级参谋、华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兼山东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叁野后勤运输部政委。王兴纲和陈锐霆是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的同学，毕业后一起到32军任职。

1935年，陈锐霆在国民党南京炮校学习，放暑假时与王兴纲在天津市朝夕相处，他向王兴纲提出了加入中共的要求。

1937年，陈锐霆被批准入党，王兴纲是他的单线联系人。王兴纲曾两次带陈锐霆到新四军南昌办事处汇报工作。

1941年，陈锐霆担任中国国民党军团长，其所在部进犯解放区，王兴纲秘密来到陈锐霆团，恢复了与陈锐霆的联系。以后王兴纲派来联络员，陈锐霆向他表达起义的决心。陈锐霆团后举行了起义，陈锐霆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王兴纲历任福建省交通厅厅长、政务院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总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

1981年11月，王兴纲被增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76岁的王兴纲经中央军委批准离职休养。

1993年3月18日，王兴纲将军因病去世，终年88岁。

1955年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他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在河北省保定市第二师范学校，有两位青年学生：一位是河北省安国县的谷雄一，另一位是河北省乐亭县的王兴纲。他们两人都是1905年4月出生，同庚加乡谊，使他们在学校里互相帮助，亲如兄弟。1923年，在中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他们广泛地团结同学、老师，带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割据混战的革命活动。

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商震于1928年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他在北平德胜门外的黄寺大院创办河北省军事政治学校，并亲自兼任校长。王兴纲在23岁时报考进入了该学校。

中共北方局军委张兆丰和薄一波两位领导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派遣中共党员谷雄一进入河北省军事政治学校，开展地下党的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抓军队工作。

谷雄一在河北省军事政治学校担任区队长，他与张兆丰首先介绍王兴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谷雄一和王兴纲紧密配合，在学生中秘密发展党员，很有成效。经过几年的努力，在第一、二期约1000名学生中发展了近百名地下党员，学生毕业后，全部被分配到了商震的部队中任职。

按照党的指示精神，谷雄一于1931年在华北地区创建和发展革命武装，组织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及河北省西部山区的阜平革命根据地，在华北地区树立了第一面工农武装的旗帜，但因敌人诈降英勇牺牲，年仅26岁。

1931年，商震正式组建第三十二军，自任军长。于是，大部分地下党员都转移到了第三十二军。

谷雄一牺牲后，第三十二军地下党的工作即由王兴纲领导。他的公开身份是第三十二军军部副官处中尉副官，主管人事。王兴纲办事认真负责，足智多谋，胆大心细而又沉着冷静，任劳任怨而又谦虚谨慎，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都搞得很好，深得商震的赏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王兴纲积极联系同学董哲（地下党员，抗日战争期间任营长，负伤不下火线，壮烈牺牲）、贾耀庭（地下党员，抗美援朝战争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军械处处长，已病故），以及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第二期同学陈锐霆、王启明等，以同学会的名义，从事地下活动，对上则由王兴纲负责同中共北方局军委单线联系。

王兴纲从1931年起在三十二军中从事地下党工作达10年之久。10年中，王兴纲审时度势，坚定、冷静而巧妙地团结商震及其所辖部队，使之将主要力量投入抗日战场，并为发展壮大党的地下组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0年初，商震赴衡阳市接替陈诚出任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校副官王兴纲因中共党员的身份暴露，不能随之前往，商震不得不准其辞职。后来抗日战争第六战区撤销，商震奉调重庆市，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二级上将，并兼任外事局长。此时，王兴纲已不在商震身边任职，但由党组织派遣，也到了重庆，仍以商震的老关系为依托。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王兴纲在重庆小龙坎开了一家名为振英的小茶馆作为秘密联络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王兴纲在重庆期间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安排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周思诚一行奔赴延安市。

周思诚曾担任商震部队的参谋长、旅长、师长、教育长等职，官拜中将，是国民党中一位资深的高级将领。他曾长时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担任高级教官，国民党中的高级将领唐生智、张治中、傅作义、白崇禧、陈诚等，都是他的门生。早在1933年，王兴纲在商震的三十二军军官教导团发展中共地下党员时，就将周思诚列为发展对象。

1940年7月28日，王兴纲接周恩来电示：“约周思诚、封致平（中校，即封景光）、马骥（商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集团军总部参谋，即马千里），速到重庆市会晤。”

在王兴纲的安排下，周思诚一行从桃源县第二十集团军总部秘密出发，1940年9月6日抵达重庆市。同王兴纲的地下联络站——重庆小龙坎振英茶社取得了联系。9月18日，由王兴纲陪同，周思诚、封致平、马骥前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会见周恩来，在场的有叶剑英、边章五等。周恩来拉着周思诚的手走进客厅，谈笑风生，如叙家常。周恩来还同大家在食堂吃了晚饭。临别时嘱咐说：“到延安市工作后，希望各位为我军发挥各自的特长。”

1940年11月20日，周思诚、封致平、马骥由重庆市顺利地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亲切接见，周思诚到延安后，同“延安五老”生活在一起，关系很是融洽。董必武还写诗说：“宁在延安吃红薯，不在南京当中将”，赞扬周思诚到延安参加革命的正义运动。朱总司令亲自将任命周思诚担任中共八路军总参议的任命书当面交给了周思诚。1943年9月，经叶剑英、边章武介绍，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周思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王兴纲在抗日战争中陆续输送往延安市的中国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就有10多人。

1928年，国民党高级将领商震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他在北平德胜门外的黄寺大院创办河北省军事政治学校，并亲自兼任校长。王兴纲在23岁时报考进入了该学校。而中共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派遣中共党员谷雄一进入该学校，开展地下党的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抓军队工作。

1931年，商震正式组建第三十二军，自任军长。大部分地下党员都转移到了第三十二军。同年谷雄一因敌人诈降英勇牺牲。此后地下党的工作即由王兴纲领导。他的公开身份是第三十二军军部副官处中尉副官，主管人事。

商震对于王兴纲的所作所为时有所闻，但他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感佩，以至对王兴纲的一些传闻总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有时甚至暗中加以保护，商震不仅对王兴纲是如此，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及其他地下党员亦然，在这段时间，有几件事情是值得特别一提的。

第一件事是，王兴纲为了便于同中共北方局军委联系，在北平市秘密筹办了一个地下电台，由于走露了风声，被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何应钦获悉，何应钦当即给商震写信，指名索要王兴纲。商震委婉地给何应钦写信说：“此事待查清后再向你汇报。”这件棘手的事就这样被商震巧妙应付过去了。

第二件事是，1936年，王兴纲在河南省开封市开了一家书店，以掩护地下党的活动。此事引起了中国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特务机关要查封书店，抓捕王兴纲。幸好王兴纲闻风及时走避，特务的图谋没有得逞。事后商震对王兴纲说：“你开书店卖书是可以的，但何必要卖那些招惹是非的书刊呢！”王兴纲问商震：“是不是要将书店撤销？”商震回答说：“你可以卖些古典书籍嘛！”于是这件事在商震的庇护下不了了之。

第三件事是，商震的三十二军总是避开与工农红军对阵。1936年2月，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从陕北地区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省，准备开赴河北省抗日前线，遭到阎锡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三十二军也在被调集之列。面对蒋介石的调令，商震感到左右为难。王兴纲当即献策说：“听从调令，见机行事。”听了王兴纲简短的话语，商震马上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在会议上，商震以隐晦的语言说：“将来我们同日本定有恶仗要打，这次奉命调入山西，不必过分认真，要注意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损失。”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三十二军中影响很大，广大官兵原本就不愿打内战，加上商震授意，于是，遇到中国工农红军，便不予交锋，商震部一四一师七二一团当时正驻扎在红军必经之地，该团一营营长王启明、副营长刘玉昆，均是谷雄一、王兴纲秘密发展的中共地下党员，遇到红军，即故意让开道路，让红军顺利通过。商震所部的一四一师有几百名官兵在地下党员的率领下，携械投奔红军。

“西安市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紧急调兵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企图趁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同日本妥协。当时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二军军长的商震，对“西安事变”没有立即明确表态。第二天，他单独召见王兴纲询问他的意见。王兴纲摸准了商震不赞成打内战的心思，沉思片刻后含蓄地表达了“不宜明确表态”的意思。

次日，商震奉命参加由何应钦主持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与会的中国国民党将领大都主张兴师讨伐，而商震却一言不发。何应钦问商震什么意见，商震只是说：“我听从上命。”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此，商震感到十分高兴，并当面赞扬王兴纲在紧要关头，对重大问题给他出了好主意，当了好参谋。

1939年1月，商震被任命为国民党洞庭湖区警备司令、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在商震赴任之前，王兴纲欲向商震辞职。商震诚恳地挽留说：“王副官！你不要看咱们把军队交出去就算完了，比如一棵柳树，砍掉了树冠，以后发出的枝条会更加茂盛，你还是随我一起去湖南省吧！”商震的一席话把王兴纲说服了。王兴纲打消了辞职的念头，跟随商震一同到了湘西桃源驻地。

在此期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王兴纲领导下，在商震部队中发展很快。有人对商震说：“王兴纲是共产党员”。商震斥责说：“他是共产党也不会坑我啊！”此后也就没有人再提及此事。

1940年初，商震赴衡阳市接替陈诚出任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校副官王兴纲因中共党员的身份暴露，不能随之前往，商震不得不准其辞职。王兴纲后由党组织派遣，到了重庆市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7年5月，商震被派往日本担任“反法西斯同盟对日本管理委员会”中国代表。商震不再对蒋介石集团抱持幻想，于1949年3月毅然辞去了职务，在日本留居下来。

商震身在日本，心系祖国。1974年9月和1975年9月，商震应邀偕夫人两次从日本回国访问，受到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和宴请。商震在全国各地会见了许多亲朋故旧，并且单独会晤了王兴纲。当商震了解到，有三位曾在三十二军中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被授予少将军衔时，极为兴奋地说：“亲眼看到我当年的学生在新社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建功立业，感到由衷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