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少年建国社和孙文主义大同盟发起人之一。后因广州黄埔军校组织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乃改为中山主义大同盟。但中山主义大同盟中人，还认为很合口味。

五四运动中重要的参与者，但随着国民政府的土崩瓦解，跟去了台湾。

廖维藩：中国台湾第1立法委员。1925年毕业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五四运动时期，少年建国社和孙文主义大同盟发起人之一。

少年建国社 发起人为郭春涛、邓飞黄、廖维藩、王文彬(建文)，李世军、左宗彝、范体仁等。其宗旨是拥护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反对北洋政府及其所依靠的帝国主义，力争在北京的集会、结社和言论出版自由；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并为其实现而奋斗。吸引会员一百五十余人。后因王文彬(湖南人，北京大学学生)与郭春涛争地位，而范体仁又因京汉路“二七”罢工案被捕，郭春涛等又另与于振瀛、李诚之组织孙文主义大同盟，此社便无形消灭。

孙文主义大同盟后因广州黄埔军校组织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乃改为中山主义大同盟。这个同盟是由八个青年发起的，即郭春涛、邓飞黄、李诚之、于振瀛、李世军、延国符、廖维藩、王炳钧，后来加入者有王立哉、范予遂、黄少谷(湖南人)等二百余人。他们是拥护当时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委员丁惟汾和北大教务长顾孟余的。他们每星期开会一次，常请顾孟余讲演“马克思列宁主义”。顾是卡尔·考茨基的学生，其所讲的一套，乃是当时修正主义的理论。顾曾在《前进周刊》上发表一文，题目是“为什么不是阶级”，极力否认中国社会有阶级存在，实在是反马列主认理论。但中山主义大同盟中人，还认为很合口味。这个同盟虽然口称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实质上是企图在北京与中共和青年团争取青年，培植力量，以争取成为下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进而猎取中央委员。(后来郭春涛、李世军果取得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而郭春涛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山主义大同盟盛极一时。后来大部分人加入汪精卫的改组派，并同时为冯玉祥服务。

严怪愚（1911-1984），邵阳东乡（今邵东市九龙岭乡）人，1939年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日伪汉奸政权。严不顾蒋介石的禁令，写了一篇题为《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消息，率先在邵阳市《力报》发表。

国民党当局对此大为恼火，命令邵阳警务司令部于1940年4月13日查封了《力报》，尔后，又逮捕了总编辑康德、主笔冯英子和采访主任严怪愚。在舆论的压力下，将冯和严交保暂释。严怪愚出狱后，即赴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耒阳市，找国民党省党部书记廖维藩评理。严问廖：“查封命令上说《力报》言论荒谬，究竟在什么地方？”廖维藩胸有成竹地回答：“苏联向芬兰进兵时，你们说不是一种侵略行为，这就是公然为苏联辩护”。严愚马上拿出中国国民党中宣部给各报的指示，大声嚷道：“上头指示说，苏联是我们的友邦，我们不能有得罪苏联的言论，这又做何解释？”廖尴尬的搪塞说，“这个指示，我们省党部没有收到。”严讥讽地驳斥道：“只怕收到了也没有看到吧。”廖顿时语塞，很久才说：“有些事，中央有中央的政策，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苦衷。”这时，严怪愚愤怒说道“请问书记长，我们办报人是遵循中央的政策呢，还是适应你地方政府的苦衷呢？”几句话把廖维藩诘问是张口结舌，理屈词穷，最后不得已下令释放了严怪愚等三人。

[1]新浪 http://news.sina.com.cn/c/2009-04-21/1810176573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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