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1909年10月16日—1970年10月23日），原名范希天，内江市东兴区（原内江县）田家镇赵家坝人，是中国第一位追踪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第一位进入延安市采访的记者，《人民日报》社原社长、著名新闻记者，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幼年时期，范长江在祖父范延馨的教导下，背诵《三字经》《增广昔时贤文》《百家姓》《千家诗》等传统私塾教本。20世纪初，维新思想传入内江，范长江接受新思想。1927年，范长江报考黄埔军校落榜，进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之后，范长江去武汉参军，被调南昌市编人贺龙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失败后流落异乡。1932年秋天，范长江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认为哲学脱离现实，离开北京大学，寻找抗日救国之路。1933年1月，范长江加入朱庆澜主持的“辽吉黑抗日义勇军后援会”。之后，他在北大又组织了“1936年研究会”，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来研究世界大战形势的变化。1933年下半年，范长江开始为北平市《晨报》《世界日报》以及天津市《益世报》撰写新闻通讯。

1934年，范长江先后写出《佛学在北大》《陶希圣与“食货”》《顾颉刚与“禹贡”》《北大研究院所藏明清档案及其整理》等数篇通讯，在《大公报》《晨报》上发表。1935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西北之行，历时十个月，到达四川省、陕西省、青海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区。记述中国西北部人民艰难困苦的生活和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西安事变后，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范长江冒险进入西安城，对周恩来进行采访。1937年2月9日，范长江在延安先后见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人，并于当晚与毛泽东进行长谈。2月15日，《大公报》在登载范长江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范长江投入战地采访工作，先后采访了卢沟桥、长辛店镇、保定市等地，写下了《卢沟桥畔》《血泊平津》《西线风云》等大量的战地通讯，及时地向全国人民报道了前线实况。1949年1月31日，范长江率队接收中国国民党《华北日报》，于2月2日在北平创办《人民日报·北平版》任总编辑。上海解放后，范长江担任《解放日报》社长。1950年1月，范长江回到北京担任《人民日报》社长。1964年，范长江到诸暨市县济阳公社碑亭大队下乡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期，范长江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长期被关押。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受迫害去世，1978年平反。

范长江发表的通讯和报道见证了历史重要时刻，后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新闻文集》等文集。在新闻学理论上，范长江曾提出报纸是政治的工具，报纸具有时代性等观点。周恩来曾评价范长江：“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

1909年10月16日，范长江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田家乡赵家坝（现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赵家坝）。幼年时期，范长江在祖父范延馨的教导下，背诵《三字经》《增广昔时贤文》《百家姓》《千家诗》等传统私塾教本，范延馨为范长江讲述诸葛亮的《出师表》、文天祥《过零丁洋》、岳飞《满江红》等名人诗文，范长江对先祖范仲淹《岳阳楼记》《渔家傲·塞下秋来》等名篇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记忆深刻。20世纪初，维新思想传入内江市，范延馨常向年幼范长江灌输新观念，鼓励他勤奋好学，树立不凡理想抱负，为范长江讲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新文体和“少年强则中国强”等名言。

1927年，范长江报考黄埔军校落榜，进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中法大学重庆分校是吴玉章创办的一所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范长江在这里接受了反帝反封建思想，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之后，范长江去武汉参军，被调南昌编人贺龙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失败后流落异乡。1928年，范长江进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政学校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壤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选择“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行不抵抗主义。范长江认为抗日救国才是出路。之后，范长江离开南京，并在留信中阐明观点合理的教育应当是启发青年的思想，使他们能对宇宙和人生的法则有正确的把握，然后配合着各时代的环境，培养他们服务于人类、国家的能力。同时，范长江宣布他脱离中国国民党。1928年秋，北伐胜利全国一统之际，范长江考入中央政治学校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壤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在这所学校就读时，范长江认识留学德国的罗家伦，师生之间结下情谊。

1932年秋天，范长江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因教授无法解答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铺子里堆满食物穷人却不能吃的问题，认为哲学脱离现实，离开北京大学，寻找抗日救国之路。

1933年1月，范长江加入朱庆澜主持的“辽吉黑抗日义勇军后援会”。一个月后，后援会组织一批抗日物资运往东北地区，范长江以“热河战地记者”的名义随队前往，兼给南京的《新中国报》和《民生报》写战地通讯。运输队出发不久，即在热河凌源与日军遭遇。战斗中，范长江被冲散，躲进大山中，接受蒙古老乡的收留。之后，他徒步横跨热河，从察哈尔省又转回北平市。回到北平后不久，范长江组织“北大学生长城各口抗日将士慰问团”，先后奔赴喜峰口、古北口、冷口、独石口等地，慰劳抗日军队。范长江开始注意起抗日军事问题，他大量收集、阅读、钻研中外报刊上有关军事方面的材料，得出自己的结论：中日间战争迟早要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可避免，二战爆发的时间估计为1936年。于是，他在北京大学又组织了“1936年研究会”，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来研究世界大战形势的变化。研究会由范长江起草并拟定纲领，在北平市《晨报》上公开发表，连载两天，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1933年下半年，范长江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以及天津市《益世报》撰写新闻通讯。1934年，《大公报》社驻北平办事处的记者杨士悼找到范长江，代表《大公报》社约请他写稿，并答应每月付给稿费15元。《大公报》社总经理胡政请他为《大公报》撰稿。当年年底，经过调查研究，范长江先后写出《佛学在北大》《陶希圣与“食货”》《顾颉刚与“禹贡”》《北大研究院所藏明清档案及其整理》等数篇通讯，在《大公报》《晨报》上发表。

1935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西北之行，从天津市乘船到上海市，到达烟台市时开始写通讯发回报社。5月18日，范长江从上海乘民生公司的“民主”号轮船溯江西省上，在家乡四川内江作短暂停留后，来到成都市。范长江在《大公报》先后发表了《塘沽码头》《安东的中国人》《烟台警察枪杀女学生》《浙江政治新动向》《成渝道上》《内江的糖业》等一系列旅游通讯，客观地报道沿途所见所闻，吸引读者。7月1日，范长江离开成都西进，开始西北考察。范长江经江油市、平武县、松潘县，甘肃省的西固区、岷县等地，行程三千多公里，于9月3日到达兰州市。之后，范长江又继续西进至敦煌市、玉门、西宁市转而北达临河区、五原县、包头市，并往返于西安市、兰州等地旅行采访，历时十个月，到达四川省、陕西省、青海省、甘肃、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区。记述中原地区西北部人民艰难困苦的生活和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公开、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踪迹，表达了他对红军的同情和敬意。1936年8月，在范长江通讯发表于《大公报》后，《大公报》将范长江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在中国的通讯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该书首次客观而真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随后他又写了《西北近影》《陕北之行》等多篇通讯。

西安事变后，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为了解实情，范长江从兰州市前往西安，化装成菜农混进城。1937年2月3日，范长江进到城内初步了解事变的经过。2月4日下午，经朋友的介绍，范长江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就西安事变的发生、经过和共产党的主张，以及有关抗日、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和范长江作了交谈。2月6日，在罗瑞卿等陪同下，范长江前往延安市。2月9日，范长江在延安先后见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人，并于当晚与毛泽东进行长谈。毛泽东向范长江讲述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的详细经过。同时，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作了讲解。2月15日，《大公报》在登载范长江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蒋介石看了范长江的文章，内容与自己上午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命令《大公报》严加检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报纸运到延安市，毛泽东查看范长江文章后，致函范长江。继《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之后，范长江又写《陕北之行》《西北近影》两篇长通讯，客观地记述他在西北的经历。同时，还写下《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等约3万多字的长篇通讯，连续在上海《大公报》上刊登，全国人民第一次了解到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了解到真实的中国工农红军。之后，这些通讯与范长江在内蒙古自治区采访后写的一系列文章汇集成《塞上行》一书出版。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范长江投入战地采访工作，为了及时采访报道八路军抗战实况，范长江专程去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找到彭雪枫主任，提出随八路军采访的要求。先后采访了卢沟桥、长辛店镇、保定市等地，写下了《卢沟桥畔》《血泊平津》《西线风云》等大量的战地通讯，及时地向全国人民报道了前线实况。1937年11月8日，由范长江发起，二十余位青年记者在上海创建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上海市沦陷后，武汉成了抗日宣传中心。1938年3月30日，他们又在汉口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并先后在成都、长沙市、上海、重庆市、西安市、南昌市、兰州市、广州市、桂林市、昆明市、贵阳、延安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南洋等地建立了分会，创办了《新闻记者》《青年记者》《新闻战线》《记者通讯》等刊物。同年10月，范长江脱离《大公报》，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39年5月，范长江在重庆经周恩来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时期，范长江与一些记者创办“青记”“国新社”，采写大量战地通讯。范长江参加创办香港《华商报》，担任新华社华中分社、华中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社社长、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1942年，范长江担任新华社副社长。解放战争期间，范长江跟随毛泽东转战南北，是新华社“四大队”负责人。1948年春，范长江进入华北解放区后，范长江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当年9月，在范长江主持下，新的“大党报”人民日报先后20余人组成“华北记者团”，到西柏坡培训，听取中央领导人讲课。根据范长江收集的学员意见和问题，刘少奇作了著名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1949年1月31日，范长江率队接收中国国民党《华北日报》，于2月2日在北平创办《人民日报·北平版》任总编辑。“北平版”停刊后，范长江曾到太原前线熟悉接收大城市的经验，前往上海战役前线。上海解放后，范长江担任《解放日报》社长。1949年10月，范长江回到北京出任新闻总署副署长。1950年1月，范长江担任《人民日报》社长。1964年，范长江到浙江诸暨县济阳公社碑亭大队下乡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范长江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长期被关押。1972年10月12日，沈谱以及范长江孩子给毛主席写信，要求解决范长江的问题，把信送到中南海。10月16日，毛泽东在信上作批示，认为范长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按革命干部对待 。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遗体在确山县的一个井里被发现，死因未知。1978年12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范长江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胡耀邦主持追悼会。

范长江新闻选题与时代相关，为读者提供深层次的信息，回答读者的难题。范长江早期的作品《佛学在北大》《顾颉刚与“禹贡”》《北京大学地质系沿革及其成绩》以及各地的旅行通讯、《中国西北角》系列通讯、《陕北行》等新闻选题，都是读者想知道的重大社会问题，或者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重大问题。1937年前后范长江进行“西安事变”采访交流，到延安市进行采访，见到了朱德、刘伯承、张闻天、林彪等十多位传奇式的共产党名人，并与毛泽东进行长谈。返回上海市后，他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的报道，揭露了西安事变在共产党参与推动下和平解决、促成团结抗日的局面及蒋介石被迫抗战的真相。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战爆发后，范长江作为《大公报》通讯社主任和战地特派员带领战友们奔赴抗战最前线，采写了许多战地通讯。长江新闻选题范围广，涉及面大，从各个方面来表现现实的中国。他的西北通讯内容涉及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教育、交通等问题，讲述了西北社会的全部。他用解剖典型的方法，用典型反映一般，以具有代表性地区的情况来反映整个社会现实。例如，通讯《兰州印象》对兰州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交通、自然条件等各方面状况做了全面解剖，揭露了兰州政治的腐败，“商业的停滞和农工业的不振”“一般人民之生活，自日渐趋于暗淡”等等社会弊端。范长江的新闻选择紧跟时代性的特点，得到后来研究长江新闻通讯写作特色的学者一致认可。

范长江之所以能够写成轰动全国的新闻通讯，除了选题的时代性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长江尊重事实，以事实为据，更新思想、探索真理，让自己的思想走在时代的前列。并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进步思想，审视社会、剖析政局，从而能够选择好的选题，并使作品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具有了长久的历史价值。受到动荡激扬的时局的影响，特别是1925年发生的“五”惨案、广州“沙基”惨案以及四川万县的“九五”惨案等事件的影响，中学时代的长江初步奠定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旨向。在武汉革命中心，18岁的范长江见国民党中央政校招生，报考而中。长江思想上相信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中国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卖国政策让长江陷入思想的苦闷中，在中央党校过了三年的郁闷生活。在这三年，长江听从其姑父伍心言多读书、后成事业的劝告，大量阅读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文艺书籍。他还加强了外国语言的学习。长江注重个人修养，注重择友，紧密关注社会现实。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卖国政策，长江自觉增强了社会责任感。

范长江就列出七大问题，以备研究，使自己的“思想系统化”。其中就包括后来创作的西北通讯。九一八事变后，范长江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真实面目，愤然离开了中央政治学校，于1932年进人北京大学攻读哲学。次年元月，日本侵占山海关区，长江强烈地意识到埋头故纸堆是不能救国的，放弃古希腊哲学的学习，全力投人抗日救亡运动。在发表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作者以思索的笔来记录当时西北概貌，他并没有站在中共立场上去报道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过程，而是以自己的视角来观察、思索、判断中共对于中国未来的意义。正是以这种大无畏的探索精神，继《中国的西北角》后，在1936年“西安事变”后，长江第一次揭露了西安事变的真相，随后赴延安市采访，与毛泽东彻夜长谈，让长江“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思想发生质变，把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告知于天下。范长江不断研究现实，促使自己思想日益更新、成熟，跟上历史发展的轨迹。

情感是写作的驱动力。在长江新闻通讯中，不是纯粹毫无感情的客观报道，而是在行文叙述中蕴涵着浓烈、奔放的感情，有着爱、憎、喜、愁，哀、乐等人生情感。范长江切实忧着人民的忧，乐着人民的乐，苦着人民的苦，悲着人民的悲，绝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在冷眼旁观，使那些苦难消失在冰冷的绝望中；而是通过自己的笔在争鸣、呐喊、控诉，以致他的作品能够在给予读者丰富信息量的同时，调动阅读情感，使读者感情与作者的情感形成张力共鸣，读后回味久久。如“江油市全县，壮丁几尽，老弱亦以之充数”“人烟绝迹，鸡犬不闻”“生于乱离之世，不死于枪炮，亦丧于徭役，哀我农民，奈何无自救之方也。”正是源于这种感受时代的赤子之心，感受生活的火热之心，感受人生的敏锐之心，由深人而亲近，由亲近而达到了自我情感与人民大众情感的水乳交融，最终促使范长江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写作。多年后，范长江在《记者工作随想》中，仍然强调“一张报纸，一个记者，其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

范长江新闻通讯特别是旅游通讯注重新闻写作视角的选择问题。范长江每篇文章视角也有所不同，然从整体上看，视角的“游记”性是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新闻作品的构建以作者对新闻现象的所观、所想、所评为主线，并贯穿丰富的史地知识而成。例如，《川灾勘察记》一文，长江就以其行踪为线，观察为点，细节为血肉、四川省的风俗历史典故为辅勾勒成篇，整个《川灾勘察记》共分十一个小节，是一部“悲剧性质”的旅行游记。作者充分利用观察到的新闻事实，采访到新闻故事、新闻细节，加以平时积累的历史知识，生活常识，在描述四川灾情中合成一体。范长江未进成都市勘灾前，起笔描写历史上成都的富有和对成都的整体印象，随后转笔描述灾情的一个突出现象一一成都街上的公共厕所门上贴着“内有产妇”揭露灾情，继而以评论人笔，用新闻事实点出灾情形成的原因。后而随着作者的旅行考察的视角逐步揭露灾情的严重。仅第一小节，长江就记录了成都东门外、成渝大道、成都南面的龙泉山脉、沱江上游水陆大码头、石桥镇、川北、沱江东行数十里等各地所见的灾情。文章的视角完全跟随着作者的观察的视角、行走的视角写作组成。

范长江认为报纸是政治的工具，新闻工作者不应回避政治，而应该主动地把新闻工作与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关键是谈对政治。报纸是政治的工具，是基本的新闻学原理，中国新闻记者中还没有成为普遍的意识。范长江表示任何一个报纸在实际上也没有脱离政治。私人经营的报纸，有可能没有直接的党派组织关系，而在政治言论立场上，则不可能没有一定的归趋。任何报纸与通讯社，都代表着一定社会势力的利益，绝对没有超社会的事情。只有它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在那时的全社会中是主导的势力，而且在正确的政治主张的条件下，新闻事业才是主导的新闻事业，但是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超社会阶层的存在。范长江明确报纸是政治的工具，新闻工作者必须“不要怕谈政治，不要故意表面避开政治，而重要的在能不违反时代性。”新闻事业为社会各种事业部门中最富于变动性的事业，它不只是迅速的多样的反映时代的变化，而且如果有正确政治认识作指导，新闻工作又是加速推进社会的重要力量。

范长江在指出报纸的阶级性、不具备“超社会性”的同时，又指出在民族问题还存在的世界的前提下，报纸具有时代性。在《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之团结运动》一文《新闻与政治》一节中，范长江论述“报纸的时代性”。范长江表示报纸在根本上有它一定政治态度或趋向的，但是在民族问题还存在的世界，一个正确的报纸，还应有它的国家性或民族性，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在一定时间之内，有那一个国家或民族内各阶级各党派的共同利益，为了全国共同的利益，各种态度及各种范畴的报纸，都应修正其原有态度，一致为此共同利益而奋斗，违反国家或者民族的要求，固执狭义的党派的成见，这是落伍的或幼稚的报纸，不是时代的报纸。同时，范长江指出在当时的抗战形式下，一个不谈战争的报纸，固然不是好报纸。而战争是政治的手段，一个报纸如不能以负责的态度，把战争有关的各种政治问题，切实的报道和指示，也必将因躲避现实，而逐渐为读者所抛弃。在范长江看来，报纸的时代性应是其民族性而不是现在报纸所指的时代性。由上分析不难看出长江思索报纸问题的思维方式。新闻事业是最富有变动性的事业，报纸是政治的工具，报纸在根本上有其一定政治态度或趋向即为新闻工作者要谈政治。要谈好政治，报纸的政治性要受到时代性的限制，服从于其“国家性”或“民族性”。范长江对报纸的认识已经突破了英美新闻学的限制，有其独创性。

范长江认为新闻记者应该具备正确而坚定的政治认识、献身于新闻事业的态度、刻苦耐劳的身体、相当的知识修养和写作能力、比较干练的组织能力、相当的编辑和印刷技能以及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正确而坚定的政治态度对于新闻记者的重要。没有正确的政治认识，等于航海的船没有了指南针。对于记者操守问题，范长江指出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着真理的火炬，在夹攻中奋斗，特别是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在知识问题中，范长江指出新闻记者之所以可贵，除了有正确政治认识与坚贞的人格而外，即要有丰富的知识，这个知识，即要博，又要精。对于新闻记者的技术问题，范长江表示前三个条件，可以说是基本的修养，而运用起来，就要有技术条件，否则可能是学者，不一定是记者，一个健全的记者所不可少的技术，是采访方面。流利的谈话、速记、打字、摄影，和至少一种外国语，在表达方面，写论说、通讯、特写、译电、翻译和演说。在行动方面，骑马、游泳、骑自行车，开汽车，打枪，驾船，长距离徒步，航海习惯，将来最好能开飞机，长江还强调记者应该自我加强学习。

范长江指出，民族解放战争环境要求新闻记者能够对于整个民族存亡所系的战争，作深刻而正确的报道。能够把战争的实况，和战争有关联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现象，迅速地、系统地，周全地报道出来。而战地新闻工作，主要的是发战事电讯，写战地通讯和战地摄影。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战事电讯太杂乱、太抽象。战事通讯分为三类叙述：紧急战讯、说明性战讯以及描写性战讯。紧急战讯的电文“要简短，内容要确实，词意要鲜明，拍发立求迅速。目的在先告诉读者一个大概”；说明性战讯“周全.要扼要，要深刻，电文不妨稍长，要使读者从电文本身得着一个结论，普通人名要说出关系，不熟知之地名，要指出方位和对于有关联的大城市的距离”；描写性战讯是“以局部战争事实，或与战争有密切关系的个别事实为内容，把一点来描绘，来发挥”“要反映深厚的意义”。

战地通讯，就是“比较能报告读者以系统的具体叙述”。范长江批判当时两种流行的战地通讯，第一是战地记者个人生活经历。第二，少数上级军官的描写。作者指出读者需要的战地通讯有两种。第一，战局或一个重大战役或一个问题的详细叙述。这里面不但要有具体周全的经过，而且贵在经过叙述中，有批判的暗示，反映出成败得失的教训，显示出战事和战事有关的问题之前途。这是带有史料性的。范长江写作态度是“要庄重严肃，要慎重下笔，要严守是非曲直的标准。”第二，战场或人物的描写。这类通讯就是就特殊事实充分描绘，以浓厚的情感，流露若干深沉的宇宙和人生的至理。范长江认为当时胡兰畦的《大战东林寺》《神勇斗士廖宝财》和夏衍的《广州在轰炸中》以及秋江的《南口迂回线上》是比较成功的作品。

范长江参加过南昌起义，是第一位报道中国工农红军的国统区记者，抗战中他是活跃在各战区的战地记者。周恩来同志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范长江之所以写出令周恩来同志都为之感念的新闻作品，正是因为他是一名真正出现在战场上的新闻“战士”，他对于新闻细节的描写能给人带来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评）

“新闻先驱”指范长江同志杰出的新闻才能。他是第一位追踪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是第一位真实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的记者，也是第一位进入延安市采访的中国记者。“民众喉舌”指范长江同志卓越的领导才能。（重庆日报评）

从《大公报》的记者，到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以下简称“青记”）的负责人，范长江同志为中国新闻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青记”是当时党间接领导下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职业性群众团体，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先驱、民众喉舌”是“青记”会员对范长江的评价。（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蔡斐评）

抗日战争时期，范长江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前西北艰苦地区，采访写作新闻稿件，吃住都在贫苦百姓家里。范长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最困难的三年以及上世纪整个五十至六十年代，一直坚持节衣缩食。政府曾经分配给他家居住条件较好的“适园”小院，他吟诗表示受之有愧：“适园不负是我家，重重叠叠路径狭。工农遥隔云天外，回望小院味如鸦。”后来，他主动出让自家住房给同事居住，并让自己孩子睡上下铺。政府想要出钱帮助范长江维修房屋，他知道后认为自己住房子维修不该让政府帮助，由他自己的工资支付公房维修费。他还主动申请组织减少发放自己工资。身为部级干部的范长江1964年到诸暨市县济阳公社碑亭大队下乡工作时，与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2009年是范长江的百年诞辰，政府决定以此为契机，在筹建范长江纪念馆，作为对这位新闻巨子的纪念。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于2006年8月19日，还正式作出了《关于同意修复范长江先生故居的复函》的批示。范长江纪念馆位于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正子村，总占地1800亩，其中包括核心区60亩，故居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以及水体面积4879平方米的范长江纪念馆。工程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范长江故居进行修复性建设，并对周边环境进行设计。根据范长江的工作性质，把中心地带的造型定为喇叭形，同时在中心景观上将笔的形态进行变形，将竹捆扎起来，形成笔筒，中心栽种竹子，象征笔杆，再用竹廊连接。西安碑林博物馆和景墙，象征报纸。纪念馆展出了范长江的生平业绩和“范长江新闻奖”历届获奖人的影像和简介。2012年11月，范长江纪念馆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978年12月27日，范长江得到平反，被评价为“杰出的新闻战士”“对于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0年，中国将每年的11月8日定为记者节，选择这一天是为了纪念1937年11月8日，范长江等左翼新闻记者于上海市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

以范长江名字命名的新闻奖也成为中国新闻记者的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是中国记协网和范长江新闻基金会联合设立的优秀中青年记者（包括新闻节目主持人、新闻播音员）的最高荣誉奖，也是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常设的全国性新闻奖。1991年开始评选，现在每两年评选一次。以中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的名字命名，旨在促进中国新闻界学习和发扬范长江献身于人民新闻事业的崇高精神，培养和造就更多的优秀新闻工作者。2005年根据中央关于《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的精神，与韬奋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奋奖。

2009年11月9日，纪念范长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席并讲话。范长江同志的亲属和生前好友、原工作单位和家乡代表、部分老新闻工作者、中国记协网常务理事、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等参加了座谈会，共同缅怀范长江。

2017年6月10日，范长江纪念馆副馆长段瑞明主持范长江故居（纪念馆）座谈会，陈申、乔云霞先后发言，表达对范长江、方大曾的崇敬，乔云霞还向范长江纪念馆赠主编并她写的范长江的书《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和她作编委写有范长江的《中国名记者》第五卷。2019年10月17日，在新闻巨子范长江诞辰110周年之际，范长江铜像揭幕仪式在内江师范学院范长江新闻学院举行。2021年6月7日，“范长江与重庆市”展览馆开馆仪式在重庆工商大学图书馆举行。展览馆展出相关图片、影印件、著作原件、图书、实物等百余件，其中包括全国唯一展出的珍贵史料。2023年8月9日上午，“新时代 新江苏省——2023范长江行动香港特别行政区传媒学子江苏行”活动在南京世界文学客厅举行启动仪式。来自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的24名苏港两地学生一起，开始了在江苏为期一周的实地走访活动。